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制度如何在勞動力市場發揮作用？_風聞

**編者按：**本期推送的文章從跨國比較的視角，研究消極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PLMP,ALMP）以及就業保護立法（EPL）如何塑造失業和無保障就業（簽訂臨時合同或沒有合同）的經驗。結果表明，勞動力市場政策對失業的影響較大，但與無保障就業的相關性較小。具體而言，較高的失業救濟金可以緩解失業對福祉的負面影響，但對健康沒有顯著影響。此外還討論了可能性解釋：更高的ALMP支出會增加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關於EPL，在內部保護程度較高的國家，放寬對臨時就業的限制會增加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

​引 言

在過去三十年裏，許多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不斷增長。在此背景下，已有社會科學家研究了這一變化對個人福祉和健康的影響，包括失業對健康的影響、臨時就業和無保障就業對工人福利的影響等。儘管現有許多研究對為什麼失業和無保障就業會對個人福祉產生負面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但我們對緩衝或加劇這些後果的因素知之甚少。只有少數研究採取跨國比較的視角，並對國家有關政策的調節作用進行了分析，如消極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PLMP，ALMP）以及就業保護立法（EPL）。

作者考慮到兩個額外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擴展了以前的研究。雖然失業救濟可以説是最重要的安撫政策，但關於失業再就業、無保障就業等政策也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一方面，培訓計劃或創造就業機會等措施影響失業者的就業能力，發揮着與就業等同的功能。另一方面，EPL不僅影響失業者和從事無保障工作工人的再就業機會，也影響永久就業和臨時就業之間的關係。在正規就業的EPL低的地方，合同地位的差異可能不那麼重要。作者還進一步區分了EPL的正規就業和臨時就業。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許多放松管制的文獻一再強調，許多國家已經放緩了對後者的監管，同時對正常就業工人的保護沒有改變。

總體來説，本文主要解決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失業和無保障就業如何影響僱員福祉和健康？其次，PLMP、ALMP以及EPL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研究策略

本文使用歐洲社會調查（ESS）第1-6輪（2002-2012）的微觀數據，包括112個國家/地區約89,000個樣本數據，用生活滿意度感知和自評健康分別代表個體福祉和健康；同時補充關於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時變宏觀指標（PLMP，ALMP，EPL）。研究還區分了永久合同的僱員、固定期限合同和沒有合同的僱員，以便對不同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調節作用進行差異化分析。除了福祉之外，分析自我評定的健康狀況還可以檢驗勞動力市場政策是否也能夠影響可塑性較低的社會特徵。此外，在單篇文章中比較PLMP，ALMP和EPL的調節作用，可以考慮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具體實施中，作者採用三級隨機效應模型和包括國家和時間固定效應的混合線性迴歸模型，藉助宏觀變量在數據範圍內的時變性估計政策的影響效應，並進行穩健性檢驗。不僅減少了國家層面的數據不準確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優勢，即主觀幸福感或健康報告中的文化偏見大多被排除。

理論和假設

失業、無保障就業，福祉和健康

為什麼失業和無保障就業會對福祉和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根據以往的理論，Nordenmark & Strandh（1999）強調了兩種就業的回報，這些回報可以讓個人獲得經濟上和心理上的滿足。在就業是常態並且是主要收入來源的社會中，工作是個人身份和參與社會的核心。因此預計失業對個人的福祉產生負面影響。

這種論證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無保障就業會對個人福祉和健康產生負面影響。首先，人們常常認為，無保障就業隨時會有失業風險。是否被僱傭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失去工作的經濟和社會心理負擔。與永久性工作相比，臨時工作或完全沒有合同的工作在定義上伴隨着較少的可預測性和可控性(De Witte 2005)。

假設1與就業相比，失業對個人福祉和健康有負面影響；             

假設2與穩定性工作相比，無保障就業對個人福祉和健康有負面影響。

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調節作用

參考以往的研究，可以合理地假設失業救濟金緩和了失業和無保障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影響。可以預期，失業救濟不僅彌補了失業帶來的經濟損失，慷慨的失業救濟金還可以減少失業帶來的恥辱感（例如，Wulfgramm 2014）。而對於無保障就業的工人的福祉應該提高，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將獲得或多或少能夠保證其生活水平的福利。

假設3失業救濟金越慷慨，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弱；

假設4失業救濟金越慷慨，無保障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弱。

考慮到培訓計劃或創造就業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作用，取決於他們與正規就業的接近程度，他們與如何感知和匹配參與者的需求相關（Strandh, 2001；Wulfgramm, 2014）。儘管如此，權衡不同的論點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提供的支持越多，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弱；

假設6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提供的支持越多，無保障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弱。

嚴格的正規就業EPL加強了勞動力市場內部人（有永久合同的工人）和外部人（臨時合同或無合同）之間的區別。具體而言，經濟理論認為，嚴格的正規就業EPL會增加解僱和僱用工人的成本，從而減少失業率的轉變（Ochsen & Welsch 2012）。

假設7正規就業的就業保護立法越強，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大；

假設8正規就業的就業保護立法越強，無保障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就越大。

同樣可以合理地假設，在對正規就業有嚴格的EPL的國家，放鬆使用臨時合同會加劇失業和無保障就業的負面影響。假設邊緣處的所謂靈活化導致內部人和外部人之間更加強烈的分裂。

假設9在有正規就業的強有力的就業保護立法的國家，減少對臨時就業的限制，會導致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產生更強烈的負面影響。

假設10在有正規就業的強有力的就業保護立法的國家，減少對臨時就業的限制，導致無保障就業對福祉和健康產生更強烈的負面影響。

研究結論

估計結果顯示，失業和無保障就業對個人福祉和健康都有負面影響，並且失業的影響大約是無保障就業（包括臨時合同和沒有合同兩種情況）的五倍。這表明失業仍然是對工人福祉和健康的更大威脅。同時本文的分析補充了具有時變宏觀指標的微觀數據，也表明失業和無保障就業的負面影響因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安排而異。

同以往研究（參見O’Campo等人2015年的綜述）一致的是，作者發現慷慨的失業救濟金可以緩解失業對福祉的負面影響。但是，在關於自評健康的分析中沒有發現其積極的調節作用，這表明勞動力市場政策在心理安撫方面的效用可能比健康方面更好。

另一個不同於以往研究（Carr & Chung, 2014 ; Scherer, 2009）的結論是，本文沒有發現失業救濟金能夠減輕勞動力中的福祉和健康不平等。這可能有幾方面原因。首先Carr和Chung（2014）關注的是主觀的就業不安全感，而我們則通過合同狀態來檢查差異。另外可能是國家選擇的差異，例如Scherer（2009年）僅關注16個西歐國家。鑑於這些不同的發現，本文的一個優點是它提供了失業和無保障就業影響的可比估計，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宏觀政策如何調節這些影響。

另外，ALMP對於無保障就業工人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並不重要；而且在ALMP支出較高的國家，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增加。最後本文還發現，EPL可以緩解失業對福祉和健康的負面影響。具體而言，我們為前文的預期提供了經驗證據，即在對勞動力市場內部人員進行更嚴格保護的國家，失業的負面影響更為強烈。在區分正常就業工人的工作保障條款和限制使用臨時工方面，我們還發現放鬆對後者的管制會加劇失業的負面影響，但僅限於EPL較高的國家。這一結果同人們擔心的邊緣部分放松管制或靈活化可能導致內部人和外部人之間更加強烈的分裂。

**文獻來源：**Voßemer J, Gebel M, Täht K, et al. The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and Insecure Jobs on Well-Being and 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abor Market Policie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1-29.

文獻整理：楊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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