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解決疑慮的唯一手段就是轉基因產業化_風聞

方玄昌按：本文根據筆者在9月19日舉辦的轉基因科學沙龍上的講話節選整理。這次沙龍原本是科學傳播工作者之間的一次交流，講話內容並未打算正式發表，選擇在這個時機整理發表，是因為9月27日澎湃新聞發表了與美國科學院院士董欣年的一篇專訪《杜克大學教授董欣年：轉基因之爭不是簡單的“支持不支持”》。

董欣年教授本人對於轉基因的態度毫無疑問是支持的，她在對話中也明確肯定了轉基因這項技術的安全性和重要性，並且點明瞭百姓在面臨“轉基因or農藥”選擇時應有的起碼理性。但在這篇文章中，董欣年同時令人意外地傳達出了另外一些錯誤的信息（事實），以及建立在這些事實錯誤基礎上的、看似有理實則離譜的觀點。

董欣年教授的錯誤信息是“轉基因一開始進入中國的時候用的就是水稻”（事實是，中國首先推進的是轉基因抗蟲棉，抗蟲水稻則迄今被關押在試驗田中）；由此給出顯而易見的錯誤觀點“如果一開始從小一點的作物做實驗，比如木瓜，大家慢慢看到轉基因木瓜是安全的，但不是整天吃，那還能接受”（事實是，中國確實就是這樣做的，但結果是中國成為了全世界的反轉中心）；在此基礎上，她給出瞭解決問題的建議：推進知識科普，但要給大眾時間慢慢看，慢慢判斷哪個更安全一些。

​恰好，筆者19日的發言，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就是針對與董教授相似觀點及建議的一種批駁。****

大家下午好！

基因農業網這五年，我們的工作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是直接傳播科學知識，第二是搭建中國科學家和媒體人之間的橋樑，我想這兩點，我們做得還不算太差。

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惑，今天這半個小時，我要講的主要內容就是探討這些困惑。剛才朱禎老師在給Bobo先生作總結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常常會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東西、常常願意聽到自己想聽到的東西，其實這是新聞傳播領域的一個共識，也是我們傳播中要克服的一個困難。今天我的講座內容會進一步解讀這個問題。

我們做科普的，都會想到要幫助受眾解決科學問題、要把自己的科學知識介紹給受眾。與此同時，我們還有第二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受眾的情緒問題，也可以稱之為心理問題。

科學問題無疑是解答一切疑問的基礎，尤其像轉基因這個話題，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其他問題都需要歸因到科學問題上來解決。但是解決情緒問題在我看來更重要。科學問題幾乎所有科學家都會講，但是科學問題講得老百姓能不能聽懂卻不一定。有一部分原因是一些科學家對於做科普本身不擅長，他腦袋裏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未必能夠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科學家並不清楚老百姓腦袋裏究竟想的是什麼，他們期望聽到什麼樣的聲音。很多時候，老百姓關心的並不是具體的科學知識與事實，我們一定要清楚，受眾本來就是不理性的，我們要了解他想聽到什麼樣的聲音，怎麼樣的聲音發出來對方能夠接受，這就是傳播技巧，這個傳播技巧跟科學本身的關係非常弱。

反對，未必只是因為我不懂

很多時候，老百姓反對一項技術未必只是因為他不懂，不懂只是原因之一，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對此我們需要有幾方面心理準備。

第一，公眾更願意選擇相信他們“想相信”的東西。舉一個案例，在基因農業網成立不久，就發生了方舟子和崔永元之間的方崔大戰。我先作一個假設，假設當時方舟子是反對轉基因的，而崔永元是支持轉基因的。儘管崔永元的受眾更草根、更基層一些，受眾面也更大一些，但是如果崔永元當時支持轉基因，我認為這幫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會反過來支持方舟子，而不是繼續支持崔永元。這是因為我們的老百姓本來就期望聽到反對轉基因的聲音，而不是支持轉基因的聲音，他們更願意相信轉基因是有害的。具體原因後面我還會説到。

第二，**普通老百姓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了解任何一項新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那些街上跳廣場舞跳得很高興的大媽們，他們有什麼必要了解轉基因？一項新技術出來後，假設普通老百姓都要全面去了解其中知識，那全世界的老百姓啥事也別幹了，哪還有時間從事生產，整天都得學習、聽講新技術了。

第三條，我們的大眾從小接受了情緒化、想當然的一種教育，這個我在北大有一堂課，請參考《審視課本上的邏輯》。

第四條，今天處在一個“去權威化”的時代，專家的權威受到挑戰和藐視，政府的公信力喪失，老百姓期望找到一個表達不滿的發泄口，希望聽到壞消息。之前發生的紛紛嚷嚷的爭吵，包括對三峽水電站的質疑、怒江修建大壩的不滿、以及反對PX、核電站、疫苗等事件，都是一個出氣口。老百姓到處在找發泄口，轉基因這個話題恰好符合這個發泄口的性質。從這個角度看，反對轉基因、轉基因妖魔的基礎，在這場運動到來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最後一條是關於陰謀論，我們常常鄙視和嘲笑陰謀論，陰謀論通常是非常低級的，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陰謀論是有市場的，它符合老百姓對於壞消息的預期。

瞭解老百姓是情緒化的，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談科普。

你的承諾，解決不了我的擔憂

面對老百姓的情緒化，很多時候政府會被迫作出一些承諾。大家一定要清楚，盲目的承諾和妥協是解決不了情緒化問題的。

“我們的監管全世界最嚴”，這是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的。我每一次參加農業部組織的會議，都會反對“我們是全世界轉基因監管最嚴的國家”這一説法。我很瞭解、也很理解政府為什麼要做這個承諾，但是依然不認可它，因為這個承諾只會加深中國老百姓對轉基因的憂慮。政府強調對轉基因的監管有多麼嚴，老百姓未必相信你説的是真話，他們從中卻會讀到另一種信息，那就是“政府也認為轉基因很危險，所以才反覆説自己監管得嚴”。

“產業化三步走”，在座很多媒體人都報道過這個話題，這也是政府被迫作出的一種妥協，從“非食用”到“間接食用”再到“直接食用”，這就是產業化推動的三步走策略。這個策略導致的效果是讓老百姓進一步擔憂，跟“監管最嚴”的承諾結果是一樣的。老百姓是非理性、情緒化的，你一説三步走，老百姓想到的是，這説明政府對這項技術的安全性本身就不把握、沒自信，政府這種看似穩妥的做法，透露出來的信息就是“這項技術本身的安全性還不夠確定”。

最後一項，是產業化的遲滯，這個是我説過非常多次的，我們所做的這麼多科普工作都會被產業化的遲遲不推動所抵消掉，因為老百姓會從中讀出一種情緒，那就是“政府自己對轉基因的安全性也不把握”。

跟十年以前相比，政府的很大一個轉變是主動的科普工作做得多了。農業部做這些科普工作是奔着一個什麼目的呢？是為接下來的產業化推動開路。他們期望通過諸多的轉基因科普講座，讓老百姓接受了這項技術，反對的聲音消失了，我們再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推動產業化。

這個方針路線大錯特錯，錯得離譜。期望用這樣的方式完全消除老百姓的疑慮是不現實的，多少年都辦不到。產業化越不推動，老百姓的疑慮越深，你做科普講座改變的受眾數量是很有限的，反對者的九牛之一毛都沒有。所以**期望用科普工作為他們開路，先讓老百姓徹底瞭解技術再推動產業化，這是本末倒置的一種做法。****讓老百姓接受新技術只有一條路子，就是直接產業化。**我一直説，2004年南方週末那篇反對轉基因抗蟲水稻的文章出來的時候，政府如果不理它，把張啓發先生的抗蟲水稻直接推向市場，那麼到現在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們根本就不必那麼辛苦地做這麼多科普工作。

情緒，也可以為我所用

瞭解受眾的情緒化，那麼在科普工作中就有這個心理準備，甚至可以藉助於老百姓的情緒化傳播科學知識。反對轉基因的人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公眾情緒，他們不需要動太多的腦筋，因為壞消息本來就特別容易傳播，反對轉基因的這些人從一開始就佔據了上風。

一個事件發生之後，在羣情激憤之下，老百姓的情緒已經被挑動起來之後，心平氣和地跟大家講道理，效果是非常差的，這種科普方式適合於對於本身就有求知慾的羣體，比方説學生。本身具有求知慾的羣體，常常就是自己已經有了科學素養的羣體。誰最願意接受科普？是已經有一定科學素養的人，他們才更願意接受科普。最不願意接受科普的人士，則是對這個領域一無所知的人，他們的自信心是最爆棚的。美國科學家曾經做過人的自信心的曲線研究，掌握知識是零的羣體，自信心是最爆棚的；隨着知識增長，人的自信程度會下降；然後隨時知識進一步增長，自信心又會緩慢上升，最後到達平台區。但不管你掌握的知識到達怎樣的程度，自信心也遠不如知識為零的羣體。

所以對無知者講道理是講不通的，他們會認為他比你懂多了。可以推測，崔永元一開始的自信心是爆棚的，但現在他已經不那麼自信了，因為這幾年他對於這個領域的信息多多少少掌握了一些，他的自信心會降到較低的位置。他一開始説美國人不吃轉基因、轉基因中找到“不明病原體”等等，什麼話都敢説；但現在他卻換了説法，變成了“我不反對轉基因”“我只是要知情權”。我們回頭看看他早些年的言論，他一直在反對轉基因，現在這樣説，是因為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打擊，他在掌握了一些基礎後變得不那麼自信了。

**既然平和的語言不能起到傳播的效果，我們有時會被迫用一些刺激性的語言來幫助傳播。**我們當然不可以對普通老百姓使用刺激性語言，多數老百姓是由於不掌握正確信息而反對轉基因，這些人我們沒有必要計較；可是對於一些惡意妖魔化轉基因的羣體，我們可以用刺激性的語言對付他，比如崔永元，我們可能會直接説他是一個科盲，或者叫他“崔化鈉”；對於反對轉基因的行為，我們把它恰如其分地歸為反人類行為。遭遇到對方氣勢洶洶的逼問，如果我們依然心平氣和，中立的羣體可能會認為我們沒有自信。

在這個分析基礎上，我們還做了一項工作，就是對那些妖魔化轉基因的言論的反擊，也就是“反反轉基因”的工作，我們把它進行了一個化妝，化妝成了“壞消息”來做傳播。比如，如果正面説轉基因怎麼好的文章傳不出去，我們就換一種方式來表述，説持續了十年的反轉運動給我們每個人都帶來了多大的傷害，這個可能會更加能夠引起老百姓的警覺。老百姓願意聽壞消息，我就給你壞消息，最近五年來我們一直這麼做。這是一種策略。

另外一種傳播策略，是學會借力打力。在每一次事件剛發生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主動發聲。最初看到崔永元跳出來反對轉基因，我有一些擔憂，但是很快發現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找到了一個目標，可以通過在認知水平上揭露這麼一個反對轉基因的人，**把反對轉基因的羣體的面目全部暴露出來，讓老百姓看到一個事實，原來反對轉基因的人是這個水平。**這是一種借力打力的方式。等到崔永元不怎麼發聲了，我們反而無處借力。我因此很希望崔永元繼續跳得更兇。

還有一個提醒：**靜態的科普沒有市場。**之前我們的政府部門做危機公關時，最常見的表現就是事件處在風口浪尖的時候他們不做聲，等到這個事件平息下來，他們才會心平氣和地（其實也就是弱弱地）發出一些聲音來“以正視聽”，其實這時的聲音根本沒有人聽，因為這已經是靜態科普，它在全世界都沒有市場。我們一定要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在風口浪尖上、爭論正熱的時候用力，而不是等這個事件過去之後再用力。這實際上也是藉助於百姓已有的情緒做傳播。解決受眾情緒中的問題，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在給全國來京學習的100多個地方農業局長講課時講的一個話題。我説，在座100多位農業局長，其中一定有人身為農業局官員卻傳過關於轉基因的謠言。這些人往往會陷入一個死衚衕，認為自己曾經傳過謠言，現在要反過來支持轉基因會很丟人。

怎麼辦呢？我來勸降，告訴他們，你們如果僅僅是在朋友圈裏面傳播過一次兩次謠言，情況還不算太壞；如果堅決死不認錯，一直把這個錯誤堅持到底，最後的麻煩可就大了。我給他們開導，先給他們找出了幾個台階，也就是解決他們情緒上的一些困惑：

第一，社會上原本就沒有必要讓每一個人都瞭解某一項技術，包括農業官員，你也是可以不必精深瞭解轉基因技術的，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原諒的；

第二個台階，比你更顯赫的明星、比你更高級別的官員也曾經相信或者傳播過謠言；

第三，即使是生命科學領域裏，有很多本來應該比你更專業的，他們也有可能傳播過謠言的。

這三個台階給了他們，他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走下來；最後再給他們一個鼓勵，就是馬克.林納斯的故事，他曾經傳播謠言，還用行動破壞過轉基因的試驗田，這比你更丟臉吧，但是他反過來倒戈一擊，在全世界演講自己當時對轉基因所做的壞事，結果得到了全世界科學家的尊重，甚至得到諾獎得主的尊重。

你如果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則將有着無可避免的隱患：你終將面對歷史。對於轉基因，總有一天大家會明白黑白真假，到那個時候你把自己置於何地？

你終將面對家人，終將面對自己的孩子。

你的孩子很快就要上中學、上大學，他們從高二的生物書裏面就會知道轉基因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就會知道自己的老爸死不認錯的事實。

如果你始終堅持這種錯誤，最後結果一定是把人都丟乾淨。

我把這個問題給他們解釋完了之後，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就會變得很簡單。我還鼓勵他們説，你比我更有優勢去影響周圍的人：你曾經傳播過謠言，現在主動站出來説我錯了，周圍的人會更容易相信你，就如同林納斯那樣。

用這樣的方式解決那些曾經散佈轉基因謠言的官員的心結，應該是有效的，我相信這些農業官員回去之後，應該不會再堅持自己的錯誤。

在做轉基因科普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絕大多數老百姓對轉基因的擔憂都不是擔憂科學問題本身，擔憂的都是一些邊緣化的、非本質的一些問題，我想在座諸位應該都遭遇過這些問題。對此，我有一篇文章專門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答這些問題，見《常見轉基因問題的“另類”回答》。

假如我們認真分析，會發現不管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怎麼樣的，它跟轉基因本身的安全性都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問題都不牽涉轉基因的科學性。可是老百姓困惑的常常就是這些邊緣化、很間接的問題，對於轉基因究竟是什麼，轉基因食品和普通的食品究竟有多大的差別，有沒有本質差別，這些更直接、更本質的問題，老百姓根本不去關心。為什麼？還是回到剛才那句話，我們的受眾是非理性的，是情緒化的，要解決的就是自己解不開的心結，這些問題都是他們的心結。

輿論不代表民意

最後説説輿論與民意的差別。

中國官員常常把輿論與民意劃等號。最近這幾年來，我反覆開導大家，輿論是輿論，民情是民情，民意是民意，三者之間八竿子打不着；民意體現在老百姓的雙腳上，當全民都在反對轉基因，那些老太太、老頭子嘴裏也在反對轉基因的時候，他們走進超市，卻還是會走向轉基因大豆油的貨架。轉基因風暴猛刮的這十幾年，金龍魚的轉基因大豆油銷售量節節攀升，中國每年用於榨油的轉基因大豆進口量直線攀升，都足以説明輿論跟民意完全是兩個概念。

如果政府繼續不放開國產轉基因產業化，轉基因違規種植我相信是控制不住的，中國終將走到巴西那一天，農民會用一種違規手段推動社會的進步——它實際上代表了另外一種民意，這種民意從來沒有在輿論上得到表達，農民從來沒有在主流媒體上發出“我要種轉基因作物”的聲音，但是這種民意確實存在。

我們常常説，轉基因科普文章是給中間羣體，也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看的，我要修正一下這句話。我們跟那些反對轉基因的聲音作鬥爭，是要給中間人看的，但不是給所有的中間人看的，而是給中間羣體中的一小部分人看的。因為大多數的中間人，他們不會看這些文章，即便是看了也不會理解。改變中間羣體非常難，但是改變中間羣體的一部分是比較容易的，恰恰這容易改變的一小部分人正是最重要的，他們常常是中間羣體裏面的精英，是掌握話語權、有影響力的一羣人。

基因農業網這五年來舉辦了較多的沙龍，把媒體人召集到一塊來研討轉基因話題，我們改變了100多個媒體人，這100多個媒體人是相對容易改變的，很快被我們改變了，改變之後起到的作用很大，他們回去之後寫文章，就能夠替代我們把聲音發出去。我認為我們的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

還有一條需要再次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是要企圖改變反轉人士。**我們的政府所做的許多工作，包括“產業化三步走”，強調“我們是全世界監管最嚴的國家”等等，都是為了滿足反對轉基因的人士。這是沒有可能的，永遠不要期望用政策妥協的方式就能滿足他們。

在此我們要明白一點，職業反對轉基因的聲音不代表任何民意。我可以這樣説，中國對於轉基因瞭解最多的羣體，第一無疑是這個領域的科學家，第二可能是我們這些科普作家，還有一個跟我們這些科普作家對轉基因的瞭解不相上下的羣體，那就是職業反對轉基因的人士，他們非常清楚轉基因的安全性和重要性。至少綠色和平組織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非常清楚轉基因的，他們反對轉基因上市，完全是從自己的私利考量，在生活中選擇食品時，未必會真的迴避轉基因。

最後我還是要説，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

主管這一塊的政府部門可能以為，暫時不推動轉基因是順應民意的一種做法，我認為這錯得非常離譜。當前的真正民意是什麼？是中國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很願意選擇轉基因食品，即使是跟同類非轉基因食品價格沒有差別，他們也願意選擇轉基因食品；更多的人則是不關心它是否轉基因，哪一個品種便宜，就選擇哪一個品種（包括那些口頭反對轉基因、手上選擇轉基因的大爺大媽們）。我們遲遲不推動轉基因的產業化，是剝奪了大多數人的選擇，是有悖於真實民意的，是欺民心、違民意的行為。

原文：http://www.agrogene.cn/info-52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