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温牀、黑色心臟……這大概是中國最聲名狼藉的大樓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鳳凰網讀書”

“你們為什麼來這裏？是想找餐廳嗎？”

男孩鼓起勇氣，結結巴巴地説：“我們想要一個房間。”

對話發生在2010年後的香港重慶大廈，這種情況變得日益常見，未婚的香港情侶住在父母家，往往沒有隱私，也負擔不起昂貴的酒店房間，於是越來越多人來到重慶大廈。

罪惡温牀、黑色心臟、香港少數族裔的九龍城寨……放於幾年前，重慶大廈的標籤足以讓情侶望而卻步。而如今，具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對於重慶大廈的觀念似乎有所改變。

重慶大廈位於遊客眾多的彌敦道36-44號，毗鄰高檔的半島酒店和假日酒店，走幾步路即可抵達簇新炫目的購物城，步行十分鐘是旅遊天地天星碼頭。每隔幾分鐘就有一班客船渡過維多利亞港。它被安插在高樓林立的黃金地帶，周圍遍佈世界上最貴的樓市。

在常人眼中的重慶大廈，要麼作為文藝作品中的場景出現，如《孤獨星球》、王家衞的《重慶森林》、邁克爾·康奈利的《九龍》，要麼就是和性、毒品和暴力犯罪有關。

剝去文學外衣之後，它與時代深度關聯、與世道人心糾葛不斷。這座異鄉人的“孤島”其實與香港共享着一個未來。它不僅被這座城市餵養，也反影響香港，同時為世界範圍內相互碰撞和雜居的未來趨勢做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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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象：在這裏迷惘，在這裏尋找

20世紀60年代，重慶大廈以高級住宅區的定位誕生。但各種圍繞“高級”的宣傳都遠不及一篇文章的力量，來自當時被視為“旅行聖經”的《孤獨星球》。

“時至今日，全球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角落可以免除1960年代的影響及遺產。“五月革命”席捲西方，青年們在永遠“在路上”的感召之下，紛紛將亞洲作為流浪的靈魂歸宿。熱門地點除了印度之外，作為“神秘東方”代名詞的中國也“位列仙班”。對於在歷史因襲之下無法進入內地的青年而言，香港成為他們的選擇。

1972年，流浪青年託尼·索勒和他的妻子開始創立被稱為“文藝聖經”的《孤獨星球》，在《鞋帶上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 on aShoestring）中介紹了重慶大廈，引起眾多西方年輕遊客的注意。1981年版是這麼介紹的：“香港廉價住宿的魔力詞彙——重慶大廈”。

這句話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重慶大廈的人員構成變化。

“那些遠道而來的嬉皮士並不貪圖半島酒店的奢華、粵菜的美味，只心儀簡單，歌頌貧窮，徹夜播放震耳欲聾的搖滾樂，在大麻的味道里體驗神秘的東方。”

在意身段的高級住户搬走了，揹包客和貧困租户絡繹不絕，部分業主抓住商機、將私人公寓改裝成旅店。

於是，在這幢17層高、770個單位、由3段建築連接而成的蜂巢狀大廈裏，套房變單間、單間加隔斷，燈、空調和電視的數量陡然增加，整棟大廈的電力負荷慢慢接近極限。

樓道中搖滾樂和禱告的和聲，混雜着油煙和香水的詭異味道，碩大老鼠和黑色污水充斥在大廈的各個角落。重慶大廈魚龍混雜的雛形開始出現。

也許是為了招攬到更多住客，這些廉價旅館的名字都起得非常宏偉，如“國王賓館”、“首都賓館”、“美利堅大酒店”、“巴黎豪華賓館”……還有一家因為1994年王家衞電影名字而被熟知的——“重慶森林”。

電影《重慶森林》

“它曾是很好的公寓，有很多明星住那裏，香港最好的夜總會就在它的地庫，但後來慢慢變成遊客印度人租住的地方，有很多賭檔、妓女。我的父親就告訴我絕對不能去，所以我一直對這個地方很有興趣。”

——王家衞

拍攝過程是對這幢大廈的離奇的另一説明：有關重慶大廈的鏡頭，都是王家衞偷偷拍的。1993年他去重慶大廈拍攝的申請，因業主法團擔心負面影響而被拒，於是劇組跟保安、店主開始了“游擊戰”，在邊躲邊拍中完成畫面。

《重慶森林》在加深重慶大廈異域風情的同時，和《孤獨星球》一起，在文學上賦予了重慶大廈一種品味和參照標準：在它裏面有都市青年的漫遊、邊緣人的困頓、異鄉人的瘋狂。犯罪時常發生，卻無跡可尋。魚龍混雜，人們三六九等。魔幻與現實交疊，對於成長於80年代的港人來説，先是荒誕，接着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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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説出另一種真實：

“王家衞拍的《重慶森林》，講述了發生在重慶大廈裏的後現代愛情故事，再次加強了大廈的黑暗象徵，扭曲了其真實面貌。實際情況是，香港華人在90年代初一般不會來重慶大廈，即使到了那種地方也不可能有電影表現的行為。

然而，這部電影準確地抓住了那個年代重慶大廈的面貌特寫，而這種惡名延續至今，主要是因為後續不斷有大批南亞人和非洲人來到重慶大廈。在有點種族主義的香港華人和某些發達國家的人眼裏，與那些來自窮國的同胞打交道還真是讓人為難。”

麥高登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穿鮮豔長袍、嘻哈服裝或不合身西裝的非洲人，頭戴無沿平頂小帽的虔誠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蘭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亞婦女，穿中短褲挺着啤酒肚的老年白人，還有一些彷彿是來自上一年代難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亞人大聲喧譁，年輕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談笑風生，還有一些中國內地人看起來掩飾不住對這一切的驚訝，非洲人拉着塞滿了手機的行李箱，掌櫃們販賣着各種各樣地球上能找得到的東西，從咖喱角、手機卡、剪髮服務、威士忌、房地產、電源插頭、自慰器到鞋子。排隊等電梯的人什麼膚色都有，他們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70年代，湧入重慶大廈的除了嬉皮士，還有更多被“淘金熱”吸引的冒險商人。許多旅店門口張貼着招聘廣告，僱人把黃金塞到腸子裏，偷運至尼泊爾，而當時尼泊爾嚴禁個人擁有黃金。

南亞人在90年代是大廈的主要羣體。世紀之交，一個新移民羣體出現——非洲人。他們受到香港和中國內地商機吸引，將這裏的商品賣到家鄉發財。重慶大廈底座兩層商鋪開始反映出非洲和南亞顧客的需要，從手錶到非洲風格的衣物，同時還瀰漫着象徵家鄉記憶的咖喱味道。

“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曾一度成為形容香港的妙語。外籍記者所著的《Hong Kong-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讓這句話廣為流行。末代港督彭定康用它來定義自己管轄下的香港，“借”所帶來的侷促感，非常貼切地展現出這座城市寸土寸金的生存境況。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重慶大廈的少數族裔。擠於各種紙幣的油墨味道和散發黴氣的板條箱之中，頂着非法滯留的風險，掐着日子做着買賣，有些人竟然成功了，就在不屬於他們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成為家鄉的英雄。

一位持旅遊簽證的印度臨時工，在重慶大廈的月薪是3000港幣——在香港標準下可謂一文不值——卻足以讓他負擔兩個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個婚禮都有超過千人蔘加。另外還讓他買了一台彷彿是心肝寶貝的摩托車，並很快能支持大家族興建家園。他在香港不過是一個餐廳的托兒，對家人來説卻是名副其實的大人物。

3

在這裏警察曾經沒用

一位學生説，半島酒店和重慶大廈是香港人兩處永不涉足之地，前者由於眾所周知的昂貴，而後者源自眾口相傳的危險。

重慶大廈面臨的是非常矛盾的處境，一邊是逾越法律界限的生意：僱用逾期居留者等低價勞動力，令重慶大廈得以繼續存在，甚至成為“全球低端化的中心”；一邊是無論界限內外的衝突，法律在此都似乎失去了效力。

《重慶森林》中林青霞的經歷曾經真實上演：

一位巴基斯坦人投資了120萬港幣給另一位同鄉在重慶大廈做生意，那位同鄉在給了一張空頭支票後消失，法律和警察都不能幫他討回損失的金錢。他説自己認識幾個人，可以輕易去巴基斯坦把他殺掉，但這樣會更加血本無歸，而他只想把錢追回來。

《重慶森林》中，林青霞在快速搖晃的鏡頭中登場，在印度人警惕的目光中穿梭在重慶大廈擁擠的巷道內。她運毒反被印度人黑吃黑，在槍戰中逃亡，在逃亡中大開殺戒，最後脱下假髮瀟灑離開……

一方面，重慶大廈的人員流動性強，逗留時間很短，很難打官司。另一方面，有些商業活動本身已經處於法律暗區，即便受騙了，也比暴露自己的違法行為的損失要小一些。

因此，重慶大廈內的商人很少尋求法律解決商業爭端。宗教才是關鍵。

對於兩家常年怒目相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店鋪，帶上兒子去彼此的廟宇，聽取那裏權威人士談話，聽取他們的裁定，大致化解了困局。來到重慶大廈，他們是做生意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他們祖國的敵對態度在此有所緩解，因為香港，尤其是重慶大廈允許並需要一定程度的互相包容。

報刊不時的頭版揭露了大廈內部除了商業衝突外的危險：火災隱患、黑幫鬥毆、宗教泄憤、賣淫和強暴事件等。此時政府和權力部門的介入有了正當性。

2005年之後，重振旗鼓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致力於翻新整座大廈，行動包括安裝400多個監視攝像頭覆蓋70%的區域、聘請穿着制服的保安、以及提供定期垃圾收集服務。一部分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接下來的幾年裏，大廈犯罪率顯著下降，特別是火災之類的事件相比以往也少了許多。

但也有人持懷疑態度：2015年，一位來港自由行的女大學生在重慶大廈的旅館裏被一名印度男子強姦。儘管警方憑藉閉路電視錄像在5小時內破案，也不足消解公眾的恐懼和敵意。

時至今日，昔日“罪孽深重”的重慶大廈在文化交流、安全設施和旅客觀念上都呈現出令人欣喜的進步，但仍有很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4

移民與遺民

近60年來，生活和工作在重慶大廈內的外籍人羣，他們與香港的關係矛盾卻深刻。

有的人視香港為家園，卻在觀看家鄉新聞淚流滿面，香港是他們物質上的家，但通過媒體他們仍然心繫祖國；

有的人視重慶大廈為跳板，他們在此謀生，卻把逃離重慶大廈、逃離香港的夢想寄託在下一代；

有人歸心似箭，還有將其視為向內地發展的“內飛地”……

在這個層面上，可以很強烈地感覺到所謂“後殖民”或者“後現代”社會中關乎人際疏離、規則失序的多重意味。

無論目的如何，他們在重慶大廈內繁衍生息，最終所有人都在香港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爭取到了一席之地。同時，香港的少數族裔在他們的代表之下，向這座城市展示出一種持續的歷史力量：

黎熙元在《夢想與現實：香港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結論部分寫道：“大量移民從周邊地區移入代替本地人成為產業的低技術，低收入勞工。本地大齡、低技術的勞動面對更大的競爭。”

麥高登教授認為重慶大廈構建起連接第三世界和全球各個城市的商業氛圍，成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低端全球化並不涉及像可口可樂、諾基亞、索尼、麥當勞這類大型企業，也沒有所謂的辦公大樓、律師，或宏偉的財政政策。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裝箱和火車去運送貨品，他們越過邊界，儘可能地取躲避法律和版權的干涉，他們的世界由金錢主宰。**這些個體背井離鄉，去其他地區尋求更好的機會，不論是通過打臨時工，還是以避難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

在這個意義上，重慶大廈的經濟活動遠遠落後於發展，卻也是“今時今日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慶大廈裏的人，也是在變着法子努力，避免被時代甩得太遠，但有一部分的努力在規則面前顯得卑微且困難重重：

重慶大廈的電梯很小，每部只能載七八個人。如果電梯發出超載警報，最後進入電梯的人就要扭轉一下身體，或是移動一隻腳擺放的位置，警報才會停止響鬧，每一個在重慶大廈待久了的人都知道這個訣竅，以免自己還要等下一趟電梯。

2009年，避難者工作行為變為非法，可被判入獄三年。相比之下，在香港盜竊或吸毒的人只要做幾個月的牢。弔詭之處在於，對於避難者和重慶大廈中的其他人來説，法律的制定是為了受到遵從，只要一個人不貪心或不明顯藐視法律，就不會被捉拿。這也正是大廈裏避難者的悲劇所在：他們一旦遵守法律，就會沒有工作——他們既是重慶大廈裏遵紀守法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成為時代的棄兒。

此時的重慶大廈，可以説是多元的，也可以説是崩潰了。

“從巴黎、紐約到內羅畢，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將互相碰撞和雜居。越來越多發展中世界會出現在發達世界，將文化超市在全球展開，我預測今日的重慶大廈，就是明日的世界。”

重慶大廈作為一個經濟活動場所也許終將難逃消失的結局，但它所代表的低端全球化商業行為將會持續下去。而當多個完全不同的文化、民族和人羣在生活軌跡和經濟活動越來越糾結在一起，共享彼此的未來的時候，昭示着重慶大廈的神秘和問題不僅屬於香港，更屬於當下，為明日世界解決難題，以及擴大未來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1、  麥高登（Gordan Mathews），《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2、  榮智慧，南風窗，《重慶大廈：香港的灰暗心臟》，2018年8月

3、  博客天下，《重慶大廈：生死聚散20年，至今沒有走出“重慶森林”》，第2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