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投降和“9.18”的槍聲_風聞

● 譚吉坷德

87年前今日的夜晚，瀋陽北大營的槍聲掀開了一個東海小國對曾經宗主國吞併的帷幕。

這不僅僅是中國噩夢的開始，同時也肇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蘇聯檢察官克倫斯基對此定義為：如果我們可以指出一個日期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血腥時期開端的話，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據的。

“9.18”，一箇中國永遠無法抹去的恥辱印記。從這天起，日軍在中日戰爭中創造了無數的奇蹟。不到1000人擊潰了瀋陽的20萬軍隊；不到1萬人的軍隊佔領了整個東北；不到5000人佔領了華北，28個日本兵攻佔了熱河；十幾個日本兵就可以掃蕩幾個縣，三個日本兵就可以押解着2000多南京戰俘走向死亡……就在日本宣佈投降的“天皇詔書”之前10幾天，日軍仍然以每天佔領中國一個縣城的戰績讓國軍望而生畏。

是中國人有問題嗎？是中國人天然的應該承受這樣的恥辱嗎？同樣的中國人，卻在抗戰結束五年後，以一己之力打敗了當時世界上最現代化、最強大的聯合國軍，終結了美國戰無不勝的神話。

中日戰爭對以上問題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當一國的精英將投降視為唯一出路，在精神和思想上被他國控制並絕對服從的時候，災難就已經開始並且無法避免。這就是中日戰爭中中國恥辱的本源。

甲午戰爭打斷了由大清朝領導的有滿族特色的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為中國製造的夢魘擊碎所有人的強國夢。中國精英開始向西方學習。地域和文化的關係，使他們的目光首先投向日本。出現了去中國化和日本化的浪潮。

“9.18”事變前後，絕大多數中國精英實現了信仰的日本化。他們認為日本化是中國的最好選擇，走日本化的道路是中國的唯一出路。辛亥革命後誕生的國民政府，其成員主要是由留學日本的中國精英組成。

當這些“日本留學生”用完全日本化的思維改變中國，開展轟轟烈烈的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當“靈魂空心化、精神債務化”的買辦經濟獲得了“黃金十年”，當上海成為“東方巴黎”，當中國的權貴精英沉溺在“夜上海、夜上海，這是一個不夜城”享受改革開放偉大成果的時候，日本老師突然翻臉，用“9.18”的槍聲告訴他的中國學生，“中日國”是不存在的，帝國主義的邏輯就是兩個字——侵略。

面對“老師”的變臉，中國的權貴精英在“懵逼”後，以他們日本化的思維，以他們對日本深入骨髓的崇拜和恐懼，迅速得出了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那就是投降。

看看中國抗日十大漢奸、看看投降日本人的58名將軍以上的軍官、看看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方面面投降日本人的中國精英的日本履歷，也就知道中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恥辱。近300萬投降日寇的中國軍隊居然遠遠超過入侵者的軍隊人數，這也許算得上是中國的一個特色。

中國漢奸是一個活得很滋潤的羣體。常住中國的英國僑民科林斯在回憶錄中寫道，“漢奸的數量達到可怕驚人的程度，他們幾乎是不受良心譴責，不在乎公眾輿論。假如在英國和西方隨便一個國家，這種壓力就能把他們壓垮。而在這裏，他們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最講究氣節風骨的民族同時又是漢奸最多的民族，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1931年抗日戰爭爆發，直到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這份宣戰宣言缺少最關鍵的生效日期，按照國際法是一份無效的文件。所有這一切，都和蔣委員長及其重要班底成員的日本基因有關。瞭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蔣委員長的不抵抗政策和“奢言抗日者，殺無赦”的手令。

簡單的説，日本給中國帶來的恥辱來源於中國精英的崇日、媚日、恐日的心理情節。來源於近百年的日本文化滲透和侵略，來源於中國精英已經成為新利益集團因而無視日本吞併中國的基本國策。

誕生於農本時代的中華文化在工業化的衝擊中出現了文化斷層和“經”、“史”斷裂。中國的精英階層一直堅定不移的認為全盤西化才是唯一方向，只有向先進文化俯首稱臣才能夠改變中國。在中國曆次的改革開放中一直充斥着“兩個凡是”，那就是“凡是中國的都是落後的錯誤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正確的”。這是中國精英投降主義的基本邏輯。正是這種蟲豸般的低級思維挑逗日本的“大陸政策”由吞併東北，再到吞併華北，直到“三個月吞併中國”。

今天的中國同樣面臨着這樣的問題。面對着中美衝突，一大批中國精英跳了出來，告訴我們中國只有投降的一條道路。這一景象和抗日戰爭爆發時期中國的輿論氛圍很相似。那時的精英公知和今天的精英公知一樣告訴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除了投降無路可走。唯一不同的是那時倡導投降主義路線的是日本人培養的，今天的這些人是美國培養的。

美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操碎了心，無時無刻不在擔心中國停下改革的步伐，決不允許中國的“改革開放”停頓。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專門為中國成立的“改革開放基金會”等等機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迸發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熱情。和當年日本培養中國留學生一樣，美國也為中國在經濟、金融、法律、文化等方面培養了全方位的大批人才。正是這些精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撐，掌控着今日中國的話語權。他們在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凝聚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儘管中國用社會淪陷、資源損耗、環境污染、道德崩潰、創造超過美國的貧富懸殊和財富集中度等巨大代價證明了他們理論的破產；儘管他們已經把精英、專家、學者、權威、公知、學術、良知等美好的詞彙集體糟蹋了一個遍，儘管“中美國”的神話已經成為一個笑話，可是這些人仍然沒有最起碼的“恥感”。

在特朗普搞“美國優先”的今天，一些設計和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精英們正在利用由他們製造的社會矛盾、問題和危機，利用他們掌控的話語權大聲疾呼，要讓5%在改革中獲利者的利益優先。他們不僅僅是為這個利益集團服務，這些“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人”當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利益集團的成員。如何改造中國，使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合法化，保持對美國利益輸送的渠道暢通，這是美國和中國的利益集團以及他們共同豢養的中國精英共同研討的一個大課題。

今天上午，就在“9.18”警報即將鳴響之前我看到了兩則新聞。其一是聯想楊元慶的“聯想不是一箇中國企業”。我很驚詫。中興已經淪為了美國的“加工車間”，海航、安邦.、平安的身份模糊不清讓人們着急。作為中國民族產業的一面旗幟、中國“硅谷”中關村標識的聯想居然也不是一家中國企業，這是要打誰的臉？

第二則新聞是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經濟決策“智庫”的“50人論壇”研討會在京召開。新自由主義的中國旗手吳敬璉再一次拋出了效率優先的老調，“關鍵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大家知道“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中國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今日中國仍然在努力修復的沉重負擔。正是為了根除這一弊端，十八大提出了兼顧效率和公平，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吳市場”要挑戰什麼？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談國有資產流失時講到，我們的思路應放寬闊一些，國有資產“資產即使在民營企業家手裏也是中國的，這是社會資本。” 不知這位先生是否更想説，“國有資產即使在美國手裏也是中國的，這是人類資本。”  

這些精英們很聰明，他們將問題牢牢的歸結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卻從來不承認是改革方向、價值趨向和改革倫理上出了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拜精英及其美國老闆所賜。對於這些言論，張召忠將軍的一句話頗為點評到位****，“不能像一些經濟學家那樣去忽悠。專家不能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表，不能成為帝國主義的代表，不能幫着美國來忽悠中國。**”

我一直在謹慎的使用“漢奸”二字。因為這個詞彙的內涵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一些活躍於主流媒體、熒光燈下逢美日必吹噓者正在消除自由和道德的底線。按他們的説法，秦檜不是漢奸、汪精衞、周佛海、川島芳子都不是漢奸；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還有中日新思維，重新評價八國聯軍的作用等等等等。如果説這些話的人是漢奸，那麼當代是幾千年來漢奸最風光最幸福的時期。

《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9.18”警報鳴響的時候，讀着2000多年前古人的警戒，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今日中國的根本出路，就在於能否擺脱美國代理人在政策領域對中國決定性的影響，恢復大眾民主，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服從，重構改革倫理，堅決的與利益集團和資本切割，堅定的站到人民一方。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對投降主義和漢奸思維進行深度清理。“不換思想就換人”，用在此處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