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政策就是顛覆性錯誤_風聞

“一孩”政策就是顛覆性錯誤

● 譚吉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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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9月10日，衞生健康委員會公佈了內部的職能配置和內設機構。三個與計劃生育有關的司局全面調整：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司被撤銷，計劃生育家庭發展司則更名為“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

隨着這些牌子和職能的更換，那個叫作“計生委”的身影也悄然離去。

人口危機的警報早已經拉響，嚴峻的數字告訴人們中國已經取代日本這個超超低出生率的國家，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度。人口問題上最壞的情況正在一一出現。全面二孩時代出生人口不增反降，生育意願大幅下滑，老齡人口隊伍迅速龐大，超老齡社會撲面而來。根據2016年社保報告，全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為2.75:1，也就是2.75個在職職工就要撫養一位老人。最低的黑龍江僅為1.3:1。嚴峻的人口問題不但挑戰人們的良知，也在挑戰我們的倫理。

看看這些和人口有關的內容：

《2040年的中國人口，會比現在減少一半？》

《東北經濟困境背後的人口危局》

《警報已拉響，中國的人口危機有多嚴重？》

《未富先老，出生兒雪崩式下降，勞動人口驟減4000萬》

《中國人口政策正在史無前例的自毀長城》

《統計局：中國人口結構扭曲，危機要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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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是“立國之本”。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人口危機，是天災還是人禍。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爭論”、“只做不説”。講清楚這個問題，才會使我們避免更大的顛覆性錯誤。

中華民族的最大優勢是什麼，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人口。中國歷史上數次經歷異族入侵、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最後能化險為夷，同化侵入者，使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唯一倚仗就是人口優勢。

今天我們已經失去了這個優勢。長達30多年的“一孩”政策就是製造這一惡果的元兇。這個能夠將中華民族最大優勢化解於無形的錯誤，難道還不應該稱之為顛覆性錯誤？由血光迸現的強制節育口號到今天強制生育的倡議，這一巨大反差當得起顛覆二字。

有一個30多年錯誤的認識必須要釐清，那就是法律化生育管制的“一孩政策”和倡導性的計劃生育其實根本是兩個東西。1971年《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強調的是“晚、稀、少”，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即使在1978年修訂後的新憲法和69號文件，仍然明確提倡一對夫妻最好生一個，最多兩個。注意這是提倡，是倡導而非強制。從1982年“一孩政策”開始，對生育水平宏觀控制和倡導性的計劃生育就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主體民族以法律形式強迫執行的一孩政策。“一孩政策”以減少人口為目並強制執行，和倡導性實現人口均衡的計劃生育完全不是一個東西。《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強調控制人口數量、實施生育審批制度，既不符合憲法中的人權保護條款，也與行政許可法的有關條款相沖突。有人大叫計劃生育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模糊“一孩政策”和計劃生育之間的根本區別，推卸應該揹負的政治包袱和歷史責任。

根據當事人歐陽淞、高永中在“改革開放口述史”中《“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的由來》介紹，“一孩政策”決策依據僅僅是1980年一個包括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25人，自然科學家19人，社會科學家19人共計63人的小組，在沒有任何普查結果、沒有任何全國性的調查研究，沒有任何省級以上數據支持的情況下，經過3次閉門座談，其後由以部委負責人為主的20幾人兩次彙總歸納產生。 

1980年2月，新華社公佈了宋健等人的《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該報告聲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現在公佈的並被各方面認可的數據顯示，那時的人口生育率已經接近中國人口更替水平。人口政策不但沒有平衡已經顯露苗頭的頹勢，反而推出了反向的“一孩政策”，導致了今日人口斷崖式的下跌。中國人口優勢的喪鐘就在那時鳴響。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但是聯合國人口署和國家計生委居然能將其人為的調整為1、8，使中國憑空多出來近億人口。有一個事實無法掩蓋，聯合國人口署人口展望數據對其他國家估算相對準確，但卻一直嚴重高估中國生育水平。

真的是誤判嗎？多年來面對人們的質疑，衞生計生部門堅持“一孩政策”。2012年衞計委主持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預測即使單獨二孩生育率也將反彈到2.4，事實證明生育率僅僅達到1，2。2014年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一孩政策”的旗手翟振武仍然態度鮮明的堅決反對全面放開二孩。他認為全面放開二孩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峯值將達到4995萬。事實上全面放開二孩的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僅為1723萬人。甚至比衞計委不放開二孩政策下的預測值1770萬，還要少47萬。翟振武2014年3月發文説全面放開二胎後每年出生4995萬；11月 發文改口説全面二胎每年只會出生3100-3850萬人了；12月8日發文又説全面二孩後峯值將不會超過2100萬人。在這些掌握國家重要人口數據和決策參考的部門嘴裏，人口數據就像抽水馬桶，想注水就注水，想放水就放水。

就在計生委人口數據的預判完全破產的情況下，2017年“兩會”上，衞計委副主任面對全世界的媒體還在豪邁的説，中國生育情況完全符合預判，中國不缺人口，未來100年都不缺。這哪裏是誤判？這是標準的指鹿為馬、典型的瞪着眼睛説瞎話。

人口走勢與經濟長期走勢高度吻合是歷史常識。古往今來中華民族的生育目的簡單説就是富國強兵。人口是國家、家庭繁榮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中國民間才把“斷子絕孫”看作是最惡毒的詛咒。“以人為本”是中華文明和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禮記·禮運》中孔子談到理想的大同社會時，其中的標準之一就是男子努力工作，女人努力的生孩子和持家。孔子説這話的時候，中國人口約佔世界三分之一，今日中國人口約佔世界的六分之一。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人口增長的意義是正面的積極的。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信仰的共識。

只有資本主義才試圖通過消除過剩人口的辦法實現自然資源的平衡。上下5000年，唯一對人口負面的、消極的思維來自上個世紀80年代。當年甚囂塵上的“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的喧囂使人口第一次成為負擔、成為貧窮的根源、成為幸福的殺手、成為罪惡的淵藪。來自西方的，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證數據支持的馬爾薩斯新古典增長模型成為中國人口學的改革聖經。而且完全是不允許討論和質疑的聖經。它使中國人陶醉在生育下降導致人口下降，帶來人均資源佔有增加的美好畫卷之中。當然，友善的西方朋友並非僅僅向中國輸出了這一部“聖經”。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新自由主義全面進入中國，成功的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支撐。

今日中國的危機，就是人口將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減少。有人説今日的人口危機、老齡化的重負、世界最低的生育率是拜馬爾薩斯、馬寅初兩位馬先生所賜。這話並不準確。如何看待人的價值，人的價值是正數還是負數彰顯了不同的人口理念。什麼東西導致了中國對人口的態度，由幾千年的積極正面轉為消極負面才是問題的根本。

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得到了西方的大力幫助。1980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與中國簽署協議，資助中國開展人口普查、計劃生育、人口學研究等項目。這些項目對中國人口戰略影響深遠。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和計劃生育官員都是由相關項目培養的；許多課題也受到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日本財團的幫助。正是在這些幫助下，對人口的負面思維主導了中國“一孩政策”的實施。

30多年來，計生委成了“一孩政策”下的“城狐社鼠”。他們把控輿論，為了維護其“學術威信”隨意調整人口數據，用恐嚇性的數據誤導決策層。為了讓人們難以搞清真相，《中國統計年鑑2017》居然刪除了“育齡婦女分年齡、孩次的生育狀況”表格，讓那些希望看到全面兩孩政策後生育率能否提升的人們完全摸不到頭腦。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顛覆中國人口倫理的亂臣賊子卻利用權利活得很滋潤，這很特色。

這就是一個顛覆性錯誤。儘管我更希望用其他的詞彙形容這一顛覆，但無奈還是寬容的將其稱為錯誤。總結中國曆朝歷代治亂得失的《資治通鑑》對人口的態度是：“人口滋多，則賦税自廣”。就是説人口多，生產多，賦税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税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這充分説明認識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性，需要的只是常識。恰恰是常識在這一問題上長時間的缺位，使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的人類文明，幾千年的治國理政經驗，中華民族的天理人倫，居然鬥不過一個掌控中國人口的利益集團。

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曾斷言，“人口即命運”。人口規律就是，當面臨問題時，就已經錯過了解決的機會。當人們對人口紅利創造巨大價值歡欣鼓舞的時候，卻對中國新生兒出生率的急劇降低視而不見，好像忘記了人口也有一個再生產的過程。網上瘋傳一篇**《今年春節後****，****這張恐怖的全家福暴露了中國人真正的危機》**。本文開頭的那張圖片就轉自這篇文章。多麼恐怖的場景。如果這個年輕人再找一個和他一樣的獨生子女結合，又會是什麼樣子？這個男孩子揹負着背後的沉重，他的前景在哪裏？我們國家的前景又在哪裏？

 “一孩政策”轟轟烈烈的來了，如今面對中國的人口陷阱靜悄悄的走開，揮一揮衣袖，試圖遮掩住全部的後果，也就是我們姑且稱之為“錯誤”的那個東西。我們只想問清楚，它來自哪裏？閹割掉了什麼，又葬送了什麼？我們更想知道，誰會因為這個顛覆性錯誤被“問責”。我們還有哪些類似的顛覆性“錯誤”。

這個問題需要有人來回答，這個要求並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