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中國：日本為何不能複製蒙滿奇蹟？_風聞

日本為何不能像滿清、蒙古那樣征服中國？是日軍戰鬥力相比於中國不夠強嗎？顯然不是的。

國民黨抗日將領，中國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在戰爭結束之後，曾經心有餘悸地回憶過日軍戰鬥力的強大，他説，“日本軍隊長處，那也確是説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説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做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中國抗戰老兵陳樹也説，在抗戰期間，要五個中國兵才能與一個日本兵打成平手，由此，可見日軍戰鬥力之強。

如果再考慮到日本當時的技術優勢和中國四分五裂的窘境，當時日本相對於中國的優勢就更大了。總之，日本帝國入侵中國時，其所擁有的相對軍事優勢，至少不比當年的蒙古、滿清差。

那麼，為何日本不能像蒙古特別是滿清（兩年之內掃蕩南北）那樣征服中國呢？

蒙古、滿清為何能夠征服中國？

在此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為何蒙古、滿清能夠征服中國。

事實上，無論是蒙古還是滿清，都是小國。與日本一樣，他們在征服中國這種超級大國的過程中，都面臨着一個巨大難題——兵力不足：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時，僅僅只有九十幾個千户，蒙古本部兵力不足十萬；而據《八旗通志》的記載，追隨多爾袞入關的八旗軍隊，還不到6萬人。這麼一點部隊，如果撒到中國幾千萬甚至上億人的土地上，連基本的統治秩序都沒法確立，跟不用説征服這個龐然大物了

比如，侵華的日軍在中國佔領區就難以維持統治，百萬的日軍只能困守大城市和交通線（與今天阿富汗、伊拉克的美軍，以及上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蘇軍是一樣的）——這也使得國共竟然能夠在敵後地區建立相當有效的統治。

那麼，當年蒙古和滿清的統治者，是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的呢？説起來也不復雜，那就是：滿蒙征服者通過慷慨的官爵、地盤和特權，成功地籠絡中國的精英分子和軍人，使之成為自己入侵中國之最強有力的工具。

2016年，成吉思汗在進軍中原之後發現，單純以蒙古部隊征服中原，不但經不起損耗，而且無法有效統治。於是，他命令代領對金作戰的蒙古將領木華黎，施行“招集豪傑，戡定未下城邑”的戰略。於是，木華黎廣泛招納中原的精英、勇士和土豪，利用他們擴大統治佔領區，並給予慷慨的地盤和官職，甚至允許他們世襲罔替（這是一種最大的特權）。在這一政策的誘惑和刺激下，各族將領、官員和地方精英，不斷跪倒在蒙古大汗的賬下，為了給自己的子孫們撈取更多的富貴，紛紛拿起大刀殺向了其他抵抗者。

投降蒙古的漢人將領史天澤，被蒙古人任用為丞相，不但被裂土分封，而且死後被追封為王

真定地區的勇士史天倪，原本是金國將領，但在木華黎的招誘之下，倒戈投降，被封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為了擴充地盤和官爵，他組織清樂軍，為蒙古掃蕩華北，所向披靡，他的弟弟史天澤更被封為右丞相（死後被追封為鎮陽王，立廟紀念）；易州豪傑張柔，則因戰功被封為蔡國公（死後封汝南王），滅宋的張弘範即是其子；山東軍人嚴實，曾經先後投效過金、宋兩國，但皆得不到厚遇，不得已乃投降蒙古，隨即被木華黎封為山東西路行尚書省事，不斷進攻其他抗蒙勢力，因此擁有了魏、魯、齊大片地盤，且集財、民、軍諸權於一身，爵位職權世襲罔替（金亡後削弱）。同樣，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呂文煥、劉整等降將都先後得到了元朝的重用，在泉州主動策應元軍的降將蒲壽庚，更被蒙古默許為當地海上商貿世襲罔替的管理者。

與蒙古類似的是滿清，為了鼓勵歸降漢軍為大清拼殺的積極性，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對投降的漢人將領們從來不吝賞賜。

明將尚可喜在皮島官職低微，待遇極差，但投降滿清之後，則受到皇太極出郊三十里的迎接，並被封為智順王；孔有德、耿仲明在明廷不過是兩個普通的將領，但在投降滿清之後，立即受到皇太極出郊十里迎接的禮遇，且被封為恭順王、懷順王；而吳三桂投降多爾袞之後，立即被授予平西王，並允諾裂土永封——即便是屢叛屢降的明將祖大壽，皇太極對其也是寬容以極。

正是有了這麼多活生生的前例，使得那些觀望的明將們切實瞭解到投降大清的好待遇。因此，當清肅清王豪格在多爾袞的支使下，嚮明軍將領們發出誘降時（“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明軍將領幾乎皆信以為真，歡呼雀躍，紛紛倒戈。姜瓖在大同歸降，徐定國與李際遇在河南歸降，左夢庚、金聲桓在九江歸降，李成棟、李本深、劉良佐在淮北歸降、鄭芝龍在福建歸降。而且，為了給自己撈取更多的官職、領土和爵位，歸降清庭的前明軍隊們，作戰一往無前，極為奮勇。

吳三桂為了給自己爭取世代傳承的封地和王爵，一路從山海關砍到緬甸（後來因為封地被奪而叛清）；李成棟為了能夠獲得屬於自己的地盤，從揚州殺到嘉定，再殺到福建、廣東和廣西，連殺隆武、紹武兩天子，戰功堪稱逆天（後來因官職低微且得不到兩廣的封地而叛清）；金聲桓為了封土和爵位，為大清奪得了江西（後來因未得封賞而叛清）；鄭芝龍為了世封福建，給清庭獻上了隆武朝廷（後來被清庭騙離福建並處決）。在降將們的幫助下，僅僅兩年之內（1644—1646），滿清就迅速征服了幾乎整個中國。事實上，要不是多爾袞後來翻臉不守諾，對待明廷降將過於刻薄，導致降軍的大批叛亂和作戰積極性嚴重下滑，清庭早就掃滅南明的抵抗了。

實際上，到了入關後期，由於鄭成功、李定國等南明新抵抗力量逐漸壯大，八旗軍隊戰鬥力也開始腐化，明清戰爭陷入膠着。為了徹底打垮南明，清庭再次祭出厚賞漢軍降將的法寶。以雲南之地誘吳三桂、以廣西之地誘孔有德、以廣東之地誘尚可喜、以福建之地誘耿繼茂，以義王之封誘孫可望（這些封地、爵位，事成之後全都被逐步剝奪，並激發了後來的三藩之亂），在這些漢軍勇猛出擊的幫助下，清庭迅速平定了南明最後的抵抗。

公元1658年二月，清庭在長沙舉行了冊封孫可望為“義王”的典禮，旋即召他進京見駕。五月初二，孫可望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帶領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次日，順治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就達三次，賜銀兩次共—萬二千兩，另外賜給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迅速成為清廷天子以下第一等的人物。

日本為何無法征服中國？

從蒙古、滿清征服中國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

入侵者想要征服中國，就必須得到中國漢人精英、勇士的積極幫助。抗戰期間（至少美軍參戰前的1937-1941年），日本徵服者在中國戰場停滯不前的根源就在於此：

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大和民族的日本很難像舊的君主國那樣，在歸降的中國軍將與日本領袖間建立君臣關係。對於民族主義旺盛的日本社會來説，投降的中國精英僅僅只是皇國的奴隸，他們不可能也不應該獲得與日本人同等的地位。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領袖，日本首相永遠不可能像滿洲攝政王對待吳三桂那樣，封中國降將以王爵，使之與朝香宮鳩彥王平起平坐，並將攻克的中國城市作為世襲罔替的封賞去誘惑對方奮勇作戰——畢竟，在日本，決策者如果這樣做的話，恐怕很可能會失去國民的認同。史天澤、張弘範和吳三桂等人在蒙古或滿清朝廷中的地位和封爵，是抗戰中降日的中國精英中永遠難以想象的。

況且，日本侵略者本身就是一羣民族主義狂熱者，他們完全不同於冷血現實、精於算計的木華黎和多爾袞，蒙滿將帥們顯然更懂得如何誘惑、利用、榨乾歸降的中原炮火們。被日本招納的中國偽軍，除了極少數外，大多數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決策上缺乏實權，形同木偶，基本完全聽命於日本顧問（孫良誠就拒絕日本顧問進入自己的部隊），就算是被授予偽省長、警備司令的中國精英，在日本低階顧問的面前也只能俯首帖耳——1937年7月底的通州保安隊衝擊日僑事件，實際上就是偽軍們待遇糟糕、地位低下、前途無望的體現。這種情況，在木華黎和多爾袞麾下的漢軍中是不可想象的。

看不到慷慨的賞賜，談不上政治地位，沒有自己的地盤可搶，協助日本入侵中國，對於多數日偽將領們來説，就是一件完全吃力不討好的傻事。在日本“東亞共榮”的旗幟下，偽軍將領們作戰再勇猛，其地位也不可能比得上日軍的普通將官（從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族羣特權）；而偽軍將領的部隊犧牲再多，打下來的土地和財富也只是留給皇軍享用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入侵者或許能夠用武力逼迫中國軍隊投降，但大多數情況下，卻很難得到他們的真正幫助，更不用説積極配合了。這使得日軍的前線兵力始終捉襟見肘，後面的佔領也無法維持（抗戰期間，華北淪陷的縣屬超過500個，而日軍能切實控制的不過70個，而且其中80%的縣，日軍也只能做到局部統治），以致於日本看似贏面很大的戰爭，慢慢變成了相互僵持的澡澤，且幾乎看不到勝利的盡頭。日本在中國，也永遠不可能像蒙古和滿清那樣，部隊越打越多，優勢越來越強——因為大家都看到了為蒙滿盡忠的好處，所以紛紛投降。

無論是龐炳勳、還是孫殿英、甚至孫良誠和吳化文，這些歸降日本的偽軍，在戰爭期間，都與重慶保持着聯繫，除了特殊情況，與日軍的大規模積極配合並不多，更不用説主動出擊了。

相比對中國堪稱失敗的侵略，日本在朝鮮殖民統治期間，則通過設立對部分朝鮮精英的吸納體制（類似於滿清統治漢地），而取得了相當的成功。1910年日韓合併後，日本殖民者不但允許朝鮮人加入日本軍隊和公務員體系，而且還以“朝鮮貴族”的架構收買朝鮮實力人物。李秉武（前朝鮮王國軍人，日韓合併後擔任日本帝國陸軍中將）、樸泳孝（前朝鮮官員，後升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等朝鮮叛國者先後在日本帝國獲取了不錯的仕途，實際上也表明了日本對朝鮮統治的成功——當然，這種對“韓奸”精英的成功利用，某種程度上也是20世紀初期日本的國家形態還有着一定的舊君主國痕跡所致：歸降的韓國精英能夠與日本天皇建立君臣關係。

前朝鮮王國軍人李秉武，日韓合併後擔任日本帝國陸軍中將，被封子爵，1915年（大正4年）授大禮紀念章

另外，民族主義觀念同樣對歸降漢奸的作戰意志，有着巨大的削弱作用。辛亥革命之後，民族認同取代了過去的君臣觀念，成為中國精英的主要認同。這就使得大多數中國精英即便投效日本，其也難以改變國家認同，對華作戰的積極性想必也將因此大打折扣。以降日的龐炳勳為例，在投降時就與日本約定“降汪不降日，不攻擊重慶”；孫良誠、孫殿英等降軍都有類似的前提條件；而漢奸齊燮元創辦的華北陸軍軍官學校，也難以招到青年學生，即便強制拘來，也大多逃走了；而云南王龍雲和山西王閻錫山的投日嘗試，也因親信、部下的堅決阻止而不得不作罷。

‘設有不幸，(司令長官閻錫山)為大家一時之矇蔽，則司令長官曆史上將如何？我自己將何以自處？吾願忠於司令長官，吾更願忠於中華民國。吾子孫均為中國之民眾，設不幸出此，誓願以生命勸司令長官，並以報國家也。”

——1942年，山西軍閥閻錫山試圖投降日本，遭到他的血盟兄弟趙戴文和鐵桿親信梁化之的堅決反對，梁化之的話反映出當時中國精英的認同觀

君以此興，必以此亡

作為一個標準的民族主義國家，日本決策者永遠不可能像滿蒙君主那樣，將歸降的中國精英納入自己戰爭收益的分享體系。因此，降日的中國精英們始終被排斥在日本戰利品盛宴的外圍，談不上多少積極性。畢竟，日本的勝利，也只可能是日本人的勝利，這永遠與漢奸們無關。就像入侵蘇聯的希特勒帝國，狂熱的民族主義固然締造了強大善戰的德軍，但也使得俄奸弗拉索夫們在德國的戰爭中永遠看不到屬於自己的希望。最終，日、德入侵者都在無盡的反抗中陷入了泥沼，併為自己發動的戰爭所吞噬。

弗拉索夫，前蘇聯將領，在蘇德戰爭中投降德國，組建了上百萬的傀儡軍俄羅斯解放軍，但戰鬥力極為低下

説起來，日本的崛起，恰恰是源於民族主義，日本的失敗，竟然也是源於民族主義。這其中的奧妙，或許就是“君以此興，必以此亡”的道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