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 in the Heaven：布萊恩的天津回憶_風聞

布萊恩·鮑爾（Brian Power）是個出生在天津的英國人，準確地來説，是愛爾蘭人。儘管他生活在天津的那段歲月裏（1918-1936）英帝國已不再如日中天，可是生活在租界中的外國人依舊享受着長久以來的特權，彷彿時間永遠凝固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頂點。

可是鮑爾的生活卻終究與這份洋人的特權和高人一等有些距離，鮑爾的父親來自愛爾蘭，也就是雖與趾高氣昂的英格蘭人同屬聯合王國但又被視作鄉巴佬的那羣人。自中世紀以來，愛爾蘭就成為野心勃勃地英格蘭殖民者首要的拓殖目標，自那時起愛爾蘭人就一直忍受着英格蘭人的剝削。即使1801年正式被併入聯合王國，英格蘭人依舊視愛爾蘭人為窮親戚和野蠻的農民，儘管英帝國的奠基過程處處都能見到愛爾蘭人的身影。1845年開始的愛爾蘭土豆歉收導致了大饑荒，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災難，和中國王朝長久以來的賑災傳統不同[1]，英國政府的不作為加劇了災害的嚴重程度，饑荒造成的死亡和被迫移民致使愛爾蘭損失了數百萬人的人口，而美國社會中的數千萬愛爾蘭裔居民，就大部分來自這次饑荒所導致了遷徙。鮑爾家族正是這場劫難的見證人之一，鮑爾一家有十二個孩子，其中一個去了首都都柏林，三個移民美國，三個參加了皇家海軍，三個女孩都做了修女，唯一留在家中幫父母種地的只有一個女兒，而鮑爾的父親斯蒂芬，則選擇了來到中國[2]。

斯蒂芬之所以會選擇來到中國，是因為掌管着清帝國海關的赫德爵士，就是個愛爾蘭人。

赫德爵士

赫德對於愛爾蘭人的照顧是有目共睹的，他聲稱可以把任何陷在泥塘裏的愛爾蘭人，培養為一個風度翩翩，能夠為皇帝效力的官員[3]。儘管海關税務司被認為是清廷內部最現代化，效率最高的部門，可是許多外國人對赫德的偏私行為還是頗有微詞，美國人阿林敦説這羣愛爾蘭人把大把的時間消磨在俱樂部中，沉迷撲克和枱球而不學習中文，可是隻要聲稱自己和赫德有某種親戚關係，就會得到赫德的照顧[4]。儘管赫德自己在青年時代表現出相當的虔誠[5]，可是他手下的人就並非如此了[6]，阿林敦觀察到走私無處不在，比如把鴉片藏在掏空了的捲心菜當中，可是最絕的是把《聖經》中間的書頁切掉，然後把鴉片藏在封面和封底之間！阿林敦於是揶揄説：“難怪《聖經》的銷量不斷增長，宗教小冊子，不管是以一點錢出售還是免費贈送，都用來墊了本地人的鞋底而不是靈魂”[7]。

可儘管如此，愛爾蘭人虔誠的天主教信仰還是導致小布萊恩無法進入條件更好，但是主要是英國國教徒子女的學校，而不得不入學法國人創辦的，天主教學校。這個學校裏幾乎都是混血兒，尤其是俄國革命之後，來自西伯利亞的白俄為多，這些人粗野而強壯，布萊恩和他們混久了之後，本來就很不熟練的英語變得更加支離破碎。對布萊恩來説，從小和中國傭人生活在一起，加上他父母並不和睦，所以漢語或許更接近是他的母語，在進入學校之前，他甚至只會漢語。

可是即便如此，布萊恩同中國社會也存在相當的心理隔閡，他的童年裏始終縈繞着被他稱之為“白蓮教”的惡魔組織，當然他所説的白蓮教大概是泛指一切中國的秘密會社組織，而這一恐懼或許一方面是太平天國運動的餘波，另一方面也和更近的義和團運動有關，正如拍攝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五十五日》（55Days at Peking）的主題曲中的一段歌詞：

The drums have long been muffled,

The bugles cease to ring,

But through the ages,

You can hear them echoing.

戰鼓之聲久低沉，

號角亦未聞，

可儘管歲月飛逝

迴盪之音仍存[8]。

洋人始終對於統治這樣一個國家感到恐懼[9]，布萊恩十分鮮明的記得他家附近的一個説書人，有一天突然做出了一個預言，説中國古代的神話英雄們，一定會回來把天津從洋兵手中奪回來。布萊恩內心自然是不能沒有驚恐，只是回家路上看到街上的英國兵身上的刺刀在陽光下閃爍着光芒，他才感受到一絲的寬慰[10]。他母親經常和他説，如果中國人開始攻擊，所有人都會躲到租界裏的戈登堂中避難。

20世紀初的戈登堂

戈登堂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樓的別稱，是19世紀天津體量最大的一座建築，至於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命名，則是因為此人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後，參與了天津的開埠和租界的規劃。後來戈登又到上海接替常勝軍指揮官，參與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

身着黃馬褂的戈登

事實上戈登所帶領的常勝軍在戰爭中的作用已經不再突出，和他的前任，擅長權術並與清廷官員過從甚密的華爾不同，戈登本人只尋求虛無縹緲的榮譽，並且只是依靠先進的武器來彌補紀律渙散的軍隊。正是因為戈登的自負和對自己名聲的顧慮，清廷成功地保持住了對於戈登的控制，李鴻章和戈登因此保持了相當良好的個人關係[11]。而戈登堂1890年落成的時候，李鴻章也參與了落成的典禮。

許多洋人自豪於這一樁具有鮮明維多利亞時代古典風格的建築中，唯獨布萊恩的一個朋友“瘋子麥克”認為這座建築讓他想起了愛丁堡城外的監獄[12]。這個瘋子麥克是個鋼琴調音師，當年中國市場剛剛開闢時，外國人覺得中國人一定需要成百上千的鋼琴，可是從歐洲千里迢迢運來的鋼琴卻一架都賣不出去，直到在倉庫中腐爛。後來有一些軍閥，比如馮玉祥，為了時髦而開始購買鋼琴，麥克就常常深入內地為這些軍閥調琴。麥克儘管表面上瘋瘋癲癲，但是卻常常語出驚人，有一次布萊恩一家談到英國人對愛爾蘭人的迫害，尤其是因為一戰中的復活節起義等等原因時，麥克語帶譏諷地説，愛爾蘭人和中國人有許多的共同之處，可是愛爾蘭人卻在加州迫害中國人，在修築太平洋鐵路的工地裏，愛爾蘭人放狗去咬中國人，搶劫，毆打，驅逐他們，在舊金山又用石頭丟中國洗衣工，因為中國人用低廉的工資做賣力氣的活，搶了愛爾蘭人的飯碗[13]。

小布萊恩當然還無法理解這些話背後糾纏着的無數人痛苦的歷史，或許只有愛爾蘭人的苦難，即是他還從未踏上過愛爾蘭的土地，才被牢牢地銘記。布萊恩和他哥哥因為惡作劇而被退學，不得不選擇英國人的學校，這個學校的建築簡直是殖民地武力征服歷史的縮影，教學樓的兩扇大門之間懸掛着英王喬治五世和女王瑪麗的肖像，肖像的下面就是學校的保護神，其頭冠就是用來紀念1858-1860年英國派來中國的全權大使，領導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額爾金，十字交叉的寶劍紀念上文提到的戈登，而海馬則是為了紀念炮轟廣州城的西馬糜各釐（Michael Seymour）海軍上將[14]。這些人都是1860年代奠定中英新的權力關係的關鍵性人物，因此也就成為了殖民地洋人所崇拜的圖騰。

當上歷史課時，老師問新來的布萊恩説，對於英國的歷史瞭解多少，布萊恩回答説，不知道，只瞭解愛爾蘭大饑荒和復活節起義。老師默然，轉過頭去繼續講他的詹姆斯一世，並強調這是英國近代史的開端[15]。

1936年，布萊恩回英國讀書，因而躲過了之後中國大地上更為深重的劫難。可是回到英國，也無法逃過隨之而來的二戰，而正是二戰的戰火，終於毀滅了英國在全世界的帝國基業，所以布萊恩這一代人，恰好見證了19世紀最龐大的帝國如何走向崩解。而他文筆優美的回憶錄，則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多元而混雜的天津社會，這種混雜所帶來的文化融合、衝突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與事、記錄與詮釋，無疑是最令我感到着迷的一段歷史。

後記：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特別喜歡讀這個類型的作品，即在華外國人的回憶與見聞錄，我碩士的選題或許也於此有關。我覺得他們的文字就像是一面鏡子，其中有洋人自己文化的反射，也有中國社會經過文化濾鏡之後的折射，而這種反射和折射過程，就造就了極為有趣，可供分析的文本。我覺得僅僅做文本分析還是不夠，我希望能夠用這些文本再創造出別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我想呈現的無非是歷史的複雜性而非某種黑白對立，或許只有承認這種歷史中的混雜與晦暗不明，我們才不會被所有先入為主的框架和理論所矇蔽，才能迴歸真正的敍事傳統。

[1]這裏我想提一下艾志瑞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饑饉的文化反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這本書介紹的丁戊奇荒的災難性程度和愛爾蘭大饑荒不相上下，可是中英兩國政府的作為卻大相徑庭，儘管在中國的英國人把丁戊奇荒作為是中國落後的表現，但是相比於以“看不見的手”做遁詞而逃避救災責任的英國政府而言，清朝還是對自己子民深澤厚仁的國家。

[2]布萊恩·鮑爾，《租界生活：一個英國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193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頁49。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Fort in the Heaven，直譯過來就是天國中的堡壘，這是對天津租界，甚至全中國租界洋人社會最貼切的比喻，可惜譯名沒有體現這一點。

[3]鮑爾，《租界生活》，頁51。

[4]阿林敦，《青龍過眼》，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68。

[5]費正清 編，《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

[6]即是如此，赫德還是建立了內外班制度，洋人在內班，有實權，升遷快，而華人在外班，任務重而升遷無望，用人問題上赫德的偏私也不是個別現象，在前人的研究中早有説明，費正清對於赫德的評價似乎確實有點太高。見中國海關學會 編，《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選》，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頁67、170-171。

[7]阿林敦，《青龍過眼》，頁147。

[8]這首曲子就叫55 days atPeking，歌詞是我自己翻譯的。

[9]赫德在親歷了義和團圍攻使館區後，在許多雜誌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他對西方人的治外法權、基督教傳教士的跋扈和以聯軍武力為後盾的趁火打劫行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是英國人一直以來對華政策少有的連續性，即不能讓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可是英國人的作為卻是步步深入，這也體現出殖民政策的非連續性和非計劃性。見，赫德，《這些從秦國來：中國問題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0]鮑爾，《租界生活》，頁20。

[11] R.J.史密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僱傭兵與清帝國官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67、197。

[12]顯然這個麥克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為將這種公共建築和監獄，以及全景敞視主義相聯繫的想法，直到福柯才被提出。見福柯，《規訓與懲罰：現代監獄的誕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13]鮑爾，《租界生活》，頁53-56。有關加州中國人遭到的種族主義歧視，可見韓瑞的研究，中國人和白人的衝突被比喻為“米與肉的鬥爭”，而中國人因為強大的忍耐力和極為低廉的工資而使美國人感到危機，因此也有了黃禍的説法，見韓瑞，《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14]鮑爾，《租界生活》，頁146。

[15]鮑爾，《租界生活》，頁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