為什麼智庫不行了_風聞

最近著名的金燦榮教授在一段視頻中説：所以這個地方我對網上的一個批評作個回應。我們這一屆智庫不行，他們都看不懂特朗普。我承認，因為我也屬於智庫成員，我承認我們無能，我們看不懂，但問題是美國人也看不懂，美國人沒有意識到他當選。

金教授是我很喜歡的戰略學者，講話風趣，分析問題深刻。但是這次説智庫有一點膚淺了。智庫不行不是今天不行，也不是中國智庫不行，而是以前就不行，美國的智庫也不行，這個問題跟智庫的組織和研究方法有關。過去智庫出的東西還不太離譜，不是他們行，而是社會處於發展的線性階段，他們的分析方法就顯得不太離譜。即便如此，智庫預測的準確率也不過百分之十幾，這個正確率很難説這個預測是不是蒙的。

説道智庫的研究。我引一段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開篇的一段話：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的這段話揭示了研究戰略問題的核心是研究特殊規律，我們知道事物的運動有其規律，人們認識這種規律先是從特殊到一般，然後從一般到特殊。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首先是從具體事物的運動開始，然後從不同事物運動的具體行動中得到普遍性的規律，提升到一般性的高度，這就是規律。但是規律要使用於具體的事物還有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就是把普遍規律與你要研究的具體事物聯繫起來的過程。這是一個從普遍到一般的過程。問題就出在這個從普遍到一般的過程中。

因為現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得到這個一般性的規律都不是從實踐中這個特殊到一般的過程中得到的，都是從教科書中得到這個一般規律，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他不知道這個一般性的規律是怎樣從特殊性中得到的，他只知道這個一般性的結論，而不知道這個一般性得來的過程，不知道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係也就不懂得如何把一般性的規律應用到具體的特殊的事物的運動中。這是一般書院式的知識分子的通病。當年的“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是這個問題，今天中國的學者和智庫也是這個問題。他們把書上的結論當成“普遍規律”就以為可以按照書本上的結論去做就不會錯，結果必然是在實踐中碰得滿頭包。外國有美國的經濟學家幫助前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幫助俄羅斯經濟體制改革，結果是蘇聯解體，俄羅斯經濟倒退。中國的王明路線讓蘇區損失90%，都遭到嚴重地失敗。

今天的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各種智庫和高校的學者在面對具體的問題的時候，除了到書中尋求答案就不會有其他的方法，在經濟增長面臨下行，需要學者給出解決方案的時候，讓人可笑的是幾十年了都是凱恩斯的基礎設施投資，30年前是這一招，現在還是這一招，就沒有別的招術？除了凱恩斯的辦法就沒有別的辦法刺激經濟了？人家不過是舉了個例，中國學者就真的拿着雞毛當令箭。

當然西方的學者也沒有好到哪裏去，08年金融危機，已經危機了，美國的一個著名經濟學家説：他認為經濟沒有問題。經濟就快崩潰了還沒有問題，當時不採取措施美國的金融真的會崩潰。

這個真的問題就是在學校和教科書中對於特殊性的規律缺乏認識，而這個特殊性才是研究的核心。

台灣的文化學者徐復觀在回憶他在延安的時候與毛澤東交流如何研究歷史，毛澤東真的是那種先知式的人物，跟一個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只要可以有知識的交流他都會興趣盎然地交談。毛講：“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研究歷史要特別關注王朝“興替”之際的歷史，因為一個社會的矛盾在“興替”之際才會暴露出來。這個矛盾在太平時期被各種現象掩蓋，不容易看的出來。現在智庫都生活在太平時代，對於危機感覺淡漠，比如08年的金融危機，學者們在記憶中從來就沒有過。上一次這個規模的危機要上溯到1930年。太平時代的智庫過於習慣於常態的社會，對於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的認識缺乏深刻性。比如馬克思就是在資本主義矛盾激化的時代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寫出了《資本論》。而當代的經濟學家則認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已經被克服了，世界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終結了。結果就是08年的金融危機打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耳光。

第二個智庫的問題是學術問題。現代科學研究採取分工的範式，越來越專業化。但是這種專業化的後果是學者的知識體系越來越專，越來越深，但是也越來越狹隘，缺乏綜合性的知識組織能力。而智庫要做政策研究，這就是一個綜合的工作，這是學院派學者的短板，他們缺乏在多學科複雜關係中把握主要矛盾的能力。他們的優勢是專業，但是劣勢是離開專業以外的知識有嚴重缺陷。學院裏又沒有綜合研究這門課程。智庫工作的核心是組織不同專業，不同觀點的學者進行同一課題的研究，通過對不同的成果進行比較、分析和辯論，最終達成一個比較靠譜的結果。這一點在現在智庫研究體系中是比較缺乏的。

看到的智庫成果很少是小組研究的成果，多數是個體研究的成果，沒有同行不同觀點的交鋒，也沒有看到不同專業學者共同對於一個問題的反覆詰問式的研究，看到的多數都是一個學者，頂多是一個學者的研究小組對於一個問題的結果，沒有觀點和理論的辯論。這樣的研究方法很難得到高水平的結果。

舉一個實例，現在有一些智庫提第四次工業革命，那這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內涵是什麼？沒有具體內涵的概念都屬於學術”耍流氓“。美國人擅長這個，不斷提出新的概念，像什麼”巧實力“，”鋭實力“之類，這是為了爭奪話語權。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我看到的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個記者在2012年提出的，我認為他的概念不準確。第三次工業革命應該是來源於19世紀到20世紀物理學理論的大發現，核心的理論是原子物理及其衍生的物理理論。這是科學研究從常觀到微觀的一次飛躍。經過二次大戰，這些物理學理論獲得了實際應用，影響了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核武器，噴氣機，遠程彈道導彈，衞星，計算機，微電子技術等等都是這次理論發現的技術成果。這次技術革命把人類的活動範圍擴展到外太空和微觀領域，到原子的範疇，這是一次革命性的技術進步。現在説第四次工業革命沒有這樣的理論支持和技術進步意義，只能是一個虛的概念。

現在世界處於什麼狀態？我的觀點是世界正處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聲，具體的根據就是現在技術發展普遍遇到發展瓶頸，就是研發投入產出比例失衡，研發投資成倍的增長獲得的技術性能的提升是百分之30左右。這在邊際理論上是普遍的規律，邊際投資效率遞減。如果這種情況是普遍出現了，而且沒有新興的技術羣替代現存技術帶動經濟增長，那麼就是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聲。

不同的判斷得到不同的結論。如果世界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聲，那麼社會矛盾是越來越激烈的趨勢，這個可以參照193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導致了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導致極端主義興起，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上台，引發世界大戰。如果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前的黑暗，那麼隨着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新的技術結構會帶來新的經濟增長，社會矛盾將會緩和，世界將再次進入温暖時代。

所以對於這個未來趨勢的判斷涉及科學和技術，經濟，社會。不同的判斷採取的對策是不同的。認為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尾聲的屬於悲觀的判斷，那麼就要對即將到來的激烈的衝突做好準備。中美關係肯定是悲觀的，美國的國內矛盾必定外溢到國際政治領域，那麼中國就是美國選擇的敵人。

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前夜的是樂觀的判斷，中美關係可能隨着美國國內矛盾的緩和而不至於發展到敵對關係，畢竟中美對抗對於美國的代價也是巨大的。不同的判斷將導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而錯誤的政策取向將給國家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失敗，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就前後都犯了嚴重的錯誤，最後一次錯誤導致了蘇聯的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