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聽其言而觀其行，是判斷美國外交走向的最簡潔的方式（一）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三，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1. 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接見莫洛托夫，指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目的，他説：

美國今天執行的是帝國主義政策。它不是為英國進行鬥爭，而是為了把不列顛世界帝國搞到手。它幫助英國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刺激自己的軍備，靠獲得軍事基地來加強自己的軍事強國的地位。這裏説的是未來，當這個與英國一模一樣行事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的時候，其他可能受到它傷害的國家應該建立團結一致的關係。這不是近來的事，不是1945年的事，也不是1970年或1980年之前的事，這是遙遠的事，到那時，這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要嚴重威脅其他民族的自由。[1]

希特勒告訴莫洛托夫：應反對美國“靠犧牲歐洲利益而獲得好處”的所有企圖。美國無論在歐洲，還是在非洲和亞洲都應該規規矩矩，什麼也不應該插手。[2]1941年，希特勒在向蘇聯發起進攻前，對其部下説：

英國在這場戰爭中將落入美國的魔掌，它現在還未能預見。但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美國人要在這場戰爭中做一筆極大的生意。[3]

讀了這些文字，就明白了2015年初，德、法兩國為什麼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與俄羅斯就烏克蘭前途召開“明斯克會議”。

2. 1798年夏，法軍登陸埃及，10月開羅發生暴亂，拿破崙對其實行了極為嚴厲的鎮壓。但對德高望重的伊斯蘭教長舍伊赫[4]，則網開一面。當時法軍並不理解，説他們是“暴動頭子”，應該處死。拿破崙回應説：

不，這個民族同我們和我們的習慣太格格不入了，我寧願這個民族有象他這樣既不能騎馬，又不能拿刀的首領，而不願意看到象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5]那樣的人當首領。把這個衰弱無力的老人處死對我們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產生比您所預料的更為危險的後果。[6]

拿破崙的話是對英國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舉曼德拉、美國向國內黑人推出馬丁·路德·金以及更早的滿清王朝向漢人推出武訓的政策的透徹説明。列寧説：“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拿起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當奴隸。”[7]而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則是全部壓迫者政治的核心。

拿破崙

3.正如資產階級在一次次失敗後認識到資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一樣，無產階級在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血泊中也認識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絕對必要性。馬克思特別強調這一點，他説：

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敍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8]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9]

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學説，他們反對的只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説——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他們的歐洲老師相比顯得很沒底氣[10]。目前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般地承認並歡迎“中國崛起”，但他們只將中國崛起歸因於文化、科技等普世層面，而不承認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國崛起中所起到的“保駕護航”的託底作用。為此，他們便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發生了分歧：他們要求改革的對象恰恰就是中國人民“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11]的無產階級專政，其核心就是取消或變相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抽掉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説，偷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異化為不能實踐的“然而卻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12]。在這方面，列寧與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劃出了界線。列寧説:

馬克思學説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説，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説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説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侷限於階級鬥爭學説，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13]

這個理論在中國根據國情還發展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毛澤東同志説：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14]

毛澤東堅持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説，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15]。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就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説，不然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虛化為任何人都可把玩的藝術品，但“國家不是藝術品”[16]。沒有專政，何談國家，沒有國家，共產主義就只能永遠是天邊彩虹而不是保障勞動獲得解放的新制度。所以鄧小平説：

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17]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和鬥爭的焦點，也就在這裏。

4.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在決定辭職時説：“我明白，這是我最後一次政治演説了，可説是天鵝的絕唱。”[18]27年後，戈爾巴喬夫終將這份原本是個人的“絕唱”變成國家的輓歌。基辛格看出了這兩位政治人物的聯繫，他説：

他（赫魯曉夫）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19]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更是精確。1959年12月，他在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

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20]

從1959年到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前後僅有五年時間。

5.1941年12月16日，英國外長艾登向蘇聯提交了一個議定書文本，蘇方提了兩個議定書文本。斯大林評價説：艾登提出的文本很像一份聲明，相反，蘇聯政府提出的是兩份條約。聲明是代數，而條約則是簡單的實用算術。我們需要算術而不需要代數。艾登聽到這裏笑了起來。斯大林補充説：代數是一門很好的科學，他對它充滿敬意，“但是現在，在目前具體情況下，我們情願要算術。”[21]

​6.英國人以精明崛起，也因精明而衰落。1944年，斯大林對南斯拉夫的一位共產黨政治家説道：“丘吉爾連你口袋裏的一分錢都不放過，而羅斯福可不是這樣，他只把大票子掏走。”[22]

7.1937年7月，羅斯福總統邀請英國首相張伯倫到華盛頓共商合作方案，張伯倫拒絕並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語，最好別依靠美國人任何東西。”[23]

富蘭克林·羅斯福

8. 美國着手剝奪英國對地中海的制海權這項工作的時間起點，就是德黑蘭會議，尤其是會前羅斯福與斯大林會晤中針對英國形成的戰略默契。1956年美蘇聯手利用蘇伊士運河事件將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英國也就失去了印度洋。羅斯福明白，僅憑美國一家是完成不了這一歷史任務的，而有能力與美國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蘇聯。因此，將東歐讓給斯大林，對羅斯福是一舉兩得的事，而對斯大林則是正中下懷的事。如果説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是在戰時打敗德日法西斯目標下走到一起的，那麼，羅斯福和斯大林則是為了戰後瓜分英國世界財產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

9. 蘇洵在《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合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註：“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聯軍，罕有成功者。”[24]公元211年7月（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關東，後對諸將説：“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徵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25]曹操在《蒿里》一詩中道出“聯軍”的內在矛盾及其“紙老虎”本質：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26]。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27]。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28]

詩的意思是説，關東義士起兵討伐那些兇殘的人。最初約會各路將領訂盟，同心討伐長安董卓。各路軍隊匯合以後，各有各的打算，力不齊一，互相觀望，誰也不肯率先前進。勢利二字引起了諸路軍的爭奪，隨後各路軍隊之間就自相殘殺起來。袁紹的堂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號，袁紹謀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璽。戰爭連續不斷，士兵長期脱不下戰衣，鎧甲上生滿了蟣蝨，眾多的百姓也因連年戰亂而大批死亡。屍骨曝露於野地裏無人收埋，千里之間沒有人煙，聽不到雞鳴。一百個老百姓當中只不過剩下一個還活着，想到這裏令人極度哀傷。

10.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説過：“俄羅斯能打贏戰爭，但不善於運用勝利果實。俄羅斯人仗打得出色，但不善於締結和約，往往吃虧。”[29]從德黑蘭會議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汲取以往俄羅斯人談判的經驗教訓，在這次戰爭談判中所獲甚豐。與軸心國的那幾個赳赳武夫不同，斯大林在“二戰”中的利益所得絕大部分是在談判桌上而不是在軍事征服中獲得的：第二戰場在法國北部開闢使蘇聯將東歐納入其勢力範圍並以1939年的邊界線與東歐國家分界。正因此，時任“霸王”行動盟軍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爾於1945年3月28日致函通知斯大林，他不會揮師向柏林前進，並且建議美蘇兩國軍隊在德累斯頓附近會師[30]，在達達尼爾海峽，蘇聯也獲得了自由進入的權利。在遠東地區，斯大林獲得了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以及將來佔領日本一些島嶼的權利。

參考文獻：

[1]《希特勒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2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頁。

[2]《希特勒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2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頁。

[3]［德］尼·馮·貝洛著，張連根譯：《希特勒副官的回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頁。

[4] 舍伊赫，阿拉伯遊牧部族的首領和農村中的長者稱號，埃及等國某些伊斯蘭教派的教長也稱舍伊赫。

[5]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是當時帶領埃及人民抵抗拿破崙的軍事首領和民族英雄。

[6]《拿破崙文選·下卷》（陳太先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27頁。

[7]［俄］列寧：《無產階級的軍事綱領》，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2頁。

[8]《馬克思致約·魏德邁》，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頁。

[9]［德］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頁。

[10]“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侷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他們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這個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載於《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11] 毛澤東：“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頁。

[12]“僧侶主義（＝哲學唯心主義）當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無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然而卻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俄］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載《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頁。

[13]［俄］列寧：《國家與革命》，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14]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頁。

[1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頁。

[16]［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259頁。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18] 轉引自邢廣程著：《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4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19]［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20] 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21]《艾登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6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頁。

[22]轉引自［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頁。

[23] 轉引自［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頁。

[24] 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25]［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26] 嗣：後來。還：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ɡ）：自相殘殺。當時盟軍中的袁紹、公孫瓚等發生了內部的攻殺。

[27]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紹謀廢獻帝，想立幽州牧劉虞為皇帝，並刻制印璽。璽，印，秦以後專指皇帝用的印章。袁紹的異母弟袁術於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壽春（今安徽壽縣）自立為帝。

[28]安徽亳縣《曹操集》譯註小組：《曹操集譯註》，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14頁。

[29] 轉引自［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頁。

[30]［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