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的式微和勞動的弔詭_風聞

● 譚吉坷德  2018-04-30

十八大以來倡導的人民性是最富中國特徵的現代性。人民性是現代性的最高境界，也是現代性的正確方向。這既是認知問題，更代表着執政黨的利益和立場。十八大以來的“扶貧攻堅戰”和“決勝小康社會建設”實際上宣告了先富帶後富的破產，中國正在恢復勞動神聖的文化並且重建屬於社會主義的勞動倫理關係。

勞動是人類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的活動。“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對勞動精神這一真正的普世價值的敬仰和尊重，是對勞動權利和勞動價值的肯定，是勞動者的精神圖騰。但是不得不説“五一”的文化特徵消失的最為嚴重，很多年來“五一”已經失去了固有的文化意義。

“五一” 已經消失了勞動者節日的屬性。特別對於中國將近3億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農民工和大量的城市底層勞動者來説，節日休息和勞動者權益對他們還是一件無法購買的奢侈品。132年前美國工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八小時工作制”也和他們缺乏必然聯繫，“五一”和他們已經失去了應有的親緣關係。“五一”當然更不屬於那些連勞動權利都已經喪失的失業人員。在“五一”走到人們面前時，它的真正主人卻離此很遠。

“五一”文化的衰敗，使在人類精神世界佔有重要地位的勞動價值判斷也同時走入了邏輯困境。“勞動光榮”“勞動快樂”，勞動是一項為了人類的進步有榮譽感的工作和精神體驗的認知早已成為笑料。今日國民的追求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一個勞動最不光榮的國度。勞動是否光榮，必須由勞動者根據自身體驗來回答而不能被別人代替。一個光榮只能用鈔票衡量的社會，勞動光榮只能是對勞動者最無情的嘲諷。十八大前的社會實踐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遺產和中國勞動的核心價值觀念受到的衝擊無法用現有的意識形態加以修復。

今日勞動者的身份已經成為一個重大懸疑。工人階級已經失去了明確的邊際，誰是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勞動形態的多元化和勞動者的多元化並沒有突破工人階級這一根本框架。但是鄙夷勞動的社會文化使這一框架內的很多羣體都在努力的切割和工人階級的聯繫。當代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事實上這一點並沒有得知識分子羣體的認同。工人階級主體的悲慘現狀令他們十分憂慮。他們努力的掙扎，希望能夠走入富人隊伍遠離工人階級。“教師節”的設立就表明教師這一羣體已經自主的脱離了工人階級。事實上，腦力勞動者同樣面臨着“新三座大山”的壓迫，隨時會墜入無產者隊伍，但這並不妨礙工人階級內部一些羣體的加速逃離。

與此不同的是，有些人卻會努力擠入工人階級，因為他們需要這一領導階級的外衣。正是這個原因，大量身份可疑的“工人階級”進入了那個一年一度的大會，幫助政府行使國家權利。這使人們想起了列寧的那句話：“在共產主義，廚師是國家的管理者，還有工人。可現在呢？坐在議會中的都是土匪強盜揣着美元的億萬富豪。他們應該坐在監獄裏，而不是議會上。他們用改革欺騙了我們！”重拳遼寧賄選是十八大後的一大亮點，，也印證了人們對民主性和廣泛代表性的質疑。工人階級不但不能管理上層建築，連參與的權利也已經失去。在偶爾能看到的工人代表身上，你不會感受到領導階級的氣場，看到的是佔了便宜的卑微和對恩典的感激。

公務員階層也在利用他們的便利加速脱離工人階級，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人民幣服務。他們可以不用通過領導階級和人民的同意，在沒有任何合法程序的前提下用加薪來獎勵自己，而且幅度是GDP的兩倍，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國家統計局每年只統計吃皇糧的工資，工資統計覆蓋率還不到從業人員的百分15%。勞動階層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這樣統計的最大惡果，是誤導決策者制定更不得人心的政策。工人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分化，不同經濟地位羣體都被冠名為工人階級，因為無法獲得基本認同而導致工人階級的失蹤。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有權、有錢、有知識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一定要從階級屬性上去分野也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什麼是勞動居然也成了中國社會的“哥德巴赫猜想”。炒房是不是勞動？教師課下補課是不是勞動？醫生讓只需要一塊錢的病人掏出了100塊錢是不是勞動？把洋垃圾拉到中國是不是勞動？妓女是不是勞動？如果這種“勞動”也是人類第一需要的話，我們將會創造什麼樣的歷史和文明？如果不是，那麼又該如何評價和解釋這種“異化勞動”。人們在潛意識中時常將這些現象排斥在勞動之外，而事實上的制度設計卻為此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和極好的土壤。

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保護是改革開放以來一塊最大的硬傷。中國工人階級特別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動者沒有自己的權利，無論是一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中都是天然的弱勢羣體。改革缺乏社會保障底線的弊端異常清晰。工資是勞動的價值回報，也是衡量勞動是否擁有尊嚴和光榮的砝碼。中國是一個沒有工資制度的國家。根據劉植榮的工資調查顯示，中國的最低收入在世界排名一百五十八位，是倒數第二十六位。對農民工來説，最低工資收入一定是其最高的工資收入。在資本以要素的方式參與分配的今天，如果沒有政府和法律的平衡，勞動的價值只會越來越低廉。資本的目的是積累而不是分配。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社會放任資本主導分配，壓低工人的勞動工資到了天人共憤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1992年到2004年12年間，珠三角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一個最簡單的不拖欠工資，就成了今天中國勞資關係難以逾越的高山。幹活付錢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情，卻要力爭到2020年才能基本解決。四川閬中法院公審違法討薪農民工告訴整個中國工人階級，勞動不僅沒有光榮和尊嚴，反而有入獄的風險。這和當年“國企改制糾紛，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一樣是中國的恥辱痕跡，已經遠遠超出了政治和經濟倫理的底線。

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制定一切政策法規的法理遵循。十八大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效率優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下，鼓勵和保護資本對中國社會的侵蝕。正是當年盲目的經濟市場化製造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和利益集團。政府大力提高資本家政治地位的同時，並沒有賦予工人階級應有的權利。很長時間裏政府與資方牢牢的站在一起，根本無意於超越資產者和自身的利益。社會公平坍塌，叢林法則盛行。在權力和資本面前，工人成為最弱勢、最無助的羣體。正像俄羅斯紀實文學中的那句話“一切都在改革中結束了，資本主義猛烈襲來……”

這一時期工人的名字經常被置換成為“勞工”。勞動不再光榮，不再有尊嚴，不再有應有的回報。勞動只能是失敗者苦苦謀生的生存手段。勞動的積極性就是關心私利的積極性。這是中國社會最嚴重的顛覆性錯誤。這也是中國社會GDP越高，人們越不幸福的原因。中國的兩極分化令全世界驚詫，財富從哪裏來？承擔改革成本的勞動者為此做了哪些貢獻，應該擁有什麼樣的回報，這是當今社會必須回答的問題。老百姓質疑改革不滿政府，就是發展成果被少數人佔有和分配不公平不合理，這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動搖執政根基。十九大關於中國社會“新矛盾”的判斷，直擊了改革的弊端，為勞動伸張了正義。時間會證明這一判斷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很長時間以來官方媒體一直在用公有制條件下的勞動價值判斷向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僱傭工人解釋勞動關係。這一政治悖論和自説自話最終失去了勞動者和全社會的信任。政府無法為勞動者提供保護促使工人只能以上訪、罷工、羣體事件和暴力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地方政府通過損害工人的合法權益為代價去爭取投資和經濟效益。每當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地方政府會毫不猶豫的站在資本方面，通過警察、武警和特警對此進行鎮壓。他們在對待工人的立場上，經常表現得比資方更為堅定。在地方政府的庇護下，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資本的樂園和“血汗工廠”。歐洲資本家在面對工人罷工的時候只説一句話，“你們要罷工，我就把工廠遷到中國去。” 這就讓歐洲的工人階級全都沒了脾氣，只好降低自己的談判門檻。

作為已經淪入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來説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前途在哪裏？未來怎麼辦？在階層固化已經十分堅硬的今天，他們向上的通道已經基本完全封閉。一個將勞動者邊緣化的排斥性體制已經形成。勞動者作為弱勢的邊緣羣體早已不具有整體向核心集團融入的能力。社會保障底線的喪失，經濟改革把老百姓作為博弈的對象。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每一項都會把工人階級洗劫一空，使他們一貧如洗成為最徹底的窮人。工人階級拼命的攢錢使這個社會消失了大部分的消費動力。他們開始仇視改革，因為他們發現每一項改革的目的不過是想從他們的口袋裏掏出那點微薄的積蓄。每一次改革“攻堅”都令他們渾身戰慄，恐懼無比。他們更仇視勞動，他們把勞動看着是自己人生失敗和恥辱的痕跡。他們沒有自己的組織，他們在獨自和全部壓力博弈的時候內心無比空虛。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及其出路，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工人階級和為全體民眾提供共同追求。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基因和本質規定。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夢”、人民性和共同富裕，“矯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這是最符合中國特徵的自我完善，執政黨正在通過這一方式重贏得人民的信任。“決勝小康社會建設”和“兩個100年”的目標都是在打造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中產階級社會，這給中國工人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希望。無論是任志強的剝削理論已經過時，還是鄭必堅的“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都説明鬥爭和分歧仍然存在，清除多年來的弊端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還會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中國正在為“五一”重新塗抹上春天的亮色，勞動也正在抹去臉上的污垢慢慢挺直身軀。勞動光榮的倫理意識正在迴歸，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轉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