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為什麼要“否定”漢文帝的改革？_風聞

漢文帝十五年九月壬子，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晁錯名列其中。

《漢書·爰盎晁錯傳》不厭其煩地記錄了晁錯的數條對策，其中一條，列舉了文帝登基以來的代表性善政，並總結道：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跡，除其亂法……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翻譯過來就是文帝上台之後，廢除秦朝亂法，為天下興利除弊，變更舊法，還百姓以安定， 有大功數十條，都是前代所無從比擬的，而文帝推行之，可謂行正道有厚德，天下百姓何其幸運？

注意其中的四個字：

變法易故。

一

過去我們往往以為文帝屬於“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那麼，**“變法易故”**是不是黃老政治？

且看一下“清靜無為”政治的源頭——蕭規曹隨。

見《史記·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翻譯一下，即漢惠帝元年，廢除了諸侯國設置相國的法令，令曹參為齊國的丞相，此時的齊國有70城之廣闊領土，時值天下剛剛安定，齊王劉肥正當年富力強，曹參於是徵召境內的長老、百家之士，求教如何安定、聚集百姓，沒想到齊地遺留下來的儒生數以百計，卻各自説法不同，讓曹參無所適從。

直到曹參聽説膠西地方有一名擅長治黃老之學的學者，名叫蓋公，就派人重禮邀請，等到見面之後，蓋公告訴曹參，治理之道最上等的就是“清靜”，則百姓自然安定，並以此為宗旨告知具體的措施。

曹參於是讓出自己府邸的正堂供蓋公居住，以尊重之。在他的治下，則行用黃老之術，為齊相9年，國內安定，百姓稱頌他為賢相。

這段記載，説清了什麼叫“清靜”，而“無為”，則在下一個故事之中，見《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

……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

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段太長，不過還是需要翻譯一下。

蕭何將死時，只推薦了曹參作為自己的繼任者，而曹參代相之後，凡事毫無變化，一切遵從蕭何時的慣例。

他任命地方長官往往選取不擅長文辭，有點木訥的人，而選擇丞相府的辦事公務員（丞相史），則喜歡忠厚長者，凡是糾纏律令，用法煩苛的刀筆吏，或者是想邀名取寵的精明人，則往往罷黜之，每天也不管事兒，就是坐那兒喝酒。

不過曹參如果發現人有“小過失”，往往親自幫忙掩蓋而非治罪，所以府中不折騰。

這些情況，看在漢惠帝眼裏，就對曹參的兒子曹窋説，你回家勸勸你爹，別説我説的，怎麼當丞相不管事，而且還不對我“請事”（即大事交天子定奪）呢？難道説是嫌棄我有什麼不足嗎？

曹參兒子説完，捱了老爹200板子，結果惠帝掛不住了，説，你收拾兒子幹嘛，是我讓他問的。

曹參摘下帽子跪地解釋，你覺得你比你老子高帝劉邦如何？惠帝説那哪兒敢比，又問，你覺得我比蕭何如何？惠帝説好像你差也點，曹參立刻接話：

您説的對，高帝和蕭何定天下，法令已定，也以明示天下，您就安居九重，我就安守相位，咱們都照着前人劃出的道兒來，不好嗎？惠帝稱善。

簡而言之，“無為”是絕對減少當權者個人意志的干擾，讓制度體系自然運行，在前人劃定好的路上走，不做更張。

在張家山漢墓竹簡出土之前，歷代前賢認可的“前人劃定好的路”是“輕徭薄賦”之路，待到《二年律令》現世，我們才發現，這條路其實還是“秦制之路”，那麼，“清靜無為”除了不興大役又和秦政有什麼區別？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興利除害、變法易故”**的漢文帝一朝，真的是“清靜無為”國策的延續嗎？

二

“變”和“不變”，當然是兩回事。

其實，《史記》、《漢書》根本沒説漢文帝行的是黃老之政，恰恰相反，在《史記·儒林列傳》和《漢書·儒林傳》裏有一段大同小異的文字：

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三解注：儒者），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也就是説，漢文帝本人喜歡的是刑名之言，兼愛儒生，並沒有表現出對黃老之術的愛好，至於過往將《漢書·食貨志》中的“約法省禁”扣在文帝的頭上，**對照下《史記·平準書》的原出處，**其實是班固的筆法問題，他將司馬遷原本描述的“惠帝、呂后”政治安在了漢文帝的腦袋上。

“黃老之術”的真愛粉是竇太后，也就是文帝的皇后，在《史記·外戚世家》裏有這麼一句話：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亮點在這“不得不”三個字上，文帝活着時候，肯定不會“不得不”聽她的“清靜無為，無所更張”，恰恰相反，“除秦之跡，變法易故”，才是貫穿整個文帝時代的主題。

《漢書·文帝紀》記載：

（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簡單翻譯一下加粗部分，就是全面廢除收帑相坐律令，之所以用“盡”字，在於“收帑”和“相坐”，其實是兩個事。****

所謂“收帑”，即“收孥”，只看“孥”字，上奴下子，顧名思義，就是一人犯法，妻與子連坐，沒為官奴婢。

所謂“相坐”，即“連坐”，就是一人犯法，株連他人一同治罪。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往往把這倆東西當成了一回事，即“廢除連坐法”。

在《二年律令》中有《收律》，其中有一條：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

可見，“收孥”是針對完城旦、鬼薪白粲以上的較重犯罪。但是，“收”又不適用於謀反等重罪，因為《賊律》中規定：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也就是説，在這兩者中間的罪名，才適用於“收孥”，往上就是全家死光光了。

而“相坐”樣式就多了，有“什伍連坐”，即《史記·商君列傳》中説的：

令民什伍而相牧司連坐。

也就是一人犯法，四鄰編入什伍的各家一同連坐。

還有“官吏連坐”，即《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説的：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再就是“軍人連坐”，即《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中記錄的：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法（廢）；非吏（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

綜上所述，雖然都是“瓜蔓抄”，“收孥相坐”其實是針對罪犯家人的，而其他的“連坐”則針對的是不同關係人。

從這個角度來説，僅僅廢除“收孥相坐律”，肯定不能等同於“廢除連坐制度”，而只是其中的一項，我們對照《史記》的記載來看，這個結論就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在司馬遷的眼中，這一變革的重要性值得“大書特書”。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記載：

孝文元年，除收孥相坐律。

《史記·孝文本紀》則直接闡述了這個政策出台的前因後果：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

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這段司馬遷重點記錄的君臣爭論，翻譯一下，就是文帝明確表示，法律是治天下的正道，用來控制惡人而引導人向善，而今犯法論罪，使無罪的家人連坐，被收孥成為奴婢，我不支持，請朝廷議論一下合不合適。

有司“皆”曰，注意這個“皆”字，就是朝堂上下都不同意，官吏的理由是，百姓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達到“大治”，所以才製法律以為百姓設禁，“收孥”的使用，就是要百姓心有掛礙，加重他們的犯法心理成本，這事兒是長久以來的慣例，能夠延續原來的辦法最好。

漢文帝並沒有罷休，講了一套道理，**我聽説法令公正則百姓誠實、謹慎，刑罰得當則百姓服從，而且，管理百姓而導其向善的人是官吏，如果不能引導之，反倒用不公正的法律，是坑害人民的暴賊，靠什麼管束他們？**我沒看出來這個法令有什麼好處。

有司的官吏們這時候屈從了，陛下惠及天下，有大德，我們比不了，請求奉詔，廢除“收孥諸相坐律令”，這個“諸”字，恰恰説明在不同的律條裏，都有“收孥”的條款，而非收孥與相坐並列同廢。

這一段爭論，在《漢書·刑法志》裏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且看其中不同的部分：

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

……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兩位丞相的説法，既然指定了為收“父、母、妻、子、同產”，那就不涉及到“什伍相坐”之類的連坐條款，而在最後，又説“盡除收律、相坐法”，也就是説，“以收孥為手段的相坐法”並不只在《收律》中存在，還在其他律條中存在，這一點上，與“除收帑諸相坐律令”中的“諸”字恰恰相合。

這次爭論，恰恰體現了文帝君臣之間完全不同的對法的認識，即“法正罪當”與“不正之法”的區別，在漢文帝的眼中法是標準，是規矩，而非羣臣所堅持的秦法原則，法是治民的工具，手段。

非常有意思的是，這段討論，在98年後（前179年—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又一次出現了，調調一模一樣，見《鹽鐵論·周秦》：

文學曰：

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無罪者寡矣。

……

**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無慾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

**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闢，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賢良文學的理論，認為不當以有罪誅無罪，而御史的反駁則強調刑罰的威懾作用，並舉出了“慈母多敗兒”的比喻，兩者正好觀點和漢文帝元年廢除“收孥相坐律”的廷議一樣，更神奇的是，討論的問題也一樣。

這説明什麼？

“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恰恰説明，到了漢昭帝時代，家族連坐和什伍連坐，仍舊存在，1****00年，成了一個輪迴，原因何在的考證，咱們另文細表，還是按部就班地説説漢文帝的變革。

三

漢文帝的這次“變法易故”，經過前文的考證，已經可以確認並非廢除所有“連坐”刑罰，而只是針對妻、子、同產的“收孥”，可以説，在純粹的法律層面，意義也就與至今人們仍舊津津樂道的“廢肉刑”相提並論。

但是，如果細想一步，這次變革實質上動搖了秦制的根基，一方面觸及了商鞅變法後秦法塑造的倫理邏輯的根基；另一方面，則動搖了秦法對社會塑形的幾個核心支柱。

所謂秦法倫理，歸結起來就是上文中的幾個字：

嚴家無悍虜。

通俗地説，就是棍棒出孝子，重刑威嚇則民不敢違法。

不過這都是表面的説法，只是秦制人力資源生產線的遮羞布罷了，秦制依賴法令以“公正”的面目出現，甚至被今天的一些“大秦帝國粉”理解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進而與儒家的“差等秩序”對立，殊不知大錯特錯。

僅從上文中關於“連坐制度”的辯論可知，秦制的對立面實際上是“是非”問題，即“有罪與無罪”的區分，按照漢文帝的認識，“法者，治之正也”，那麼，“法”最基礎的功能就是“是非”的準繩。

而堅持“秦制”的官吏們，卻告知了我們，“法”的作用在於“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用通俗的話來解釋，就是老百姓愚昧，不知道好賴，不懂是非****，所以用“法”告訴他們什麼不能幹，而光告訴還不行，怕他們不長記性，還要用“連坐”重法讓他對法產生恐懼。

注意，無論是漢文帝時候的官員，還是漢武帝時代的御史，他們在討論“法”的問題的時候，其實都有一個默認的前提，就是民眾的“社會智力”只停留在“兒”的層面，無論是慈母多敗兒，還是嚴家無悍虜，還是御史們打的比方（此處未引），什麼怕火燒手，怕刀戳手，**都是將民眾理解為“嬰兒期”的智商，**簡言之，“不知好歹”。

《商君書》裏面的統治術要訣，三解就不重複了，其實從頭到尾都是把正常人約束到“嬰兒期”的“智力”，然後再用“利出一孔”引導民力到國家所需要的方向。

秦法與刑徒強制勞動基礎上的國營經濟的結合，完成了第一步，軍功授爵體制下的授田制和秦法動員體系的結合，完成了第二步。

通俗地解釋，就是第一步通過全面的人身管制和重刑恐嚇，完成人口的資源化，順從者主動進入第二步，不順從者則淪為刑徒或者官奴婢，進入強制勞動體系，被動地資源化，進入第二步。

漢文帝廢除“收孥相坐律”，實際上是一個開始，即將刑徒的最大人力補充來源截斷，開始刨刑徒經濟的根兒。

在上文中，三解分別引用了《漢書》和《史記》對於“除收孥相坐律”的記錄，詳略明顯不同，班固這個引用狂人，只在《刑法志》中談了談“新垣平案”，並感慨了“過刑謬論”，可見遠不如司馬遷重視這一變革的意義。

之所以如此，正因為司馬遷身處新舊制度交替的時代，在思想信條上，也經歷着賢良文學和御史們的爭論的“陣痛”，而到了班固的時代，儒家信條已經壓倒了舊的文法吏邏輯，成為整個帝國的主宰。

在班固的眼中，這個手筆，可能還不如“廢除肉刑”對於刑法的影響深遠，因為在他所處的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朝野爭論最盛的反倒是“是不是刑罰太輕，導致了犯法者太多？”所以，他觀察和評論着眼點，僅僅侷限於刑罰本身。

而在當時人，尤其是即將主掌國柄的漢景帝眼中，這是無比的大事，所以，在《史記·孝文本紀》文末記錄的為文帝建廟的詔書中，漢景帝言道：

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慾，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拆分一下這段回顧父皇偉業的文字：

1，通關梁。除關，不用傳，允許漢郡、諸侯國往來流動。行於漢文帝十二年；

2，除誹謗。誹謗之罪，有犯此者勿聽治，即不因言治罪。行於漢文帝二年；

3，去肉刑。孟康註釋稱：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即三種傷害身體的刑罰被廢，同時，還對刑徒規定了刑期。行於漢文帝十三年。

4，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除去各種賞賜里民之外，“上為立後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行於漢文帝元年。

5，減嗜慾，不受獻，不私其利也。不受“獻費”，行於漢文帝元年，而減嗜慾、行節儉則貫穿他的一生。

6，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這説的就是“除收孥相坐律”，不殺無罪之人，行於漢文帝元年。

7，除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除刑，《漢書·景帝紀》的同一詔書中寫作**“除宮刑”，**也就是廢除“閹割”的刑罰，**時間不詳；**出美人，即“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行於漢文帝十二年。

這一段的句式，前面是政策，後面是結果、意義，當然，談的都是人君的道德價值，但是一樣將“罪人不帑”放置在了七大功業之一。

更重要的是，這七大功業中，有四項與律令、刑罰有關，我們細分一下，就會發現其間隱藏着很深的制度變革脈絡。

四

在這之前，三解先回顧一下漢文帝之前的“變法”。

有些學者，喜歡把“約法三章”作為西漢律法變革的起點，其實這一政策本就屬於權宜之計，所以《漢書·刑法志》才説：

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也就是説，蕭何改訂漢法之後，已經不再施行什麼“三章之法”，後來的更張，也是在他的法令基礎上修正的。

幾次變化如下：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漢書·惠帝紀》）

（高後）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高後紀》）

總共就兩次，仨內容：挾書律，就是禁止民間藏書；三族罪，就是連坐三族；妖言令，通“訞言”，就是“不當所言”的禍亂人心之言。

不過，能得到“罪三族”待遇的真沒幾個，也就是韓信、彭越被“夷三族”，趙王張敖的臣屬“罪三族”，正經的涉及謀反的“大政治犯”。挾書、妖言涉及面，更是有限，基本上屬於知識分子“思想犯”。

整體來説，以上的改變，並沒有觸及漢律的主體結構，更不會觸及漢朝的底層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去誹謗”和“除宮刑”，真是惠帝、呂后時代“約法省禁”的思路延續。

而漢文帝上台後的大手筆，結合之後的發展，完全是天翻地覆。

漢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律”，掐了新晉刑徒的一大來源，等於是把刑徒來源由一家子變成一個人，這種減少是數量級的減少。

而且，按照《漢書·刑法志》的説法：

（漢文帝）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真到了一年斷獄四百，這種減少就很有意義了，當然，這種“輕刑”、“慎刑”，屬於漢惠帝時代黃老政治的延續，《史記·呂太后本紀》就説到惠帝、呂后時代**“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比較一下秦朝：

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書·刑法志》）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書·食貨志》）

這是掐入流，還有減存量，也就是“去肉刑”，具體的內容見《漢書·刑法志》：

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

説是“去肉刑”，其實是“減刑”，即肉刑減等，刑徒確定刑期並累計時間升等改變身份，這就由“刑徒”變成了“徒刑”，有了固定的刑期。

一旦有了刑期，刑徒的存量自然就會減少，這也是預期中事。

如果説這些還可以解釋為“無心之舉”，或者説目的性並不指向刑徒經濟，那麼，在漢文帝后元四年的另一個舉措就完全印證了三解的判斷：

（漢文帝后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

在秦國和秦朝廣泛存在的“居貲”，即債務奴，在《二年律令》中已經消失，而秦制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則在漢文帝十三年五月改制之後成為有刑期的服刑犯人，而不再是終身制的奴隸，哪怕是刑期最長的重犯，5年也已免為庶人，而後元四年的這一次“免官奴婢”，則是在此政策施行整7年後，將秦國、秦朝既已存在的官奴婢一掃而空。

換句話説，到漢文帝后元四年前後，西漢王朝自秦朝繼承而來的“刑徒經濟”已經“不廢而廢”。

一個有些周折的出土材料旁證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鳳凰山10墓木牘，該簡牘被斷代為漢文帝末期到漢景帝四年之間，其間的內容除了之前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一文中提及的“算簿”之外，還有“廩簿”、“貸簿”、“田租芻藁簿”等等，不過其中提及的基層吏員，只涉及到了“鄉”和“裏”，完全沒有見到“田部”的痕跡。

在裏耶秦簡中明確可見的“度稼得租”、“税田”、“輿田”、“程”等等田租收取的程序全部不見，而這些程序恰恰需要“田部”官吏的積極參與才能完成。

我們知道，在《二年律令》中仍有“田部”，可見直到漢文帝登基前，這個基層官員系統一直存在，考察《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的記錄：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儘管《史記·孝文本紀》和《漢書·文帝紀》都沒有記錄這一條，但是，在《漢書·爰盎晁錯傳》中記錄的文帝十五年賢良文學對策中明確提及：

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農民不租”與“肉刑不用，罪人亡帑”並列，説明這些政策在漢文帝十五年之前已經通行天下，不是假的。

這也就是説，“除肉刑及田租税律”這兩個都必然涉及“田部”、“田官”的政策屬於同步下達，這個基層官吏的職務序列的消亡，應該也是伴隨於“田租税律”被廢除同時，同時被取消的，應該還包括“司空”系統，其所掌管的“刑徒”羣體的消失，自然也就帶動着制度性管理系統的消失，這些可以説是漢文帝改革的大略圖景，遠遠不是全部。

五

早在漢文帝二年，儒生賈誼即上《論積貯疏》，見《漢書·食貨志》：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

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作為政見，賈誼要求的“崇本抑末”無非老調重彈，但是受到剛剛登基的漢文帝的重視，就説明，“背本趨末”在漢文帝初年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的“世風”，甚至是影響公私儲備的嚴重政治問題，所以他才在漢文帝二年“開籍田”，為民榜樣。

這個禮儀行為，漢文帝施行過多次，用處其實並不大。之前三解討論過，晁錯上疏言事的“勸農力本”應即《漢書·食貨志》收錄的《論貴粟疏》，時間應在漢文帝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三月之間。

最終，漢文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採取“入粟拜爵”的方式來增加邊郡積儲，不到9個月的時間，就堆積了邊郡可支5年，內郡可支1年的積儲。

也就是説，漢文帝時代的核心問題不是缺少糧食，農業不發達，而是舊的“秦制財政”的收入大宗來自於土地税、人頭税和官有產業經營所得，以及一部分市租和資源租税，貨幣收入佔據大宗，卻被通貨膨脹所侵吞，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機是“財政危機”，具體點説，即國家控制的“實物”——“糧食”不足。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才有了晁錯的上疏，和“孝悌力田”以户口設置常員的舉措，以及允許“入粟拜爵”，最終廢除田租税律，並廢除舊的“田部”、“田官”。

關於秦朝的公田經營，出土簡牘中略有展示，可以説是秦王朝“實物收入”的一大來源，而漢初直到漢武帝前期的相關情況，則資料闕如，三解只能推測：

首先，漢高帝五年詔要求各地官吏優先保證自家“老兄弟”的高爵授田，同時，又號召離散户口回原籍，“復故爵田宅”，也就意味着在恢復秦朝土地所有的前提下滿足“新貴”的授田，直接後果只能是“公田”授之殆盡；

其次，由《裏耶秦簡》可知，哪怕是秦朝的安定時期，刑徒仍逃亡不絕，秦末大亂之時，刑徒、官奴的逃亡自在情理之中，而《二年律令》中明顯減少了刑徒管理的條文，也説明刑徒勞動不再像《睡虎地秦墓竹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和《裏耶秦簡》的時代那樣繁盛；

第三，漢惠帝、呂后和漢文帝時代，長達近30年的“輕刑”統治，已經讓“罪人是希”，新增的入流大幅度減少，待到“收孥相坐律”廢除後，更是隻能削減到不足以支撐郡縣常態刑徒經濟運行的程度。

綜合一下，到了漢文帝十三年，處於既無公田可耕，又無刑徒、官奴婢可用的境地，留着這項舊制又有何用？

所以，“好刑名之言”的漢文帝才會接受晁錯的邏輯：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意加粗部分，爵位是皇帝手裏的東西，出於口而無窮，就是“沒本錢”，而得到高爵和免罪，人人都會想要，這實際上是一個交換邏輯，而不再是秦制中的義務邏輯。

如果漢文帝是個“好臉”的皇帝，去和臣民換取糧食，還不把晁錯宰了，偏偏他沒有，愣是把“賣爵”變成了“偉業”，還沒人説三道四，也是不同凡響。

而這項“偉業”，又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説到的，“秦制”的另一個根基，就是二十等爵製為基礎的動員體制。

為什麼這麼説？

因為土地。

在商鞅編制的“耕戰”體制之下，“利出一孔”的“一孔”，就是爵位和土地的對應關係，爵位為編户齊民約束下的“人”標定了對應的位置，也設定了對應的“權利”和“義務”，儘管這部分“權利”是殘缺的，只包含了“生存權”相關的經濟條件，仍舊以授予土地的方式給予了“保障”。

而隨着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實田”，承認土地的現實佔有，漢興之後沿襲未改，只是用新爵位分封的方式，插進了自己的“爵位授田”階層作為“新貴”，整個體制已經搖搖欲墜。

但是爵位與土地的關係，仍舊由《二年律令》中的設定予以保障，哪怕不授新田，爵位佔田仍舊可以作為一項土地佔有的上限存在。

當然，在沒有戰爭動員的背景下，漢高帝、惠帝、呂后三代仍舊施行了很多“權宜之計”，令個別人能夠完成階層流動，比如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後元年，大漢朝4次賜爵“户一級”，再比如：

（漢高帝二年）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漢書·食貨志》、《漢書·高帝紀》）

（漢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漢書·惠帝紀》）

（漢惠帝六年）令民得賣爵。（《漢書·惠帝紀》）

（漢文帝后元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人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漢書·文帝紀》）

（漢文帝二年之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漢書·食貨志》）

楚漢戰爭期間“賣子”的遺留問題，漢高帝五年詔後有免庶民因飢餓自賣為奴婢的命令，等於是事後有所解決。至於其他，實質上也是原制度的補充，尤其是遭遇大災的情況下，算是一種自我救濟的手段……

在《二年律令·具律》中其實已經有明確的“贖刑”標準：

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金一斤四兩。贖劓、黥，金一斤。贖耐，金十二兩，贖千（遷），金八兩。

也就是説，贖死也就2*16+8=40兩黃金，寫得很清楚了，為什麼漢惠帝又搞出了“買爵三十級得免死罪”呢？

因為這個數字是延續秦律的，《嶽麓書院藏秦簡（貳）》記載：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值）錢千九百。金一朱（銖）直（值）錢廿四。贖死，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卌（音xi，四十）。

贖死是23040錢，23040/24（錢/銖）/24銖=40兩黃金。

然而，在**《沒有“輕徭薄賦”，西漢為何沒有“二世而亡”？》**一文中，三解已經算過賬，張家山漢墓竹簡《算數書》時代的黃金市價為1兩315錢，則“贖死”只需要12600錢，價格已經比秦朝減半，購買力更是嚴重縮減。

漢高帝七年（統一後兩年）醴陽縣米價，1石為175錢，是已知秦簡記錄南郡、洞庭郡米價的8.75倍（秦始皇三十年遷陵縣）、5.83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後，雲夢秦簡官價）、3.5倍（嶽麓秦簡數書價）。

相對而言，爵位價格就貴得多，《二年律令·爵律》規定：

諸當賜受爵，而不當拜爵者，級予萬錢。

1級爵位1萬錢，看着不少是不是？

要知道，張家山漢墓竹簡《奏讞書》記錄的漢高帝十一年江陵縣買婢（女奴）的價格已經達到了16000錢，買奴之後還要每年“倍算”，也就意味着是一筆持續的支出。

一個“爵爺”買條命，買爵30級也就是30萬錢，約為黃金952兩，也就是59.52斤，湊個整就是60斤黃金，算多嗎？

​六

對照一下《漢書·惠帝紀》此條下東漢末年人應劭的註釋：

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什麼叫時代差異，這就是，可見東漢人用自己本時代的慣例來理解漢初，與事實之間的偏差會有多大，那還只差了300多年，像我們這種差了2200年的後人，又該多難理解古人？

粗略看一下，漢初“贖死”錢數是秦朝的13.02倍，東漢末年的贖死錢數則是漢初的1/5,，這實際上也就是所謂滄海桑田了，而由於秦和漢初均用半兩錢，參考米價和贖死的價格變幻，大體可以理解為兩者之間的物價差會達到8-10倍左右。

這個趨勢發展到漢文帝時代，米價就跌到了1石10幾錢，絕非農業生產爆發可以解釋，只能用另外一次制度變革來解釋，即《漢書·文帝紀》記載的：

（漢文帝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錢法大變，定“四銖錢”的標準鑄造和行用，原本大量流通的“莢錢”被迫退出流通， 物價才能有這種10倍以上的腰斬。

看似是“盛世氣象”，殊不知穀賤傷農？最後只能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所以，晁錯説：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面對現實吧，既然民可以賣爵，買爵可以免罪，為什麼不國家來賣，充實倉儲，賑貧濟困呢？

買一個二等爵上造，要入粟六百石，以1石粟15錢計，也需9000錢，若是第九級的五大夫爵，就要入粟四千石，需要60000錢，**看起來比用錢買爵還便宜點，**但是要考慮運費和不同地區的糧價，雖然效果顯著，規模巨大，但未必是什麼讓利之舉。

當然，更重要的作用是，“爵位”徹底與軍功脱鈎，甚至與“功勞”脱鈎，而變成了一次司法特權與糧食的純交易，儘管是從惠帝時代開始，但集大成者，而且允許全民參與的，則是漢文帝首創。

這次“大狂歡”與文景時代屢屢的“賜民爵”互為表裏，其意義與變化三解會在下期文章中詳解，本文還是重點談談漢文帝改革本身。

《史記·律書》記載：

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戹，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

孝文曰：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原，動亦秏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

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原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司馬遷在此不厭其煩地記錄了將軍陳武（即柴武）與漢文帝的國策交鋒，最後以漢文帝沉甸甸的四個字“且無議軍”結束，並明指出這個國策與漢文帝時代繁榮、和樂景象的因果關係。

可以説，漢文帝治國，緊緊抓住“百姓福祉”的宗旨，而不受“以一封疆”的功業引誘，在具體的政策層面，**上文中的七條“偉業”梳理，**很明顯展示出兩個集中時段，一個是漢文帝剛剛登基的元年、二年，一個是漢文帝十二年（當年還發生了置三老、孝、悌、力田）、十三年。

而且，前一個階段的“善政”多為“人心層面”的，也就是以諸侯王入繼大統，漢文帝需要聚攏人心，增加自己皇位的支持者，所以，要的是“德”名。

而後一個階段的“善政”則多為“制度層面”的，這個時期，非常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的“變法易故”，理由就沒有之前那麼直接了。

但是如果我們將之前的一系列政策聯繫到一起，這個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沒有“輕徭薄賦”，西漢為何沒有“二世而亡”？》和**《暴虐的西漢為什麼沒有像秦朝一樣二世而亡？》兩篇文章中，三解已經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漢初的軍功授爵階層此時面臨兩個“到期”**高潮。

一個是60萬跟隨劉邦的漢軍“老兄弟”，本人和子女一代“復”的結束，因為及身及户，哪怕是漢高帝五年才從軍的“小字輩”，當時哪怕只有20歲，到漢文帝十三年也已經54歲了，如果是漢元年跟隨劉邦入漢中的部屬，則已經59歲了，也就意味着他們的子女已經跨過了“傅”的坎兒，早該分户了，依當時的婚齡，孫子可能都該單獨立户了。

另一個就是這個年齡段，實際上面臨本人死亡後，土地繼承的問題了，現代點説，就是“土地使用權到期”，因為漢初軍功爵明確為減等繼承，而且削減的幅度很大，哪怕是當年足額分配的田地，在這個時候，也不可避免地要分拆，如果按照律令，低爵子分完之後，多餘部分還要還給國家。

而三解在之前的文章裏，已經粗略計算過這些“老兄弟們”佔有的田地，如果足額授田，將佔據西漢王朝耕地的絕大部分，這也就意味着，這個王朝的絕大部分有產者將面臨一輪重新洗牌，更重要的是，這部分有產者還是王朝的基本盤。

此時，漢文帝必須給他們一個説法，也就是尋求一個解決方案來避免動盪。

在制度上，漢文帝有進一步和退一步兩種選擇：

**退一步，**就是恢復耕戰模式，此時距離天下平定已經30年，按照漢初的婚齡，人口孳生已經兩代，完全可以進行對南越、朝鮮，乃至匈奴的戰爭，從而製造新的軍功爵羣體，在大地產分拆的前提下，走回秦朝的老路；

**進一步，**則是承認土地私有，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手段，完成資源的調配，自然也就回避了“授田”的問題，同時，也順應了當時“末業興起”的“世道”，且不違背“且無議軍”的“非武裝化”國策。

歷史證明，漢文帝選擇了“進一步”。

七

在瞭解了以上的事實之後，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晁錯稱讚漢文帝“**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興利除害、變法易故”**的原因了，漢文帝等於是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但是這種“絕和變”，到了漢景帝登基之後，恰恰沒有繼續下去。

所謂“文景之治”，根本不是政策、制度的連貫時代。

過往的解釋，往往指出漢景帝這個“大孝子”是聽信了竇太后的“黃老之術”，繼承了漢文帝的“寬仁政治”，但是如果我們一條條地對照，就會發現，在他在位期間，又將漢文帝已經廢除的東西，重新撿回來了。

當然，這種“後找補”，文帝也幹過，最典型的就是對欺騙他的術士新垣平的處置——夷三族，等於是把呂后時代已經明令廢除的刑罰拿出來解了一回恨……

不過漢景帝就幹得多了：

（漢景帝元年）五月，令田半租。（《漢書·景帝紀》）

（漢景帝四年）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漢書·景帝紀》）

（漢景帝七年）春，免徒隸作陽陵者。（《史記·孝景本紀》）

（漢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漢書·景帝紀》）

（漢景帝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漢書·景帝紀》）秋，赦徒作陽陵者。（《史記·孝景本紀》）

（漢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漢書·景帝紀》）

（漢景帝后二年）令徒隸衣七稯布，止馬舂。（《史記·孝景本紀》）

（漢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漢書·武帝紀》）

對照一下晁錯在漢文帝十五年的賢良文學對策和漢景帝立廟詔書中“痛誇”明君的功績，到漢景帝時代，廢除殆盡：

1，“農人不租”變成了**“三十税一”**；

2，“罪人亡帑”變成了“帑輸在官”，直到漢武帝時才赦免；

3，“鑄錢者除”變成了**“鑄錢者死”**；

4，“通關去塞”變成了**“出入用傳”+“戰馬禁運”；**

5，“除宮刑”變成了**“欲腐者，許之”；**

6，“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