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響的非系統性思考_風聞

● 譚吉坷德

佛教“入家則破家，入國則破國”

                            ——唐 • 傅奕

學誠和尚栽了！

這位堪稱中國第一僧的佛教界最高首腦在肉搏中追尋佛教三寶的神秘探索被一份95頁的檢舉文件粗暴的打斷。

佛教界的反應是第一時間將釋學誠踢了出來，以此證明這只是一個個案，是一個孤例。這一事件只是和學誠大師的身體狀況以及他的荷爾蒙有關，和其他人都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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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學誠和尚一個人的墮落。

以神聖的名義藏污納垢是宗教一個無法掩蓋的特徵。特別是“以戒為師”的佛教這方面的疤痕更加鮮亮。學誠和尚不過是因為他的特殊身份使人們感到有點無法接受。這和那個“你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叛變了革命”的驚詫其實是一個道理。這也和清朝時達賴第六代祖師去和酒女談戀愛以及蒙古的活佛患梅毒爛塌了鼻子引起的轟動基本是一個故事。

“和尚是色中餓鬼！”縱觀歷史，橫看今朝，僧人們都在前赴後繼的來證明這一鐵律。所以學誠的墮落不過是這一羣體墮落的一滴水滴而已。佛教界的人慾橫流和銅臭味從來都不是剛剛發生的事情，從來都是這一宗教的標識和印記。禁慾主義的教義和瘋狂縱慾的衝突構成了佛教法與非法的一大矛盾。中國歷史上的正史、野史雜記特別是紀實特徵鮮明的明清小説當中有無數對於和尚放縱淫蕩，絕不怕僧行戒律的介紹，告訴人們僧尼對金錢和肉慾的追求遠遠超越於普通世人。有一句在民間廣泛流傳的話印證了這種現象：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古語云“地獄門前僧道多”，確實有其道理。

佛教有句名言：“三界眾生皆因淫慾而正性命”，也就是説，有淫慾之心就會淪落三界之中而不得解脱。事實上佛教的景象如何，晚明僧人圓澄寫了一部《慨古錄》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用自己的發現和一個個實例告訴人們，絕大多數僧尼的動機和追求無外乎財色二字，青燈之下難覓清心寡慾，佛號之中唯見人慾橫流。“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致奸盜詐偽，技藝百工，皆有僧在焉。或言我已成佛，哄誘男女，致生他事。”

和人們想象大為不同的是，禁慾主義的佛教教義並不迴避性交。佛教正統經文當中佛祖説了很多淫慾的話。《佛説觀佛三味海經卷》栩栩如生的描繪了釋迦牟尼在眾淫女面前展現生殖器，“初出之時猶如八歲童子身根，漸漸長大如少年型，諸女見己皆悉歡喜。時陰馬藏漸漸長大如蓮花幢……”釋迦牟尼説只有斬斷淫慾後才有得菩提的希望，他自己卻在出家數年之後，生出了他的兒子羅喉羅，不知這點應作如何解釋。相信學誠和尚也在為此困惑。

學誠和尚的“雙修”是藏傳佛教密宗倡導的一種修行方法，又被稱為“延徹爾法”“大喜樂”“秘密法”，被密宗列為最高級的無上密法，其實就是印度房中術。這一方法在成吉思汗年代進入中國，在元順帝時期發揚光大。密宗佛像俗稱歡喜佛，又稱“大聖歡喜天”。今日在拉薩的布達拉宮、北京的雍和宮、承德的外八廟、四川、甘肅、青海等地藏傳佛教寺廟中都可以見到。滿清時期更在宮廷中設置歡喜佛，宮中喇嘛以房中術固寵並藉機淫樂。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學誠和尚是漢傳佛教的領軍人物，而漢傳佛教認為“雙修”並非正法，是禁止修煉的。不知道是佛法搞糊塗了和尚，還是和尚正在創新佛法。學誠和尚對這一禁區的突破説明女信徒不但拜了密宗喇嘛上師要面臨“雙修”的問題，即使拜了漢傳佛教的上師，也同樣不能避免牀上的修煉。有的女信徒有兩三個甚至更多的上師，是用身體供奉還是借身體成佛，這個“歡喜緣”一定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浪子回頭金不換，浪女回頭全身爛”，其中的感受只有當事人才講得清楚。

南懷瑾先生有一篇文章專門談佛教密宗“男女雙修”。這篇文章扭扭捏捏拐來拐去的暗示似乎有那一種叫做“雙修”的密法，但是“功夫不到，別瞎胡鬧”。令人不解的是“大德高僧”卻將這一無上心法傳給了基本沒有什麼功力的元順帝，任由其去胡鬧。不僅如此，清朝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些功力低級的同志都受過此法的灌頂，開啓了有滿族特色的大清朝“雙修”之路。這是有意坑人還是另有隱情？這有點像今日騙人的P2P金融平台，只有操盤的人才能説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不能説佛教界中沒有執着於深山古剎、晨鐘暮鼓，抱着“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信仰的真正修行者，但是這樣的人真的很少。出世的佛教與世俗的世界一直都是一對矛盾的綜合體。佛教越是世俗化真心信仰的人就越少甚至消失。佛教一直在塑造一個西天極樂世界，卻又把俗世當做自己的唯一寄生宿主和唯一養分。在這紅塵濁世之中，沒有任何勞作，身體倍棒，吃嘛嘛香，有錢、有閒、有市場且荷爾蒙累積超標的僧侶們墮落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小和尚宣淫謂之破戒，大和尚宣淫就是修行。佛教中的好多邏輯，其實混亂的一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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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的學誠和尚背後的佛教是個什麼東西？這很難一下子説清楚。佛教的大乘佛經就有幾億字。佛法的法門據説就有84000多種。這種被佛教宣稱操控宇宙、窮及八荒、玄而又玄，人類最大的超級智慧的東西，你若是與其糾纏，極容易被其龐雜的體系搞暈了頭，恐怕累死八輩祖宗也無濟於事。其實大家只要記住佛教勃起於五胡亂華時期，就是那個華夏人民被稱為“兩腳羊”的悲慘時代。與西方宗教把侵略者變成虎狼截然不同的是，佛教卻一直把被侵略者變成了羔羊。自那時起每個朝代的終結都和佛教有着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其終結者無一例外的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她已經不滿足僅僅作為一個信徒，而是直接稱自己就是觀世音菩薩轉世。這位觀世音菩薩沒能夠阻止辛亥革命這個幽靈的到來，反倒是開啓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記住這些佛教和中國歷史的因果，有助於人們在宏觀視野上掀開佛教的袈裟。

釋迦牟尼活着的時候，他的祖國因為信佛而亡國，他投靠敵國宣揚佛法，敵國也因為信佛而滅亡。這不禁使人們對佛教的大智慧、大法力和“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的產品宣傳存在着深深的質疑。大家都去修佛，誰來創造社會價值。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國家如何在立足。都去當和尚，誰來保衞國家？難道真的像魯迅先生説的那樣，“你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時至今日，亞洲佛教國家的共同特點是政治動盪，經濟滯後，社會生活水平低下。比較典型的是緬甸和泰國這兩個著名的佛國，仍然是世界上罕見的軍人當政的國家。印度教與佛教繼承性很強，印度至今仍然在種姓制度的泥潭中踟躕。

佛教據説起源於釋迦牟尼對人生的思考，其根本理論是因果報應和絕對的心靈超脱。佛教用冥想、意淫等手段幫助信徒擺脱生活的羈絆；用不入輪迴，求得大自在來滿足人類貪婪和懶惰；用不殺生、吃素、度人建立虛偽的道德制高點；用六道輪迴引人入彀；用地獄和惡毒的詛咒來威脅所有的反對者、質疑者和不肯掏錢出來的人。

季羨林指出：“佛教的教義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佛教的矛盾、偽善和貪婪導致了中華文明的沉淪，其文化的正義性、可行性一直在人們憤怒質疑的視野之中。“胡説八道”一詞就是東晉之後，中原人對西域胡僧闡述“八道教”的一種諷刺。民間俗語中還有一個詞叫做“鬼説六道”，指的就是胡僧傳播的佛教中“三惡道”和“三善道”。這種胡説八道的東西在佛經中和佛教徒闡釋佛教的時候隨處可見。高僧宣化上人極力推崇的《現代因果實錄》中居然説南京大屠殺的遇難同胞是活該，被日本人屠殺是報應。汶川大地震那天恰好是佛誕日，佛教中有人居然解釋為那些死於地震的人都是前世負有罪孽，被輪迴到那裏接受報應的。這就不僅僅是胡説八道，這是在犯下反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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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墮落與於世俗的墮落有的時候就是一個東西。

佛教告訴人們人生不過空苦二字，只有積累福報，嚮往來生才是正途。這極大地麻痹了人民的反抗和鬥爭意志，成為統治者的最佳權力助力。既得利益集團的保護和提倡，佛教如日中天的發展才會成為現實。在五胡亂華中勃興的佛教與塵世的統治者很快合流，成為世俗權力最有力的統治工具，使佛教成了事實上的國教。他們用中國文字譯經，偷換概念，置換華夏精神，使中華文明慘遭顛覆，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精神創傷。

佛教認為生命本身就是個錯誤，人生就是苦和空。“人生皆苦、寂滅為樂”。佛教徒就應該拋棄今生、積累福報、追求死亡，到極樂世界去享福。在這樣的氛圍中，中華民族的天道公義、尚武精神、“立信、足食、足兵”的治國思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樂觀向上的精神通通都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佛教耗費巨大民財“像法西來”的造佛運動和全民修煉供佛。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崗石窟，魏文帝遷都洛陽後又營造了龍門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些我們為之喟嘆的人文景觀，當時卻是中華民族的集體夢魘。

由於釋迦牟尼在大量的經文中對抉眼與人、割肉喂鷹、投身飼虎、截頭顱等毀身供佛的行為大加推崇宣揚，無數的佛教徒瘋狂仿效，自殘、自焚、自殺、傷殘死亡者無數。自焚、自殘、自殺、燒疤、灼頂、燃指、燃臂、燃身等修煉行為成為供養佛陀的崇高主流。你身上不缺少一點零件，都不好意思説自己在修煉。南朝梁代釋慧皎撰寫的《高僧傳》、唐代釋道宣撰寫的《續高僧傳》、唐代釋惠祥撰寫的《弘贊法華傳》、宋代的《宋高僧傳》對此都有極為詳盡的描述和記載。佛教是心靈雞湯還是靈魂摧殘誰能講得清楚。

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寫到，老百姓焚燒頭頂和手指，互相仿效唯恐落後，丟掉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和本分。佛骨如果經過各寺院，將會有人砍掉胳膊，割下身上的肉來奉獻佛陀。如此傷風敗俗，必定會被人們傳為笑談。韓愈沒能夠阻止這種邪祟的傳播，事實正像韓愈預言的那樣，史籍記載當時奉迎佛骨舍利的現場，“時有一軍卒，斷左臂與佛指舍利前，右手執之，一步一禮。又有僧人，將艾蒿點燃放於頭頂，頂額焦爛，舉止狼迫。至於膝步肘行齧指截髮供養佛舍利者，則不可勝數。”實事求是地説，佛教中某些毀身供佛的自殘、自焚、自殺行為已經具備了“棄實求虛”的邪教特徵。胡適講過，“信仰的印度化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誠哉斯言。

《梵網經》中釋迦牟尼竟然告訴信眾，“若無物，應賣自身及男女身，割自身肉賣，供給所需。”連身體都可以奉獻，何況錢財。佛教的大部分教義都是為了繁榮寺院經濟而產生的。信徒們一旦接受了佛教功德積累的説教，就會拼命的付出錢財、自殘害命，着了魔的去積累功德，去購買一份據説會在下輩子兑現的高額回報的理財產品。

統治者也拼命的以國家的力量去積累功德。事實上，沒有統治階級支持，佛教的神話只能是一個笑話。南朝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捨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虔誠可見一斑。梁武帝為了積累功德、建廟度僧，大肆虧空財政，最後國破被活活餓死。武則天滅唐興周，得力於佛教為其編造的華嚴經女皇佛授，使其擁有了執政的合理性。佛教得到的回報是“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唐武宗滅佛，就在於日子已經實在過不下去了。佛教歷史上四次被滅，根源都在於佛教不光是禍亂人心，更是威脅到了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國家和社會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元朝忽必烈時期，“國家財賦，半入西蕃”。僅當時元大都的一處寺廟，就擁有水田、旱田65000頃，同時還有山林、湖泊、魚塘、竹場等29處。五胡亂華之後，佛教一直是僅次於政權的第二大利益集團。

不勞而獲，受盡尊崇，有權、有錢、有女人，下輩子更牛。這種示範效應有多大，佛教的隊伍就有多大。佛教一直習慣於將質疑的人稱為邪魔外道，其實對中華文明來講，佛教就是最大的邪魔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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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社會最需要佛教？

與佛教繁榮產生相對應的，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社會缺乏動力，公眾利益被極大侵害、利益集團缺乏與民眾溝通和交流的能力，生產力倒退低下、人們對現實極度失望、民族主體信仰低迷、外部環境惡化。從歷史上看，這都是亡國之兆。

佛教同政權是同盟關係，但往往又是政權的終結者。隋朝統一中國恢復漢人政權後，隋文帝楊堅和隋煬帝楊廣都是虔誠的佛教徒，結果兩世而亡。唐朝中後期的三個皇帝都熱衷於奉迎佛骨，結果一個一年後被宦官所殺，另一個奉迎佛骨後三個月就一命嗚呼，最後一位的唐僖宗直接引爆了黃巢起義，導致唐朝的最終滅亡。歷史上各個國家、地區、民族、家庭一旦信佛後，都會走向衰敗。這一切正向韓愈説的那樣，“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東晉以來數百年的治亂得失，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佛教破身破家、弱國弱種直至亡國的本色。佛教的實質和作用受到了人們的高度質疑和警惕。

唐武德年間太史令，天文學家傅奕兩次上書皇帝。他在《請廢佛法表》《請除釋教疏》中列舉了佛教叫人無父無君無夫無子的弊病，一針見血的指出佛教“入家則破家、入國則破國”。

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列舉了佛教誤國，政權衰弱，族羣弱種後慨言道，“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僅僅在有唐一代，就湧現出了一大批像傅奕、韓愈、呂才、劉禹錫、柳宗元那樣堅定反對佛教的唯物論者，保護了被佛教顛覆的中華文化的根脈。

中外的歷史都證明，唯我獨尊的佛教貶低天地，貶低人類，誘導人們厭惡天道，厭棄人間世界，棄實求虛。佛教盛行的社會，一定帶來信仰缺失、民眾困苦、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量低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廢馳的惡果。最典型的是中國西藏，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仍然是駭人的奴隸制。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後，日本政府徹底打擊佛教，扶持本土神道教，大量的吸收中華文化中的家國文化和忠勇文化，國家民族意識上升，生產力和國力增強，在亞洲領先成為第一強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3000多年前的《詩經》大量的記錄和歌頌了那個激情燃燒、謨拜英雄的歲月。這種家國文化和忠勇文化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情懷融合成為中華文化的倫理和情感主軸。只有大力弘揚這種文化，才能在戰爭和災難面前體現民族和國家的意志，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才會有人站出來犧牲和奉獻。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勇士，而不是“泡妞”和斂財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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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墮落和文化墮落關聯性很強。

佛教的墮落和亂像，更多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巨大虧空。

崇尚天道正義和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的主幹。中華文化認為宇宙間的元始力量是至善至德。這種天道哲學和正義倫理是一切中華文化的源頭和主流。天道正義是中華民族和天下蒼生的道德之源、創造之源、文化之源，也是中華民族信仰的力量之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道運動活力剛勁，大地廣博渾厚包容。君子要像天道一樣剛毅勁健，像大地一樣容載萬物。這是中國文化的唯一底色。

敬畏天道、崇尚正義、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最明顯的文明特質和性格特徵，承載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至今的人類文明。每當佛教勃興猖獗之時，都是中華文化衰弱甚至顛覆的時刻。歷史上的慘痛告誡我們，要對此有足夠的清醒和警惕。當然，要警惕的也不僅僅是佛教。

天道文化和佛教文化有何不同，這在和釋迦牟尼大約同一時期孔子的話中可以看出端倪。在《禮記·禮運》中孔子説：大道之行，天下是大家的、所以要選賢任能、尊老愛幼，保護社會的弱勢羣體。男子努力工作，女人努力的生孩子和持家。浪費財物會受到鄙視，公私兼重成為普世價值。這樣的社會宵小作祟的事情一定不會發生，晚上也不用關上大門。這就是理想的大同社會。

佛教生命消極、不思進取、痴迷來世、不勞而獲的人生觀同中華文化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居安思危、樂天知命的大義思想截然相反，同中華文明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學思想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東西。主流輿論認為佛教已經融入了中國，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應該被嚴重質疑的觀點。我更贊成吳化之的結論：佛教入中國，不是佛教中國化，而是中國佛教化。佛教文化根本沒有國家民族概念。天竺佛教是中土佛教的唯一定義者，所有的教規教義都是外來的，中土僧眾俯首遵循，連姓氏都是外國的，是典型的佛籍華人，哪裏來的佛教中國化？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若統治者無德，則天就要干涉。這就是由古及今人們苦苦追尋的的大同理想社會。上古時代天道恢宏、大道暢行、民風純樸，很多聖賢先哲為了傳承中華天道，放棄功名富貴，長養浩然正氣，不失赤子之心。一直到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安貧樂道、涵養天樂、捨身取義、領悟大道一直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命能源。《詩經》“維天之命”就對這種信仰的精神狀態做了最好的詮釋。正是在這種天道文化的引領下，中華民族形成了尊崇自然規律的化國為家、化家為國、善行大義、忠勇寬仁、悲憫濟世的文化觀念和特質。自認為是宇宙主宰的佛教生無可戀、斷子絕孫、自殘自焚、不勞而獲的世界觀同中華天道文化是全面對抗的，沒有混同和包容的可能。

中華文化生成中天然藴藏着天道的密碼和規律。在天人合一的中華文化中，天的意志和人類的自我意識是並列的，二者的中間地帶並無任何神靈。追求天道正義就是中華文化中處理社會秩序、國家治理、人際倫理的正道。正是因為天道天理的重要性。有史以來的統治階級、利益集團、學術流派、宗教團體都努力地將自己打造為天道的代言人。皇帝更自稱“天子”和“天命所歸”。其中的積極力量和積極的元素也一直在努力的探求天人和諧的奧秘，促使社會治理結構在天道和人性當中求得平衡。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精華。復興中華文化，就是要追求天人和諧的大同世界，使今日的中國人能夠尋找到生命的本源，讓中華文化在全世界的文化競爭中具有優勢。

天下為公是鑑別中華文化精華和糟粕的試金石。有助於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的就是精華、就是進步；反之就是糟粕、就是墮落。

天道正義從來都不是泛泛的空談，從來都是中華民族具體的行為守則和路徑依賴。今日中國追尋這種天道正義，主要就是四個字——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