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政治致辭如何讓“二老滿意”？_風聞

【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蘇力老師：《修辭學的政法家門》，感謝作者授權推送。若您閲後有所收穫，敬請關注與分享公眾號“雅理讀書”（yalipub）。】

**對現當代漢語修辭實踐影響最大的，在我看來，是近現代的中國革命。**無論是國共合作推動的還是，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羣眾運動和社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基於爭取民意，爭取更多人的認可和支持。與先前改朝換代的統治者爭取的對象不同，這個持續的大革命不排斥傳統知識精英，但必須更多關注傳統政治中根本沒有或不很重要的農民、工人、市民、商人和小知識分子等；他們數量巨大，階級、民族、宗教、職業、教育背景、利益和政治理想非常不同。爭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各種各樣的口頭交流、演説和宣傳，無論是北伐還是抗戰，無論是“土改”還是抗美援朝，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無論是在街頭還是農村，無論是在工廠還是學校。哪怕革命建立的政權不符合民主的“精髓”，毫無疑問，民眾的參與還是大大增加和擴展了。正是這一根本變革促使政治修辭實踐在社會生活中蔓延，主要不是以文字，而是公共言説，用最大多數普通人立馬能聽懂的口語，從普通人有切身感受的問題開始。 現代中國的言説和聆聽主體都不再是相對標準化的士大夫了，受眾開始有了各自的音容笑貌。説話目中無人的時代過去了。與時俱進的時代政治，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言説，自己的受眾，創造了新的修辭實踐，也創造着新的政治修辭。

近現代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傑出的演説家和修辭家，他們留下的公共發言，無論是政治報告、社論、演説還是簡單的致辭，看似傳統的論説文和政論文，卻是傳統中國從來沒有的特殊文體，運用的，有，但主要不是或不限於傳統漢語的文學修辭手段。從這個意義上看，**修辭實踐變革的真正推手不是作者，不是作者的文字和/或口頭表達能力，而是作者心目中無論他自覺或不自覺的廣大民眾。**無論政治文化精英如何批評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政治，都不可否認，自1911年以來，中國是一個共和國，任何政治領袖和精英都必須首先關注和説服普通民眾。 而在此意義上，民眾已經參與了政治決策，並至少成了決定性的力量之一。

這種變化是深刻的，全面的。不僅文學教授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也不僅是政治家、外交家的著名發言； 即使一些“軍人”甚至“粗人”的公共發言，都首先並直接訴諸廣大受眾聽覺、視覺和他們的政治利益和情感認同。1953年9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彭德懷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報告宣稱：“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這是典型的政治修辭，不僅有比喻、象徵和抽象，而且這句話本身就構成一個象徵；在這一特定場合，修辭要素還有彭老總的着裝、身份、形象和語氣，而最具説服力的是他身後翻飛並穿越了上甘嶺硝煙的志願軍軍旗。1965年9 月29 日北京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如果美國擴大侵越戰爭打入中國怎麼辦？陳毅元帥説，中國人不好戰，可如果美國真把侵略戰爭強加給“老子”，“老子歡迎他們早點來，明天就來”；他雙手揪起兩鬢白髮激情地説，“老子已經等了十六年了！老子等得頭髮都白了！”發表時，為了“文雅”，避免“好戰”，《人民日報》把“老子”一一改成“我”或“我們”； 卻還是，甚至只有，這個“川話版”，加之“將軍白髮”，加之中國人很容易想到的拍馬叫陣的虎將張飛、許褚（儘管陳以“儒將”聞名），才有了至今仍令人（普通中國人）動容的強大修辭力量。

哪裏是傳統修辭的遣詞造句、謀篇佈局？哪裏是文學的或語言學的修辭手段？什麼才是真正的政治精英的修辭？近現代中國的社會革命和羣眾運動，橫空出世地，因此是獨立地，創造了在性質上與古希臘作為政治學分支的修辭學更為一致的現代中國的政治修辭實踐。

還可以以毛澤東在1949年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以及1954年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為例。三者都是政治文件，兩篇是開幕詞，讓人一聽就夠夠的了；最後一篇還用了1/3篇幅交代了會議程序。但，

“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盪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説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

“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這些文字簡潔、樸素、雄渾、大氣！朗朗上口，鏗鏘有力。是，這裏有排比，但力量主要不來自排比。這些句子（包括前引彭德懷的句子）很長，還相當“歐化”，與傳統中文無論是句型還是結構都很不一樣；但可以預期，普通農民工人也大致能聽懂這種長句。

它大大豐富和改善了現代中文的表達力。如果不考慮政治立場，僅就語言的感染力而言，這些表達足以打動所有人，即使他未能充分理解，甚或理解了也反對，其中的某些政治主張或命題。 

今天有人，甚至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這與毛（以及其他人）的特殊身份有關。但這一定是錯的，是下意識的嫉妒——似乎當年有他在那裏，就沒毛澤東什麼事了，或是政治意識形態。其實在一些不太重大問題的言説或文字中，毛同樣展示了面對公眾的傑出修辭，即便是一些閒筆或公文。

 你還可以比較一下毛與前後的中國領導人，包括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領袖和蔣介石這樣的政治強人，的許多演説和致辭，就可以發現演説的感染力與演説者的身份，甚至與為之發表演説的事件重大與否都關係不大。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發表的《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

針對的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頂尖重大事件，幾乎天然會喚起浴血八年的中國人的全部複雜情感；但這篇精心的修辭實在缺乏感染力，太委屈這個偉大歷史時刻了。蔣先生，大國領袖，三軍統帥，在開篇中，在中國這個較少基督徒卻有更多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國度內，居然僅僅會同全世界基督徒“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這何止是愚蠢，簡直就是愚蠢！”

政治修辭的新實踐在現代中國已持續將近100年了，但漢語修辭學界，中國社會對此缺乏足夠關注，甚至似乎沒有能力關注，更未從經驗上予以系統總結、梳理和反思，自然更少自覺繼承、發展和創造。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羣眾革命運動已經遠去，社會政治生活已逐步常規化，政治治理已日益科層化，直面羣眾的政治動員稀少了，或日益程式化、儀式化了。另一方面，“反右”、“文革”的慘痛經歷，以及今天開始盛行的“政治正確”以看似對立的方式同樣規訓着政治精英們謹言慎行；王朔的話，就是讓“二老滿意”（老百姓和老幹部/革命）。 **今天的政治領導人，無論是即興還是持稿，表達都遠不如早先的革命羣眾運動領袖鮮明、生動，富有感染力。一個“不折騰”讓許多人眼前一亮； 一個“仰望星空，腳踏實地”引來了太多沒必要的闡釋， 很 “文青”，甚至很“小資”；**而所謂枕邊書《沉思錄》中那所謂的“最經典的一句話”，給人的感覺相同，卻更多出一點矯飾和平庸； 甚至，它很令我想起了蔣公當年的追求。

這是和平建設的年代！這也許是必定甚或值得的代價。 我不迷戀“激情燃燒的歲月”。但我們必須重視並珍視一個偉大年代留給我們的政治修辭實踐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