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 浪花：影片《巴山夜雨》觀影手記（三）_風聞

    小宋在舷梯上遇到李彥。  李彥問他：“小夥子，你在哪兒工作？”  小宋知道是自己和秋石談話引起了李彥注意，冷冷地反問：“怎麼？”  “隨便問問。”  “工人階級！”小宋冷冷地回答： “你認識他？”“誰？”小宋明知故問。    吃飯和你講話那個。”“ “你管不着！” 小宋不耐煩地説，甩開李彥，徑自走了：小宋回頭朝着李彥的背影：“呸，特務！”     這可把迎面走來的乘警老王嚇了一跳：“特務，在哪兒？”——可見老王對捍衞無產階級專政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但不同於劉文英的是，他認為自己更明白真正的敵人是誰：    小宋不便明言：“我隨便説的。”    老王順着小宋的目光望去，似乎明白了什麼。“哦……” 他笑着拍拍小宋的肩膀。小宋覺得老王懂得自己的所指了，也笑着離開了：  客輪繼續在川江上行駛——這已經是午後時分了：      宋敏生回到13艙，向大家“公佈”着他的新發現：“嘿，我發現一個問題：船上的民警啊，人不錯，很可親…….”   注意，此時只有中年女教師、大娘、關盛軒在注意聽小宋説話。杏花只顧想她自己的心事，秋石在沉思，而劉文英在看書做筆記——剛才聽到杏花傾訴，又和秋石進行了心理上的較量，劉文英感到有必要強化一下自己的精神武裝:    他環顧客艙，掃了一眼劉文英，走到中年女教師的鋪位旁，又回頭打量了一眼劉文英，有所指地説：“可有些不穿警察制服的人，哼，得防着點兒”： 話傳到劉文英耳朵裏，她慢慢抬起頭：她明知小宋是在編排自己，可又不好説什麼：  李彥仍然不動聲色：      中年女教師明白小宋的意思，她也挺喜歡這小夥子的心直口快，但出於擔心，還是勸了一句：“年輕人，要留意，有句古話：禍從口出。” 關盛軒的心又揪緊了——瞧瞧小宋和劉文英的架勢，這幫年輕人看來是消停不了了：    老大娘走到中年女教師牀前。她覺得女教師有學問，説話也實誠，於是欽羨地説：“看來，你識不少文墨？”  女教師笑着回答：“念過點兒書，也教過書。”  “怪不得，是個老師，比我們懂道理。”大娘其實和那個時候大多數普通百姓一樣，對知書達理的人有一種本能的、樸素的敬佩。  女教師：“怎麼説呢？按時興的説法，書念得越多越反動！”      老大娘不理解這句話，她誠懇而温和地表示着異議：“這麼説，怕不合適吧？”——注意中年女教師手裏的書，其實就是一本秋石的詩集：     老大娘繼續用自己的生活經歷反駁着：“抗日那會兒，還辦識字班呢，號召唸書識字兒。”——大娘的邏輯是樸素而有力的：戰爭年代尚且重視文化教育，怎麼解放了唸書反而成了反動了呢？   這可讓一旁的宋敏生逮着話柄了：“大娘，您那是老皇曆了，現在呀，不時興了。”     大娘更加不明白現在的“新皇曆”是怎麼回事兒了，她問道：“那學堂就不開課啦？”       剛才還在擔心“禍從口出”的女教師，這一下忍不住打開了話匣子——一談到教育，她其實是個比小宋還要心直口快的人——“開是開，可不知道怎麼個教法。”       她竟然不管不顧地向全艙乘客傾訴起自己這些年不愉快的教學體驗來：“你們想想，杜甫是地主，普希金是貴族，雨果是資產階級，高爾基要重新看。現代中國作家，又都是牛鬼蛇神。” 這話觸動了秋石，他側耳認真聽着： 劉文英也警覺起來：     女教師繼續説：“就説秋石這樣的詩人，聽説家破人亡。本人也失蹤了 ……”   注意女教師手裏秋石詩集的封面和封底有火燒過的焦痕，應該是從紅衞兵焚書的灰燼中偷偷搶救出來的，這既説明了女教師對秋石詩歌的喜愛，也説明文革初期（宋敏生抄秋石家的時候）的險惡，又説明到了文革後期，似乎人們的思想和政治空氣已經有了某種暗暗的鬆動——否則女教師怎麼敢拿這樣的書在大庭廣眾下閲讀並談論呢：“你們聽啊，淺淺月，淡淡星，淺淡星月明古今。神女夜夜難入夢，素手無力撩紗巾。”     注意劉文英的表情變化，她一開始聽女教師念秋石的詩，第一感覺也並不反感，而是在想——説實話，她也聽不出這詩“反動”在哪裏：       但是她猛然醒悟，女教師是在替階級敵人秋石説話，所以自己應該把女教師這些話當做階級鬥爭新動向來關注，要準備鬥爭，揭破它的畫皮——於是她的眼神變成了這樣：     女教師：“這不很美嗎？神女是傳説，是文化，可都成了罪狀！”   大娘從女教師手裏拿起詩集，不解地問道：“寫書的罪過，就這麼大？”    女教師：“還株連九族呢！” 劉文英醖釀着反擊：   她質問女教師：“你認為這些人都是革命的嗎？”——革命與否，似乎就是她關於這些人想問的一切： 關盛軒一聽到“革命”兩個字就一激靈：女教師警覺地看着劉文英，想着：  女教師反問劉文英：“那你認為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          劉文英竟無詞以對。         這裏有一個問題：劉文英為什麼會無詞以對呢？        有些沒有經歷過文革，而只是從別人口中或筆下聽説過文革如何可怕、如何“瘋狂”的觀眾可能會想：為什麼劉文英這位“革命小將”不乾脆回答“我國幾千年的文化都是封資修大毒草，都是反革命的，我們就是要批判之、打倒之、徹底消滅之”呢？文革據説不就是要毀滅一切傳統文化嗎？         如果你能這樣提出問題，説明你還是有些頭腦，能在影片中看出些門道。      答案是：文革中的紅衞兵也好，造反派也好，雖然可以説是非常激進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派（至少他們是如此自命的），他們也的確是像劉文英那樣，想以某種過於簡單化的手段來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決裂”（即《共產黨宣言》所説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但他們畢竟不是基地組織、塔利班，不是 ISIS，也不是其他某些專門以“消滅異教”為職事的宗教狂熱分子。他們是按照政治運動而不是宗教運動的邏輯來行事的。他們行動起來“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理論依據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這一理論的哪怕最激進的版本也並沒有告訴他們“一切傳統文化都是糟粕，都是反革命，都應該徹底否定，徹底剷除”。          實際上，哪怕文革最高峯時期，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位領導人也向紅衞兵們講過：德國詩人海涅（他還是馬克思的一位好友）擔心共產主義革命要毀滅詩歌、毀滅文藝和文化遺產（可能是出於不瞭解什麼是“兩個決裂”），是因為他完全弄不懂什麼是共產主義革命，弄不懂共產主義革命不但要保存人民過去所創造的優秀文化，並且創造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新文化。          雖然文革確實出現了對待很多思想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典籍等）、成果乃至對知識分子本人簡單粗暴的做法，但這些做法的原因是複雜的（為了造聲勢、為了出風頭、理論水平低、缺乏經驗不會分析具體的人和事，甚至有人故意轉移鬥爭大方向，等等），而並不是出於“要摧毀一切傳統文化”的動機。而到了《巴山夜雨》故事發生時的文革中後期，對於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和國外學術著作的引進翻譯出版，實際上都在有計劃、成規模地展開。     因此，“革命小將”劉文英其實並不認為“幾千年的文化都是反革命的”。——在這一點上，她其實和那位女教師本來就有共同的理論前提的。         當然，她更不能認為幾千年的文化都是“革命”的——若如此，破舊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就沒有必要了。         對女教師的問題，正確的回答自然是毛主席的教導：對幾千年的文化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有選擇地吸收，有批判地繼承。         然而有意思的是：最聽毛主席話的革命小將劉文英同志，這時似乎竟想不起偉大領袖的這些教導了。        這是為什麼呢？         我的理解是： 劉文英一開始的問題是：這些“人”（普希金、雨果、秋石等）都是革命的嗎？其實她並沒有涉及這些人的“作品”（實際上即使對她所押送的秋石，她也只是説這個“人”是“黑詩人、階級敵人”，而並沒有對他的詩作發表什麼意見）。         一個人總有他的階級出身、政治態度，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從事某種政治實踐或者直接發表他的政見，我們根據這些來判定此人的階級立場或“革命”與否，這是有理可説的，也是相對較為簡單的。         但是女教師實際上轉移了問題，她問的是：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       這 “文化”説的就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人所創作的一個個成果、一部部作品，那麼情況就複雜些了：       第一，有些作品確實沒有什麼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比如李白的《靜夜思》、《望廬山瀑布》，杜甫的《望嶽》、《江畔獨步尋花》，硬要在這類作品裏找到什麼政治立場，當然是徒勞而可笑的；       第二，有些政治立場並不革命甚至反動的人，也可以寫出有巨大的、進步的政治意義的作品——眾所周知，恩格斯就這樣評價過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在這幅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不錯，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註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儘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讚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代表人民羣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        第三，有很多作品在形成、流傳和被闡釋的過程中，會陸續加入不同階級的立場——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都有一個民間長期流傳到由文人加工定型的過程，這中間各種各樣的參與者會帶進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有很多被一代代反覆註釋、發揮的哲學典籍也是如此。     作為當時的一名文化程度大概並不高的“革命小將”，劉文英當然不可能想到這麼多，但她的語塞説明她是意識到了這中間的某種困難的：女教師把問題由“人”轉換成了“文化”或者説“作品”的問題，那麼：        一方面，評價作品和評價人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我國曆史上幾千年受剝削階級統治、文化被剝削階級壟斷而完全否定傳統文化的一切成果，顯然是不合適的——或者説，劉文英有一種近乎直覺的常識：一概否定祖國傳統文化是不對的，也不符合毛主席教導；          可另一方面，如果回答對傳統文化要一分為二，那眼下似乎就不能和女教師甚至和秋石這樣的“敵人”做到“劃清界線”了，這似乎就是一種“妥協”甚至立場的動搖——而這正是劉文英這樣以“立場堅定”自命的“革命小將”最厭惡、最不齒的事情。       而且從理論上講，作品和人的確有區別，但也總不能説作品和人，和人的階級立場毫無關係呀！     那到底該怎麼想？怎麼説呢？     劉文英非常迷惘。     所以她一時説不出話來了：        女教師見劉文英低頭思考，似乎感到“孺子可教”，也一改開始有些譏誚的口吻，像開導學生一樣耐心而誠懇地説： “什麼東西能只簡單地分成黑的、紅的嗎？”         女教師沒有料到的是：劉文英雖然會去認真地想問題，雖然也有自己的迷惘和困惑，但她作為“革命者”的身份意識（她自己的那種倔強好勝的個性也和這種身份感融合在一起了），使得她決不願意在人前尤其是“異己分子”面前流露出任何可能被認為是動搖軟弱的情緒，更不能容忍他們還利用自己的這種情緒來對自己進行指點——這無異於是對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顛覆。因此，女教師試圖開導她的和緩語氣反而讓她感到惱恨，為了補償自己一剎那的“軟弱”，劉文英霎時間變得更加強硬了，她站起來衝着女教師上綱上線地開了火：              “你不覺得這是在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鳴冤叫屈嗎？”       注意：劉文英站起來的時候，眼睛雖然盯着女教師，一隻手卻下意識地抓着李彥鋪位的鐵桿：她感到在這個艙裏的大多數人（大娘、杏花、宋敏生，甚至那個唯唯諾諾的關盛軒——秋石就更不必説）都不是站在自己一邊的，她此時渴求得到支持，而這個支持必須來自她的戰友，但李彥還是端坐不動，一言不發——這又是伏筆。       另外，劉文英還是把戰場拉回到了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對“人”的態度問題上。她直覺到只有在這個問題上她才是主動的，才能迫使對方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才能“劃清界線”，並且她挑明瞭這個問題上她所認為的“實質”：你念秋石的詩，談古論今地講文化，看似人畜無害，頭頭是道，其實就是在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評功擺好鳴不平，這是你掩蓋不了的階級立場，難道不是嗎？        劉文英這樣問，與其説是想駁倒或説服對方——她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己也沒弄清楚，是不可能説服對方的——不如説是想激怒對方，因為她要從敵人被她激怒這一點上確證自己立場的堅定，同時這也可以緩解她因此時無法真正在理論上駁倒對方而產生的無力感：這不是我無能，而是是立場相反，雞同鴨講，原本就不可能説服的嘛。        你是否會有一種劉文英“蠻不講理”的感覺呢？          當年的大多數觀眾——包括那時以及現在的多數影評人——都是這樣認為的：劉文英是個被文革的極“左”理論愚弄、毒害、“洗腦”，放棄了自己的思想，只知道拿大帽子壓人的狂熱女青年，只是“天良未泯”，感情上還留有一點“人性”，但在思想上卻是一無可取的。         可我內心裏有一種感覺：這個看起來“不講理”的姑娘，其實是很想講理的，甚至可以説，她也許是所有這些人中對“講理”最認真、最執着的一位。她沒有放棄或拒絕思考，她在思考，鄭重其事地思考，她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所信奉的革命原則，而且她的思考不是一種哈姆雷特式冗長感傷的玄想思辨（這在她這樣的人看來反而是不嚴肅的），而是和她的行動，和她的人生信念結合在一起的思考。她一邊思考，一邊在行動，在鬥爭。革命行動，在間不容髮地催逼着她立即拿出結論，而這些結論似乎必須裹上鐵甲，裝上鋼牙，才能適合她進行鬥爭的需要。在這些鐵甲後面，她其實也在進行自己的疑問和思索，但她感到這些疑問和思索只能自己埋在心裏，不能輕易説給別人，更不能暴露給敵人，而且，那些裹着鐵甲裝上鋼牙的結論有它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不應該被輕薄地否定。         其實，她是在竭力協調和平衡着自己的個人思索和這些屬於集體的、行動中所必須的鐵甲鋼牙的結論之間的關係。這種做法很多時候會讓她陷入孤獨、迷惘、混亂，讓她感覺很糟糕，甚至也許有一天她自己會放棄至少其中之一。——文革之後很多人就再也不相信任何“説教”、任何“意識形態”了，他們自稱自己不再接受“洗腦”，自己以後只接受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東西。問題是，這些人真的做到了嗎？他們沒有不自覺地被另一種意識形態所裹挾嗎？或者説，這樣做，真的讓他們變得更聰明瞭嗎？      劉文英以及和她類似的紅衞兵的這些想法和思維方式，其實是有十分真實的價值的，甚至可以説是深刻的。 有人會因為他們文化水平低而覺得他們可笑，這是不對的。人文社會科學具有階級性和意識形態屬性，馬克思主義歷來開誠佈公地承認這一點，並且努力將它與個人思考的獨立性以及科學性、客觀性統一起來，這並沒有錯，只是需要極艱苦的努力。          尤其是今天，當我們很多人習慣了不去追問“無產階級立場”還是“資產階級立場”，並且盡情嘲弄這種追問的時候，我們的大多數文化產品（包括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和文藝作品）也變得越來越不願意表現也不懂得如何表現最廣大的勞動人民，而是聚焦於古代的帝王將相和當代的精英富豪權貴了——這正是文革所批判過的現象。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        1. 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產品和遺產，到底有沒有需要批判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         2.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需不需要對這些東西進行批判？        3.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到底是少數精英就可以建成和壟斷，還是需要大眾的積極參與？        4.那麼為了建設新文化而進行的文化批判，到底是關在象牙塔裏由少數人冷冷清清地進行，還是也應該發動羣眾？         5.這些批判中間當然難免偏差、過火、簡單化等現象，但是面對這些現象，我們是因噎廢食，一概罵倒，還是因勢利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和廣大羣眾一起提高水平？          這個時候，你還會覺得劉文英他們當年所提的問題，他們的思考和鬥爭，是毫無價值的嗎？     女教師有點猝不及防，臉色變了：        秋石也冷冷地注視着這個突然又囂張起來的劉文英：   關盛軒更是一臉苦相地緊張、畏縮起來：  劉文英的刺激是有效的，女教師有些賭氣地説： “按有些人的看法，我是，所以連書也不讓我教了！”      劉文英知道女教師心裏想什麼，但她就是要讓“敵人”難過，就接着來了一句： “應該！”   女教師大概覺得“豎子不足與論”，自顧自看起秋石的詩集來，沒再理她：    “哼，豈止是應該啊？”這時候，一旁“觀戰”的宋敏生開始揶揄起劉文英來：     宋敏生説着走向前去，戲仿起當年紅衞兵的腔調：“還得打翻在地，再踏上……”        劉文英： “你……”          大娘似乎不大明白這姑娘火氣為什麼這麼大，勸劉文英説：“我也聽不大明白，不過，姑娘，講理，得心平氣和地講……”——大概在大娘心目中，“抗日那會兒”的幹部都是這麼講理的：        “對。”宋敏生一本正經地回應着大娘。          劉文英真被他激怒了，她感到在這油嘴滑舌的“老江湖”面前，這“理”沒法説下去了：     她一把抓起自己的筆和本子，奪門而出：     宋敏生氣走了劉文英，覺得自己勝利了，笑着走到自己的“同盟者”女教師“鋪位前，模仿着她剛才對自己的忠告：“呵，禍從口出，呵呵 …….”——你剛才告訴我“禍從口出”，可你自己已經在“革命小將”面前把“禍”給闖下了啊。 女教師也有些自嘲地笑了：        大娘雖然覺得劉文英不該在女教師那樣的長輩面前説話那麼衝，但她並不反感劉文英，她覺得這也是個挺實誠的孩子，宋敏生不該那麼氣她，應該和她好好把話説清楚，於是也温和地批評起這小夥子：“你也是，講理就該正經講嘛！”    宋敏生跟大娘解釋道：“好大娘，現在呀，就不興講正經！”  宋敏生： “我是個工人，就不能正經生產，誰幹活誰有罪！”    “是這樣啊，我們社員還埋怨你們光拿錢不幹活兒呢！”——大娘的話依稀反映出當年的工農差別。很多農村出身的人對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抱怨正在於此：農民一年辛苦到頭還掙不到幾個工分，而工人每天八小時，還有星期天，不但掙的錢比農民多很多，而且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也更好。這大概容易給有些農民留下“工人光拿錢不幹活”的印象，而文革期間工廠所開展的政治活動比農村多些（特別是初期確實影響過生產），也有可能讓有些農民覺得工人沒做正經事。        但是文革時期的工廠是不是“幹活有罪”？現在很多人都提出了異議。例如，以《機電局長的一天》和《喬廠長上任記》（這兩部小説其實都是反思文革、鼓吹改革的，前者在文革後期還因為“支持鄧小平”而被批判過）而蜚聲文壇的作家蔣子龍在自己對文革前後工廠生活的回憶中指出：文革中其實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工作質量還要高於改革開放之後；很多普通工人的回憶也談到過這種現象，他們認為“大鍋飯”並沒有養懶漢，而“大批判”也並沒有耽誤生產。不少學者指出：實際上文革期間我國的工業有迅速發展，工業產值也是增加很快的——當然蔣子龍對此做了很有意思的解釋，比如他説這是因為文革的“後遺症”在文革期間因為大家“提着一口氣”而還沒有發作，而是到改革開放後才發作。而有些學者也對他的這種解釋進行了反駁。       我以後有機會還會詳細談這方面問題。   靠岸的汽笛聲響起來了：小宋要上岸看看——這是年輕人活潑好動的天性：       關盛軒驚魂甫定，邀請秋石一起上岸去喘喘氣，秋石搖搖頭，於是關盛軒也不去了——儘管他人身是自由的，但他似乎比秋石更強烈地感到自己受到劉文英之類人的監視和威脅：      “你為什麼不説話呢？你沒聽到這都是些什麼言論？！”劉文英在舷廊上和李彥一塊走着，她不明白自己的這位“戰友”在剛才的爭論中為什麼不表態：  見李彥還是一言不發，劉文英抑制不住心裏的不快，她快步攔在李彥身前，逼問道：“你怎麼不説話呀？”  李彥還是不動聲色冷冷回了一句：“沒到時候！”   劉文英滿臉的困惑，心想：“什麼叫沒到時候？”  李彥在船舷給船長遞煙：“船長，明天能按時到達宜昌嗎？在宜昌停多長時間？”   船長並不喜歡這個似乎有些陰鷙的人，沒有接煙，而是拿出了自己的煙斗，反問道：“怎麼？要提前下船？你不是到武漢嗎？”  李彥避開了船長的反問：“不，隨便問問。” 船長打量着李彥的背影，心裏猜測着這個人的意圖：  客輪重新開動了：     13艙，大媽望着自己籃子裏的紅棗。  女教師讚道： “喲，好大個兒的紅棗！家鄉的？”      大娘：“自己院子裏樹上結的。”  “您是河北人？”“對。”“來探親的？”   “探親”兩個字似乎刺痛了老大娘，是啊，她也可以説是來探親的，可這個“親”……“探親？探親 ……“大媽喃喃着：   她終於壓不住心裏的話了：“我是來上墳的…….”  秋石一驚：  大娘：“給我獨生兒子上墳來了” 杏花本來在想自己的事，也讓大娘這一句給驚住了： 關盛軒也坐下，關切而認真地聽起來： 大娘：“我年輕時守寡，就這麼個獨生兒子。”“抗日，我送他參軍。”“打老蔣，我送他到黃河沿兒。”“想也想啊，也流過眼淚。可我懂道理。”“打完仗，他就進川。”   後來呢？”秋石問。——他想知道老人的兒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幸，但他實在不忍心直接問：“您兒子是怎麼沒的？”  老人繼續訴説：“後來，川江上武鬥。”  “真槍真炮，輪船都不能開了。”“上級叫他去做工作，他就去了。”“兩派各守一邊，打紅了眼。兩岸都開了槍，開了炮。”  “我兒子……船也翻了。”  “屍首也沒有找到。”  “他的墳，就在這江上。”老人的淚水灑在手上，也灑在她摩挲着的兒子愛吃的一顆顆紅棗上：     杏花再也忍不住了——善良的姑娘沒有想到這個剛才還在傾聽着自己心事勸慰自己的老人，竟是揹着這樣痛徹心肺的記憶，她撲到大娘肩上痛哭起來。     大娘疼愛抓住杏花的手，彷彿此刻需要安慰的不是自己，而是杏花：      女教師含淚垂首：    整個船艙都沉默了：    秋石走到窗前凝視着什麼：    窗外有雄鷹在翱翔：   小宋上岸採了很多野菊花，回到艙裏分贈給大家：       宋敏生朝着劉文英走去。    劉文英不知道宋敏生又要搞什麼名堂，是不是想借着送花來緩和一下自己的對立？她站了起來，意思是準備嚴詞拒絕宋敏生這種“拉攏”。——這暴露出：劉文英雖然一臉嚴肅，內心深處還是小孩子心性，她以往和小姐妹吵架，過後大概就是這麼和好的，但她覺得自己和宋敏生不是小孩子吵架，是嚴重的政治鬥爭，怎麼可能用幾束小野花就平息了呢？他想得美！       誰知宋敏生一點兒沒有與劉文英“和好”的意思，而是衝着她再次挖苦道：“你當然不會要了，這可是資產階級情調！”        大家注意一下：正準備擺出“嚴詞拒絕”的架勢的劉文英，發現根本沒有什麼東西讓自己來拒絕，她徹底懵了：        這一下可又把劉文英惹惱了，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説，她進入暴走狀態。       與其説她是生小宋的氣，不如説她是生自己的氣：是啊，既然是階級鬥爭，我怎麼能幻想“階級敵人”這麼輕易地來向我妥協、示好呢？我還是太幼稚，太孩子氣，太軟弱，太丟人！    可是，她的這種暴走，不正説明她真的還是個孩子嗎？    小宋把花送給了杏花：    他特別把剩下的一大捧給了秋石——他知道秋石是詩人，詩人是愛美的：     秋石凝視着花束，想着什麼：   天色漸暗：        入夜了，這大概是秋石把花插在了劉文英桌上的瓶子裏——他覺得宋敏生那樣傷劉文英的自尊未免有些太過分，這姑娘其實人不壞，而她那麼年輕，內心裏應該也愛美，應該也希望周圍人不要那麼排斥自己，為什麼不讓她感受到一些善意呢？ 也許第二天醒來看見這些花，她會感到周圍人不像她想的那樣都一心要跟她作對，要打擊她 …….：      但是年輕的劉文英已經沉沉睡去了，她並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宋敏生不斷給她氣受，秋石是她押送的犯人，是值得警惕的階級敵人：    同樣年輕的杏花卻倚着牀睡不着：       秋石捧着花，回想着自己曾經有過的鮮花盛開的幸福生活：     這位美麗的姑娘是秋石的妻子，是一位舞蹈演員，叫柳姑，也就是宋敏生所説的已經去世的那位：    杏花在無聲地啜泣着：     秋石注視着她：     一輪明月當空。    酈道元《水經注·三峽》説：“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那麼，這應該是深夜甚至半夜了：     秋石出艙，憑欄遠眺——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眺望他在詩歌裏無數次詠歎的三峽了：      秋石想起了妻子的舞蹈，和自己為妻子的舞蹈寫的詩：                                              巴山雨，巴山雲 ，                        千里川江霧中行 。                         帆似白鷗舟如梭 ，                         古往今來多少人 。                         淺淺月，淡淡星 ，                        淺淡星月明古今 。                       神女夜夜難入夢，                          素手無力撩紗巾。                          整飄帶，擺羅裙，                         日日夜夜守江濱。                         含情迎送天下客，     但願人生常聚少離分。”               “喂…..喂…..”秋石的思緒被打斷了：  原來是劉文英見秋石不在艙中，高度警惕地跟了出來：她命令着秋石：“該回去了！”  秋石淡淡地回答：“放心吧，我不會發生意外的。”——意思是我不會逃跑，也不會自殺：   秋石居然這樣自信，劉文英覺得必須馬上殺殺他的威風，於是從鼻子裏“哼”了一聲：  她試圖對秋石進行心理上的分析：“你又產生了希望，是不？從艙裏那些人身上？”   秋石回答：“我對生活從來沒失望過。至於艙裏的人，更堅定了我的信念。”    劉文英：“從你的思想感情，可能是這樣。”但劉文英要點明那些人的本質：“可這都是些什麼人？！”    秋石反問：“你説他們是什麼人？””     劉文英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帽子，氣呼呼地一頂頂扣到這些“什麼人”頭上：“攻擊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女教師、演帝王將相的小丑、對一切都不滿的流裏流氣的工人…..”   意思就是：這些人和你同聲同氣，不足為奇，他們的政治立場不是反動，就是可疑，他們翻不了天，你也別指望從他們身上找到希望證明你是對的，你是真理。秋石有些嘲諷地對劉文英説：“在你的眼裏，都是敵人……”——意思是你的敵人未免太多了：    但秋石還是尋找着擊破劉文英的突破口：“可是我問你，那位大娘呢？”——她沒有反對你，只是勸你心平氣和地講理，她也是敵人？     劉文英故作輕鬆地回答：  “是個沒有覺悟的。”她當然知道大娘不是壞人，但這位老人家很明顯有些糊塗，居然去同情那位攻擊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女教師，因此戴一頂“沒有覺悟”的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適，這也算是我劉文英掌握了政策界限，區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秋石有些憤懣，覺得劉文英這樣説對大娘很不公平： “什麼？沒覺悟的？”       但秋石轉念一想：大娘講自己兒子事情的時候，劉文英不在艙裏，她不知道這是一位革命的老母親，只是覺得這是位不太懂“革命”理論，心腸好得有點不分是非的普通農村大娘，而在劉文英的話語體系裏，對這類人確實只能用“沒覺悟”來形容：      不管怎麼説，老大娘這個突破口被劉文英暫時堵住了，於是秋石轉移突破口：“那麼那個杏花呢？她可跟你一樣，是個在新社會長大的姑娘。”          秋石知道：在劉文英的話語體系裏，杏花是貧下中農，是自己的階級姐妹，而且杏花不像宋敏生那樣的工人，她本本分分，不説怪話，她説“這幾年生產沒人抓，家裏窮”，並不是要發泄對社會主義的不滿，而只是向大家解釋自己賣身還債的原因——試問，她還能找什麼原因呢？難道還能説是廣大貧下中農都懶惰，都存心不幹活，不好好生產？那豈不更加是給貧下中農抹黑嗎？——這就沒有理由認為她是階級敵人或是“立場可疑”；而且她和劉文英一樣自小就接受新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教育，也沒有理由認為她會和那些受舊社會影響的人（比如劉文英心目中的那位大娘）一樣“沒覺悟”。       更重要的是，秋石親眼看見過：當杏花傾訴自己的不幸時，在一旁悄悄聽着的劉文英，神情其實是很震驚、很同情、很難過，甚至感到有些愧疚的。劉文英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幹革命”，而她也認同：幹革命其實是為了讓杏花這樣的勞動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好，而決不是為了讓他們窮下去，苦下去，甚至讓他們的姐妹、女兒，為了錢去出賣自己的感情，出賣自己的身體。老大娘的一句“這舊社會的事兒又回來了”，其實像鞭子一樣抽打着劉文英的心，比宋敏生的挖苦和女教師的反駁抽打得更沉、更狠、更疼：我們轟轟烈烈鬧這麼一場文化大革命，結果難道就是讓舊社會的事兒又回來？這如果是真的，那簡直是對她信守的原則的徹底消解。    秋石知道：劉文英剛才説老大娘“沒覺悟”，其實是包含着對老大娘這句威脅到她信念的話的恨意的。但是劉文英真的能從心底裏肯定老大娘説錯了嗎？她的這種恨和痛，恰恰説明：在杏花的遭遇無可迴避地擺在眼前的時候，老大娘的話對她是有很大觸動的。    果然，提到杏花，劉文英有些支持不住了： “她？……”     她轉頭，攏了攏自己的頭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