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獨特的段子文化: 三種顏色背後的話語角逐_風聞

吳高泉 / 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文學思想研究中心

［導讀］段子文化一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潛流於日常生活當中，隨着21世紀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的勃興，其更是成為了一種蔚為奇觀的大眾文化現象。本文作者根據近年國內流行的各類段子的內容和價值色彩，將其區分為黃段子、灰段子和紅段子，其中黃段子灰段子是民間話語的一種體現，內含民眾在生活壓力下對自身處境的想象和情感表達；紅段子則是強化文化領導權的一種文藝形式，紅段子的文化生產方式體現了主流話語對黃段子灰段子進行規訓的運作機制。作者發現，在經歷激烈的競爭之後，三種顏色的段子都逐漸走向節制甚至是沉默，這意味着意識形態角逐會以某種形式走向和解。文章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作為俗文化中最為貼近人民生活、最具有民間特色之一的段子文化一直以來以旺盛的生命力潛流在日常生活當中。近些年，隨着市民社會的壯大、互聯網的發達以及新興便捷媒介手機、ipad

等的勃興，段子文化成為一種蔚為奇觀的大眾文化現象。然學界或因其俚俗、鄙俗甚或因其涉及性與政治等敏感話題而研究的不多，隱隱體現出一種不敢、不願或不屑的心態。而對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紅段子”的言説，學界則普遍表現相對踴躍。

2008年《中國俗文化研究》(第5 輯) 上的一篇《段子管窺》對段子進行了基本的界定：

“廣義的段子，指的是個人或集體創作的、或雅或俗或雅俗共賞的、簡短自足的或長篇中可獨立出來的短篇文學藝術作品，可以是寓言、故事、笑話、小品，也可以指戲劇中的唱段……狹義的段子，指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説的‘笑料’，尤其指近年來廣泛流行的幽默類的故事、笑話、脱口秀、順口溜等……通俗簡短、口耳相傳、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徵。”

本文亦採用這個界定，所論的段子屬於以上所説的狹義的段子。將近年流行的各類段子以顏色分為黃段子、灰段子與紅段子等，既體現了人們對段子內容的區分也體現了價值判斷的色彩。簡言之，黃段子指的是以男女性事和生殖器為話題及取笑對象的段子，其主要功能在於娛樂; 灰段子指的是那些與政治、不良社會現象相關、抨擊時弊或表達現實無奈的自嘲的段子，體現出一種灰色的心態或黑色幽默的特點; 紅段子則是意識形態機構引導、製作、傳播的一種代表健康社會心理、弘揚主流價值觀的短信息文藝。後者的目的就是要與民間自發流傳的黃段子灰段子相抗衡，要以積極向上的內容佔領民眾的精神空間，打擊黃段子灰段子所可能產生的社會負面效應。因此在段子的喧譁世界裏，很典型地呈現出官方與民間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對抗和博弈。

******▍******一、抵抗與消解

要理解民間段子所表達的平民意識形態訴求，最好的方式是從話語分析的角度去探究近年民間段子( 本文主要指黃段子和灰段子，以下同) 何以在中國內地盛行的原因。

關於盛行原因，目前學界相關説法一般都比較務實，如《段子管窺》認為，段子短小精悍，符合快餐文化的消費；具有高度的娛樂性。《“黃段子”為何流行》認為一是性心理宣泄，二是情緒放鬆的快樂，三是交友的需要。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消遣、娛樂、宣泄、交流等是一般文化藝術普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中國古代就有不少與今天的段子內容和形式很相似的文藝現象，都可以説也具有以上所説的功用。明末馮夢龍《掛枝兒》《山歌》和《廣笑府》裏收集的民間口耳相傳的流行“歌曲”和笑話有很多就屬於今天理解的黃段子和灰段子。僅舉幾例：

牙刷兒，身材短，剛剛五六寸，穿一領香噴噴綠背心。一條骨子兒生成的硬，短鬅鬆一搭毛兒黑，光油油好一個下半身。專與那唇齒相交也，( 每日裏) 擦一陣兒爽快得很。

姐兒生來像花開，花心未動等春來。囫圇圇兩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裏含羞夜裏開。

一僧讀“齋”字，尼認是“齊”字，因而相爭。一人斷之曰：“上頭是一樣的，但是下頭略有些差”。

官值暑日，欲尋避暑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涼。一皂隸曰: “細思之，總不如此公廳上可乘涼。”官問其故，答曰: “此地有天無日頭。”

前面幾則或隱或顯地涉及性器和性事，屬於我們今天所説的黃段子，其中最後一則對有權者的譏諷則類似於今天的灰段子。

如果單從民間文藝的一般功用角度來分析流行原因的話，似乎無法解釋民間段子為什麼近年在中國內地如此盛行的原因。解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更深一層的追問，即為什麼近年來人們大量需要段子來消遣、娛樂、宣泄、交流? 馮夢龍收集的這些大量涉及私情、慾望的民間“段子”在當時的盛行原因或可資參考。涉性的民間原生態的“段子”應該每個時代都有，只是過於“俚俗”“粗鄙”而不被文人收錄和記載，它只能潛流於生活的當下，由於沒有資料記載，所以，今天很少看到而已。明末能出現馮夢龍這樣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間“段子”，一方面説明了當時類似“段子”的大量流傳。明末市民社會發達，民眾的娛樂需求比以往要大，以致於引起文人的關注，甚至介入收集、仿製和傳播的行列; 另一方面，明末“段子”的盛行，與當時新興印刷技術的大眾化也有關聯，所以我們現在關於大眾文化的界定明顯地強調其傳播的“大眾”、“消費”的媒介性。

鑑於此，筆者認為民間段子近年在中國內地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

第一，是物質技術層面的。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發達產生了其廣泛的受眾，最為關鍵的是，傳播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其盛行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明清時期的刊刻造紙技術對俗文化的推動一樣，近年國內民間段子的盛行與新興的互聯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及手機短信平台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新興電子傳媒方便快捷且普及面廣，使民眾廣泛參與、廣泛傳播成為了可能，並且這種傳媒交互平台的容量限制使短小的文字句段大受歡迎，客觀上引導和鼓勵了人們進行碎片式( “段”) 的創作和傳播方式，並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受眾的審美體驗方式。因此，代表官方意識形態、與黃段子灰段子相抗衡的紅段子也正是通過網絡和手機短信平台得以順利有效施行的。

第二，是社會文化層面的。這涉及民間段子作為一種話語方式其所承載的情感需要和平民意識形態訴求。儘管從20 世紀初以來，中國社會開始進入轉型期，但民眾對轉型期內急劇變革的社會生活感受深刻並形成一種普遍的情感方式的轉折點在近一百年來並不多，歷數起來大致是“五四”時期、抗戰時期、新中國建立之初、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還有一個轉折點可能要算上20 世紀90 年代之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階段了。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反映在社會效應上近年表現逐漸明顯。物質生活有較大提高的同時，商業浪潮和急劇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也給民眾帶來了很多具有時代特色的切身體驗，並在文化上形成一種普遍的表達。

與之前的幾個轉折點相比，世紀之交前後的這20 來年尤其是近些年快速的現代化進程給民眾帶來更多的現代性體驗。這個時期的現代性體驗很像西方社會之前經歷的那種轉型，只是我們在時間上滯後了而已。在社會生活發生深刻變化的這些年中，人們的普遍感受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説的那樣：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儘管馬克思描述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社會轉型期給人們的現代性體驗，但有些地方用來形容中國社會近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體驗，亦有相似之處。如商品經濟浪潮的推擁裹挾、城市化帶來的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轉變等都給人帶來普遍的變動感，尤其是在這個急劇轉型中傳統價值體系受到衝擊而新的社會價值體系似未成熟———這從近年來提倡的“建設和諧社會”和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明證———這一點給人帶來很多的迷惘和焦慮。人們處在土地徵用、拆遷、城市化等空間的迅速轉變當中，處在拼命追趕“與時俱進”的各種不確定的事物變化當中，處在商品拜物教、拜金主義影響下道德失範誠信缺乏的危險境地當中，處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浮躁和戾氣當中……

在改革開放30 餘年的總結回顧中，“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在反觀自身的時候，一種失落感油然而生。因此，一種短平快且符合人們情感表達的俗文化形式———民間段子———在新興電子傳媒的推動下蓬勃興起，人們在這些充滿戲謔、狂歡、諷刺、自嘲的話語中深獲共鳴。由於民間段子結構的鬆散性、主題的隨意性、藝術的通俗性，幾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編創者，在流傳的過程中人人都可以加工和改造，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衍化繁殖，體現出集體的智慧與趣味，再通過能夠迅速傳播的公共傳播手段，使得人們同聲相應，手、口、耳相傳，最終形成一股全民狂歡的風氣。

在這種文化狂歡的背後，藴含有深刻的文化無意識和平民意識形態的訴求，包含有一種無聲的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抵抗和對權力壓抑的消解。這可以從民間段子的話語方式中體現出來。從內容上看，黃段子主要是涉及性事與性器，帶有程度不同的色情成分; 灰段子主要是政治笑話以及對社會的不合理現象的嘲諷。性與政治，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中屬於禁忌的話題，禁忌的內容、禁忌的懲戒，意味在此之上有一種話語權力和制度權力。衝破這些禁忌，意味着一種抵抗和解放，並因此獲得某種匿名的快感。

這一點很像西方社會從20 世紀50 年代開始、60 年代至80 年代達到頂峯的搖滾樂風潮。很長一段時間，搖滾樂曾被官方意識形態斥為粗俗、下流、色情、不道德的文化形式而遭受抵制。但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搖滾樂卻得到不少讚賞，甚至文化研究的論者還把搖滾樂對官方意識形態、話語權威、政治和道德禁忌的抵制、反抗上升到解放和革命的高度。搖滾樂的粗鄙、炫耀式的“墮落”，狂歡化和快感原則，甚至它的命運和遭遇，都跟黃段子灰段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説搖滾文化只是一種青春期叛逆和肆無忌憚的“憤青”式的快感文化的話，中國近年盛行的民間段子則是一種全民性的大眾狂歡文化。按照福柯關於權力的研究，權力給人的快感是雙向的：

“從行使質疑、監聽、監督、偵察、搜查、檢查、揭露的權力產生的快感; 另一方面，由於規避、逃避、愚弄或嘲弄這種權力而激發快感。權力允許讓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 反之，權力在炫耀、誹謗、抵抗的快感中證實自身”。

無權的大眾階層很多時候喜歡通過低俗、鄙俗甚至淫穢的黃段子對道德話語權力進行挑戰，以粗俗的方式嘲弄粗俗，帶有一種“以毒攻毒”的意味。在眾人的歡笑聲中，使黃段子的講述者與聽眾體會一種充滿“機智”“巧妙”的創造性反應，獲得“狡黠”“惡毒”的快感。如：

某人穿着短褲作報告，講到激動時把一隻腳抬放在椅子上，某器物露了出來，會場一片譁然，他以為大家不耐煩，就大聲説：這只是個頭，後面還長着呢！

以上幾個段子涉及的性只是一種符號，它不是敍事意欲突出的內容，而僅僅是一種形式，只是為了使敍事的氛圍變得粗俗和低俗而已。在突破道德話語權力的整體淪陷中人們覺得親密無間，有一種集體抵抗同一戰線的快感。例如：

某地方政府做完工程卻省下一大筆錢，於是眾人開會舉手表決。是把這筆錢拿來改造中小學還是改善監獄環境。會議分成兩派，眾人爭論不休。最後還是某領導一語定乾坤： “你們這班子人這輩子還有機會上中小學麼?”頓時眾人擦汗的擦汗喝茶的喝茶，最後舉手表決，一致決定改善監獄環境……

某企業家向身邊的美女滔滔不絕地炫耀如何從哪幾個方面辨別真正成功人士：（1）沒有名片; （2）自己不開車;（3）衣服沒logo; （4）沒有小區名，只有門牌號;（5） 每天午睡;（6）經常在郊區活動;（7）包裏現金很少……旁邊一位農民興奮地打斷： “這種人，我們村全是! ”

以上兩例是灰段子的常用敍事模式，用強烈的反差造成反諷，對權力符號的揶揄和解構，在聽眾的鬨堂大笑中神聖、莊嚴的東西轟然倒塌。無權無勢無財的大眾在一無所有中往往只能通過灰段子對現實不合理現象的諷刺以及對權力符號的消解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權力，嘲弄腐敗官員、為富不仁的富貴者( 他們一般被符號化為“貪官”“煤礦老闆”“暴發户”等) 的愚昧、無能、醜陋獲得精神上的勝利感，體會一種對原權力進行嘲弄的權力，產生一種“炫耀、誹謗、抵抗的快感”，並“證實自身”，產生一種階級認同，獲得慰藉和温暖。

這種精神勝利快感的表現形式在於民間段子獨特的話語方式———狂歡化。而廣場言語和狂歡化是民間笑謔文學的話語特點。段子所具有的廣場言語和狂歡化的特點，決定了段子主要不是一種純粹提供給人閲讀的文本，其效果往往需要話語的講述來呈現，具有一種“在場”性和“表演”性。“在場”性最典型的表現是段子的講述多在餐桌上、小型的聚會上、旅行團的車上，或者在虛擬的網絡社區裏( 如網絡論壇、QQ 羣、微信朋友圈等) ，起到一種交往和聚眾狂歡的效果。“表演”性表現在講述的時候注重模仿( 行動、語氣、口音等) 、注重互動和即興發揮。儘管很多民間段子通過手機短信傳播，但也只是為了擴散，作為聚眾時候講述做儲備的“話本”。

民間段子正因為有這種效果，成為大眾交往和情感交流的一種特殊且有效的話語，在黃段子灰段子的講述和哄笑聲中大家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在嘲弄權貴或徹底低俗的情境中人們感覺到某種同一性，此時人們不分高低貴賤得意失意，“人人迴歸自我”，獲得一種“同志情誼般的衝動”。民間段子的盛行就是其審美意識形態功能與人們的生存狀況和情感需要相碰撞的結果。除了對權力的抵抗和對權力符號的嘲弄之外，一些批判社會同時夾雜無奈和自嘲的灰段子也能説明問題：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 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 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 娶不起，沒房沒車誰跟你; 病不起，藥費讓人脱層皮;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萬幾。

2012 之前：我們用奶粉毀掉00 後，考試毀掉90 後，房價毀掉80 後，失業毀掉70 後，城管毀掉60 後，下崗毀掉50 後，拆遷毀掉40 後，醫改毀掉30 後。( 此處的“2012”源於美國2009 年上映的災難片《2012: 世界末日》，引者注) 

中國人的科學啓蒙：從大米里認識了石蠟，從火腿裏認識了敵敵畏，從鹹鴨蛋裏認識了蘇丹紅，從火鍋裏認識了福爾馬林，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從奶粉裏認識了三聚氰胺。

這類段子對社會現象的描述和社會問題的概括也許不夠準確，甚至充滿偏激，但説明了這些年人們關於自身的社會處境和生存狀況的想象。世紀之交的中國內地，人們在享受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果實的同時，環顧四周，也發現了自己的失落和迷茫。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以摧枯拉朽的姿勢使人們對世界不斷陌生化，連懷舊的時間和對象都找不到，社會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部分官員的腐敗，社會誠信的缺乏，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醫療和住房的恐慌，炫富和移民的熱潮……在這種喧譁與騷動中，在餐桌酒酣之際，在同輩聚會之時，藉着黃段子灰段子的狂歡，為這些充滿不滿、憂懼、受挫的心靈提供一些慰藉，在幻象的迷醉中繼續沉重的生活。

這讓人想起馬克思關於宗教的描述：

“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也許把“宗教”改為“段子”亦有相通之處。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麼中國內地近年來民間段子那麼盛行的深層根源。

******▍******二、規訓與懲罰

隨着黃段子、灰段子的盛行，在事實上給主流意識形態帶來了不少衝擊。前幾年有一段時間在各種媒體上曾經出現過密集地討伐黃段子的情形。一般的意見認為，黃段子灰段子格調低下、庸俗無聊，甚至認為黃段子激發性慾導致性犯罪率增高、把黃段子定性為一種性騷擾等等。河北省深澤縣紀委在關於黨員幹部禁止傳播黃段子的文件中説：

( 黃段子) “低俗信息不僅毒害人的心靈、渙散人的思想，而且侵蝕道德意識，已成為滋生不道德行為甚至是腐敗的温牀”。

2005 年以後，很多地方政府紛紛出台各種文件，嚴禁公務員在各種場合講黃段子和傳播黃段子，否則將被“處理”。2009 年，河北深澤縣組織480 多場專題討論會、6 萬餘黨員參與學習領會該縣紀委出台的關於禁止黨員幹部使用手機留存和傳播“黃段子”的紅頭文件。報道稱如經舉報查實的，將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和單位領導連帶責任。

2006 年，網絡和各地方報紙上頻頻出現《亂髮黃段子可拘留10 天》為標題的新聞，新聞説2006年3 月1 日起，《治安管理處罰法》將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實施，其內容中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由73 種增加至110 多種，許多過去管理無憑、處罰無據的行為都有了明確的處罰規定。

“新法第42 條明確規定，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5 日以下拘留或者500 元以下罰款; 情節較重的，處5 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00 元以下罰款”。

據説各地方政府又根據這條法規的精神制定出不同的細則，一時間“亂髮黃段子可拘留10 天”這條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地，以訛傳訛地得出“傳播黃段子是犯罪行為”、“發黃段子短信將被拘留”等説法，一時間弄得人心惶惶，老百姓紛紛檢查自己的手機，刪掉手機上存留的涉嫌“黃”的短信。儘管後來未見有坐實案例報導，但“傳播黃段子違法”的觀念深入人心。

在這裏，體現出官方對自發的民間俗文化形式之一的黃段子進行了一定成效的監管和遏制，採用的是強制性的國家機器的懲罰手段。但由於這種監管也引發了諸多在學理、法律層面的質疑與討論。比如，如何確定黃段子與性騷擾的關係，如何有效保護公民最基本的言論自由的權利，甚至如何界定黃段子的標準等。有人提出這種監管會不會導致公權的濫用，如河北深澤縣組織480 多場專題討論會是不是一種行政資源的濫用等問題。在此形勢下，靠簡單粗暴的禁止與懲罰似乎已經不能解決問題，這給文化領導者出了一個難題。

在這種局勢下，紅段子進入了文化領導者的視野，並提示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2005 年中國移動廣東公司開創紅段子短信大賽，大賽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抵抗黃段子灰段子這些污染社會風氣腐蝕人們精神的不良信息的大肆傳播，弘揚社會正氣、樹立良好道德風尚，以積極向上的內容充實人們的精神世界，消除黃段子灰段子的負面影響而舉辦的。此後紅段子短信大賽連續舉辦五年，全國多個省市都學習廣東模式舉辦類似的紅段子大賽。

2010 年2 月11 日，代表最高級別的意識形態機構的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以“手機紅段子引領和諧文化”為題進行正式報道，將紅段子命名為“內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動活潑，效果催人奮進的短信文化形式”。2010 年10 月，《光明日報》與中國移動集團共同舉辦主題為“誰不説咱家鄉好”的第一屆“中國移動杯”全國紅段子有獎徵文大賽。紅段子由個別的地方政府的意識形態表達升格到國家意識形態表達的高度，並由國家意識形態機構接管與推行。

一時間紅段子紅遍大江南北， 2009 年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紅段子現象: 網絡時代的中國文化精神》一書。該書在理論的高度給紅段子進行了價值定位: “紅段子掀起中國的紅色新文化運動，”“我們應重拾漢唐盛世的那種文化自信和巨大影響力，創造網絡時代風雷激盪的文化歷史”。該書開宗明義“用‘紅段子’抵制‘黃段子’‘灰段子’”，“先破後立，意在‘主流話語權’”。 《“紅段子”圍剿

“黃段子”》也明確提出用“‘紅段子’正面狙擊‘黃段子’”。據此，紅段子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方式完成華麗轉型。

與民間自發的段子不同，紅段子完全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誘導和規範( 有獎徵文比賽等方式) 下進行的、並動用意識形態機構進行傳播的“仿”民間段子的話語形式。其話語方式是利用民間段子的表現形式，置換民間段子的內容，將官方意識形態認可和推崇的健康的、正確的政治觀念和社會道德價值觀念納入其中，以達到“弘揚正氣、服務當代、傳承文明”的目的。紅段子內容上多是勵志短句、哲理箴言、節慶祝福之類，審美上儘量引導創造者( 編寫者) 將意識形態的原則和立場與人民大眾當下的生活經驗進行結合，力圖創造出一種具有時代精神、具有審美普遍性同時又具備黨性原則的“紅色新文化”。

“‘紅段子’是新媒體時代如何弘揚主流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項重大嘗試和共同創造的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成就……已經成為佔領主流文化陣地的一種有益探索和嘗試”。

這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典型的規訓，也是意識形態機構的普遍運作原則。紅段子以充滿人生哲理的勸世箴言、積極振奮的人生態度、温馨真誠的祝福話語共同構築起一個關於和諧美好的人情世界，用以對抗現實生活世界的諸多不滿與缺憾，引導民眾參與並共同創造一個“真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使人們在共同的意識形態面前相互認可。紅段子要做的就是設法得到人們的情感認同，使人們在關於温馨、美好、幸福、和諧的社會圖景中達成共同的想象，並試圖激發人民大眾對生活對社會產生共同的嚮往和渴望進而實現審美交流，最終通過紅段子話語使廣大人民羣眾把情感表達與當下的政治目標、社會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聯繫起來，達成社會的和諧。在這裏，紅段子被賦予崇高的使命，它可以是人們精神的領袖、生活的導師、知心的朋友、貼心的親人……如：

如果説人生是一首優美的樂曲，那麼痛苦則是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音符; 如果説人生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那麼挫折則是一朵驟然翻起的浪花; 如果説人生是湛藍的天空，那麼失意則是一片漂浮的白雲。

人生在世難得糊塗，大憂為國小憂為家。常懷博愛仁厚之心，待人誠摯待事圓滑。勿以己悲勿以物喜，平常之心泰然處之。

我遣一葉舟，載走你的愁; 我摘一片月，照你睡無憂; 我奉一尊酒，但願人長久; 我勸西風起，贈你一江秋。

試想，你的生活中經常被這些話語包圍，你會覺得自己生活在人世間最美好的人際關係之中，親情友情愛情，自由幸福健康，讓你感覺生活的美滿，讓你覺得人生值得一過，讓你珍惜現在，安於現狀……其實這也是一種烏托邦的審美幻象。在這裏，紅段子充當一種“新文藝”，它是一種既有哲理意味且同時飽含温情的情感性話語，具有一種審美的效果。在某種意義上，審美的效果和意識形態的效果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內在統一體。以文藝審美的方式來表達意識形態，它可以使感性與理性、個體與整體、特殊與普遍、情感性話語與政治意識等等之間產生和諧。

紅段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壓黃段子灰段子，奪取文化領導權。伊格爾頓分析了審美和文化領導權的關係，“審美藝術品總是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個別、形式和內容、精神和感覺和諧地相互聯起來”。基於美學的這個特性，作用到情感上，很容易產生政治上的效果：

“主體都具有普遍性，正是通過教育和以實踐為中介的慾望的理性教育，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精神領導權的過程，人們才能不斷地建構個別和一般之間的聯繫。”

這説明了情感在文化( 政治) 領導權爭奪中的重要作用，情感往往是社會內聚力能夠形成的根源，審美作為一種情感性的話語，從它產生之時就作為理性和感性之間的中介併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一個社會能夠形成團結和諧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理性的控制和強權的壓迫，而是出於情感上的認同。

這就是紅段子話語的意識形態意圖和運作機制，從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嚴厲懲罰轉為意識形態機構的温和規訓，應該説在理論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實踐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實踐中效果如何呢? 按主流媒體的報道，紅段子基本形成了一種壓倒性的氣勢，如由“中國社科院、中國傳媒大學等知名專家、學者組成專門的課題組，數度南下廣東以及全國其他地區進行跟蹤調研，並根據‘紅段子’活動的實踐與經驗……歷時一年”編寫成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總結性成果《紅段子現象: 網絡時代的中國文化精神》，再諸如《“紅段子”映照中國大地》、《“紅段子”掀起紅色文化浪潮》等標題可見一斑。

但我們應該看到，與民間段子的自發性、平民性、情感的真實性、感受的真切性等相比，意識形態機構生產和傳播的紅段子，則缺乏這些特質。在實踐中，人們普遍認為紅段子將勸世箴言變成意識形態的説教，生活哲理成為傳聲筒，很多紅段子與流行歌曲唱的“咱們老百姓真呀真高興”“天天都是好日子”之類的沒有什麼區別。再加上其機械複製和沒有明確對象的無限“羣發”的特點，使紅段子失去了真正的經驗傳達和情感交流的功能。就拿原本應該離老百姓最為親近的“真情祝福”的紅段子來看，就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個性和針對性，在以短信“羣發”的傳送下變成一種空洞的祝福形式。紅段子如果沒能具備民間段子的那些精神和特質，哪怕內容健康、正確、積極、“高大上”，也難以深入人心，而可能遭遇尷尬。

******▍******三、僭越與和解

作為主流文化領導者，面對無緒雜亂的民間俗文化形式的泛濫，要重樹價值規範、扭轉文藝方向，對低俗有害的自發文化進行抵制和引導，應該説是負責任的表現。同時在主流意識形態面臨挑戰與抵抗的時候能想到文藝具有《毛詩序》裏説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抗衡、收編民間意識形態話語，奪取文化領導權，也是可取的。但主流意識形態在收編、整合和引導的時候應該遵循文藝的規律和原則。如果一味以政治正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思路而不考慮文藝自身的特點，則值得商榷。

主流意識形態對民間段子的規訓，以民間段子形式置換出來的紅段子在很大程度上異質化了，最終紅段子變成一種矛盾體。就如當年的《紅旗歌謠》，它以收集民間歌謠的方式彙總和改編了這個時期中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歌謠和打油詩。這種來自民間的歌謠按理説是最能夠表達底層人民的情感和心聲的，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曾大量引用農民起義時期的各種歌謠和童謠來作為民眾的意識形態體現的證據。但《紅旗歌謠》在農業歉收和政策失誤之下的中國民間卻有“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雲揩揩汗，湊上太陽吸袋煙”等諸如此類的描述。這次活動顯然是對以《詩經》為代表的古代人民性話語的一次現代的模仿，是一次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採風活動，現在看來是一次在文藝上收穫不大的文化生產的浮誇行為。

退一步説，姑且不論紅段子最終的效果; 紅段子沒有推行之前，民間自發的這些黃段子灰段子真的如文化領導者所説的那樣低俗、不良、色情，甚至造成性騷擾或性犯罪嗎? 這些民間段子真的對主流文化構成威脅嗎? 答案都是否定的。所謂的低俗、不良文化，乃是出於一種文化上的傲慢，這個不贅述。至於説黃段子色情甚至造成性騷擾，這個則可以辯證來看。色情的文藝主要是激發人的性慾，指在文藝中對性交的細緻描述、性器狀況的描寫以及性感受的鋪排，但黃段子更多的是以性事或性器作為符號或由頭引發嘲諷或嘲笑的。在眾人的鬨笑聲中，被權力壓抑的能量獲得釋放，既消解了權力，也消解了性本身。所以説黃段子普遍具有色情意味，引發人的性慾這些説法是沒有道理的，實踐中很少有圍聽黃段子者性慾盎然的情況。很多段子儘管涉及性事，但其所指的並不是性本身，沒有刻意賦予更多的性暗示，聽眾基本也就一笑了之。在黃段子的敍事中，能指與所指往往是斷裂的。

另外，民間段子對主流意識形態有一種抵抗和消解的衝動，但若説民間段子的流行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顛覆性的作用和實際威脅，這是不準確的。意識形態具有很強大同時也很隱秘的自我修復和同化功能，一方面通過意識形態話語表達對另一種壓迫性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抵抗，同時在抵抗的幻象式快感中就消解了對前者的實際反抗。

前面關於民間段子與紅段子的分析也説明，他們的機制都是製造烏托邦，在最終的運作效果上基本是殊途同歸的。最終來看，民間段子並沒有對主流意識形態構成實質性的顛覆或佔領，某種意義上還加強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穩固性。阿多諾就曾把大眾文化當作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穩固劑，是一種“社會水泥”。大眾文化的形式之一———民間段子的娛樂消閒方式緩解了大眾對社會的緊張感，反而為社會提供了一種非對抗性的東西。也正因此，我國在大眾文化繁榮興起的20 世紀90 年代，主流意識形態是在“重視、支持、引導”的口號下對大眾俗文化進行旗幟鮮明的支持，以滿足人民羣眾日益豐富多彩的生活的。民間段子與紅段子在意識形態訴求的層面上儘管方向不同，但最終被整體性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化解與吸收，則是一樣的，在某種高度上，他們達到了和解。

******▍******結語

目前，一度曾經令人擔心會“黃禍”氾濫、世風敗壞的黃段子灰段子似乎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沉寂，紅段子也由於它過於密集頻繁地進入人們的意識世界而被故意地無視或無意地反感，也逐漸走向節制和沉默。綜觀這兩類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的對抗和博弈，我們還發現，在某種意義上，意識形態的抵抗和爭奪，最終都是以某種形式的和解而殊途同歸。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意識形態其實是人同現實聯繫的中介，是人對世界的感覺方式，是現實生活的表徵，人們通過它，藉以表達對自己生活的想象。人對現實生活的認知和反抗，其中包括啓蒙與解放都來源於意識形態這個“表現系統”。它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對這個“表現系統”進行分析，揭示它背後的權力運作機制，為深入理解文藝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多了一種可能。

本文原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01期，原標題為“抵抗與規訓——黃段子灰段子與紅段子的意識形態話語分析”。**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全文請參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