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五）_風聞

弗裏德曼與中國之淵源

2018年9月29日環球網消息，日前，美國中情局首位女局長哈斯佩爾在一次演講中宣稱，CIA正在監視中國的全球意圖，並且未來中情局的工作重點將從反恐向反間諜方面轉移。

新任CIA局長哈斯佩爾的這一公開宣佈，是CIA自尼克松訪華，中美接觸、建交四十年之後，在當下美國精英反華共識主旋律之下的一道加強音，也是一段協奏曲的休止符。

作為一家情報機構，在特朗普的美國把中國作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國際態勢之下，哈斯佩爾也是及時揭去了一家情報機構慣有的低調面紗。與中國的關係，CIA在過往的四十年裏，有過包括蜜月、冷淡，暗戰等一系列複雜關係，但這一層面紗一直都在。

也正是在CIA與中國的蜜月期時，弗裏德曼帶着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到了中國，而且一生裏邊，除了香港，分別於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來過三次。

CIA護駕，弗裏德曼們向全球推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迄今四十年載有餘，除了為美國不戰而勝贏得冷戰盡力之外，舉凡全盤接受者，全球得以冠之以成功者，“屈指可數”都難以舉例。

同樣，在CIA向拉美全面推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同步，弗裏德曼這些經濟學家們也沒有忘記中國，甚至中國一直都是他重點關注的目標國。在弗裏德曼與其夫人羅斯合著的弗裏德曼傳記《兩個幸運的人》一書裏第30章“中國”開篇就寫道：“13年中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中國，是除了美國以外被提及最多的國家，雖然在其回憶錄裏對於他中國印象的並非那麼美好。

一·首次中國行

1980年9月22日，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不久，弗裏德曼就首次開啓了他的中國之旅，這個他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發出。這個時間，張五常正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為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撰寫論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是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的進程，人們幾乎一無所知未來要走的道路，對經濟問題知之甚少，對市場體制運作的方式一片空白。邀請者希望弗裏德曼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等問題發表演講。在一次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副部長的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弗裏德曼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瞭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弗裏德曼在北京，給當時的中國社科院、人民銀行及經理管理部門等很多中共高級領導做了西方經濟學的啓蒙講座。時任中國社科院許滌新、宦鄉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田順等人主持了多次報告會和座談。在其回憶錄裏可以得知，當時剛剛從計劃經濟中中國很多部級領導們，資本主義西方經濟學是一個新生概念。

當時建基於尼克松訪華，共同反蘇的中美關係，也使得CIA在中國無需採取類似於其在拉美地區的極端手段，而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也給美國及CIA通過與中國接觸以讓中國走向西方制度之目標，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在當時温和及良好的兩國關係，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到初步邁入改革摸索進程中的中國，雖然在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取得像在拉美地區全盤切入的效果，但是其某些理論和思想還是被中國採納或者説對中國產生了影響。

二·再來中國

1988年9月10日，時隔八年之後，弗裏德曼在張五常的運作和安排之下，再次來到中國。經過六七年時間的耕耘，張五常顯然在中國已經具有了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使得弗裏德曼第二次中國之行，不僅僅在上海與當時上海市領導有了會面交流，更是到北京受到趙的接見，並向趙出謀劃策，及時其奉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1988年9月11日，弗裏德曼在出席完上海復旦大學的一個400人蔘會的有關“中國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主題演講結束的午餐之後，與江有了第一次會面。在其回憶錄裏是這樣描述的：

“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一次活動，現在回想起來是極為重要的，但是當時並未意識到。這是一次午餐後的會見，兩個主人，復旦大學的校長謝希德和上海市領導***。當時我們就清楚江是黨的高級領導，當然我們並不知道他後來會成黨的最高領導。”

此番會面給弗裏德曼留下的印象雖然記憶深刻，但是結果卻未能如其所願，顯然他未能説服江。其在回憶錄裏用簡單地幾句話留下了這次會面：

“江説得很多，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他説幾句英語，但是大部分討論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在場的其他人有些來自復旦大學。不奇怪，由於謝希德和江在場，他們不願意自由地討論一些敏感的話題。結果，討論大部分是我與江的雙向討論。我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與私有化還有徹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覆強調政治上的困難，雖然他沒有這麼説，所有這一切都落實到他個人的地位，而真正的自由化會威脅他的地位。”

回憶錄裏有關與江首次見面的寥寥數言，弗裏德曼“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與私有化還有徹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但是沒有附上江反饋的原言或真正的觀點描述，也許當時的江並非是弗裏德曼此番二度中國行的首要目標，無論是書面還是記憶裏都沒有詳細記錄下江的講話，這裏只是記錄了弗裏德曼自己對於江觀點的事後推測與判斷。

第二次中國行的高潮是在北京，弗裏德曼與趙的會面。有關此方面的過程，在本系列文《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一）》裏，張五常的書裏，已經有過介紹，也列出了弗裏德曼意見的四點主要內容，此處不再贅言，只將其意見全文如下：

與拉美國家小國不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問題也交小國家要複雜得多。當時進入改革時代後，像鄧小平等中國的領導人也多是從戰爭中一步步走過來的老人，在處理中國經濟改革方面問題時，很正常地、穩健地採取了漸進式改革的步驟。即使這樣，1988年的價格改革，還是引起了中國經濟的混亂，這場混亂更成了導致第二年那場大動亂的原因之一。

三·三度中國行

弗裏德曼最後一次來中國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1993年10月19日至27日，這一次，他先後訪問了成都、重慶、上海和北京，在北京再度獲得已是黨最該領導江的接見。

這也是弗裏德曼與江的第二次會面，從其回憶錄裏看來，這第二次見面，似乎給弗裏德曼留下的印象，比第一次在上海時還要糟糕：

“最值得一提的是會見江， 1988年我們在上海會見過他。（556）這次會見與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樣。江先問我的看法，我講了也許有10分鐘，講了我在貨幣問題、多軌匯率、對外資企業的過分優惠等方面的一貫的觀點。然後江雜亂無章地講了大約45分鐘，用掉了幾乎所有時間（因為會見從5點開始，6點必須結束，他要去歡迎來訪的一位非洲共和國的總統。）我認為江並不真的想聽我們所説的內容。　　　

聽了他的談話我弄清楚了幾件事。他在談話中重複地表示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他想象的市場經濟和趙及我們想象的大相徑庭。他認為這個市場應嚴格地作為一個由中央控制的機器。他傾向於以日本和新加坡作為模式，他錯誤地理解為日本在通產省（MITI）的詳細指導下才獲得戰後成功的發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於李光耀的指導。這種模式對他有吸引力是因為，這能使中央政府在運用市場機制獲得發展和繁榮時仍能保持領導地位和權力，併發揮重要作用。”

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弗裏德曼完全不能理解，與他及趙想象的市場經濟概念“大相徑庭”。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弗裏德曼這第三次來訪中國的前一年，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十四大報告裏即已確定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此時弗裏德曼似乎不應該莫名驚詫，即使是他在美國沒時間和精力去關注中國一年前的大事，但是他的“學生兼朋友”張五常不可能不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而此番他的最後中國行，依舊是由張五常陪伴。

江口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與弗裏德曼五年前獻寶趙的四點建議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在上述呈現的截圖裏，第四點弗裏德曼建議“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來取代政府對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控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核心的不同點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本質上凱恩斯主義政府幹預經濟理念的引申，而出身於凱恩斯主義，並在最初努力踐行凱恩斯主義，為美國財政部做顧問，後來極力反對凱恩斯主義，並創立自身學術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弗裏德曼本人看來，江口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處在他學術主張的對立面，走向了一條他反對了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道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政府+市場的模式，也就是説，在中共十四大的報告裏，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已經確定了混合經濟的方向！

四·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上述弗裏德曼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不同階段的三次訪問，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對於“摸着石頭過河”改開階段對中國影響的一個縮影，從1980年到1993年，就弗裏德曼對於中國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作用方面來看，最接近實現的是1988年他與趙紫陽的相互確認眼神，但是從1988年到1992年10月份，國內外一系列爆發的歷史鉅變，讓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高層功虧一簣。

1988年弗裏德曼離開中國的八個月之後，中國國內爆發了一場大動亂，動亂平息之後，中國的高層實實在在經歷和認識了一場新自由主義不僅從經濟上，更是從政治上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危害性，中共高層把這定義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社會從此進入了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學習階段之中。尤其是在動亂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及其CIA時時閃現的身影，無論是動亂時對於動亂者的支持，還是動亂平息後對於動亂者的保護，以及隨之而來以美國為首整個西方對於中國的制裁，都讓中共遠離了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主張。

其次是國外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對中共而言，無疑更是一場比兩年的國內動亂更加觸目驚心的實景展現，一個持續了七十年共產黨政權的轟然倒塌，顯然是那場自家內部動亂如果不能平息最為現實的結局寫照！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全盤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代總理蓋達爾操刀的“500天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過程，也成了中共在十四大召開前的一段時間活生生的實驗觀摩······1993年10月份，弗裏德曼最後一次來中國，在北京與江澤民會面時，俄羅斯的蓋達爾政府已經因休克療法失敗解散整整一年了。

雖然中共最終沒有完全採用了弗裏德曼的提供的建議，但是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影響並沒有隨着他1993年10月份離開中國而終結，CIA對於中國的意識形態灌輸與植入，也並非只有弗裏德曼一人，相反，在弗裏德曼與中國不停的接觸過程中，更有其外圍組織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相繼介入中國，他們通過贊助個人或相關研究組織，在中國社會，在學術界、在大學以及出版機構等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本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這些經濟學家從1993年之後的二十五年裏至今，還在不停滴影響着中國的政府政策制定和社會思潮。

2018年9月份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會的某位經濟學家更是直呼“弗裏德曼真是一位天才！”弗裏德曼有其天才的一面，他天才的方面在於他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成果方面：現代貨幣數量論、消費函數理論和“自然率假説”理論，而不是他向全世界推銷的新自由主義。

現代貨幣數量論：

通貨膨脹起源於“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過控制貨幣增長來遏制通脹。這被視為現代經濟理論的一場革命。（本理論也即上述那位50人經濟論壇赴會經濟學家奉為天才之理論）

消費函數理論：

此理論是對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進行駁斥。凱恩斯認為，隨着社會財富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人們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與此同時儲蓄則越來越多。因此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弗裏德曼指出，這一理論站不住腳，因為人們的慾望實際上永無止境，原有的得到滿足後，新的隨即產生。

自然率假説理論：

1968年，弗裏德曼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菲爾普同時提出“自然率假説”理論。他們發現，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並沒有必然聯繫。自然失業率永遠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長期來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展開懷抱像海綿吸水一樣，吸收着全球的新鮮事物，但是面對新世界並未飢不擇食，因為中共深曉，他們執政下的中國是一個有着數千年曆史，有着全球最多人口的一個大國，再神乎其神的理論，能在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有過成功實踐的，全球沒有！因此，中國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創新，都是古今中外沒人走過的道路，每一個主義，每一種思想，對於中國而言，批判吸收繼而創新是當之無愧的首要選項。

2018年10月4日晚，繼CIA哈斯佩爾局長宣稱監視中國一週之後，美國副總統彭斯在美國哈德遜智庫發表被輿論稱之為新“鐵幕演講”，其中有兩段彭斯説：

“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着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

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希望中國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

這個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希望落空了······

別了！米爾頓·弗裏德曼！

別了！新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