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浪花：插入語_風聞

     現在，讓我暫時離開電影畫面，來説幾句話吧。

     這些似乎是寫幾部電影的文字，為什麼要題為“激流·浪花”？       

     因為我想寫的主題，其實是：

     歷史；

     內嵌在，湧動在這些影像中的歷史。        

     今天我們會覺得，這些剪接下來的光與影，帶着星星點點的斑駁，長長短短的暈圈，還帶着一種像是夏日的雷雨過後濕潤的、苦澀的香味。——考上大學的那一年，因為我是村裏走出的第一個正規的本科生（雖然父親早就進城工作了，我們一家還是應鄉親們邀請回鄉慶祝），村裏特地請來了電影放映隊，就在村口的坪裏，放了兩場露天電影。那一晚上，我一邊和鄉親們看着那些很老套的武俠片，一邊就聞着從田野裏傳來的夏日雷雨過後的氣息。

     那天放的片子有一部叫《神槍雪恨》。為什麼我記得它呢？因為裏面有個美麗的女主角。但是電影里美麗的女主角又何其多也？那麼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尾的演員表打出了這位女演員的名字：

         愛新覺羅•潔。

         誰都知道：這個姓氏屬於誰。這位飾演農家姑娘的女孩，原來還是位“格格”。 

        

          （真正的格格：演員愛新覺羅·潔）

         那一瞬間，湧上心頭的是一種歷史感：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她祖上統治的封建社會里，演員或者説“戲子”是被視同娼妓的賤業，但是在新的中國，演員和千千萬萬個職業一樣，是為人民服務的勞動者，並且享有“文藝工作者”的光榮稱號，是宣傳黨的路線、政策、主張，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風尚，表現勞動人民偉大斗爭和生活風貌的先鋒和骨幹——他（她）們不是因為漂亮，不是因為有錢，而是因為這樣光榮重大的使命和在其中展現出的藝術才華，而受人民羣眾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喜愛。

       這位格格是1969年出生的，她從藝時的偶像，一定就是秦怡、謝芳那樣德藝雙馨的老一輩電影藝術家。格格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榜樣面前，就會感到：養尊處優，遊手好閒，一事無成，不是真正的高貴，用辛勤的勞動為大家做有意義的事情來體現自己的才華與個性，才是人的尊嚴和價值。

         所以我才能在這田野的風裏，和鄉親們一起，欣賞到這樣一位格格為我們演繹抗戰年代裏那些奮起反抗的男男女女的貧苦農民……

        然而，後來我知道：這位美麗淳樸中透着素雅剛強的“格格”，在這部影片拍攝兩三年後，死去了，才不過二十七歲。

        死因是：吸毒過量。

         這再次讓我感到了那兩個字：

         歷史。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是那位末代皇帝溥儀回顧自己前後兩個半生髮出的感慨。

        新中國曾經用不到三年時間就消滅了賣淫嫖娼和販毒吸毒現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很可能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最乾淨的社會。——幾十年後小平同志回憶起這一真正史無前例的成就來，仍然滿懷自豪：

     “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社會醜惡現象。”

      這個事實也可以提醒那些攻擊共產黨“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人：

     不錯，共產黨從不主張“存天理，滅人慾”，更反對那些封建主義、矇昧主義的三綱五常，他們甚至要打破儒家傳統的很多東西，但正是這樣一來，儒家先賢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社會理想，他們卻是在一種全新的意義上最認真、最熱忱、最奮不顧身地去實踐並且讓大多數老百姓感到是明明白白地實現了的。這不值得我們那些真想弘揚傳統文化的朋友們深思嗎？

      如果有人告訴我們説：兩蔣時代讓女孩子對美國大兵投懷送抱，今天則大談“慰安婦是自願”的台灣，比大陸更好地保留了“中華傳統文化”，試問我們是應該為這樣的“傳統文化”感到臉紅呢？還是應該對這些人引用孟子的話“不要臉的人裝作要臉，真是不要臉啊！（無恥之恥，無恥矣！）”呢？。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格格”死了。

      因為：這些“社會醜惡現象”又活了。

       是改革開放不好嗎？

       不是。——我相信，千百萬創造和享受着今日中國的各種成就的同胞都會這樣回答。

       是歷史。歷史的激流，總不是那麼馴服，總是在左衝右撞中浪花飛濺；總不是那麼筆直，總是在前進中打出一個個可驚可嘆有時也可悲的迴旋。      

    “文革”是這樣，今天的改革也是這樣。 ——“文革”需要反思，今天的改革就不需要嗎？

        它們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洋溢在這些影像內外的中國歷史，奔騰萬里，激流似箭，彈指間，“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然而正因為如此，歷史需要審視，需要我們從遠到近，從近到遠悉心審視：要看到奔騰浩蕩的激流，也要看到那些迴旋和浪花。

     而這些影片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最為自由，最為形象、鮮明、細膩，也就是最為生活化的切入和體驗歷史的方式。——記住我前面引用的恩格斯的話吧：文學藝術家有時能比職業歷史學家教會我們更多關於歷史的東西。     

     但現在讓我們暫時放下影片，從另一些角度，從另一些影像，另一些人的話語裏去透視那段歷史吧。——我覺得，在繼續解讀影片的過程中，我們的心裏如果能給這些影像和話語留下一個位置，就能做到宏觀和微觀視野的融合，就更能感受到那些清秀、悽美之中的壯麗和莊嚴，那些在影片中需要我們説出的畫外音（有一些我已經説了，但還遠遠不夠），那些影片結局之後還等待着我們去思索、選擇和書寫的東西。                

    台灣大學外文系的顏元叔教授1991年（那正是因為兩年前的某次事件，中國和西方的“蜜月期”結束，中國又面臨西方的孤立封鎖，許多人把新中國説得一無是處，在談論“中國崩潰”的年代）撰文這樣寫下了他對新中國到那時為止的四十年曆史的感受：               

    “大陸上的人説，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40年前中國落後西方百年，40年後還落後10年20年（基礎科學若干部門已與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所以，40年來，中國大陸是“煉獄”。什麼是“煉獄”？就是經過火的洗禮，能夠升入天堂。中國過去40年的苦難，是“煉獄”的苦難，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難，是有建設性的苦難，是追求成就的苦難。”  

    “而我們在台灣，僥倖而不僥倖地躲過了這場“煉獄”的煎熬，40年隔岸觀火躲過了這場火之洗禮。就個人的福利言，我們是幸運者；就重建民族國家的責任言，我們是十足的逃兵！我們就像肢體殘障者站在路邊，看着一隊隊的男女好漢走上戰場，看着他們、她們的屍體被抬回來，或者看着他們、她們流血呻吟地爬回來，裹好創傷又衝上去。”       

     “這條路中國一定會繼續走下去！中國已經強大，明日的中國若不更強大，那麼天理就不成其為天理了。反省我的愛國情操，似乎濃烈得近乎瘋狂；其實，我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只是一個識時務的人而已。”

                                                                                  —— 《向建設中國的億萬同胞致敬》

               

     這樣的話，出自一名“隔岸觀火”的台灣教授之筆下——二十多年前我在上大學時讀到這些話，是感到十分震驚的。

      但顏教授並不以為自己説這些話令人震驚，他的老家是湖南株洲，他一直以毛澤東的老鄉自居，他童年時親眼見過日寇蹂躪鄉里的兇殘，後來留學美國，又親自感受過西方主流社會對華人的歧視——他認為：有我這樣經歷的人，如果還不愛國，那才是不可思議，不可理喻。所以到了晚年接受株洲電視台採訪時，這位教了一輩子英文的教授一談到“中國要富強，要超過美國，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我覺得這也是毛澤東的願望”，還是情難自制，哽咽失語。

     而在他看來，真正令人震驚，令世界震驚的，還是他筆下的這些“男女好漢”。

      比如這位被稱為“鐵人”的工人：               

 （“鐵人”王進喜捨身護油井）     

    還有這些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畫”——從落款可以看出，這些畫有不少就創作於文革年代，很多創作者就是一邊用鋤頭鐵鎬改造山河，一邊用畫筆記錄這開天闢地的雄偉場面的普通工農：              

      當即就有所謂“民運”分子拿“文革”、“大躍進”等所謂“災難”來指責他。

      顏教授反駁道：     

   “如今是可以從歷史的遠近景中，去解説過去，詮解過去，賦予歷史以意義的時候了。你説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殺死了2000萬人——我想你沒有誇大——這2000萬人之死，有的是他殺，有的是自殺，有的死時反常地激昂（我的一位堂兄被中共槍斃前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有的死時正常地激昂（家父的副官、抱我上小學的平常哥被當做國特槍斃時高呼“中國國民黨萬歲”），有的死於土改，有的死於“文革”，有的死於“三反”、“五反”，有的死於飢餓，有的該死，有的不該死，有的為救國死，有的為建國死，……每一個死者的個案，都可分別判定緣由與是非。然而，這項像造長城一般的工程，要一磚一石地推敲，是任何歷史家或法律家都永遠理不清的。看歷史，只能宏觀；看歷史，只能抓住兩頭，抓住“始“，抓住“終”。”   

    “什麼成就不需要犧牲？！小成就小犧牲，大成就大犧牲。要把中國從那種落後的境界推向現代世界，這犧牲必須驚天動地，才能有驚天動地的成就。理論上説，這一切的犧牲即屬必要，因此該犧牲也就犧牲！但是，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有些死亡與苦難顯然是不必要的，應可避免的。可是，一部開山機推過來，該推翻的被推翻了，不該推翻的也一齊給推翻了。時代的鉅變是全面的，無選擇的，歐立德（T．S．Eliot——引者注：大陸譯“艾略特”）的“三王朝聖” 説耶穌之降臨，毀掉了壞的，也毀掉了三王手持S.herbert的優美生活。葉慈（W.S.Yeats——引者注：大陸譯“葉芝”）的“二度來臨”中的宇宙魂巨獸帶來鉅變，是善惡不加抉擇的。我是以這種模式看中國之鉅變。固然，這鉅變引發多少血淚，然而鉅變是歷史之必須，不變則中國不會變。而且，在人的良知指引下——若非全部指引，至少是部分的指引——這鉅變乃是從壞變好，從舊中國變到新中國。 ”                              

                                                                         ——《盤古龍之再臨》      

       這一切，都會讓我們想起那首熟悉的歌曲：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夥兒心胸多寬廣。為了開闢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叫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這是英雄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這些姑娘小夥匯成的“男女好漢（“好漢”也有女的，這大概是“女漢子”一詞的最早出處吧，有心人可以考證一下）”的革命和建設大軍的總體，他們捨生忘死推動下的國家鏗鏘有力的前進步伐，古老民族獲得新生的漫長偉大的歷程，這就是顏教授要那些近視眼去看的歷史激流。

     但其實，僅僅就微觀的角度看，那個時代仍然有着無數令人感到温暖的東西：           

 （為解放軍叔叔“演節目”的小傢伙）

      

   （部隊女衞生員給房東孩子看病）

          

        （守衞邊疆的女民兵）

     

      （參加勞動的中學生們）

 

    （解放軍“阿姨”們）

                      

    （那個年代的“空姐”）

   

      一位當年的解放軍同志撰文回憶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

    “在1966年6月初一上午9點鐘，我在市人武部值班，當時市人武部在安陽市文峯區西大街，西鄰居失火，怎麼辦?去不去救火，當時市人武部就我一個在家值班，火場就是戰場，不管它，救火是當務之急，我就跑步去救火，房間躺着一位老大娘，冒着火進屋叫：“老大娘着火了，快起來!”

   老人説，癱瘓起不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上全身的力氣，將老人從烈火中抱出來。這時鄰居也趕來救火，一起將老人身上的火撲滅。隨後我又冒火進屋拿東西，火已經着得很大，當我第三次進屋拿東西時，一位老人拉着我説：“解放軍同志，東西不重要，人的命重要，你的手和臉上都燒傷了。”

     當時人少，水澆不滅，眼看兩間房被大火燒光，這時老人的兒女們也回來了，一看到這種情景，心裏很緊張，很心疼和難過，有位老人説：“要不是解放軍同志從火中抱出你們的娘，會活活的燒死。”這時老人兒女們都下跪給我磕頭，哭着説：“救啦我孃的命，永遠不會忘記你解放軍同志。”“不要這樣，快照顧老人。”我離開了現場，去二醫院門診部，當時他們問怎麼燒傷，我説被火燒的，有位老大夫讓我臉上用棉球輕輕地擦一下，手上的傷包紮了一下，我就離開了醫院。     

       他也寫下了當時那種社會平等和互助的氛圍：

    “1966年8月初一晚上9點，原市人武部曲光部長小兒發燒39度，曲光部長已調南樂縣人武部，愛人行動不便，我帶着孩子去市人民醫院急診室看病，看病的人員非常多，排隊按號看病。這時四個人抬着一個病人，説：“他是我們的火車司機，醫生救救他生命吧。”這時我向醫生建議，先給火車司機看病，對火車司機進行了檢查，一檢查，胃穿孔，需要馬上手術，晚了就沒有命了，我將曲光部長的孩子交給醫生，讓醫生給孩子看病。我幫忙交了330元的手續費病人抬進了手術室進行了手術，爭取了搶救的時間，時間就是生命，手術醫生説：“不是這位解放軍同志幫忙爭取了搶救生命的時間，否者就很難搶救活。”這時已經兩點鐘，我領着孩子回武裝部。邯鄲鐵路局的領導對這件事很重視，為了感謝解放軍，準備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330元手續費和感謝信。邯鄲鐵路分局幾十個人敲鑼打鼓來到市人武部，表示感謝，給我贈送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還有330元的手續費，當時我説啥都不要，他們講：“公家已經報銷，您一定要收下，幫了大忙，爭取了搶救的時間，會永遠牢記你解放軍同志救命這件事。”    

     接着，這位解放軍同志，也講了一個和《小街》很類似但結局完全不同的“頭髮的故事”：

    “196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0點，我在市人武部值班，一位女同志一進值班室就跪下，我説：“同志快起來説話，不要這樣。”

    女同志説：“你能救我，我就起來。”

    我説：“能，快起來。”她把帽子一摘，光頭，怪嚇人的：“有人説我表現不好，把我的頭剃光遊街，這是我多年榮獲的獎狀，有少部分人對我這樣不公平，我無法活在人世間了，想離開人間，就此了結。我已買了安眠藥，回去喝。解放軍同志，你説個公道話，能救救我嗎?”

   我請示了部領導，將女教師的情況向領導進行了彙報，部領導很重視，指示我以市人武部黨委秘書的身份，給安陽市教育委員會領導打電話，讓他們妥善處理。我按照部領導的指示給安陽市教育委員會領導打通了電話，我説：“回去吧。你是一名優秀教師，很有前途，要珍惜生命，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為黨、為人民工作。你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你還來找我，對你一定要負責到底。“

     在當年的9月份一天上午10點鐘，在安陽市北大街，這位女教師，擁抱的我緊緊的，我説：“你不能這樣，快鬆開，我是解放軍，影響不好。”她鬆開了，她哭着向圍觀的羣眾説明情況：“不是解放軍同志救了我，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組織上對我很關心，很重視，安排我到了一個學校任副校長，才有了新生。這位解放軍同志救了我，所以我才擁抱他。”圍觀的羣眾高呼：“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這件事，對我一生教育很大，只要認真負責為羣眾辦事，就能得到真心擁護。”                                   

                                                         ——《我的軍隊生涯——不忘初心，繼續革命》   

      激流中的“浪花”有各種各樣的，我們應該也要看到這些“浪花”，才能對那個時代，對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風貌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不錯，影片中的劉文英陷入了沉思，陷入了深刻的痛苦、矛盾、彷徨、失落。我相信，這樣的沉思，這樣的痛苦、矛盾、彷徨、失落，在那個時代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實發生過的。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矛盾呢？

      其實劉文英自己的個人利益並沒有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任何損害，相反她倒是當上了可以對秋石這樣的“反動權威”頤指氣使的“革命小將”。但是，正因為劉文英他（她）們其實是純真赤誠的，是勇於為他們心中的理想和真理而奮鬥的，所以當他們意識到自己可能錯了，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事與願違的時候，甚至自己所深信的某些“理論權威”很可能不那麼完美甚至別有用心的時候，他們才會痛苦，才會矛盾，才會想要採取什麼行動來挽回，這其實不是為了別的，還是為了他們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和劉文英們同齡的劇作家黃紀蘇，曾經這樣描述過他自己對那個時代及其思想遺產的認識——我並不同意黃紀蘇對當代的某些過於悲觀的看法，但他講述的這些話，我覺得有助於理解“劉文英”們的心路：

   “”正”是一種信念，相信人心尚有可敬，人事尚有可為，未來尚有可期，相信社會可以變得更公平、更體面一些。這種信念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寄存於詩書的人類偉大傳統，也有少年時代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所感染的社會風氣。今天的精英一説起毛時代的教育，好像就是一孩子抱一瓶“狼奶”，喝完了就亂撲亂咬。這種情況不能説完全不是事實——精英們如狼似虎的做派很可能源自毛時代過火的階級鬥爭教育，還真賴不着美蘇孔孟——但也太簡單化了。毛時代的教育也有很温暖的一面。我上小學時，副市長掏糞，國家主席跟掏糞工人握手，這樣高貴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教育不可能不對一個少年潤物無聲。老師告訴我們不要見了掏糞工人繞着跑，我至今碰到掏糞車掏糞工都會放慢腳步，經常提醒孩子見了殘疾人別大驚小怪刺激了人家。學校組織去農村勞動，農民苦成那樣，卻對我們“大老遠來的”孩子那樣照顧。焦裕祿式的幹部，不僅僅聽説過而且也見過。由於有了這一切，你就不會跟着他們相信世界上除了偽君子就是真小人，就不會相信人類社會只能是野生動物園，解構批判就不會成為你的所有視角，冷嘲熱諷就不會成為你的全部語言。我這一代人有幸經歷了那場席捲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那是迄今人類告別叢林世界最聲勢浩大的一次出走，雖然後來走得山重水複，人仰馬翻，在幻滅中收場，但其向上的初心、向善的目的以及種種如歌如畫的事蹟，自有一種莊嚴法相，值得你用一種誠正的心情去面對，用一種雅正的語言去表達。                                           

                 ——《如果沒有革命，世界會是什麼樣？》      

      我其實是愛着劉文英那樣的人們的——這可不僅是因為張瑜長得漂亮。

     我知道他（她）們的難——每個有理想的人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一定會無數次地體驗這種難，經過了這種難的人，才能有一種冷靜的熱情、深刻的純粹、豐富的簡單、謙遜的勇敢和靈活的堅持。

    我知道他（她）們的幼稚，他（她）們的一點虛榮心，他（她）們思想的某些惰性和慣性，以及某些人對他們的刻意利用，還有社會現實的分外複雜，在那個年代裏曾經讓他（她）們陷入過極“左”的狂熱；

    而後又有人（有時就是先前那同一夥人）想利用他（她）們的悔恨、痛苦、彷徨、失落和逆反心理，想把他（她）們引向極右，引向徹底否定革命理想的方向。

      我知道，有些“思想家”、“歷史學家”正在喋喋不休地威逼和勸誘他（她）們：如今只有走這後一條路，才是“徹底反思”、“徹底懺悔”、“徹底吐出狼奶”、“徹底肅清文革流毒”、“擁抱普世價值”、“迴歸人類主流文明”。

      但是我希望他（她）們能想一想美國曆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的幾段話：      “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歷史著作時曾警告説：“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以及蘇聯歷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盪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歷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只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歷史畫面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正是毛時代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但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污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麼）作為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歷史階段。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共產黨人從來不拒絕反思自己的錯誤——翻開歷史，你會看到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講自己錯誤講得最多最透（有時甚至講得有些過頭，當然這其中原因很複雜）的黨派。

      這種反思，當然是深刻的，是沉重甚至沉痛的。

      但它決不是宗教式的“懺悔”，決不是為了尋求個人的什麼“精神解脱”，更不是去向敵人搖尾乞憐、屈膝投降。

     反思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促進團結，提供借鑑，利於以後把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得更好。——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東西，而這隻能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不是用非理性的態度甚至濫情作秀的態度來進行。           

    “黎明已帶我上路，我不能停下腳步，善良的人們在為我祝福。”     

      ——記住吧，昨天和今天、老的和新的劉文英同志們： 

       善良的人們，

       在為你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