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 ——對經濟發展的認識論層次上的思考_風聞

正本清源

——對經濟發展的認識論層次上的思考

經濟發展就像人們為了更接近太陽的美好願望而用磚壘一個金字塔。剛開始，除了鋤頭、鏟子之類的工具外什麼都沒有，就只有一塊待建的工地，這時人們想都差不多，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塔建起來，所以就一起和泥做磚；經過一段時間，磚的數量足以開始壘塔了，一部分人就去壘塔，剩下的人繼續做磚以供應壘塔的需要；當塔漸漸壘得高起來後，有人發現“等着下面做磚的人送來磚再往上壘”的做法效率太低了，他們也不想先下來地上做磚，做了足夠多後又上塔壘塔，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太費事了，但他們也不想閒着等地上供應磚，於是有個聰明人建議先搬下層的磚建上層，然後用新做的去補下層被借走的磚；這樣做剛開始運行地很好、效率很高，因為做磚的人尚多，補給的磚始終大於搬走的數量。隨着塔越來越高，看到高處的人們可以更接近太陽了，地上做磚的人羨慕了，紛紛有人放下做磚工作，跑去壘磚或從下層往上層搬磚，而此時上層壘磚的人看到源源不斷的從下層搬上來磚還以為真的有這麼多磚，而不知道其實好多磚其實是下層借來的，並非地面上做出來供應的，從而興奮地繼續往高壘，享受着他們正在更接近太陽的輝煌。他們往上越高，和地上做磚的溝通越難，越不知道實際的磚供應量，在各個崗位上搬磚的人也只看到面前流動的磚供應，也不關心地上的磚供應，也不關心上層的塔壘到了什麼高度，總之人們都不太願意做磚了，而是藉口搬磚往塔頂爬，在地上做磚的人越來越少，搬下層甚至基層磚壘塔的人越來越多。最後，一個結構危險的塔出現了，細而高，甚至下細上粗。而這是一個在現代社會中普遍發生的故事。

眾所周知，社會問題往往是經濟問題的延伸，因此面對各種社會問題，我們必須正本清源，解決經濟發展之本質的問題，解決整個社會對經濟發展的認識論的問題。拙文正是建立在這個目的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內容（在思考以下問題時，我們必須將自己置身事外，給自己一個不考慮自身利益的上帝的視角，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的經濟）。

一、經濟的本質是糧食所固定下來的太陽能，簡單地説就是，經濟的本質就是糧食產量。

舉個例子，假如我有供1個人進行正常勞動300天所需的糧食，把它分成300份；我要蓋一棟房子，假如由我獨自蓋，需要300天，其中50天用來鍊鐵、50天用來把鐵鑄成鋼筋、50天用來燒磚、50天用來做水泥、50天用來建房、50天用來裝修，這樣正好在吃完300份糧食後蓋好房子，那麼就可以説這棟蓋好的房子的價值是300份糧食；假如我把這300份糧食分給和我完全一樣的300人，其中50人是鍊鐵的、50人是把鐵鑄成鋼筋的、50人是燒磚的、50人是做水泥的、50人是來建房的、50人是裝修的，讓他們幫我建房，那麼在不考慮工序時，他們1天就幫我建好了房子，而且這房子的價值仍然是300分糧食。也就是説，任何人類勞動產品都可以還原為糧食或能量，也就能用一個固定基值來衡量任何商品。

糧食產量決定了經濟發展規模，其它任何經濟活動並不增加經濟總量，而只是完成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和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經濟發展的社會效益，而不是經濟發展本身。

二、人通過勞動，將糧食轉化為各種各樣的商品，變成持有者的財產，而整個社會的財產總和就是社會財富。社會財富在個體中的橫向分佈比例本質上來説是一種對未來財富的分配比例，相當於一種股權，即現在擁有的財富越多，在未來分配到的財富就越多。正是社會財富的這種性質導致了市場經濟下貧富差距的擴大成為必然，而金融工具則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催化劑。

三、商品的價值是用生產它的糧食消耗量來衡量的，而商品的價格則是用貨幣來衡量。即商品的價值一經生產出來就確定了，它由社會生產力決定，波動很小；而商品價格是通過博弈實現的，它由市場決定，波動會很大。

四、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資本是將社會財富以貨幣的形式等效後，實現勞動的財富分配功能的載體。資本不能創造財富，而是財富本身，因此對於個人而言，資本的增加就是財富的增加，也就能通過資本的流動獲得財富，完成了財富分配。

五、從長期來看，以糧食減產為代價的任何發展模式都是自掘墳墓。一個穩健可持續的經濟體必定建立在有穩定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必須保證其糧食不減產。因此農業永遠都是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而糧食浪費不利於經濟。

六、全球每天的經濟增量是個有限值，這個值相當於能養活35億人。

七、歐洲、日本的經濟衰退是在其糧食產量不足情況下，其相對優勢減弱或消失後產生的。某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相當於糧食的積累，這一本質只有在該地區的相對優勢減弱或消失後才顯現出來。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等於一個基礎值與一個附加值之和，糧食產量決定了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值，附加值由其相對優勢決定，即相對優勢沒有了之後附加值就為0。

八、中國的經濟強勁發展是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且糧食產量一直在增加；美國的經濟也是農業支撐的。

九、勞動（或就業）的經濟功能是實現社會財富的分配，而社會功能是提高人類生活質量或通過社會分工使提高生活質量的過程更有效率，是將經濟增長轉化為社會發展的轉化器。就業率並不直接影響經濟發展，但影響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社會發展程度。農民最終必然迴歸成為一種職業，包括在就業率內。

十、在糧食生產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凱恩斯的就業理論才對經濟發展有意義。凱恩斯的就業理論只是解決經濟流動性的問題，對經濟增長不起作用。

因此，對於解決經濟發展的認識論問題的關鍵在於把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效益分開來看。現有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認識是一元的，即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是一體的；而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是二元的，包括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效益，因此認為經濟增長不一定能實現社會繁榮。解決經濟增長是解決“吃飯”的問題，而解決社會效益是解決“吃完飯幹什麼和怎麼幹”的問題。具體來説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我們要認識到“經濟的本質是糧食所固定的能量，也就是糧食產量”。工業革命之前的農業社會用得最多最廣也最有效的衡量經濟規模的尺度就是糧食產量，而用貴金屬、貨幣等衡量是近現代的事了，其原因是工商業發展的強勁勢頭掩蓋了糧食生產的重要性，是一種主觀的忽視。然而事實是，從遠古至今，經濟的糧食本質都沒變過，因為民一直是以食為天的。沒有了糧食，什麼都是沒有意義的。中國歷史中記載了很多“鬥米值三四錢”和“鬥米值千金”的案例，這充分證明了米的價值一直不變，而金錢價值卻一直在變，可見糧食在經濟中的本質性。有人會問，為什麼黃金白銀在現在的一些戰亂國家（比如説中東和非洲的）仍然受追捧呢，而並未受到其低下的糧食生產量影響？因為在這些國家之外的地方黃金還在受追捧。假如發生了全球性的戰爭，使全球糧食都極其短缺時，也必將出現“鬥米值千金”的事。因此可以説，糧食以外的任何東西的經濟價值都是以糧食為基礎的，可以用糧食來衡量。

認識到這一點後，觀察某個地區的經濟之興衰就會變得清晰，顯著觀察對象是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和鄂爾多斯、東北老工業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其“興”得益於這些地區在當時時空相對於其他地區擁有的相對優勢，有自然資源優勢、地理優勢、技術優勢、政策優勢等；借力於貨幣的流通功能，伴隨着人的流入，其他地區的糧食流到了這些地區提供給人們進行經濟活動，改造自然使其有利於提高當地人的生活質量。因此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本質上來説必定是出口型的，這也符合事實。但這些地區本地的糧食生產是不足的，也就是經濟潛力是非常有限甚至是缺乏潛力的，這為其“衰”埋下了伏筆。當這些地方的相對優勢減弱後，其對資本的吸引力也必定減弱，也就是説糧食注入減少，而當地又無法維持足夠的糧食生產，那麼如鄂爾多斯、東北老工業基地及一些石油城市則出現人口流出，城市變得蕭條；如台灣和日本則出現不可逆轉甚至難以改善的經濟衰退。

解決了經濟增長的問題，即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後，才能研究經濟增長能帶來的社會效益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要認識到“經濟活動或經濟行為在經濟層面的意義是分配糧食所產生的社會財富”。很顯然，沒人吃的糧食是沒意義。同樣，埋在地下的財富也是沒有意義。因此分配社會財富是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大概有兩類：第一類是通過就業分配，即按勞分配，這在任何社會都將是主要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第二類是通過強制力分配，即按需分配，這是對按勞分配方式的補充，以校正個體差異導致的社會不公。

因此，在能夠保障糧食產量後，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目的就可概括為：引導資本創造就業機會、出台政策保證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在糧食產量得到保證的前提下，經濟發展的首要目的就是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而凱恩斯就業理論成立的前提是糧食產量得到保障，只有在糧食生產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凱恩斯的就業理論才對經濟發展有意義，因為這種情況下的凱恩斯就業就是為了分配財富，實際就是把“按需分配”以“按勞分配”的方式實現。

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可能也不需要搞平均主義，但過度集中的社會財富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形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的扭曲社會，壓制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效益，甚至挫敗經濟增長的動力，埋下社會失序的禍根。

第三個層次要認識到“經濟活動或經濟行為在社會層面的意義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這個層次的認識決定了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的判據，即：經濟活動是否有利於絕大多數的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比如，電子商務的發展是社會的進步，因為這有利於提高大量人羣的生活質量；而一些依附於富人的職業需求劇增是社會的退步，因為這些職業是服務於少數人的（雖然保姆不應受到歧視，但這作為一個職業不應該被鼓勵，保姆的後代不應該還是保姆，而應該創造一個培養保姆的子女去製造機器人來代替保姆服務的社會環境）。

就像一個人一樣，一個社會也存在“吃飽飯”後“幹什麼”的問題。是得過且過地去縱情肆欲，還是勞逸結合地規劃未來？一個縱情肆欲的社會是這樣的：社會資本過多地投入到與人的吃喝玩樂有關的方面，奢靡浪費之風盛行。這樣的社會必將衰敗。而一個勞逸結合的、有規劃的社會，人們不缺娛樂資源，但社會資本能被合理用於政道、商道、學術、技術、藝術，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良性發展。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現代社會太浮躁，現代經濟紛亂複雜，根源在於人們對社會和經濟的認識的混亂，在於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心，在於社會發展很難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物質文化需要。

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改變人們的認知，指明經濟發展的本質，消除人們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心（畢竟糧食生產是可見的，可知的，而不像各種經濟學數據那樣抽象，難以理解）；讓人們清楚，只要糧食生產有保障，對未來經濟就可以有信心，剩下的就是通過就業進行分配的問題，創造就業方向的參考系是儘量讓人們去從事能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説，保證所有人有進行勞動的食物供給，讓所有人發揮自己所長去進行自然改造，將食物提供的能量轉化為包括衣、食、住、行、樂等等各個方面的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社會需要，從而打造一個可持續的、穩定的、惠及眾人的、人民嚮往的美好社會。

當然這三個認識也許指向社會主義的，甚至是共產主義的遙遠理想，但卻是可及的，甚至是讓人類社會良好運轉的必然要求。理想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差異不應該表現在經濟收入方面，即個體間的收入差距不大；而主要是表現在社會地位方面，且社會地位是由個人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大小決定的。例如，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和普通員工的工資收入不應該太大，但普通員工在工作中肯定得服從總經理指揮，而總經理之所以是總經理是因為其能力與普通員工相比更適合從事管理工作。所以，共產主義社會不是一個什麼都公有共有的社會，而是一個個體財富差距不大、個人財產權受保護（我的還是我的，你的還是你的）的物質豐富的社會。

對於近三十年來的中國，作為農業大國，改革開放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釋放了糧食生產力，保證了中國糧食產量持續且相對均衡增加，實現了經濟規模的穩步擴大；另一方面我國人民艱苦奮鬥和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保證了人民消耗較少的糧食進行了大量的自然改造（或勞動），大大提高了國民的生活質量，吃得少做得多，就相當於把300份糧食分給600個人蓋了2棟房子，經濟規模不變，產生的社會效益翻番。這兩個方面的雙引擎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興”，而近年我國出現的經濟問題是與糧食生產的不均衡發展有重大關係。近10年很多地區放棄了糧食生產，在不具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卻犧牲了當地的經濟動力——糧食生產，因此就全國範圍來看，糧食生產相對集中，雖然總量有增加，但不同地區間的分配不平衡，導致了“經濟規模繼續增大，而帶來的社會效益不變甚至減小”的後果。

事實上，社會財富是以一個相對穩定的有限值增長的，即糧食產量。這就像穩定出水的泉眼，人們依靠這個泉眼生存生活，並通過各種手段取水。小農經濟時期，不同地區有很多相對獨立的小泉眼，人們從各自的泉眼取水，雖然每個泉眼的出水量不一樣，但大多人接受這種差距，自給自足。但到現代社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相當於用各種管道把所有泉眼連成一個共同的泉眼網，這樣一來，泉水就通過管道快速匯聚（水往低處流），形成湖；而取水能力強的人就能看似合情合理地在這個泉眼抽走其他泉眼的水，致使個體間的儲水量差異增大。那些生活在小泉眼附近的人，看到身邊的小泉眼存不住水，而有些地方的泉卻匯聚成湖，很多人就會廢棄身邊的泉眼，任其乾涸，來到湖邊生存生活。而那些仍然生活在這些乾涸泉眼周圍的人，要麼是離開身邊的泉眼到其他泉眼取水，要麼是等着整個泉眼網整體水位上升後的倒灌水。然而事實是，湖水本就來自各個小泉眼，湖底下真正的泉眼出水量並沒有改變，所以在廢棄乾涸的小泉眼越來越多時，整個泉眼網絡的整體出水量就會減少，湖水位會逐年下降，直到湖水滿足不了湖邊生活的人們的需求時，危機爆發。

農村就相當於這裏所説的小泉眼，城市相當於這裏所説的湖，經濟下滑相當於整體出水量減少，經濟困境相當於湖水開始滿足不了湖邊生活的人，經濟危機相當於危機爆發。

一般來説，現代社會初期，快速匯聚的泉水有利於高效使用，這就是投資的意義；但這種匯聚並不是理所當然、絕對合法的（資本主義認為這是絕對合法的，即“商人的天職是使利益最大化”），而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性需要。因此，當湖邊開始有人浪費湖水，或湖邊人口已經飽合，取水開始變得困難時，有三種解決思路：一是把湖邊的私人儲水池中的水強行抽回湖裏，這相當於對富人增税。這種方法並沒有解決問題本質，效果也有限，因為富人有足夠的方法規避。二是讓湖邊後來的難以生活的人帶上僅夠生存的湖水，趕回他們原來的泉眼邊，讓他們自己重新開發，使小泉眼再次出水；同時控制湖邊私人儲水量增加。這相當於政府出資讓農村進城務工人口回農村重建。三是讓私人儲水量大的人帶上足夠的水，帶領湖在湖邊難以生活的人前往已經乾涸的泉眼開發，讓所有泉眼都再次活起來，正是“哪得泉水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這相當於引導資本和農村進城務工人口迴流農村。

從以上思路出發，我對我國經濟有以下觀察和思考。

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差異非常大，但很多地方的人口規模與其糧食生產能力是基本匹配的。現階段農業處於小農生產與規模化的過渡時期，且規模化生產主要集中在糧食主產區，其他非主產區的糧食生產以分散的小農生產為主。

最近10多年的經濟建設，轉移了大量農村勞動力，這一方面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建設提供了人力保障；但另一方面卻抽空了那些分散的糧食生產地區的勞動力。我觀察到，農村大量耕地閒置多年，閒置面積仍有擴大趨勢，而當地的糧食供應壓力向糧食主產區轉移。西部農村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在全國範圍內表現為我國糧食進口需求增大。房地產開發也佔用了大量優質耕地。

根據上文中提到的經濟理論，糧食供應不足的地區的經濟發展是缺乏潛力的，那麼我國經濟轉型的方向就應該是利用已經積累起來的資本全面發展現代化農業。而我國地區差異大的特點決定農業發展模式必須要因地制宜，平穩過渡。在時間方向上，我們要向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發展，讓技術和管理成為農業的核心力量，讓農民各盡其力，成為農產品生產工人，讓“農民”不再是一個身份，而是一個不受歧視的職業，讓農村不再是一個人人想逃離的地方。在空間地理上，則要讓糧食生產儘量本地化，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以縣為最小單位，推動農業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引導資金向農業規模化經營流動，引導投資流向農村，引導農村轉移勞動力迴流農村。

只要糧食不減產，經濟的問題就不是增長不增長的問題，而是分配和流動的問題。投資不能增加經濟體量，卻能激發起經濟活力。我國城市建設趨於飽合，因此可以將過剩產能用於農村建設，閒置資本投向農村。這是一個補短板的過程。但農業經營的資金週轉週期較長，民間資本流向農業的意願較小，因此政府層面的投資和投資引導極為重要。民間資本和農村之間的合作共贏可以考慮用長期低收益補償短期高收益。這樣一來就可以減輕北方糧食主產區的生產壓力，有條件將部分土地退耕還林，以減緩環境壓力，改善北方空氣質量。

具體來説，農業發展需要統籌規劃，依靠大數據和超級計算機的強大計算能力，建立一個以縣為最小單位的全國農產品數據採集、信息共享平台，用於進行全國範圍的農業生產指導和農業資源的調配，爭取主要糧食生產在縣一級自給自足，儘量保證省級範圍內的糧食供應能自給自足。其它農副產品在省一級因地制宜進行統籌發展，少數依賴自然地理氣候條件的農產品在全國範圍實施國家統籌發展。這樣做可以避免農民在市場信息滯後、不對稱的情況下盲目種植造成損失。

資本主義至今幾百年，其成功之處在於向人們灌輸了這樣一種觀點——商人或企業的天職就是將利益最大化，並讓這種觀點被廣泛接受為無需討論的法理，其合法性或合理性都不會被懷疑。而這將會被歷史證明是錯的。

拙文的理論讓我得到的結論是：只有實實在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保證人類社會良好運轉，而我們要做的是為“為人民服務”從最本質的經濟基礎上構建一個邏輯嚴密的法理系統，建立一套社會規範。我把社會職業分為五類：政道、商道、學術、技術、藝術。

政商言道，是因為政商是關係着絕大多數人利益的職業，是有一種內在自洽的社會道德標準的，需要大局觀，需要遠見。學、技、藝言術，是因為這三個方面道德標準更具有專業性，道德標準規範範圍小些。

政道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是中國共產黨羣眾路線的出發點，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脈之傳承。商道以“為人民服務”是商業的內在需求，因為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商品，真正巨大成功的都是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給人民生活提供方便的，是出售給人民的，商品有多大的用户人羣才有多大的銷售潛力，用户羣大小決定商品銷售額。至於所謂的“服務高端人羣”其實不是常態，只是一種貧富差距拉大過程中的扭曲狀態。

學術，如教育、科研等，“為人民服務”的要求相對間接，着眼於未來。技術的“為人民服務”要求是隱含在其他職業裏。藝術“為人民服務”類似商道，只是對於人民來説相對次要，服務對象龐雜。

總之，是時候重新認識經濟社會發展了。

201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