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空間放置弱者的尊嚴_風聞

● 譚吉坷德

匹夫之怒，流血五步。

9月1日，秦皇島某超市黑龍江來的46歲的農民工趙廣軍手持西瓜刀殺死了一對老年夫婦，自己也自殺身亡。

起因居然是一個西瓜。據知情人介紹，幾天前趙廣軍賣了一個西瓜給這對老年夫婦，兩位老人吃了西瓜後鬧肚子，就來超市大鬧並要求賠償。趙廣軍為了寧事息人，答應賠償30元，老年夫婦不幹；趙廣軍又答應賠償300元，老年夫婦還是不同意，非要賠1萬元。並且揚言不給就要連罵49天。罵到第五天時，出現了刀光血色的一幕。

趙廣軍有理由感到委屈。他並不是專職負責賣西瓜的，那天恰巧賣西瓜的人不在，他臨時客串賣了個西瓜給這對老夫妻。即使這個西瓜有問題，那對老夫妻在選擇和吃的時候沒有發現，是否也要承擔一些責任。背景資料中沒有介紹趙廣軍的月收入是多少，他同意賠償300元，已經最大限度的表現出了他的軟弱、退讓和委屈。

但是趙廣軍又無法迴避這種委屈，因為他的農民工身份上面有着一個大大的鮮明印記，那就是弱者。這一特徵使他必須忍受，直到被罵到第五天，後面還有44天需要承受的時候，這位被公認為謹小慎微、老實厚道的弱者挺身怒起，用西瓜刀給這一事件劃上了句號。

趙廣軍用自殺拒絕了法律的審判。他在自殺前給母親和妻子分別打了電話。他對母親説，兒子對不起你了，無法再給你盡孝。他對妻子説，對不起你了，沒讓你享幾天福。你把一兒一女好好帶大，我死了也會感謝你。

這一事件並未引起很大的反響，時至今日，也並沒有吸引媒體和人們更多的關注。這和剛剛過去的崑山反殺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兩個案件的殺人者面對對方時都屬於弱者。

叢林法則是誕生強者和弱者最好的土壤。今天經常遭遇歧視和侮辱，被視為二等國民的“新底層社會”的出現已經成為很大的的負資產。沒醫保，沒社保、低收入甚至負收入的社會邊緣人處於一種絕望的狀態。這種缺乏最起碼的安全保障，遇到糾紛天然處於弱勢一方的弱者隊伍到底有多大，是一個很難一下子搞得清楚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底層弱者的暴力更多來源於公平正義的缺失和道德底線的失守。

我不想去評價那對老夫妻，這是社會關係全面貨幣化的胚胎，儘管在我看來這一事件頗有些現代版“楊志賣刀”的味道。當恃強凌弱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邏輯，通過踐踏別人的尊嚴獲得利益已經由經濟模式衍生為道德模式的時候，對於趙廣軍這樣除了暴力之外再無其他手段維護尊嚴的弱者來説，只能將自身作為憤怒的成本。

社會對弱者的漠視，對弱者尊嚴的無視是悲劇的總導演。在“一個西瓜的慘案”中，按照我們現在的社會治理體系，當地的公安、工商、城管、街道辦事處、社區都有義務介入和平息此事，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也是他們吃“皇糧”的理由。由第三方代表社會介入和公正處理此事，維護弱者的尊嚴，最終應該不會是血光迸現。事實上是在這一事件中，趙廣軍在幾天前就有報警，警方稱這是民事糾紛未作任何處理。其他應該在此事中出現的部門和方面更是杳無蹤跡，通通淪為了看客。沒有人會想到，當弱者最後的尊嚴被撕裂之後，被他扯下來踩在腳下的是全社會的尊嚴。

社會關係市場化和金錢信仰的魔力，使一個温良禮讓的鄰里社會變成了一個充滿警惕和敵意的陌生人社會。曾經有過的充滿道德約束力的公序良俗很多年前就已逃離了人們的視野，無法再為戾氣提供化解的温牀。弱者的尊嚴不但得不到法律的支撐，在民規民約中也很難尋找到藏身之處。這一事件中被殺死的兩位老者能為一個西瓜擁有大罵49天的韌性和勇氣，應該不像是高官顯貴。即使這樣，在他們眼裏趙廣軍也毫無尊嚴可言。踐踏弱者的尊嚴並獲得利益似乎已經成了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面對這一種變態的心理優勢，如果在他們的周圍有一點點公義的力量，有一點點倫理道德的約束，他們都應該不會如此猖狂。正是周圍環境對公道正義的迴避，對弱者渴求援助的漠視導致最終的惡果。

社會自我調節功能的喪失，訴求渠道的堵塞，民眾正義感的淪喪是趙廣軍案件的元兇。公平正義、法制倫理、公序良俗哪怕有一點點的光輝照射在趙廣軍的身上，那怕給他的尊嚴留下一點點逼仄的空間，這一慘案都不會發生。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小人報仇只爭朝夕。沒有人會知道老實人趙廣軍在揮起西瓜刀那一刻的心理，但一定是尋找不到同情，面對絕對冷漠的無限絕望。在趙廣軍對母親和妻子連説對不起的時候，是否應該有人對趙廣軍説一聲對不起。

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是東方價值觀的典型代表，是包括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亞洲國家文化禮制的輸出者和定義者。迄今將近3000年前的《周禮》就把和諧當做最高的司法價值來追求，強調通過調解來化解民眾之間的糾紛，建立人道精神的司法制度和中庸和諧的文化內涵。同情弱者是這種司法制度和禮制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底層弱者的尊嚴被踐踏後引發的血案反應出30多年來社會治理結構、價值觀念和交往文化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底層尊嚴的喪失是社會淪陷的顯著標志。就拿趙廣軍來説，他沒有任何資源來抵抗這種淪陷，這幾乎是所有弱者的暴力都具備的一個共同特徵。“弱者易怒如虎,強者平靜如水”，憤怒對大人物來説是技術活，對於沒有選擇空間的弱者卻是唯一出路。當一個沒有資源、沒有機會、沒有未來的弱者最後的一點點尊嚴都被剝奪的時候，用腳趾頭都能想到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面對階層固化、利益固化、機會固化，弱者的抱怨反倒有所減少，這種對社會不公正的默認是一件很危險、很壞的事情。

事實證明，依靠弱者自身來維護自己的尊嚴顯然是不現實的，那是一件倒退幾千年的事情。我們可以連篇累牘的發佈各種高級別的文件來保護企業家的權益，甚至一直討論如何赦免他們的“原罪”，可是對於如何維護龐大的社會最底層的權益和尊嚴，還沒有看到令人振奮的努力和改觀。“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經濟驅動型社會的濫觴下，一個最簡單的不拖欠工資，就成了今天中國勞資關係難以逾越的高山。農民工幹活付錢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情，卻要力爭到2020年才能基本解決。四川閬中法院公審違法討薪農民工告訴人們，勞動不僅沒有光榮和尊嚴，反而有入獄的風險。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弱者也只能是“你不給我一個説法，我就給你一個説法”。底層弱者有尊嚴的經濟和精神崛起，仍然是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極大課題。

給弱者以尊嚴，使其不再成為強勢的奴僕和附庸，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已經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絕非瞪眼説瞎話能解決的大問題。這一問題看似千頭萬緒，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使他們擁有機會，這是弱者自救和擁有尊嚴的唯一途徑。發展和進步來源於人人擁有機會，擁有向上流動的希望和激情，這是國家發展和強盛的第一標誌。大秦帝國之所以能夠混一宇內，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共和性質的封建王朝，帶領華夏族走入新時代。第一經驗就是給每一個人機會。無論你是種田還是去戰場上砍敵人的腦袋都會積累功勳，都會贏得人們的尊重，都會走入上流社會。普惠的機會使人人擁有希望，並由此形成積極向上的社會風尚。不管你是官二代、財二代還是貧二代，尊嚴等值、機會一致。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壓力鍋，而機會就是它的減壓閥。機會就是最大的希望，機會就是最大的權益，維護所有人擁有機會的權力，把每一個人的尊嚴都看作是全社會的尊嚴才是真正的維穩。這既是中華文化的天道，也是中華民族的正道。

趙廣軍用自殺選擇了最終結果。按照“非暴力不死刑”的法律，竊國大盜不會死、腐敗數額驚世駭俗的貪官不會死、生產有毒疫苗有毒食品的老闆不會死，但是趙廣軍必須死，因為除了暴力他一無所有。唐代柳宗元在著名的《駁復仇議》中明確指出，禮的根本作用是為了防止人們作亂。禮制所説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傷呼號而又無法申告，這種情況下采取的報復手段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楊志殺死了潑皮牛二，武松殺死了姦夫淫婦，都沒有被判死刑，秉承的就是這樣的禮法精神。

保護弱者的尊嚴和權益折射的是社會文明的尺度。崑山於海明的反殺案讓人們看到了法律的一絲光亮，這是多年沒有過的事情了。這説明事物正在向好的方面轉化，儘管這一轉化十分艱難。

一切社會事件都是心理因素在社會層面的反應，底層弱者的需求有足夠保障，社會才能和諧。中國傳統文化在人際交往方面特別強調“施”和“報”二字，施報文化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反映的是中國最原始的公平觀念。那種“只維穩不維權”的思維是對這種傳統文化的極大破壞。

請善待弱者，社會要有足夠的空間放置他們的尊嚴。這是社會文明和進步最顯著的標誌。弱者臉上的笑容才是最好的社會環境。弱者獲得的機會才是最大的社會動力。讓弱者擁有資源和機會就是最高級別的維穩。簡單一句話，弱者過不好，人人別想好；弱者活的好，神州皆舜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