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戰役的制勝點與轉折點（十三）：大結局之經驗教訓_風聞

七、贏在起跑線

關於宿北之戰的殲敵數字，存在各種不同的説法，比較典型的有2.1萬、2.4萬、2.6萬及3.3萬等説法。最常見的數字是2.1萬，即殲敵21534人（其中斃傷8174人，俘虜13360人）。該數字見之於《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役選編（初稿）》，權威性較高，《第三野戰軍征戰日誌》（第104頁）、《華東解放戰爭紀實》（第145頁）、《粟裕戰爭回憶錄》（第421頁）、《戰役戰例選編（第一冊）》（第33頁）等著作中均採用該數字。

陳士榘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過去許多報道説這次戰役殲滅敵人兩萬一千餘人，那是引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山東野戰軍發的戰報統計數字。十六日發戰報時，只殲滅了敵人預備三旅、六十旅及十一師的一部，十六日以後的三天作戰，又殲滅敵人四十一旅、六十九師師部及二七六團一萬二千餘人未統計在內”。[1]

陳士榘所提到的戰報，當系前線指揮部對記者所發佈的公報。戰時出於宣傳及鼓舞士氣等原因，此類公報所列舉的戰果多有浮誇，不能深信。如山東《大眾日報》淮北前線15日下午6時電，稱“由宿遷東犯沭陽之蔣軍十一師兩個團，已在宿遷東北五十里之張圩子遭受新四軍之殲滅打擊，其中一個團已全部殲滅，另一個團亦大部被殲”。該社記者淮北前線16日9時電，據前線指揮所發表的第一號公報亦稱“截至十六日拂曉，我殲滅蔣預三旅九團團部及一個營另兩個連，十一師之一個團及另一個團的大部，共斃傷俘蔣軍二千餘，繳獲山炮五門，迫擊炮三門，輕重機槍三十餘挺”。[2]衡諸當日實際戰況，顯然戰果有所誇大，但如考慮到16日拂曉一縱在曹家集所取得的戰果（俘敵六百餘）未被計入，通算起來誤差尚在可以容許的範圍之內。然而17日下午1縱反擊整11師得手之後，戰果被鋪陳過甚，導致與後來的統計數字出現相矛盾的現象。

新華社蘇北17日夜急電，稱蘇北前線新四軍獲得空前巨大勝利，據初步統計，蔣軍被殲已達二萬餘人。並引新四軍野戰前線指揮部所發表的公報，宣佈已將預3旅、整41旅、整60旅全部及整11師一部全殲，共已殲四個旅，並已有蔣軍俘虜萬人解至後方。[3]《大眾日報》淮北前線18日下午1時電，亦宣稱“總計自十七日下午五時至十時的五個小時內，我軍共殲滅蔣軍達兩萬餘人，大批俘虜正源源送赴後方”。[4]如果這一説法屬實，國民黨軍被殲的總數毫無疑問當高於兩萬餘人，或可達三萬餘人。陳士榘在戰後接受《大眾日報》記者採訪時也説：“總的戰果雖未最後查明，但斃傷俘蔣軍總數至少在三萬人以上，繳獲山炮三十餘門，其它各式炮數百門，輕重機槍也在千挺之數，僅俘虜即達一萬五千人”。[5]

然而，如前文所述，十七日下午至夜間戰果並不如想象之大，整11師大部後撤，整60旅、整41旅亦未全殲，18日凌晨攻擊整69師師部亦未得手，故此陳粟在18日上午辰時給中央的電報中的講法更接近事實：“至此刻為止，已殲滅預三旅全部、六〇旅大部、四一旅一部，並擊潰整十一師一一八旅，俘其人槍五六百，總計俘獲人槍近八千，山炮十餘門，機槍二百餘挺”。[6]由於陳粟的説法與前線指揮部發布的公報相差甚遠，軍委當日覆電中專門就此詢問：“據新華社所接新四軍野戰軍前線指揮部第二號公報謂，已殲滅預三旅、四一旅、六十旅各全部，十一師師部一部分、一一旅與一一八旅各一個團及工兵一五團共二萬八千人，而你們巧辰電則説俘虜近八千人，相差甚大。你們的第二號公報此間尚未發表，究應如何發表，盼告”。[7]

針對陳士榘殲敵3.3萬人的説法，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宿北大戰》一書中提出辨析，認為2.1萬人左右比較合理。[8]筆者對此亦持相類似的看法，唯須注意其它尚有若干不同的説法：

一種是陳毅於1947年1月1日給中央報告中的説法，即：“此次一縱俘六千餘，八師三千、五旅三千、二縱二千、九縱五千（一説千五百，見《宿北大戰》第517頁）、軍直三千、地武俘獲數百名（一説是“軍直及地武俘獲數百名”，見《宿北大戰》第517頁），計在萬六千以上。戰場遺屍千餘具（一説四千餘，見《宿北大戰》第517頁）”，[9]總計擊斃俘虜數字約在23000名以上（按照《宿北大戰》中的數字計算約21000名）。其中俘虜的數字參考陣中日記等材料，似應以《宿北大戰》中的説法為確，即總數約16000餘人。而遺屍之數字，當以陳毅原報告較為確實。如此俘虜加上斃傷的敵軍，總數約在20000餘人。

另一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1958年所編寫的《蘇北——魯南戰役（初稿）》的説法，稱此役“俘虜整編69師副師長以下17500名，斃傷敵整編69師長、第60旅、第41旅、預備第3旅旅長以下6500名。共計24000名。這是我軍一次殲敵三個整旅的創例”。[10]該數字來源不明，其中俘虜大約是初步統計時的數字，故此與最終數字有差異。

最後是三野參謀處 “宿北戰役要報”（1946年12月30日）中的戰績統計，俘敵官兵13872人，斃敵官兵5898人，傷敵官兵6276人，共計26046人。[11]這一統計的俘敵數字與最常見的13360人很接近，但斃傷數則遠過之。然據該戰役要報統計附註可知，在戰役結束時初步統計俘敵一萬七千餘人，與現數字的差別在於：

（1）               地方武裝民兵自衞隊所俘未統計在內；

（2）               在戰場當時打傷俘虜即送醫院未統計在內；

（3）               當時在戰場即時補充連隊未算在內；

（4）               還有一些零星俘虜未統計在內。

該統計中的斃傷數字，附註中説明：“敵人傷亡之統計不確，各部因時間關係沒有確實分類統計”。[12]

由此可知，此役實際俘虜的人數大約在13000人至17000人之間，而斃傷敵人之數字則無確實數字可查。以遺屍千餘具來計算，大致斃傷敵人數字可在5、6千人左右。此役戰果總數大致可以推斷為約兩萬人上下，這與陳毅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説“六九師全部東進計二萬一千餘”大致亦相符合。

華野的傷亡依照戰史的記載為8766人，其中陣亡2191人、負傷6350人，其它減員225人[13]。按照“華東野戰軍部隊歷次自衞戰役傷亡統計表”，參戰各部的傷亡分別是：1縱2470人（其中陣亡740人，負傷1730人）；2縱1372人（其中陣亡264人，負傷1108人）；8師1270人（其中陣亡204人，負傷1066人）；5旅2182人（其中陣亡323人，負傷1859人）；9縱1387人（其中陣亡428人，負傷959人），以上合計8681人（其中陣亡1959人，負傷6722人）。[14]

此役無論從過程還是結果來看，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以華野各部的表現而言，只有8師的峯山攻防戰較為突出。其餘除9縱可以説沒有犯較大錯誤、完成了任務以外，均可以用“好壞參半”四字概括之。1縱本應以主力實施大迂迴的作戰，並有機會一舉端掉整11師的師部，然而由於葉飛過於謹慎，錯失了良機。好在1縱第3旅的個別部隊孤軍深入英勇奮戰，為戰役調整贏得了時間。16日夜1縱重新穿插截斷了整11師、整69師，並於次日堅守反擊，擊退了整11師的狂攻，可以算是將功補過。總起來看，1縱表現只能説是差強人意。5旅此役戰鬥任務不多，傷亡人數卻高達總數的四分之一，“三個團都打得傷了元氣，卻沒有攻下敵人一個村莊，不能乾脆殲滅一股敵人於陣地之內，均繫於突圍中野外殲敵”。[15]2縱的表現也不好，與朝陽集戰鬥相比判若雲泥，先是和9縱溝通不良，丟失了來龍庵陣地，接下來又未能乘整11師所部後撤援救師部之機積極追擊。無論是第4旅攻擊小李圩、或者第9旅攻擊人和圩都曾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此後第9旅雖然攻入人和圩，取得了殲滅整69師師部的勝利，但第4旅卻在曹家集以東無所事事，未能配合1縱、8師抓住整11師。

華野此役以並不佔優勢的兵力、劣勢的裝備、窒礙不通的聯絡與配合、表現不佳的部隊，而竟能斬將擎旗一舉獲勝，究其原因，不能不歸功於運籌得當，在戰役之初就佔據了非常主動的地位，期間雖有波折，但這一主動地位未失，可以説是“贏在了起跑線上”。

首先，此役抓住了整個戰局的中心。沭陽一線是連接華中與山東的關鍵，在運河以東七分區棄守、兩淮撤出之後，這一線日益成為國共兩軍的焦點。國民黨軍如奪取該線，則可以隔斷華中野戰軍與山東野戰軍之聯繫，並予以各個擊破；共方保有此一線，則兩支野戰軍隨時可以合二為一，集中兵力殲敵，即或戰事不利，亦可以且戰且走，無全盤崩潰之虞。故此，陳毅對這一線的得失極為重視。這是陳毅戰略上頭腦清醒、高人一籌之處。與之相較，華中分局的領導人則由於各種原因，對此認識時有反覆。

其次，此役選準了作戰的對象。隨着戰爭規模的擴大，國民黨軍的兵力也正逐步集中，但由於輕視對手，在部署上重點不明確、行動上亦缺乏配合。徐州綏署將主力兵團分成四個方向，以分進合擊的方式實施其戰略意圖，但四路兵團之間空隙很大，難以實現應有的配合。其中宿新兵團又分別以新安鎮和沭陽為攻擊目標，成為一離心的攻擊，給予了共軍以各個擊破的絕佳機會。蔣介石在戰後總結中亦認為：“預備第三旅在新店子方面的正面超過十華里，六十九師全師的正面超過四十華里，而全師只有六個團，配置在這樣寬的正面上當然到處都是空隙，所以匪軍可以隨便鑽進，這可以證明我們指揮官缺乏戰術的修養，沒有作戰的經驗”。[16]

陳毅在12月6日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我們意見以集中力量確保沭陽、殲擊十一師之一路為最好”，這是宿北戰役最初的決心和藍本。此後陳毅未計較不同意見，果斷集中山野主力南下，及時抵達戰地。宿北戰役之能取勝，實肇始於此。

再次，此役在戰役部署上基本做到了集中兵力。“在戰役第一階段中【按：指宿北戰役】，我軍集中了24個團的兵力，殲敵第69師全部及第11師一部，我們24個團與敵6個半旅（共14個團），兵力對比1.7:1，我還不足兩倍的優勢。但在宿新公路方向上，我集中16個團，打敵（預3旅和60旅）4個團，與敵兵力對比4:1。”

由於華中野戰軍主力仍用於鹽城、漣水方向，兵力尚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集中。“這次戰役第一階段，根據當時情況，如能在鹽城、漣水方向上的箝制兵力中，再抽調一個師左右的兵力到宿北地區，則敵第118旅，就可以殲滅大部或全部”。[17]

最後，此役選擇的突破點適當，抓住了國民黨軍宿新兵團佈勢上的缺陷，一舉獲得了決定性優勢。胡璉對徐州綏署的作戰方案進行了修改，實際上是以整69師掩護自己暴露的左翼側，但卻使得整69師的左側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隙，這是國民黨軍在戰役佈勢上的重大缺陷。[18]華野指揮員準確抓住了這一缺陷，是制勝的另一原因。

陳毅在“組織戰役和戰鬥的經驗”一文中，強調“一般成功的突擊方法，是使用一個或兩個堅強縱隊，施行錐形突擊，楔入敵軍之縱深，即大膽從兩部敵軍之間（兩個師之間或兩個旅之間）鑽隙透入，要不被兩邊敵軍的夾擊所抑留，要乘其夾擊未組織前，即已透入其縱深”，“先將敵軍分割，然後將其肢解”。“華東軍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宿北戰役，先以一個縱隊插入六九師與十一師之間，打着六九師師部與十一師師部，是其一例”。[19]

在山野原定作戰計劃中，就是要從國民黨軍左側的空隙中穿插兜擊，但計劃較為保守，1縱的迂迴路線短，主力兩個旅攻擊方向均在五花頂以西，只一個旅被用於新店子至曉店子之線以切斷預3旅等的退路。粟裕到達前線後，對此作了修改，將1縱重心稍向南靠，首先以全力截斷敵退宿遷之路而再由西向東北兜擊之，這一記“右勾拳”才最終成為了真正致命的一擊。雖然中間有所反覆，但戰地指揮員最終抓住了戰機，一舉隔斷了敵兩個整編師的聯繫，達成了各個擊破的目的。

整個戰役的轉折點有三處。一是8師攻克峯山，打開了戰役缺口；二是曹家集之戰，擾亂了整11師的部署，令其耽誤了整整一個白天。而1縱則能將功補過，17日凌晨果斷插入敵縱深之中，且在17日打退了整11師的瘋狂進攻，隔斷了敵兩個整編師之間的聯繫；三是人和圩之戰，雖然初戰不利，但2縱和9縱毫無鬆懈，再次組織進攻，順利解決整69師師部，取得了整個戰役的勝利。這三個戰鬥是戰役的關鍵，任何一個沒有打好，都可能導致戰役走向發生巨大的變化。此役獲勝，奠定了華東野戰軍合併的思想基礎，也為下一步戰局的開拓贏得了最初的先機。（續完）

[7] 《宿北魯南戰役——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編印，1963年2月。第127頁。另，查工兵十五團實際只有一個營（二營）參加了沭陽附近作戰，從該團團長楊嘉彥1947年8月29日向薛嶽所呈報的准予核銷戰鬥損失的車輛（僅損失吉普車一輛）來看，此戰該團損失並不大。參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軍事（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鳳凰出版社，1999年。第384頁。

[18] 戰後徐州綏署對此非常不滿，總結稱：“宿新兵團因變更綏署原定計劃之部署與進路，置重點於右，以致整六十九師左側形成甚大之空隙，而招致重大損害”。參見：《綏靖紀實》，1947年。第82頁。

[19] “組織戰役和戰鬥經驗”，《陳毅同志軍事論文資料彙集》，軍事學院辦公室複製，1979年。第148頁。該文原按語説明“這篇文章大約是陳軍長一九四八年初寫成的，原稿有毛主席批語：‘此件請周先看，看有可採用者否’。文章第一部分曾經毛主席標點、刪改，其餘部分也經周總理看過，並略有刪節”。該文未收入後來出版的《陳毅軍事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