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所處大變，教、養須變——《現在的學生，變了嗎？》讀後的驚覺_風聞

【我們可能是不得不面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所形成的當前這樣的後代培養的“形勢”，為其“所迫”，而對後代的教、養內容、方式、方法，做出改變、改進！】

一、孩子們所處的生活、學習環境條件已經和正在變乃至大變！

近日讀到一篇文字：《現在的學生，變了嗎？》。讀後回思不由“驚覺”：文中所説的情況，不是在現實中都存在嗎？！只是，此文將這些“聚集”在了一起，並提出了“現在的學生，變了嗎？”的問題。這不由促進了我們這些成人們仔細想一想，是這樣嗎？

結果，不深究細想，沒有感覺到，一想嚇一跳！是的，現在的孩子們與我們的孩提當時比，是變了。而且，這變，是有原因的、是“自然”、必然的。因為，孩子們所處的環境，他們的生活、學習條件，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化、乃至巨大的變化！

物質第一，意識第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有時慨嘆，現在的孩子“變了”，乃至“世道變了”。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想想，“社會存在”變了，孩子們為什麼“不變”呢？我們不該以“變”應“變”。

以下不妨從孩子們的“變”，一探其變之因。

二、孩子們的“變”及其變化之因——所處環境、條件的“變”

這裏不妨掛一漏萬的例舉若干，這些變化，細究起來，用“恍如隔世！”來形容，的確也未必過分：

——生活條件今非昔比，吃穿不愁，只愁沒有好玩的。

大約二、三十年前，衣食住行沒有今天這樣富足，沒有那麼多玩的場所、玩具……

——生活條件好，加之“獨此一子”，家長呵護無以復加。

擔任近20年校長的教育工作者記得，2000年以前，校長主要強調教育教學質量，但2000年以後，校長的主要職責變成了抓安全問題。校長也困惑於這個時代：我們的孩子怎麼突然變成“玻璃娃娃”了。

“那年代，很多孩子和家長會把老師的懲戒當成愛護和關心孩子，現在變成是孩子和家長一起來對付老師了。”30年從教的老師感嘆。18年從教的老師説，“現在的孩子已學會反抗，而且輿論和家長也剝奪教師對孩子的適當懲戒權力。”

原因何在？有人分析“主要是計劃生育後，孩子的位置被擺得太高，下不來了，扭曲了。”看來獨生子女，也是使家長呵護有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

家庭、幼兒園、小學，由於舔犢之情和麪對智育教學競爭，對基本生活能力的訓導不足。中學還得不斷地通過廣播向學生強調：“要講衞生，勤洗手、勤洗澡、勤洗頭、勤剪指甲、勤換衣服……”“交通安全方面，行人靠右，不闖紅燈，不跨護欄。橫穿馬路時，左顧右盼，要走斑馬線。”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網絡中的世界更誘人。幾十年前的高玉寶，可以感到書本中有外面未知的精彩世界，着迷書本、學習。今天的孩子面對多的玩不過來的各種玩具，面對大到迪士尼、小到各類“樂園”，再面對書本中的文字、數字，怎麼會不覺得乏味、枯燥？

——科技發達，電腦、網絡、智能機器人，已經和正在改變乃至更大的改變人們所處的環境。

這導致“學生背後，通常有屬於自己的另一個世界”。“現在是爭分奪秒玩遊戲啊。”老師們説，“事實上，一些成績優秀的學生，暑假完成老師佈置作業後，也玩手機，很少主動複習其他內容”。因此，也就有了“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互聯網上風行的這句話。也導致學校在與學生開展“手機收繳戰”。

三、怎麼辦？要以“變”應“變”——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改變之時、大變之前，我們對後代的教、養，也須跟上時代，切實改進

面對我們的下一代如此境況，我們應該認知——

既然孩子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大變，那麼，對後代的教、養，是否須變？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要“變”，而且也應“大變”、大改進。

我們可能需要認真研究思考探討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人類新一代成長的規律，並遵循這些規律做出改進。

這或許應包括：

要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有所“守”，即守住：教、養孩子們，使他們具備人類生存需要的基本生活能力、良好品行、習慣。守住：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成功的向新一代傳授並使之接受必要的人類積累至今的文明知識、技能乃至掌握應用高科技。

或許應該要回答好類似如下的種種問題：

怎樣避除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後代成長中，成人和孩子的一些未必有利後代成長的自然屬性（例如：舔犢之情下的嬌慣、人情多有的怠惰、桀驁不馴的傲嬌等）的影響？

怎樣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教、養孩子們，使他們具備人類生存需要的基本生活能力、良好品行、習慣（含如何以適當、有效的懲戒，來訓導我們那些尚處於“自然人”階段且桀驁不馴的孩子）？

怎樣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下，向新一代傳授並使之接受必要的人類積累至今的文明知識、技能和高科技？

怎樣避免高科技、高舒適、娛樂生活，對新一代成長的負面影響？

有句話叫做“形勢所迫”，實際上我們可能是不得不面臨現代科技、生活條件所形成的當前這樣的後代培養的“形勢”，為其“所迫”，而對後代的教、養內容、方式、方法，做出改變、改進！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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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參閲了“南風窗”《現在的學生，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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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現在的學生，變了嗎？（全文）

南風窗

百家號09-1910:57

“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李桂元在開學動員講話時，也提到互聯網上風行的這句話。

“要講衞生，勤洗手、勤洗澡、勤洗頭、勤剪指甲、勤換衣服……”9月3日上午9點40分，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通過廣播不斷傳出校園，“交通安全方面，行人靠右，不闖紅燈，不跨護欄。橫穿馬路時，左顧右盼，要走斑馬線。”

這是湖南嶽雲中學校長李桂元的開學動員講話。講話主要圍繞安全進行，但他所強調的重點和常識，在成年人看來，更像是説給小學或初中生聽。而此時，站在他面前的，是近800名高中生。

烈日下，和李桂元一樣，高中生臉上掛滿汗珠。不同的是，一些高二高三的學生把校服脱下，蓋到頭上，用以遮擋陽光。

約十分鐘的動員講話很快結束。散會時，孩子們有序退場，沒有追逐打鬧，校園很快就恢復平靜。

“恍如隔世！”一位前來旁聽動員講話的家長感嘆，“校長講話，多了幾分務實，但少了幾分理想和情懷。”

這種變化，不只出現在岳雲中學，它正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20年前，曠正秋就已感受到了。

“玻璃娃娃”

曠正秋7年前調到衡山縣教育局任職，目前是教育局黨委委員。來教育局前，他在衡山多所中學擔任近20年的校長。

曠正秋記得，2000年以前，校長主要強調教育教學質量，但2000年以後，校長的主要職責變成了抓安全問題。

在這一轉折點出現的前兩年，曠正秋供職的一所中學，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是1998年的一個週六晚上，衡山縣職業中等專業學校的一名高中生在熄燈後，點蠟燭看書，不小心把蚊帳燒起來。這名學生和其他人一起用水把火撲滅，但她也因此腿部被燒傷。

作為學校主要領導，曠正秋和其他人一起，當晚就把這名學生送到位於衡陽的解放軍169醫院救治。

孩子出院後，繼續上學，但過一年，孩子突然死亡。家長就把這孩子的屍體抬到學校，要學校負責。

曠正秋覺得挺委屈，首先是孩子自己違規點了蠟燭，其次學校也積極救治並墊付醫療費。

但最終，出於維穩需要，學校給了孩子家長3萬元賠償金。“3萬元在當時不少，也還可以接受”，曠正秋説，“但現在，有些家長漫天要價，纏訪、鬧訪不斷。”

而安全事故一旦在校內發生，無論打架，還是體育課、勞動課出了意外受傷，學校都得負責。

“意外發生後，學校得拿出大把的人力、財力、物力和精力去解決問題。”曠正秋説，所以很多學校從校長到班主任都強調安全問題。

“以人為本，安全第一”已成為公辦學校強調的第一重點。從事一輩子教育工作的曠正秋，也困惑於這個時代：我們的孩子怎麼突然變成“玻璃娃娃”了——打也打不得，罵也罵不得。

“主要是計劃生育後，孩子的位置被擺得太高，下不來了，扭曲了。”曠正秋説。

曠正秋小時候也調皮。70年代初期，他上小學時，曾和老師頂過嘴。結果，被老師告到母親那裏。當天午飯後，當曠正秋正躺在牀上休息，突然迎來了一陣竹條的鞭打。母親一邊打，一邊罵：“讓你頂撞老師！讓你頂撞老師！”

曠正秋從牀上滾到了牀下。當時，家裏的地板是泥土夯成的，為了乾燥祛潮，牀底還灑了石灰，曠正秋被抽得身體浸出血跡，立馬滾到牀底躲起來，而被抽傷的身體在石灰地板上，有股火辣辣的疼，使得他嗷嗷大哭。他母親也一邊含着淚，一邊繼續抽他。

從此，曠正秋沒敢再惹事，他至今都感激母親的那一頓竹鞭。否則，他和同齡人一樣，將活躍在工廠流水線或城市建築工地上。

劉娟是衡山縣一名有8年教齡的老師，曾在縣城中學教書，目前出於家庭因素考慮，在衡山縣的鄉鎮教書。從縣城到鄉鎮，她感覺：同一年代，不同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差別也很大。

劉娟開始在位於縣城的民辦學校——星源中學教書時，學生成績好，學校嚴管，家長也支持，但到鄉鎮公辦學校教書，她發現，公辦教師責任心沒那麼強，管理也沒那麼嚴格，孩子也不好管。

因為鄉下孩子90%以上是留守兒童，很多是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帶，他們對孩子的要求是：吃飽、穿暖、安全。

尷尬的是，對有潛力的學生，老師希望提高他們成績，所以放學後會留半個小時對學生免費補課，但來接孩子的爺爺奶奶會説，“不要讓我們在外面等太久。”

有的學生違反規定，老師罰跑操場兩圈，孩子的爺爺奶奶會説，“你為什麼罰我的孫子？”有些家長對老師類似的“體罰”行為，會在微信羣裏質問老師：“你算老幾啊？！”劉娟説，遇到這種情況，老師一般不會接話，否則矛盾激化，但感覺被潑了冷水，委屈。

消失的懲戒

今年教師節前夕，衡山縣文宇書城的創始人周建軍請了他中學的老師陽安源吃飯，感謝老師當年對他的嚴管和幫助。

周建軍39歲，他記得26年前，他在衡山縣實驗中學上學時，他體弱多病，父母在鄉下照顧不到，為調理好身體，母親買了一堆中藥扔給陽安源，讓陽安源幫忙熬好給周建軍喝。

就這樣，非親非故的陽安源像母親一樣，幫他熬了兩個月的中藥，“我一輩子都記得！”周建軍説。

當時，陽安源對違規違紀的學生也會懲戒，比如不聽話的學生，她會公開批評或走過去拿起學生的作業本，輕拍一下對方的臉。但2004年的一天，她意識到社會變了，不能再這樣了。那天，當她像往常一樣對一個在課堂吵鬧的學生輕拍臉部時，這學生突然站起來，回了她一巴掌。

這巴掌把陽安源30年的從教習慣打醒了，心也被打冷了，“從那以後，我就沒再管那孩子。”陽安源説。事發後，學校也不敢處理這個孩子，她和學生家長反映時，學生的奶奶提了雞蛋來看她，但她拒收了。

“周建軍那年代，很多孩子和家長會把老師的懲戒當成愛護和關心孩子，現在變成是孩子和家長一起來對付老師了。”陽安源感嘆。

在衡山縣實驗中學教書的譚益娟老師，也有18年從教經歷。這些年，她一直不斷調適自己，以適應不斷變遷的師生關係。

譚益娟説，18年前，她剛畢業到衡山縣鄉下教書時，家長挺尊敬老師，家裏有水果等土特產，會給老師帶點。路上見面，對老師也很熱情，還邀請老師進屋吃飯、喝水，感覺非常好。

對老師教育孩子，當時的家長都鼓勵老師要“霸蠻”些：“不聽話的，你就給我們打，狠狠打！”現在家長已不讓老師打孩子了。譚益娟的教鞭，也多年都沒有再指向學生。

教鞭有兩個功能：一是教學中，用以指向黑板；另一功能是敲打違規違紀的學生或敲打桌面。但現在，後一功能消失了。譚益娟説，“現在的孩子已學會反抗，而且輿論和家長也剝奪教師對孩子的適當懲戒權力。”

譚益娟記得，4年前，學校裏有老師因批評一個學生，這學生竟爬上走廊護欄，要往下掉，幸好被老師逮住，往回拽。此後，敢管學生的老師，越來越少。

如果學生課堂上講話或注意力不集中，譚益娟通常走過去，用手“點敲”一下學生桌子，以示提醒。如果學生有更出格行為，老師也只是把他叫到辦公室談話，而不能當眾批評和教育。

1998年，李春南在衡山縣長江中學教書時，遇到個不聽話的學生，他用書拍了對方嘴，沒想到，學生突然站起來從身後猛抱他。李春南趕緊反手脱身，然後告訴他：“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之後，李春南迅速離開現場。

李春南承認，當時自己離開教室，是想找個台階給自己下，要不學生和老師當眾起衝突，比較尷尬。多年後，這名學生在一次同學聚會上，向李春南道歉。

隨着年齡增大，李春南已很少再懲戒學生。當然，也和他調到岳雲中學任職，學生相對好管有關，“基本上沒有遲到早退或上課講小話的。”

李春南現在是岳雲中學一個高二班的班主任，他感覺現在的學生沒有過去調皮，“不打也不鬧，不愛運動，比較安靜，上下課都差不多，男性偏女性化。”

焦心的是，安靜的學生背後，通常有屬於自己的另一個世界。

手機圍剿戰

以前的學生，下課或放學了，會在走廊或操場上追逐打鬧。現在上課和下課，基本差不多，都很安靜。

“下課了，就悶待着，或趴桌子睡覺，”李春南經常把學生趕出教室，讓他們去玩，“你們這樣不行，下課就要活動，否則沒青春活力，我快50歲了，還天天打籃球呢。”

李春南的話，似乎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校運會時，每個班抽出十來個男生和女生參加比賽，經常湊不齊人，他只好通過獎勵等措施刺激學生報名參加比賽。

以前的學生搶着報名，都擔心自己沒機會參加。現在的都不喜歡動了，很多傳統遊戲也在新時期孩子中逐漸消失了，如跳橡皮筋、打陀螺。

説到這，李春南伸出左手，記者看到，他左手大拇指旁有個刀疤，“這是砍木頭製作陀螺時，留下的，”李春南説，現在的玩具都是現成的，很多遊戲，給學生們一部手機就夠了。

9月1日註冊登記這天，李春南的辦公室迎來一位中年婦女，這位婦女的孩子在李春南的班上，但來辦理手續的是他母親，而不是他孩子。“原本約好一起來辦入學手續的，但人不見了，”孩子的母親説，“家裏不見人，學校也不見。”

李春南接話説，“可能又跑網吧去了，他現在是爭分奪秒玩遊戲啊。”事實上，不僅這孩子如此，一些成績優秀的學生，暑假完成老師佈置作業後，也玩手機，很少主動複習其他內容。

為此，不少家長給李春南打電話問：“怎麼辦？”李春南説，“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呀。”整體上，岳雲中學的師資力量和生源都比較好，但李春南依舊感覺“一代不如一代”，奇怪的是，“考試的時候，他們又都考得不錯。”

李春南説，“這説明不只是我們岳雲中學的孩子受到手機影響，全國普遍都這樣，所以我們看起來不怎麼努力的孩子，也可以突出重圍。”

在岳雲中學，學生主動上繳手機的，還比較多。過去，學校收上來後，於週日下午給他們玩半天，這項工作由班長負責。

每次放假，孩子來校前，李春南也會在羣裏對家長喊話：“哪個孩子帶手機來校，記得説一下，我們好精準回收。”

這樣，一個班上，98%的學生都會上交，也有1-2個拒交。

岳雲中學學生的這種自覺性，讓在衡山二中的隆斌老師很羨慕。因為二中要回收學生手機，需要做非常艱鉅和大量的工作。首先在學校門口，讓學生打開包給老師檢查，這是日常檢查。同時，在教室配備金屬探射儀，通過“掃雷”方式收手機。

此外，學生去上課了，老師還要對學生的寢室突擊檢查。“通常翻枕頭下面，席子下邊。”隆斌説，晚上睡覺時，再對各個樓層和寢室巡查一番。

不過，學生很“狡猾”。他們通常晚上10點30分，老師去檢查的這段時間不玩手機，而是早早睡下，但偷偷調了鬧鐘，凌晨4、5點，再起牀玩個把小時的手機。

為解決學生凌晨定鬧鐘起來玩手機的現象，衡山二中採取陪寢制度：在學生宿舍樓騰出房間給值班老師睡覺，值班老師晚上或凌晨，不定期起來察看學生是否在睡覺時間裏偷玩手機。

通常，漆黑寢室裏有一道淡淡光線射出的，就是學生早起偷玩手機了。老師收繳手機時，也得提防，因為有的學生有兩個非常相似的手機，其中一個是模型機，一不小心，就被學生調包了：玩真手機，卻交給老師一個假手機。

住校的學生，有些有兩部手機，一部放在走讀生家裏，一旦在校的手機被沒收，就讓走讀生帶另一部來，他們的充電寶也讓走讀生幫充，容量非常大，幾萬毫安，充一次電可用一個星期。

譚益娟説，經常玩手機的學生，即便平時抓不到，上課也可以看出來，因為“他們目光呆滯，上課毫無反應”。

所以，過去主要處理學生打架的老師，現在更多是糾正學生的行為習慣，這個工作更難做。

“以前打架，老師協調解決一次，一般就不會再打了，”李春南説，但行為習慣的糾正，需反覆做工作。

“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李桂元在開學動員講話時，也提到互聯網上風行的這句話。

所以，即便像岳雲這樣不錯的中學，也不得不向手機宣戰：“本學期起，校園內，所有學生禁止使用手機！學校將配備金屬探測儀，在教室裏跟安檢一樣查手機，來一個收一個！”李桂元説。

（應受訪對象要求，隆斌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主筆 韋星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