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科學家的神經內分泌學“征服史”_風聞

本文授權轉載自神經現實

當凱瑟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走上台介紹她的一項關於壓力影響母嬰大腦的研究時，她已經懷孕將近七個半月。作為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的博士後研究員，她的研究獲得了不少關注者。

如果説有哪一羣科學家能既關心她的研究結果，又對她的孕期泰然自若，那便是這羣聽眾。其中近90%是女性。

在任何一個科學領域，由女性主導的局面都是十分少見的。2015年，獲得STEM學位的人中只有34.4%是女性。[1] 儘管如今在生物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超過一半，但僅有36%的助理教授和18%的全職教授是女性。[2] 然而，在莫里森參與的這個會議，即今年的性別差異研究組織（OSSD,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會議中，70%的發言者是女性。該組織由女性健康研究學會（Society for Women’s Health Research）創立，女性佔常規會員的67%和培訓成員的81%。

相似地，2017年行為神經內分泌學會（SBN, Society for Behavioral Neuroendocrinology）會議上有68%發言者為女性。**在行為神經內分泌學領域中，有58%的教授和62%的學生是女性。**這兩個學會的領導地位也偏向於女性，它們當前及上一任會長均為女性。

但並非總是如此。正如康奈爾大學名譽教授、SBN前任會長伊麗莎白·阿德金斯-里根（Elizabeth Adkins-Regan）所言：“整個領域都是由男人們創立的！”金賽研究所所長、印第安納大學生物學教授蘇·卡特（C. Sue Carter）也表示贊同：“這個領域一開始不屬於女性。”

— Davide Bonazzi

行為神經內分泌學這個領域源於所謂的“西海岸性別會議”（West Coast Sex Meetings）[3]，這是一系列邀請制的聚會，始於1965年，大部分參與者為男性研究人員。會議的第一批組織者之一是弗蘭克·A·比奇（Frank A. Beach），[4]他研究的方向是哺乳動物性行為的激素基礎，後來被視作激素和行為領域的創始人。他的想法具有深遠的影響力，而他的社交性格（偶爾會講些低俗玩笑）則在這個領域中留下了明顯印記。他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優秀的導師，而他的學生也是他學術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比奇同時也是個公開的性別歧視者，長期以來拒收女性研究生，並且宣稱“在實驗室裏永遠不會有卵巢”。[5]他的態度象徵着當時廣泛的歧視和性騷擾，這對於希望進入該領域的女性構成了真正的挑戰。據阿德金斯-里根所説，“當時很多人都是性騷擾者，你要麼避開他們，要麼離開這個領域。”**此外，許多坐任大學招聘委員會的男教授認為投資女性學者是浪費錢。**萊昂諾爾·蒂弗（Leonore Tiefer）是比奇在職業生涯晚期所指導過的少數幾位女性學生之一，她表示那時候他們都認為女性會“離開，結婚，並生孩子”。[6] “有人認為這是細微的，然而事實上並不是”，卡特説。1969年，蒂弗和卡特都申請了NIH資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後職位，卻被明確告知他們不會僱傭女性。[7]

“當時很多人都是性騷擾者，你要麼避開他們，要麼離開這個領域。“

人們很容易認為，行為神經內分泌學之所以從一個敵對女性的男性主導領域轉變為由女性主導，是因為它與女性的生活尤其密切相關。它的關注點——也是OSSD和SBN的關注點——在於激素、遺傳、大腦和行為的交叉點，這些領域的研究人員試圖瞭解生殖、撫育、發展、社會紐帶、攻擊、學習、代謝及壓力等的生物學機制。儘管激素對男性和女性的影響相似，[8]這些研究主題有時對女性有更大意義。卡特指出，女性以不同的強度從心理、認知和情感方面體驗生活，這也許使得女性對那些科學家要提出的至關重要的問題有一種特殊的洞察力。

但是，這些主題與女性生活的相關性可能更多地是女性對行為神經內分泌學的影響，而不是原因。最早的有關激素和行為的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交配行為上。實際上，正是這個領域的一名女性早期開拓者——約瑟芬·鮑爾（Josephine Ball），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率先指出像睾酮和雌激素這樣的激素也影響認知，包括學習、空間導航和記憶。[9]隨着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進入該領域，研究的重點也發生轉移，開始涉及生殖行為除了交配之外更普遍的方面，包括育兒、社會聯繫及發育。例如，卡特的研究使我們瞭解了社交生活中催產素（一種多肽激素）及其相關激素對神經系統的重要影響。“當我在分娩中被施用催產素時，我就開始研究催產素”，卡特説， “在那之前，沒有人想過它對大腦的影響。”

一旦有足夠多的女性進入該領域，它就形成了一種對新的女性研究者更加友好的文化。阿德金斯-里根稱，出於這個原因，行為神經內分泌學和相關的神經科學、動物行為學、比較心理學等領域“很早就開始產生與其他領域不同的觀念”。“女性被吸引到她們被接受並平等對待的領域。”**這個結果也將會對另一個當時仍舊存在的障礙產生影響：種族歧視。**儘管OSSD和SBN在吸納女性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兩個學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白人為主，它們為納入更多有色人種、性少數羣體及其他人羣方面所做的努力有限，[10]但是它們對女性的容納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平等主義者：心理學家和女權主義者丹尼爾·萊爾曼選擇研究環頸斑鳩，雌鳥和雄鳥之間平等承擔撫養幼鳥的工作。

圖片來源：Yathin S Krishnappa / Wikicommons

當然，女性顯然對自己在這個領域中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她們也得到了像丹尼爾·萊爾曼（Daniel Lehrman）這樣的早期女權主義者的幫助。萊爾曼在他的博士期間取得了重大成就，那是1953年，他發表了對德國著名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的著作的批評。萊爾曼和他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博士生導師T.C.施奈爾拉（T.C. Schneirla）反對洛倫茲死板的觀點——大多數行為是本能的、先天的、遺傳的。相反，他們的研究表明，行為隨着生物與環境間錯綜複雜的互相作用而發展，這一結論直接挑戰了先天學説。事實上，萊爾曼第一個證明了兩個人之間的社交互動可以改變兩者的激素及其行為。

​**“在某些情況下，科學家們正在直接涉足當前的政治鬥爭。**

在這場辯論的表面下有着不可否認的政治潛台詞。萊爾曼在翻譯洛倫茲的德語原著時，發現了洛倫茲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撰寫的文章，這些文章為希特勒德國的種族主義政策提供了偽科學支持。根據眾多導師的建議，萊爾曼在發表於《生物學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的最終版本中刪除了對洛倫茲過去的納粹傾向的討論，[11]但該問題仍在繼續發酵。萊爾曼和施奈爾拉都有猶太血統，且都是政治左派，他們都明白，關於遺傳決定論的科學理論經常被用來為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偏見辯護。根據施奈爾拉的另一位學生，比較心理學家和女權主義活動家埃塞爾·託巴赫（Ethel Tobach）的説法，兩人在私下討論中往往將這些科學問題與當時的政治問題聯繫起來。[12]

**萊爾曼也明白自己對激素和行為的研究可能把生殖行為歸結為本能，無形中為將女性與母親和照顧者的角色捆綁起來提供了科學依據。**所以，萊爾曼將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環頸斑鳩的生殖行為上，這或許並非巧合——這是遠比比奇所研究的齧齒動物更為平等的物種。像許多鳥一樣，環頸斑鳩遵循一夫一妻制，雌性和雄性同樣參與照顧幼鳥。1961年，萊爾曼與女權主義社會心理學家，作家和活動家多蘿西·丁納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結婚，她的作品批判了傳統的性別角色，他們的婚姻持續直至1972年萊爾曼不幸逝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萊爾曼成為了行為神經內分泌學和早期女權主義者中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研究者。**他招募女性科學家到自己在羅格斯大學紐瓦克分校創立的動物行為研究所實習和任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為她們的工作爭取平等的報酬。其中一位重要的研究者是程美芳（音譯），萊爾曼去世後，她在羅格斯大學繼續他的環頸斑鳩研究。例如，程發現，一隻雌鴿自己的叫聲會刺激它的卵巢生長和激素的釋放。

並且，萊爾曼很早就指導和幫助了大量的女科學家，包括朱迪斯·斯特恩（Judith Stern），西莉亞·摩爾（Celia Moore），瑞伊·西爾弗（Rae Silver）和艾莉森·弗萊明（Alison Fleming），這些女性將繼續深刻地影響我們對母性行為和社會關係的生物學基礎的認知。瑞伊·西爾弗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巴納德學院自然與自然科學教授，並擔任SBN現任會長，她解釋説：“丹尼（萊爾曼的暱稱）致力於支持女性的職業生涯，以和支持男性完全相同的方式，這在當時可不是一件小事。”聯邦政府1964年頒佈的民權法案中第九章規定了在高等教育中的性別歧視為非法行為，然而這項法律條文在萊爾曼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都缺席，直至他去世前兩個月才正式簽署起效。

甚至比奇最終也不情願地開始接受女學生，但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繼續從事學術生涯（蒂弗在研究生院的室友喬伊斯·達德內·弗萊明（Joyce Dudney Fleming）於1977年擔任了《花花女郎》雜誌的主編）。唯一從事學術的人就是蒂弗，她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擔任生理心理學終身教授，後來卻放棄了她的職位、論文，以及她以前的所有出版物。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她接觸到了女權主義研究，這與她在比奇的實驗室接受研究生訓練時被環境塑造的的“作為交配行為的性”的狹隘視角截然不同。“這一切都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她向我解釋道，“我查看了我當時使用的教科書和教授的課程……它們完全脱離了現實世界中女性的真實生活。而且我在想，天啊，我一直被欺騙了。”她現在是一名性治療師和活動家，正致力於挑戰對性行為的過度醫學化，並且仍對行為神經內分泌學能否充分解釋人類性行為感到懷疑。

 **可能要花上幾十年時間，經過幾代女性和男性科學家的努力，才能在行為神經內分泌學領域實現個體、政治以及科學的融合，但它最終總會來臨。**過去幾年中，SBN、OSSD及其成員越來越多地參與活動。SBN和OSSD都是參與推動NIH在2015年政策變革的科學團體之一，[13]這些變化包括要求研究人員分析性別在生物醫學中的影響，這項政策將會改善婦女的用藥安全。當在臨牀試驗中測試新藥時，雌性在疾病動物模型中的代表性不足，會導致女性遇到比男性更差的結果、更多的副作用以及更復雜的劑量問題。[14] SBN和OSSD的成員也在爭取讓更多的女性身影出現在科學領域。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助理教授蕾貝卡·卡利希-羅德里格（Rebecca Calisi-Rodríguez）領導的一個由45名科學家母親組成的工作小組正在呼籲改變科學會議的文化，[15]以確保像莫里森那樣懷孕的、正在母乳餵養的或有嬰幼兒孩子的科學家都可以充分參與。

**在某些情況下，科學家們正在直接涉足當前的政治鬥爭。**2018年的OSSD會議上有一個全女性專家小組討論了現在臭名昭着的谷歌備忘錄的問題。[16]此外，在最近的親代腦會議（Parental Brain conference）——SBN和倫多國際神經內分泌學大會聯合舉辦的一個衞星會議，一些研究母親—後代分離對大腦影響的研究人員直接反對了當前政府針對跨越美墨邊境出台的移民政策，並以#FamiliesBelongTogether 標籤結束了他們的演講。

像女王學院的莎莉·範安德斯（Sari van Anders）這樣的獨立研究者正在將這種激進主義進一步納入到她的研究中。範安德斯研究社交互動如何調節激素，並考察了包括社會建構的性別和性行為觀念的文化背景對激素的影響。她的作品體現了萊爾曼的觀點，即行為是生物與環境之間複雜相互作用的結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於2014年獲得了弗蘭克·A·比奇青年研究員獎（Frank A. Beach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此獎項以認為女性不屬於該領域的一名男性命名。

翻譯：杜璇

校對：瑪雅藍

編輯：EON

原文：http://nautil.us/issue/63/horizons/how-women-came-to-dominate-neuroendocri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