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辦奧運會真的利大於弊？_風聞

摘 要

數十年來，奧運會和國際足聯男子世界盃等大型活動的成本往往超過100億美元，它們也是許多主辦城市舉辦的最具變革性的城市項目。本文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用於比較兩者對城市的影響，並提出了一個案例調查方法，將這個框架應用於六個最近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城市和國家：舉辦奧運會的温哥華、倫敦、索契、里約熱內盧和舉辦世界盃的南非和巴西。作者發現，大型賽事本身對城市的影響甚微，影響最大的是城市的政治和經濟背景。擁有市場導向經濟的民主國家，其城市舉辦賽事遭受的負面影響較少，並且比國家主導型經濟的國家更能夠藉助賽事促進城市發展。然而，沒有一個城市能夠避免舉辦賽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奧運會和國際足聯世界盃（以下簡稱FIFA世界盃）等大型活動已成為全球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些“固定時間窗口的盛會吸引了大量的訪客、具有較大的影響範圍、成本高、對建築環境和人口產生巨大影響“（Müller，2015b，第629頁），這些賽事重塑了從里約到羅斯托夫，從悉尼到索契等舉辦城市。大型活動不僅涉及新體育場館和交通線路的建設，也重新配置了城市治理和戰略發展計劃，對城市（和公民）影響深遠。對許多城市而言，舉辦大型活動是城市發展中最大的單項發展項目。城市建設的資金成本——升級或建設新的體育場館、道路、鐵路線、機場、會議中心、安保系統和酒店——往往超過100億美元，是活動本身運營成本的幾倍。

直到21世紀初，北美、西歐和日本的城市一直是大型活動的傳統舉辦地，而俄羅斯、中國、巴西和南非等新興經濟體不僅加入了舉辦行列而且成為了賽事之後舉辦的主導者：在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間，日本是唯一一個不是新興經濟體的奧運會或FIFA世界盃主辦國。1992年至2022年期間已經或將會看到的奧運會或世界盃包括：澳大利亞（2000年悉尼奧運會），非洲（2010年南非世界盃），東歐（俄羅斯2018年）和中東（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以及南美洲首屆奧運會（2016年裏約熱內盧奧運會）。從這一意義上來説，大型活動已經真正走向全球化。它們改變了世界各地的城市，留下了以前僅限於北半球的空間和建築標記。

本文以大型活動的全球化為出發點，通過分析這些事件在全球樣本城市中的影響，探討這些事件在塑造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本文對影響的共性和差異尤為感興趣。換句話説，哪些影響發是全球性質的，哪些影響僅特定於某些城市或國家？為此目的，作者分析了六個大型活動案件，這些活動對舉辦城市的政治、經濟和城市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温哥華冬奧會（2010年），倫敦奧運會（2012年），索契冬奧會（2014年）和里約熱內盧奧運會（2016年）以及南非世界盃（2010年）和巴西世界盃（2014年）。

大型活動與城市：比較研究的必要性

雖然針對大型活動城市維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例如，希勒，1990），但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大型活動城市影響的研究才變得更加普遍。這項研究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奧運會，特別是夏季奧運會上，奧運會也代表了一個城市最具變革性和最複雜性的事件。大多數關於大型活動城市維度的研究都集中於單一案例，也通常僅研究城市轉型的某個特定方面。

進一步發展比較研究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可以更全面地描繪出世界各地大型活動對城市的影響。大肆宣傳的“巴塞羅那模式”可能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如何將一個大型活動主辦城市的規劃知識打包並出口到奧運會舉辦地或其他地方，如里約熱內盧（González，2011）。因此，大型體育活動是對城市高度相關性的影響。作者承認，在不同的地理、經濟和文化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充滿了複雜性、研究空白和矛盾。同樣，這些事件在不相同的時空中展開，並且大型事件的認識條件降低了總體評估的相關性。儘管如此，作者提供這項研究是朝着大型活動比較分析框架邁出的重要一步，該框架將繼續影響着全球城市的發展。

比較研究設計：案例選擇與分析框架

為了確定全球範圍內主辦城市是否受到奧運會或者世界盃的影響，並且這一影響不僅針對某個單一城市或某種類型的大型事件，作者建議使用案例調查方法進行序數交叉比較（Yin＆

Heald，1975）具有“最不同的城市”的研究設計（Robinson，2011，第9頁）。這可以瞭解哪些影響在不同城市保持不變，哪些影響發生了變化，哪些可能是影響的潛在因素。

為了選擇不同的案例，作者在案例選擇中引入了兩種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大型活動，作者分析了奧運會和FIFA世界盃。奧運會對城市的影響通常比世界盃更為深遠，因為奧運會集中在一個城市並且時間段較為集中。奧運會和世界盃具有更高的基礎設施要求和資本成本，而且不太能夠隨着時間的推移減輕負載。由於奧運會有許多比賽，他們還必須在一個城市容納、運輸和保持更多的運動員、官員和觀眾的安全。

第二個來源是發生大型事件的國家和城市。作者選擇了六個案例用於跨案例比較。來自奧運會的四個案例和來自FIFA世界盃的兩個案例：温哥華奧運會（2010年），倫敦奧運會（2012年），索契冬奧會（2014年）和里約熱內盧奧運會（2016年）以及南非世界盃（2010年）和巴西世界盃（2014年）。這些案例均來自同一時期（2010-2016）以儘量減少與時間相關的影響（例如，大型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它們涵蓋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背景以及城市發展模式（另見表2）。加拿大和英國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體和在城市發展中存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主國家（Jessop，2002）。巴西和南非是有缺陷的民主國家（2015年經濟學人智庫民主指數使用的一個術語），採用混合型的經濟政策，城市發展中的新自由主義化程度越來越高，同時仍然保留着國家強有力的干預作用。俄羅斯則是主要由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和強大的中央政府幹預城市發展（Golubchikov，Badyina，＆Makhrova，2014）。作者選擇檢驗巴西世界盃和里約奧運會，看看在同一個國家舉辦兩場不同的大型活動是否會產生顯著不同的影響。針對作者的分析框架（表1）定義了10種類型的城市影響：

1.創業型都市主義 2.公共冒險 3.法律例外 4.流離失所 5.公眾參與

6.象徵性政治 7.材料轉換 8.作為催化劑的事件 9.重建 10.未充分利用的基礎設施

比較討論

在表2中作者的發現得出了一些結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六種情況之間影響的重要性差異很大。創業型都市主義、公眾參與和未充分利用的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是特殊的變量，而只有公共風險承擔非常突出。這些結果告誡不要將大型活動的主辦等同於某些影響，無論是創業型都市主義、不民主的規劃還是累贅的建設

其次，影響並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事件的類型，即一個城市是否舉辦奧運會或世界盃。如果事件的類型主要負責大型事件的影響，會發現相同類型的案例之間的差異要小得多。這是令人驚訝的，因為這兩種類型的事件對舉辦地提出了相當不同的要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制度治理框架、國家的性質以及全球流動影響了城市發展的結果，特別是體育大型活動舉辦時這些背景的影響總是很大。

第三，分數的差異表明影響背後的驅動因素並不是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東道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如果像IOC和FIFA這樣的事件管理機構對這些影響負主要責任，我們會發現案件之間的差異要小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城市的大部分規劃和開發都是由當地組織委員會進行的，這些委員會與國際足聯，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聯合會就運動、媒體和酒店場所的要求進行聯絡——但聯絡的範圍並不大。城市所採取的干預措施屬於託管的性質。國際足聯和國際奧委會的經理們經常對他們缺乏限制當地支出的能力表示沮喪，他們的干預能力可能受到政治、文化和組織突發事件的限制。只有在我們看到很少變化的地方，例如在公共冒險程度上，我們才可以假設事件管理機構是影響背後的主要力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東道國的政府擔保。

第四，在經濟（俄羅斯，巴西，南非）中國家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舉辦地，比不那麼民主的東道國的大型活動經歷了更多的負面影響。在作者的樣本中，以市場為主導的民主國家（加拿大，英國）的主辦城市相反，不太可能經歷強烈的城市成本支出和人口大規模流離失所，這些國家有更強的能力將賽事用作催化劑並確保充分利用基礎設施。這些東道主更有可能建立一個制衡機制，建立大型活動組織者的公共責任，並緩和事件的負面後果。在俄羅斯和巴西的例子中，這些事件被用作重新分配公共資源的機會，維持與建築相關的貪污和贊助的政治經濟。國家主導經濟模式在政治和經濟背景下的重要性極大地增加了賽事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在城市和制度更加健全的制衡機制中，這些負面後果並不那麼顯著。

結論

世界盃和奧運會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賽事，但作者的研究表明，它們對城市的影響主要是由城市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來調節。這一發現很重要，因為舉辦大型活動的正式要求和組織活動的許多參與者在不同活動中保持不變，這表明會產生更均勻的影響。在爭論中，大型事件是否是同質化的代理人——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類似的政策模型和發展模式，又或者它們在不同背景下是否被不同地使用，本研究支持後一個命題。由於這種影響的多樣性，學者、活動組織者和公眾都需要注意不要將一個事件的影響推廣到其他事件。

作者樣本案例之間最大的差異發生在較不民主且國家主導的經濟體，與民主且市場主導的經濟體之間。民主以市場為導向的東道主能夠更好地減輕大型事件的負面影響，例如流離失所、法治中止或未充分利用基礎設施，以及更好地利用可能有用的影響，例如事件成為城市發展的催化劑。相反，較不民主且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經歷了更多的負面影響。但總的來説，每個舉辦地都至少經歷過一些重大的負面影響，例如公共風險承擔或法律例外。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可用於比較不同主體和不同大型事件的影響。但是，需要進一步研究以評估其是否適用於更廣泛的案例，並在必要時對其進行改進以解決其侷限性。

文獻來源：Martin Müller and Christopher Gaffney. Comparing the Urban Impac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and Olympic Games From 2010 to 2016.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18, Vol. 42(4) 247–269.

文獻整理：張炎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