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發）幾則 “共軍中的白種人”流言背後的故事_風聞

這是“共軍中的白種人”流言背後的故事 - 知乎專欄https://zhuanlan.zhihu.com/p/28205746的原稿。團團小編髮表的時候配上了高達的圖片，文章就比原來趣味性增加不少。另外，關於華北八路軍的軍裝，我採用的是班威廉夫婦的説法。但是發表之後發現有文章提到敵後八路軍夏季軍裝就是黃綠色。那麼我恐怕是想當然了。以下是正文：         

    看到這個題目，很多網友大概會想起台灣省出版的一本書，書中提到解放天津的戰鬥結束後作者親眼看到大量身着解放軍軍裝的白種人，聲稱這是幫助解放軍作戰的蘇聯人甚至德國人云雲。這種低劣的謠言自然不值一駁。本文要講的是外國人寫的書裏提到的幾條十分有趣的類似流言，有助於大家理解當時的情況，也幫助大家對現如今流行的口述歷史有個正確的認識。       

    這些流言包括：1937年11月，史沫特萊在山西省安澤縣親耳聽到有百姓聲稱“八路軍的參謀長就是蘇聯人”；1943年，班威廉夫婦在山西聽説有白人司令領導的日本八路部隊；解放戰爭期間國軍掌握了蘇聯軍隊化裝成共軍與國軍作戰的“鐵證”。讓我們從最富戲劇性的 的國軍的“鐵證”説起吧。   

手握“鐵證”的國軍       

    一羣國軍軍官找到了一位西方國家駐中國東北的情報官員，聲稱“掌握了蘇聯介入中國內戰的證據”，説完他們拿出了一套照片。大部分是一個白種人的照片，有他穿着蘇聯軍裝手拿衝鋒槍的照的，也有他穿着中共軍裝手拿步槍拍的，最後是他穿着中共軍裝躺在地上的照片。另外還有一些其他身着中共軍服躺在地上的白種人的照片。國軍軍官解釋説，這是他們在一次交戰中擊斃的蘇聯軍人，有些照片是從屍體上搜出來的。他們帶着愛國的義憤説：“這是一個蘇聯人！” 情報官最終實在忍不住打斷了他們：“我知道，我前兩天還和他談過話呢！”       

    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報官會通靈術不成？       

    原來，在這之前情報官聽説國民黨軍隊抓到了一個蘇聯紅軍撤離中國東北時掉隊的士兵，就要求看望他。作為一個西方國家的“洋大人”，他如願看望了那個蘇軍士兵並和他進行了長談。在談話中，士兵非常詫異地提到了國軍的奇怪行為：“請你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要照那麼多相片呢？有一天他們硬叫我站在戰壕裏，給了我一支衝鋒槍，從各種不同角度給我照了十幾張相。第二天，他們又讓我穿上中國軍服，給了我一支步槍，又給我照了十幾張相。有時候他們還叫一些俄國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一頭霧水的情報官也不明白其中的奧妙，但他把這件事記在了心裏，一直到國軍找上門來才明白怎麼回事。       

    簡而言之，這是國軍一次拙劣地造假行動，顯而易見由於造假者和看守蘇軍士兵的人溝通不暢導致了行動的徹底失敗，鬧了一個“在滿洲的外交人士中廣為流傳的”（傑克•貝爾登語）大笑話。但退一萬步説，就算沒有這個失誤，國軍就能成功地欺騙這位西方情報官了嗎？並不是如此：因為那些躺在地上裝扮死屍的白人裏面就有情報官熟識的白俄平民！       

    這個故事是情報官本人講述給傑克•貝爾登，貝爾登又把它記述在《中國震撼世界》裏的，他還對國軍造假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貝爾登注意到國民黨的宣傳部門對東北和關內的戰事有着截然相反的宣傳策略：對於關內的戰事大肆宣傳國軍的勝利（大概類似於“近日我英勇國軍又擊斃匪首劉伯承於某地”之類），這很好理解；但對於東北的戰事，卻極力宣傳國軍形勢的惡劣甚至不惜誇大其詞。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到了1947年的時候，在東北的國軍軍事上沒有優勢，政治上人心盡喪，國民黨的很多高級官員對於單靠自身力量在東北戰勝共產黨就已經不報任何希望，他們幻想着通過大肆宣傳不存在的“蘇聯的干涉”，利用冷戰的大環境和美國老百姓對蘇聯擴張的恐懼，爭取美國出面干涉。這次造假行動只是宣傳戰的一部分。       

    如果聯繫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本造謠書和其他一些史實，我們就會發現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一些民國人士對於外國的力量總有一種現代中國人難以理解的迷信，而且總是習慣性地把問題的解決寄託在外國人身上。比如本文所述造假行動和後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叫囂，背後就有“只要美國下場國軍就能反敗為勝”的意思；那本造謠書的內容也暗含着“國軍敗給外國人是理所應當”的潛台詞。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時把希望寄託在國聯身上，八一三的時候則是期待《九國公約》簽字國干涉日本侵華都是例證。拉鐵摩爾也在回憶錄裏吐槽民國的教授學者們，“他們所能想到的就是：’美國為什麼不能採取行動制止這種局勢呢？’或者’為什麼英國人不能呢？’他們對自己缺乏信心。”       

    這大概也是民國範的一種體現。       

    估計要等到“紫石英號事件”，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他們中的某些人才會被打醒。

 白人領導的“日本八路”       

    作為背景，在講述班威廉夫婦聽到的流言之前我們先來看下他們的遭遇。根據《新西行漫記》記載，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國物理學家班威廉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授。在日軍前來抓捕在華歐美人的前一刻，他們夫婦二人和林邁可夫婦逃出了北平，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在根據地，班威廉應八路軍的要求教授無線電和微積分。本來夫婦二人覺得既然英美已經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將在八個月內結束，不成想在晉察冀一待就是一年多。思鄉心切的班威廉夫婦請求回國，路線是經延安到重慶，從重慶坐飛機回英國。正巧當時國民黨勢力蠢蠢欲動，企圖進攻延安，製造“第三次反共高潮”。為了保衞延安，華北八路軍大換防，山西的八路軍前往陝甘寧邊區，河北的八路軍則進入山西接手防務。班威廉夫婦與一支八路軍部隊同行，在山西某地聽到了前面所説的流言。       

    為什麼會有這種離奇的流言呢？其實是當地老百姓錯把這支八路軍部隊當成了日本鬼子。不過班威廉身材高大，穿着八路軍軍服，可能還有馬騎，被當地老百姓誤認為“司令”，這很好理解。那八路軍怎麼又和日本鬼子兵扯上關係了呢？這其實又牽扯到一條現在少有人知道（幾年前某部專門描寫晉察冀根據地的電視劇裏，八路軍戰士們穿的都是灰色軍裝）的歷史知識：晉察冀根據地的八路軍軍裝顏色並不是影視劇上常見的灰色（也是山西八路軍的軍裝顏色），而是和日軍軍服顏色相近的黃綠色（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中日本作者也提到這點）。因為物資匱乏，各根據地多是採用自制的染料來給軍裝染色，常見的灰色軍裝是用草木灰製作的，而晉察冀根據地則是採用槐花作染料的原料。想來應該是當地老百姓不知道還有黃綠色軍裝的八路軍，遠遠看到誤以為是日本兵；而親身接觸過的則知道真相，還知道部隊裏有外國人。種種消息在傳播的過程中失真、雜糅，結果就變成了“白人司令帶領的日本八路”。     

    各個敵後根據地的創建者們面對的是國共日偽四方雜處，七路軍、九路軍之類草頭王和會道門組織多如牛毛的複雜局面，相比之下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劣勢十分明顯：既沒有國軍的正規番號和持續不斷的後勤保障，也不像各類草頭王有本鄉本土的優勢。面對山一樣巨大的困難，他們並沒有氣餒，沒有等着外國人的援助，而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點點克服，把一塊塊游擊區變成了根據地，再不斷開闢新的游擊區、根據地，最終成為在敵後抗戰中堅持並發展壯大起來的勝利者。

    八路軍和新四軍作為“外來户”，當地老百姓不信任，那就憑着堅持抗戰、能打勝仗、把羣眾利益放在心上讓百姓信服；        

    鬥爭激烈的游擊區，縣區幹部們生存時間大致只有一年，那些經常需要單獨行動的幹事們甚至只有短短三個月，但黨員幹部們前赴後繼，從不畏懼；        

兵力薄弱，就通過戰鬥、宣傳、組織，讓百姓們意識到這是保衞自己的子弟兵，從而積極參加部隊；       槍支不足，就先用手頭的武器武裝起來，大刀長矛、抬槍土炮、邊區造手榴彈、裝填黑火藥的石地雷……，然後到敵人手裏去奪取現代武器；        

    沒有硫酸，就用老百姓醃鹹菜的大缸當鉛室自己造；        

    子彈不足，就拿用過的彈殼復裝；       

    買不到西藥，就收集民間的驗方和中草藥來用；       

    專業的醫護人員奇缺，就從擔架員中擇優培養護士，從有經驗的護士當中培養醫生；       

    遇到了災荒，黨員幹部帶頭減少糧食定量、開展生產自救行動，採摘樹葉、挖野菜，部隊要把近處的留給老百姓；       

    敵人掃蕩，戰士們一次次衝入包圍圈把被困的老百姓解救出來……       

    憑着這種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昂揚向上的精神，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開闢了十九塊根據地，根據地人口從一百五十萬發展到近一億人，沉重打擊了鬼子“以戰養戰”的美夢。       

    這種精神在當時的中國如此罕見，以致於外國記者進入根據地都要專門敍述根據地人民的精神狀態。一位美國軍官甚至感嘆“第一次碰到不向我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飛機、大炮的中國人”。       

    這本來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偉大史詩中光彩奪目、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章，然而現在有些人討論抗戰，既不考慮當時的歷史社會條件，也毫無對抗日先輩的尊重，反而抱着一種類似看好萊塢大片、場面越大越好的心態，眼裏只有雙方出動十幾萬、幾十萬兵力的大會戰，瞧不起敵後抗戰，視為“小打小鬧”，還洋洋得意地質問“游擊戰的哪次戰果能比得上大會戰？”敵後抗戰的先輩們僅僅創造了奇蹟，而沒有顯現出一戰滅掉幾萬、十幾萬鬼子的神蹟，居然也成了他們的錯誤。讓人不免生出有些人真是“陳叔寶全無心肝”的感慨。 

大肆封官的老百姓       

    知道了班威廉夫婦聽到的流言來歷，想來大家也明白了史沫特萊聽到的流言是怎麼回事了。不錯，正如小標題所示，八路軍的“蘇聯參謀長”是老百姓“封”給史沫特萊的。《中國在反擊》中記述：在安澤縣城一羣老百姓圍觀史沫特萊的同時，還爭論她的性別和身份。對於她的身份，有説是“日本俘虜”的，有説是“蘇聯飛行員”的，還有説她是“八路軍的蘇聯參謀長”的。正是持最後一種説法的人，為了證明自己説法正確還言之鑿鑿地聲稱：“八路軍的參謀長就是蘇聯人”。  **************************************************************************************       

    近些年，口述歷史流行起來。本來從搶救史料、豐富歷史敍述的角度來説，這是一件好事，但也暴露了一些問題。不知道是鑑別的能力不足，還是態度不夠端正，或者有其它一些原因，感覺記錄者存在着對講述內容照單全收的傾向。不提網上那些來歷不明、真假難辨的“聽家（村）里老人説”系列，甚至正規媒體都出現過 “八一三”事變前一天與鬼子發生戰鬥，還“用迫擊炮打下鬼子多架飛機”的明顯與歷史史實不符的所謂抗戰回憶。

    結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口述歷史容易出現的幾個問題。 

    一是惡意造謠的。除了傑克•貝爾登的記錄，在《新西行漫記》裏也記載了重慶的報紙以親歷者的名義編造關於延安的低俗謠言，把班夫人都氣哭了。網絡上出現的“共軍抗戰遊而不擊”之類的謠言也是從民國時期就被國民黨編造出來並大肆宣傳了。事實上特務組織中統就有個專門針對共產黨的“造謠科”（黃河故人：《中統有個造謠科》）。        

    除了以上無中生有的，還有以偏概全、惡意誤導的。比如用民國時期高級技術工人的收入高“證明”民國工人生活水平不低的（技術工人稀缺，當然收入高）；用“七七事變”前教授學者收入高來説明民國尊師重教的（因為通貨膨脹，西南聯大的教授有租不起房子在戲台上搭窩棚住的，抗戰勝利後北大清華級別的大學教授都有病餓而死的）；用抗戰初期八路兵力不強、根據地建設不完善，幾萬根據地百姓被幾百鬼子追着“跑反”誤導大家整個抗戰時期都如此的等等。       

    二是講述者不可避免帶有傾向性，未必客觀。比如講述者出於個人好惡或者利益需求，誇大自己（一方）的功績，對另一方貶低、避而不談，甚至是貪他人之功為己有。抗戰時國軍高官王瓚緒接受史沫特萊等人採訪，大談前幾日抓獲並送到張自忠將軍司令部的幾名日軍俘虜。他沒想到的是史沫特萊之前在司令部就親眼看到是新四軍李先念部送來的日俘。這即是一個例子。       

    三是講述者自身侷限性導致的錯誤。口述歷史的講述者多為老年人，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時間久遠導致的記憶錯誤。此外，由於學識、閲歷、所處環境等原因，講述者看到的未必是全面準確的事實，更不用提他們對看到事情的解讀未必準確了。前面講的兩則流言就是如此。       

    總而言之，對於各種口述歷史，記錄者應該以更加負責的精神把好關，多與正規史料進行驗證，剔除各種錯誤；而對於讀者、觀眾來説，面對各種口述歷史材料，一定要抱着謹慎的態度，不要輕信輕傳，以免誤信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