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實的前進：牢記改革開放的初心_風聞

      有位遠方的同志對我説：她十五六歲的女兒在網上看到了一些講文革時期湖南某縣殺人事件的文章，很受影響，問我是否瞭解這個事件。       

     我看了看這位同志發來的她們母女倆微信對話的截圖。母親是毛澤東思想的堅決捍衞者，極力否認有這麼一件事，説是敵人造謠，然而在女兒一再亮出的各種資料面前，也有點兒拿不準了，所以才向我這個大學教師來了解究竟是怎麼回事；女兒則顯得有些憤懣，覺得母親和家裏的其他長輩天天向自己説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這好那好，卻根本不瞭解或者故意向自己隱瞞了那個時代發生的這樣大規模野蠻屠殺無辜造成數千人死亡的慘劇——她直接問道：“這樣殺人，不和日本鬼子做的事一樣嗎？”。 

     我回答如下：       

  “此事我在小學時即在一本雜誌上看過。我的有些長輩當時就下放在當地及附近，也曾親歷過。所以當時道縣一帶的嚴重殺人事件，確有其事。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文革中，雖然有“要文鬥不要武鬥”、“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等指示，但社會情況是複雜的：有的地方鬧派性很嚴重；有的地方可能保守派在藉機轉移鬥爭大方向；有些人把階級鬥爭簡單地理解為肉體消滅；有些人借文革發泄私憤，甚至有些地方有些人是藉此來搞封建宗族矛盾等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就可能出現那些情況。     

      這些教訓是很慘痛的，説明要在實際鬥爭中真正理解和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非常不容易的。      作為左派，要實事求是地面對和分析這些問題。不能因此就否定那時的一切，但確實要汲取教訓，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一些、複雜一些，注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分辨能力，注意政策界限，對上級不迷信，對部分羣眾的某些極端傾向要注意引導，注意一種傾向掩蓋下的另一種傾向，能分辨真積極和假積極，不要搞唯我獨“左”，唯我獨“革”，不能借“革命”的名義來營私，也不要被這種人所利用。     

    看得出來，你的女兒有一種你在欺騙她，在向她隱瞞新中國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陰暗面（比如道縣這類事情）的感覺。那麼，怎麼去面對你的女兒進行解釋和教育呢？我向你建議幾點供你參考：     

     第一，要面對現實：道縣這個事情是有的——這個你無需諱言。      

     第二，你不要一味指責你的女兒。她這麼小，能關心這些歷史問題，為那些無辜受害者感到悲痛、憤慨，這是一種正義感，這説明你的女兒是一個心地很善良的孩子。無數革命先輩，也正是因為這樣善良，因為對被侮辱和損害的無辜者的真摯同情，才走上革命道路。這本身並沒有錯，而是很值得肯定的。你一定要把這點和她説清楚。     

     第三，在教育引導方面，你現在可以先指出四點——這四點我想是她比較容易理解的：     

     1.文革我們今天認為是有很多錯誤的一場悲劇，但即便如此，某縣這樣的殺人事件也是不符合文革的本意的。這和日寇屠殺中國人，和納粹屠殺猶太人，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2.任何革命、任何社會運動，不管是正確，是錯誤，最後結局怎麼樣，它越是規模大，影響大，也就越會把各種不同的人捲進來：個人野心家、挾私報復的人、兩面派、投機家、騙子手、無政府主義者和流氓無產者，總是會有的，也總是會利用機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僅僅因為有這些人就否定革命的一切，那就什麼事也幹不成了。你可以要你女兒去設身處地想想：她如果去領導一個團隊去做任何工作，是不是都會碰到團隊裏有自私的人、不顧大局的人、素質較低的人、陽奉陰違的人，甚至從對手一方混進來存心搗亂的人。難道因為有這些人，因為這些人造成了一些亂子，就否定團隊的一切？就放棄自己團隊的目標？     

    3.那些借這類事件大做文章的人，到底是想指出這些錯誤來實事求是地汲取經驗教訓，還是要藉此徹底否定毛主席和共產黨？你女兒轉的那些帖子後面有不同的人發的很多評論，你可以讓你女兒去分析一下各種評論背後的立場，認識一下某些人借這些話題要幹什麼，想一想：按照他們那個想法幹下去、幹到底的話，把中國變成前蘇聯或者利比亞、伊拉克，到底死的人會更多還是更少？    

    

                     （流離失所的伊拉克難民）

     4.要解釋一下：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有些具體事情你可能也不瞭解，而且即使瞭解了，也不一定對她説，這不是隱瞞，不是説故意不讓她瞭解那個時代的某些陰暗面，而是因為她年紀還小，又是女孩子，所以一件事情能不能對她講，怎麼對她講，都要考慮對她身心的影響。比如我們搞法制教育，會講一些犯罪的事情，但也不會去渲染那些殺人啊性侵啊之類的細節。那些事情是真的嗎？是真的。但是為什麼不去詳細講呢？因為對青少年影響不好。要知道一個人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是在感知這個世界，而不是在有意識地思考這個世界——即使成年人甚至哲學家也是這樣，何況青少年——因此我們讓青少年感知到一些什麼，如何感知到這些，這對於他們的身心發展，有着抽象的概念、理論所不可取代也不可消除的巨大影響，也是做父母老師的人不能不相當慎重的。”   

     

     回覆完這位同志，我一直在思考着這件事。     

    我和這位同志立場其實是相同的，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比如她的女兒——能夠認同我們的立場。       但是我想，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今天在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研究工作的人——是不是也都曾經在心底埋怨過：我們的那些前輩當年為什麼不能變得更“乾淨”些呢？他們以及他們領導下的鬥爭歷史，為什麼有那麼多讓我們簡直不知道該説什麼好的殘酷、污穢，甚至簡直就是狂熱、偏執和混亂的地方呢？ 

     

      其實我們都學過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也就是事物的主流和支流的原理，而正確地認識革命運動中的代價乃至錯誤，正要求我們運用這個原理。但是，在理論上抽象地瞭解這個原理，在口頭上不斷地重複它，這是一回事，在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中真正自覺地將其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指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裏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並不是越引人注目的東西，就越是事物的主流。舉個例子，不少人都説《新聞聯播》不夠“真實”，因為説的都是好事；而國外媒體報道的諸如政壇的醜聞、秘密的“爆料”之類才是比較“真實”的東西。但你過一長段時間回頭來看，就會發現其實《新聞聯播》固然有些刻板，卻基本上如實地勾畫了國家發展進步的輪廓或者説主流，而很多一時間聳人聽聞的東西，雖然也是真實的，雖然也曾經讓大家街談巷議，熱鬧非凡，卻像浮萍一樣被歷史的大潮捲走，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西方媒體喜歡把聚光燈對準政壇人物某些私人醜聞（比如克林頓、樸槿蕙），某些“奇葩”言論（比如特朗普），讓這些東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但他們那個社會真正決定性的力量並不在這些東西上。       

     對於建國後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他所發起的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我們如果也僅僅去關注——許多自命為做“學術”、做“歷史研究”的人正在這樣做，也正在誘導別人這樣做——那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也就是某些極端的案例（且不説這些案例究竟是誰製造的），以及那個時代確實大量存在的讓我們今天感到可笑的（至於是不是真的可笑，另當別論）、偏激的、帶有這樣那樣片面性的説法和做法，這或許很能讓我們找到某種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優越感，但卻也很容易讓我們同時錯過真正地理解歷史的機會。     

      而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歷史，我們也就無法真正理解現實。

      還是先聽聽文學家向我們講的一個故事吧：       

     我念初中時的語文課本上有一篇小説《賣蟹》——相信大多數同學也學過這篇課文，如果一時想不起的話，那我就提醒一句，“吃貨”們肯定對那篇課文的開頭印象深刻：       

    “麥黃蟹，豆黃鱉。  　  

     麥子黃梢兒的時候，蟹子頂蓋兒肥。公的滿膘，母的飽籽，肢腳尖裏都是肉。把剛下網的新鮮蟹放鍋裏一蒸，清湯白腦兒，紫蓋紅螯，剁下姜，澆上醋，謂之薑汁蟹，實在是一盤下酒的佳餚。”   

          （蔡明扮演的漁家女孩）

     想起來了吧？   

    這篇小説的作者是山東的著名作家王潤滋同志。在《賣蟹》發表並且名震文壇一年之後，也就是1981年，王潤滋在剛剛興起的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熱潮中，感受到了一種令他不安的氣息，於是他創作了另一篇轟動一時的作品——《內當家》。             

    故事情節並不複雜：    

    解放前為地主劉金貴家趕車的佃農鎖成，從雪地裏救起一個快要凍死的要飯的小姑娘李秋蘭，因為家裏窮得沒柴燒，鎖成把十歲的秋蘭抱在懷裏焐了整一宿，小姑娘才活過來。為了讓這個好不容易活過來的小姑娘能有口飯吃，活下去，鎖成以自己少拿一年工錢為代價，央求東家劉金貴收留秋蘭當了個幹粗重活兒的使喚丫頭，相差十幾歲的兩個貧苦孩子，從此兄妹相稱，相依為命。     

     

            （電影《內當家》劇照：鎖成收留李秋蘭）

      秋蘭在劉金貴家當牛做馬七年，到十七歲時，劉金貴高價把她賣給五六十歲的李掌櫃做小。秋蘭死活不肯，竟然當着東家和李掌櫃聲稱：自己十歲那年就和鎖成睡過了，自己早就是鎖成哥的人了。      李掌櫃自然不會再要這樣的“爛貨”，氣急敗壞的劉金貴用煙袋鍋子狠狠打了秋蘭的頭，打出一道深深的疤。       秋蘭和鎖成一起衝出了地主家，在窮鄉親的幫助下，撘了一個窩棚成了親。從此鎖成外出打短工掙幾個活命錢，不濟的時候秋蘭重新挎起要飯籃子。      

      作者沒有提到，但我覺得也許需要補充的一個背景是：當時江蘇山東等地的很多農村，地主都對佃農的新婚妻子行使“初夜權”。

       有資料記載：      

      1943年12月，陳毅經過魯西南，他的《曹南行》詩稱：“毫邑湯都史所傳，至今豪霸圈莊園。蜀客多情問遺事，居停首説初夜權。”其時，地主尚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山東的中共高層反覆強調“照顧地主利益”，陳毅等人不會刻意醜化地主。據一位“老戰士親身經歷”所寫的作品同樣記述了魯南的初夜權：臨沂張莊有400多户人家，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莊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   

      因此，秋蘭當時説自己已經被鎖成睡了，恐怕還不僅出於不願意嫁給李掌櫃的考慮，她如果不這樣説的話，就算沒有李掌櫃，恐怕也不一定能逃過劉金貴的“初夜權”，不一定能完完整整地嫁給鎖成。

       一位不知名的同志在上述《土改前江蘇山東等地野蠻殘暴的初夜權》的材料之前加上了這樣的編者按：

    土改問題是當今“翻案史學”的重點領域。在某些“民國範兒”眼中，1949年之前的中國農村是一個農民與“鄉紳”和睦共處的社會，地主都是農村的勤快人、大善人、文化人。而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土地改革是調動一些妄想不勞而獲的地痞流氓無賴來搶奪勤勞優雅的地主的財產，用“階級鬥爭”理論人為撕裂幸福和諧、充滿儒家傳統社會“倫理”的鄉村社會，在“暴力土改”的過程中讓農民交納投名狀進而死心塌地地幫助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奪取政權(見秦暉的相關論述)。事實如何呢?

 　 ……在當今某些學者的土改敍事中，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和殘暴被選擇性地忽略掉了，無數農民被地主打死、逼死，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的事情從來不會進入他們高貴的法眼。這樣，土改就變成了一場失去“人性”，破壞了“儒家傳統倫理”的毫無來由的“暴力”行為，the r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就變成了一場楊白勞、喜兒這些“喪失人性”的“地痞流氓無賴”打敗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這些“大善人”的歷史。     這種所謂的“新史學”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幾千年階級社會留下的壓迫者的歷史觀。就像所謂的“儒家傳統倫理”不過是地主霸佔農民初夜權的遮羞布一樣，壓迫者總是要把自己對勞動者的統治合理化、合法化。“最後的貴族”章詒和曾把自己經歷過的三個時代稱之為“天堂、地獄、人間”，貴族們懷念的天堂恰恰是勞動者的地獄。      

      這些話我覺得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1947年，當地解放了。劉金貴逃亡，他的房子在土改時被分給了鎖成和秋蘭。秋蘭成了鎖成這個新家的“內當家”。  

      可是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地主劉金貴要以“愛國華僑”的身份從日本回老家探望了。

          

          （電影《內當家》劇照：劉金貴回鄉）

       急於給劉金貴留個好印象的縣政府孫主任趕到鎖成家，阻止他們在自己院裏打機井，並且弄來一大堆傢俱要給劉金貴看個排場。   

      鎖成和“內當家”秋蘭都不禁感到困惑了：劉金貴要回來了，這家裏的一切就不由得我們做主了？這還是咱自己家嗎？莫不是地主真的回來要變天了？還是讓共產黨請他們回來變天的？   

      

        （電影《內當家》劇照：秋蘭的困惑）

        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描寫：             

      內當家下意識地抬起手，按住額角。手掌下面，隔着一層花白的頭髮，有水煙袋留下的傷痕。它今天好像還在隱隱作痛。別人能忘，她不能忘，那過去的仇恨……

　　她朝家裏走。她不由得抬起頭，看那青磚黑瓦的高門樓。她在這裏面生活了大半輩子，過去是丫頭，現在是主人；過去窮，現在也沒怎麼富。可苦瓜甜果兩樣滋味！那一天，她捂着血淋淋的額頭衝出地主家的大門，窮鄉親幫她搭起一間小窩棚。在那裏面，他們成了親。新婚第二天，男人去打短工，她又季匯起要飯籃。她覺得舒心多了，家好賴自個兒當了。四七年解放，鬥爭了劉金貴。農會主席（現任党支書）領着他們一家，來到這大門口，説：“從今往後，這屋就歸你們，是你們用血汗掙下的！這輩子住不爛，傳給兒孫後代！……”她撲到黑漆大門上，上下摸着，哭了。往後，不管世事多麼亂，她從沒想到過，誰能把他們的屋奪去。四八年國民黨重點進攻，還鄉團回來倒算，有人害怕，把土改果實退給地主了。她不退，殺也不退！好在劉金貴識時務，沒敢輕舉妄動。國民黨敗退的時候，他們父子隨着走了，先到台灣，又去國外。六四年，台灣派小股武裝在沿海登陸。鎖成睡不安穩，她説，怕啥？天能塌下來，共產黨的龍墩也倒不了！她鐵了心。可這回是怎麼個景兒？地富的帽都一風吹了。説起來，也該吹，壓這麼多年了，好些人也改造了。可聽孫主任那話味兒，這像共產黨的意思麼？…… 

　　內當家覺得腦瓜子又熱又脹，回到家，沒顧上看井，一頭栽在炕上了。鎖成慌了神兒，又要找醫生，又要燒綠豆湯。老婆説：“蒼蠅蹬一腳，咋乎啥？過來給俺捏幾把就中。”鎖成雙膝跪在炕上，拇指個“八”字，在老婆額前推拿起來。 

        （電影《內當家》劇照：秋蘭和鎖成的議論）

　　晚上，老支書來了。內當家心裏一熱，落下淚來：“他大伯，真要變天麼？”

　　老支書點上一鍋煙，笑呵呵地坐在炕沿上抽：“秋蘭，你這剛性人，怎麼也説這沒筋沒骨頭的話？” 

　　鎖成在一邊給老婆打邊鼓：“唉，俺內當家説的是，這年頭又該有錢有勢的人打腰囉！” 

　　“你呀鎖成，小廟的鬼！啥打腰打腚？還不是共產黨的江山！” 

　　鎖成説：“像孫主任那號共產黨呀？哼，俺不賓服！” 

　　老支書笑問道：“那你昨天咋不跟他論理？” 

　　內當家瞪了鎖成一眼，説：“他呀，鍋台後的漢子，見不得人！”

　　老支書看着漲紅臉的鎖成，哈哈大笑。 

　　內當家不笑，很認真地問：“可孫主任也是頂着共產黨的名兒下來的呀？” 

　　老支書沉思地抽着煙。煙鍋裏嗞嗞響，燒得通紅，“問得好啊，秋蘭！這些年，就是這些頂名兒的把咱們黨的威信抖落低了，説話辦事兒老百姓不那麼放心囉。這號人哪，都是氣象大學畢業的，聽見風就是雨，看見閃就是雷！……別看他們咋乎老百姓吹鬍子瞪眼挺有能耐，其實呀，都是些空心蘿蔔！他們説的話辦的事兒，不能記共產黨賬上！鎖成，你説呢？” 

　　“嗯，嗯，這話公平，服俺心。” 

　　內當家咬着嘴唇尋思，不吱聲。 

　　老支書磕磕煙鍋裏的灰，笑着問：“秋蘭，你説呢？” 

　　內當家抬頭一笑：“那，明兒咋辦呢？” 

　　老支書説：“你是主人，你待客，你説咋辦就咋辦！”。接着，他告訴他們，剛才縣裏來電話了，張書記批評了孫主任。説劉金貴既是來探家，就該由他家鄉的羣眾接待。要相信羣眾。還説，明天縣裏不陪幹部來，只派車子送他回來……” 

　　內當家輕輕鬆了口氣。 

　　臨走，老支書説：“秋蘭哪，跟你掏句心底話，這碼事兒起先俺也不通！當初被咱們打倒的仇人，又要咱們自個人扶起來，當客待，心裏不痛快呀！可後來往深裏一尋思，就覺着咱思想老了，跟不上趟了。老皇曆翻不得囉！眼睛不能總長在後腦勺上，你想想，土改多少年了，還壓着人家，管制人家，拿人家當敵人待，説罵就罵，説鬥就鬥，不公道呀！能老老實實，聽共產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咱跟這號人有啥過不去？人家也有兒女，一茬接一茬，一輩傳一輩，還能輩輩世世把人家踩在腳底下？就説劉金貴吧，他愛國，是個中國人哪！……” 

    

    （電影《內當家》劇照：劉金貴的孫女）

　　鎖成聽得不眨眼。 

　　內當家霍然抬起頭：“他大伯，你給張書記回個電話，就説俺李秋蘭有副中國人的心肝，俺不會給共產黨丟人現眼！也告訴劉金貴，俺請他……回來！”

     

         ——我覺得，這是一段異常動人的描寫。   

      要理解文革，理解那個時候以及那之前新中國的各種對也好錯也好的政治運動，我們就得理解像鎖成、秋蘭這樣的人，我們就需要明白：“千里雷聲萬里閃，毛主席領導咱打下江山”，這不是一句空話。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是不容易的，也是讓像鎖成和秋蘭這樣獲得翻身解放的億萬工農大眾真真切切地感到揚眉吐氣，感到幸福，感到踏實，感到充滿希望的。   

     我們今天可以説，這個新中國——尤其在她初創的年代裏——有她這樣那樣的缺憾，人民的權利和幸福，受到種種條件的侷限而沒有更充分地實現。然而，更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就在這樣一個很不完美的年代裏，在個人的物質回報極其微薄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表現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前所未有的勇於犧牲、甘於奉獻的崇高品質，投入了建設祖國、保衞祖國的偉大斗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奇蹟。   

      那麼，這種英雄氣概和奉獻精神的背後是什麼？就是億萬人民對新中國的衷心認同和堅強信任，就是“國家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的，我們為國家分憂，我們替後代吃苦”的主人翁意識和歷史責任感。如果要問，什麼是民主？我們要回答：這就是一種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最強大、最有意義的高品位的民主。

     而建立之後，我們的前輩——包括那時候的領導人和廣大人民羣眾——對這個可親可愛的新的國家是異常珍視的。因為這種珍視，他們由衷地希望她越來越好，這就要保證她不被顛覆——也就是不要發生秋蘭她們所擔心的“變天”——要保證杜絕她的一切變質、蜕化、墮落的可能：    

     其一，已經被打倒的那些反動勢力曾經那樣瘋狂地和我們搏鬥，是不是一下子就真的甘心被壓服了呢？有沒有可能在帝國主義支持下死灰復燃，捲土重來呢？     

    其二，舊社會被推翻了，可是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能夠在一夜之間清除嗎？實際上，它們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還是很有影響，這些影響有沒有可能惡性發作，使得我們不知不覺地“穿新鞋，走老路”呢？    

     其三——這是最讓人擔心的一點——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但是具體的管理權事實上不能不集中在黨政領導幹部手裏，怎樣防止他們脱離羣眾，防止他們滋生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和消極腐敗現象乃至異化成一個與人民對立的權貴官僚集團呢？    

      新中國建國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從本質上來講，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確實存在的重大問題。    

      我們的前輩就曾經那樣忠誠地、警覺地——因為沒有經驗，有時也有些不知所措和神經過敏地——投入了這些運動。     

     今天我們不少人（不屬於“我們”的“他們”就更不必説了）對此頗多微詞。     

      是的，我們的確可以説：解決這些問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尤其需要以發達的生產力和高度的科學文化水平為基礎——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光靠唱高調、喊口號來“戰勝”階級敵人的復辟陰謀，來“抵擋”各種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蝕，來“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是非常缺乏説服力的；     

    我們也可以説：解決這些問題，也不能光靠疾風暴雨的羣眾運動和政治批判，而應該更多地運用黨紀、政紀和法制手段，而且即使在羣眾運動和政治批判中，也要講究科學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最大限度地爭取羣眾，孤立敵人，而不應該一味地背誦教條，扣帽子、打棍子，更不應該採取人格侮辱和非法的暴力手段。     

     這些問題，是過去那些政治運動中不同程度上有所忽略的，這也是我們應該汲取並牢記的教訓。         

     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認為：當年為了保持國家不變質不變色所作的那些考慮和努力是多餘的甚至有害的。——尤其是今天面對改革開放後許多新的情況，我們恐怕需要更加重視毛澤東時代在這方面留下的許多正面的制度基礎、思想成果和實踐經驗： 

          比如，在《內當家》裏，我們看到：“內當家”秋蘭面對老地主劉金貴“衣錦還鄉”，面對縣裏孫主任急於討好劉金貴的那些不合理的做法，產生了困惑和不安，懷疑是不是要“變天”，她甚至有點弄不明白“這是共產黨的意思嗎？”但她哪怕被孫主任傷了心而流了淚，也還是願意向領導自己土改翻身的老支書——也就是向黨——交心，坦率地問出自己最大的疑慮：

         “他大伯，真要變天麼？”  

         而他的丈夫鎖成，別看他也説“這年頭又該有錢有勢的人打腰囉！”，其實小説一開始就寫過鎖成有個長年習慣：“下地幹活回來，吃飽了飯，嘴一抹，就倚在鋪蓋捲上聽廣播。不聽曲子不聽戲，倒愛聽新聞節目和對農村廣播，説聽了那心裏清亮。”——我們不難理解，救他出苦海的黨的聲音，對鎖成來説是多麼親切和有力量（我的外祖母在世時，曾經跟我説過她的類似感覺）——這裏作者寥寥幾筆，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對黨無比信賴的農民形象躍然紙上。     

     在這裏我們就不難看出：毛澤東時代堅持不懈地做羣眾工作，宣傳和教育農民，基層黨組織和羣眾的關係非常密切，這也是老支書的話能夠發生效力的重要前提。      

     我們再看老支書，他對秋蘭夫婦疑慮的解答包含了四個層面：   

     第一，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不會變，房子和地是黨領導你們從地主老財手裏奪過來的，只要是共產黨的天下，這些勝利果實就是你們的，就由你們説了算，誰也別想反攻倒算拿回去；     

     第二，孫主任説的那些討好劉金貴的話，只能説明他自己是個“頂着名兒”的共產黨，是個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者，這號人辦事不講原則，也不研究實際情況和羣眾需要，只圖迎合他自己揣摩的“上級意圖”和“政治風向”，文革時他弄不好正是個“積極”得不得了的極“左”分子，到現在他覺得“風頭”變了，又搖身一變成為極右，嚇唬羣眾和他一起在過去的敵人面前卑躬屈膝。他不但不能代表共產黨，而且正是把黨的事情辦歪、辦壞、辦砸，“把黨的威信抖摟低了”的責任人——指出“改革派”的幹部中這種令羣眾寒心的投機分子的存在，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是需要非同一般的眼力和勇氣的，這也是王潤滋令人敬佩的地方；     

     第三，你們是家的主人，是國的主人，黨相信羣眾，相信你們，相信你們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不卑不亢地迎接昔日的敵人——實際上，也是迎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      

     第四，我們當年和地主老財那些階級敵人鬥爭，沒有錯，不鬥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們的翻身解放，但鬥爭也不是為了永遠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他們“老老實實，聽共產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那麼，當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這樣做的時候，我們還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動不動就罵，就鬥，還要禍及子孫，這我們是做得有“不公道”的地方，有跟不上形勢發展的地方：隨着社會的進步，應該盡力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而不是相反。現在劉金貴願意回來看看，也可能願意為家鄉建設出錢出力，對他的愛國立場我們還是應該肯定，心裏不要有什麼彆扭不痛快——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強大了，我們自信了，他回來如果能夠為我們的國家添一把柴，加一把火，有什麼不好呢？      

     我們不能不佩服：老支書雖然言語樸實，沒有講一個響噹噹的大字眼，卻把國家大事（這國家大事就聯繫着秋蘭她們眼前的現實利益）的道理講得分外清晰、透徹，令人信服——這也是那個時代黨員幹部所特有的一種既有思想高度又接地氣的話語能力。我在那個時代的不止一個黨員幹部乃至普通工農身上，都親耳領教過這種説理能力。現在，很多領導幹部，甚至很多專門研究馬列主義的專家教授，給人的印象是除了念文件式地打官腔，就是説一些極端庸俗粗鄙的話，似乎都已經不具備這種説理和溝通能力了，因為這種話語能力不光需要理論和書本知識，更需要紮紮實實的實踐經驗，尤其需要一種無私、正派的人品。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黨的崇高威信和思想工作方法，沒有像老支書這樣一代忠誠正直的黨員幹部的擁護和推動，沒有那個時代建立的密切的黨羣關係，改革開放這樣大的歷史轉折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被人民羣眾所接受的。    

       在老支書這樣入情入理，誠摯透徹的思想工作面前，我們的秋蘭不能不心悦誠服了。她完全相信：黨是站在自己一邊的，這是黨對自己的信任、託付，是黨交給自己的新任務，自己決不能給黨丟人，決沒有任何理由不完成好這個任務，在昔日的仇人面前，自己應該是一個既有骨氣又有度量的主人，這才是新社會該有的勢派。 

     

          當然， 今天我們讀到這些，可能不禁會感慨：改革開放的初心，原本是這樣的，它原來不應該和毛澤東時代截然對立，而是對前者的一種調整、澄清、繼承和發展——這大概也就是習總書記説的“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意義。         

    今天這個初心沒有完全實現，很多時候甚至呈現出一種相反的傾向：隨着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和資本力量的增強，作為國家主人的工農大眾，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有很多被非主體化、邊緣化的現象。          

     這是一種最危險的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任其發展下去，就有可能會讓黨的領導被架空，讓國家的性質名不變而實變。——當然，最後“名”也會變。        

     每個時代，都會有每個時代的侷限和歷史慣性，這是我們不能夠苛求於前人的。         

     相反，作為今天的共產黨員，我們應該問的是：         

    我們在毛澤東時代是犯過錯誤，有過偏差的，但是我們為什麼能夠糾正這些錯誤和偏差呢？

    是誰糾正了這些錯誤和偏差呢？

    是我們的黨。

    我們為什麼能夠順利地糾正這些錯誤和偏差呢？

    因為有人民羣眾對黨真心實意的信賴和擁護。

    為什麼人民羣眾在那樣的情況下，還是願意和我們的黨一起糾正錯誤呢？

    去讀《內當家》這樣的作品，你找到答案，會發現許多比金子還彌足珍貴的東西。

     

     （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國家是由千千萬萬的秋蘭、鎖成們當家説了算的。）

     

       （工農兵——國家的主人）

    今天，我們國家掌握着比毛澤東時代大了幾十倍幾百倍的物質財富，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毛澤東時代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在解決前述關於保持國家不變質的那三個問題上，我們難道不應該進行許多更加切實和深入的探索，不應該做得比前人更好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