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馬光的爭論與靖康之恥_風聞

“ 北宋採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渙散了民心士氣，成為靖康之恥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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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主要特徵是“邊亂”。

北宋一直受到契丹貴族建立的遼、党項貴族建立的西夏的威脅。但北宋王朝的政策，基本是以妥協求和平，以退讓求和平，以哀告求和平。

景德元年（1004），即北宋立國44年後，宋真宗與遼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後世稱之為“澶淵之盟”。慶曆二年（1042），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並****改“贈”為“納”。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慶曆二年（1042）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動多次大規模軍事進攻，結果在慶曆四年(1044），即北宋立國的第84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

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

這次和議，北宋得到了面子，西夏得到了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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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這種忍辱求和的政策，導致年年把大量的金錢和物資奉送給遼國與西夏。

**一方面給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農桑廢業，閭里為墟”、“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西夏和遼國的力量在北宋老百姓血汗的滋養下，反而變得慾壑難填，胃口越來越大。

面對這樣的形勢，北宋朝野爆發了一場大論戰。

一派以王安石為首，主張變法圖強，抗戰自衞；

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繼續主張妥協投降，苟且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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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害怕戰爭，乞求和平，還是奮起抵抗，堅決鬥爭？這是兩派論戰的一個焦點。

**求和派患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戰爭恐懼症。**在遼、西夏統治者的軍事進攻和政治訛詐面前，完全喪失了應有的民族氣節。

他們認為，北宋“儲蓄賜予”不備，“鎧仗士卒”不精，根本沒有戰勝敵人的希望。

他們宣揚戰爭災難論，説什麼戰爭是“生靈所繫”，一打仗就會給人民帶來極大禍害，而妥協退讓，“屈己增幣”（即在遼和西夏面前跪得更低，奉上更多的財富）才是“兼愛南北之民”；

他們還恬不知恥地把自己的投降行為説成是“為民請命”。

**他們反對進行抗戰的準備，攻擊王安石加強軍事力量的變法措施“徒致契丹之疑”，只能招來戰禍，**鼓吹只有用仁義之心對待敵人，敵人才不會“興兵犯塞，以困生民”。

王安石對此做了針鋒相對回應。

他分析説：契丹政權已處於“四分五裂”之中，“我今地非不廣，人非不眾，財谷非少”，“無畏契丹之理”。只要變法圖強，“急修攻守之備”，“堅壁清野，積聚資糧”，契丹就“未能深為我患”；

他反對在敵人面前表示軟弱，認為**“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招致敵人侵擾的不是敢於抗戰的愛國主義路線，而是妥協退讓的投降主義路線；

王安石批判了“戰爭災難論”，認為妥協投降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於官家事夷狄”。

王安石向宋神宗明確表示，執行妥協投降路線，“稱契丹母為叔祖母，稱契丹主為叔父，更歲與數十萬錢帛，此乃臣之所恥”。

在長期被投降主義空氣籠罩的北宋朝廷中，王安石力排眾議，主張抗戰，這是十分可貴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北宋廣大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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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繼續維持北宋的“積貧積弱”的局面，還是推行富國強兵的路線，這是兩派論戰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當時，北宋實行僱傭兵制度，並片面發展了所謂“養兵”政策，即每逢荒年，就在災區大量招募和強制饑民入伍，企圖以此“銷彌爭亂”，防止農民起義。

結果軍隊數量迅速增加，養兵費用佔了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導致了“積貧”局面的發展。

由於這種軍隊缺乏應有的訓練，紀律鬆弛，驕惰成習，騎兵“不能被甲上馬”，射箭往往望空而發，一遇敵人便潰不成軍，因而又造成了軍事上的“積弱”局面。

針對這種狀況，王安石提出了以理財和整軍為主要內容的變法措施。

他説，“理財為方今先急”，只有抑制豪強兼併，“釋天下之農歸於田畝”，才能使生產發展起來。

他主張改革軍制，推行將兵法和保甲法，以“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提高軍隊戰鬥力，達到“寇亂息而威勢強”的目的。

他總結歷史上富國強兵的經驗，指出秦之所以“兵眾而強”，是因為實行了商鞅的“什伍之法”，唐太宗時所以能夠兵強馬壯，是因為實行了府兵制，而北宋目前固守腐敗的僱傭兵制度，不過是“守五代亂亡之以法”，根本不可能收到“安強”的效果。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抗戰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妥協派之間的這場論戰，進行了二十多年，雙方針鋒相對。

司馬光説：“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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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被宋神宗召到東京（開封），主持變法工作。獲得一個實踐自己政策主張的機會。

在短短几年內，王安石就初步扭轉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中外府庫，無不充衍”。由於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使農村壯丁都受到了軍事訓練，總數近七百萬人，他們“教藝既成，更勝正兵”，“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

在和遼與西夏的鬥爭中，北宋一改被動挨打的局面。

王安石採納了王韶在《平戎策》裏提出的斷西夏右臂的戰略方案，派王韶率兵出塞，挺進河湟（今甘肅臨夏、青海樂都一帶），收復了淪陷二百多年的舊疆，取得了北宋王朝八十多年來最大的一次軍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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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在太后的支持下上台執政，“盡廢安石之法”，公開主張棄地求和，與西夏、遼的政策相向而行。

當西夏派使節勒索蘭州、米脂五地時，司馬光慨然允諾，並對反對的人説“惜此無用之地”會造成“兵連不解”，西夏就會“以武力取之”。

為了安撫西夏，他甚至提出要把王安石變法期間為鞏固北宋邊防而設置的熙河路也拱手相讓，當時在場的一些大臣聽了之後都目瞪口呆。

北宋重新採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極大地削弱了北宋的防禦力量，渙散了民心士氣，朝野上下瀰漫着失敗主義情緒和僥倖心理。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僅僅過了41年，就發生了靖康之變——

金軍攻破東京，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和數千貴卿、朝臣，大量趙氏皇族的公主、後宮妃嬪被虜掠充作軍妓，東京城中公私積蓄一掃而空，北宋立國100多年的經濟發展的成就就此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