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王朝》：引起宋美齡蔣經國強烈批駁的美國暢銷書_風聞

【宋時娟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館員，歷史學博士】

1985年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著《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 在美國出版後，很快成為暢銷書，並出了好幾個中譯本（包括新華社內部本）。該書出版後在美國書界和華人社會影響很大，也因其立場和觀點，引起宋美齡和蔣經國為代表的台灣當局的格外關注和強烈義憤，他們一個在紐約一個在台北，就如何批駁該書，商量對策頻繁往來函電，並發動台灣史學界和美國有關歷史學者予以批駁，前後歷時一年多。這場針對《宋家王朝》的批駁，既是蔣宋家族對大眾歷史書寫的不滿表達，也從側面反映了國共歷史分歧和兩岸對峙對台灣國民黨主政者的影響。

《宋家王朝》在美出版和台方反應 

斯特林·西格雷夫，生於美國，成長於中緬邊界，先輩在東方生活了近兩個世紀。早年作為在亞洲的調查記者，服務於美國多家主流報刊媒體。除著有《宋家王朝》一書外，還有《雅馬拓：日本帝國家族秘史》《黃雨》《慈禧太后》《黃金戰士》等。

對於《宋家王朝》一書，西格雷夫自稱為寫作而構思了很長時間，向美國國務院、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和美國陸軍總部借閲了很多檔案，翻閲了時代出版公司和國會圖書館的很多資料，他本人還實地走訪了上海、北京、台灣等地。該書從上海開始寫起，寫了宋耀如的早年經歷和發家、孫中山的革命，一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宋美齡移居美國及1981年宋慶齡去世，全書重點在1949年以前。作為歷史題材的書籍，作者在卷首明確表示：出於某些原因，決定不把《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盧斯夫人、項美麗、陳香梅等宋氏家族的盟友的觀察和“知道的內情”寫進去。西格雷夫的寫作意圖，就是要揭露蔣介石和宋氏家族過去被美化的陰暗面，剝去它們所謂漂亮的羽衣，他還把宋家的成功，歸因於“一些不屬於這個家族的影子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青幫頭子杜月笙以及一幫按他的意旨辦事的人。杜本人幾乎算得上是宋氏家族的成員”。  

《宋家王朝》出版後，在美國書界和學界反響很大，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在《紐約時報》發表長篇書評，很快引起台灣駐美機構的關注，進而引發了宋美齡、蔣經國對該書的強烈憤慨，他們甚而發動台灣史學界和美國有關學者撰文進行批駁。西格雷夫本人並非歷史學者，《宋家王朝》也非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為何引起蔣宋如此強烈的反應呢？

圖 | 1974年春節，宋美齡和蔣介石、蔣經國等家人合影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年近80的宋美齡移居美國，台灣國民黨政權很快移交到蔣經國手上。世易時移，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壓力之下為穩固政權，台灣當局不僅反對“台獨”勢力和大陸的統戰政策，對報紙雜誌上涉及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現代史或有關蔣介石的文章，都非常敏感。此前的江南案尚未完全平息，又出了一本《宋家王朝》，“揭露”的宋家、蔣介石都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緊密相關，台灣當局不會聽之任之的。該書在美出版後，居於紐約的宋美齡或許已有所知曉，但她是在蔣經國來電後才不斷髮表指示和看法的。

3月14日蔣經國致電宋美齡，轉來台灣“外交部”駐美代表錢復電文，稟告並請示“母親大人”。內稱：

《宋氏朝代》一書污衊毀謗實令人髮指，此無疑為“共匪”之所教唆支使。目前對案擬：（一）即就原文研究分析摘出其邪惡虛偽，以便根據第一手史料逐一嚴正駁斥；（二）認為書評仍有必要，因駁辯成書並非一朝一夕之事，為表示適時反應，以免誤解為我方無意反駁，甚而譏為反應遲鈍，故宜先有書評並同時以讀者投書方式，分以中英文發表，較見近效；（三）專書剖析即日開始着手並賦以學術性與權威性，國內方面似可請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同志（再前一任所長即為梁和鈞，梁先生惜已逝世），再由黨史會約同學者專家組成工作小組支援其蒐集資料撰寫綱目，以至內容文字（必要時恐須派員赴史丹福大學研究文舅檔案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有關史料）。美國方面同意錢代表意見，以與紐約州瓦薩學院之吉林教授（DONALD GILLEN）合作為宜，吉林將於五六月來台作訪問研究，如得其首肯，當即進行商研寫作計劃，初稿成編再請劉師舜大使潤色。惟如在歐美出書恐需時二三年，甚至過之。以上擬議，謹請母親指示。如屬可行，當責由黨史會會同駐美辦事處辦理。肅叩福安。兒經國跪稟。三月十四日

宋美齡接電後，3月17日兩次致電蔣經國，短電要求派蔣孝勇到紐約，“面授”與蔣經國商酌之事；長電錶示贊同批駁計劃，連帶再次指責中共的宣傳和陳伯達的《四大家族》“推波助瀾之禍殃”，繼而説“此次《宋氏朝代》為續本，所涉及人除餘及良舅外，均已先後作古，非抨擊之對象，但何以對總理宋氏及父親（即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電文中如此稱呼——引者注）仍攻以褻狎讕言絮絮不休？乃匪利用他人隔江觀火之心理，將過去人物作襯托，希圖打垮國民黨及政府。” 宋美齡的憤怒、悲傷之情躍然紙上，進一步將《宋家王朝》提到“打垮國民黨及政府”的政治層面。隨之，台灣成立專案小組，由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領銜，組織開展對《宋家王朝》的批駁。

圖 | 1985年《宋家王朝》英文版封面

圖 | 1986年英文版《宋家王朝》書封

台灣七位歷史所所長的聯合聲明 

台灣專案小組成立後，加緊史料收集與辯駁工作，基本思路一是撰寫書評和投書；二是慎重撰寫批駁文字以廣告方式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務使讀者得出正確之判斷”；三是約請專家學者從立破兩方面書寫，立的方面以孫中山、蔣介石貫穿全局成書，破的方面“揭穿毛朱劉鄧之邪惡反覆本質為主”(1985年4月5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4月20日，廣告方式的批駁文字完成定稿，台灣七所科研機構的歷史所所長聯合簽名，題為“對《宋氏朝代》（The Soong Dynasty）歪曲中國近代史實的聲明”，台方當天接洽《紐約時報》全美版及《華盛頓郵報》刊登事宜。

中文《世界日報》刊出了《聲明》的中文版。4月28日、5月1日，《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先後刊出《聲明》英文全文。這份代表了台灣史學界立場的《聲明》，開篇就從歷史工作者的眼光判定《宋氏朝代》不是歷史著作，“本不必由歷史工作者浪費心血和筆墨來加以辯正的。……基於歷史的正義感，我們謹向世人鄭重申明我們對《宋氏朝代》一書的立場和看法。”然後從“著者立場偏頗”“敍述錯誤很多”、很多內容缺乏依據、有意抹殺國民黨的歷史功績以及對北伐和抗日戰爭的歪曲等五個方面進行了批駁。

《聲明》文末聯合署名的是台灣七位歷史研究所負責人：呂實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蔣孝瑞（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林明德（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蔣永敬（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宋晞（台灣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柯立德（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呂士朋（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對於七位所長的聯合聲明，蔣經國和宋美齡都表示認可，但各有側重。蔣經國認為：“文字或不免書生之見，然主着眼以維護國父與父親之革命歷史為宗旨，並正面肯定庸丈文舅對國家之貢獻，雖詞温氣和，而實意正理直。” （1985年4月26日蔣經國電宋美齡）聲明刊出前，宋美齡表示贊同，刊出後她又説：“大多數均謂駁斥理由籠統，所言未能入衷。餘則以為七位倉促撰文，不可能詳審全書，如此嚴正聲説已非易易。”(1985年5月14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與七位所長聯合聲明同期完成的書評，如台灣國民黨黨史會副主任委員、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李雲漢撰文《縱談〈宋氏朝代〉》，該文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評價和批駁，李教授也是從“歷史學家的立場”判定《宋氏朝代》“是小説，不是歷史”，具體指出該書“膚淺與偏見”之處和著作人因為“誤解與無知”而產生的多處史實錯誤，最後提醒人們要“冷靜的觀察，理智的判斷”。

圖 | 1985年3月14日蔣經國致宋美齡電文（部分）

來自台灣“歷史學家”們的評判，並沒有影響美國每月讀書會（BOOK-OF-THE-MONTH）對《宋家王朝》一書的當月推薦，也沒能擋住這本書被翻譯到中文世界裏流傳。隨後，台灣又推出了由宋美齡撰稿、黎東方署名的中英文小冊子，繼續對《宋家王朝》進行公開批駁。

宋美齡親自撰文批駁

宋氏家族三姐妹三兄弟中，1985年仍健在的就是宋美齡、宋子良。宋美齡雖長期定居美國，但時刻關注台灣局勢，在很多問題上蔣經國都會向她請示彙報。對《宋家王朝》這本書，宋美齡一方面無法忍受西格雷夫對“已作古”的家人的“抨擊”，另一方面她認為該書在美國出版以及“連篇累牘的書評”系中共“有計劃有目的之污衊破壞”（1985年4月3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她在給蔣經國的電文中，時有言辭激烈之表示，對書中所涉及人物、事件提出她的不同看法，比如3月17日電文中就對黃金榮和杜月笙是什麼人做了一番説明，批駁西格雷夫所言1927年蔣介石到上海是杜月笙一手包辦的“譖説”。  對蔣介石和青幫關係問題，台灣學界聯合《聲明》沒有細緻駁斥，宋美齡在其自撰斥文中有充分體現。

4月底，宋美齡將撰好的英文稿發給蔣經國，“希在各大報紙及台灣英文報紙刊登之”，並告知她所撰駁斥稿，嚴斥西格雷夫為“‘共匪’之工具及應聲蟲”，主要內容是維護“總理”孫中山和“父親”蔣介石，並駁斥西格雷夫關於羅斯福總統幫助中國，不是因為羅斯福先人在華販毒和與宋子文的私人情誼，“主見是父親領導我中國人民所表揚堅忍不拔之精神，有益美國而得軍械援助”。宋美齡自認為“此篇斥文若載諸美國各報，必能使昧於中國情況者對真偽平衡作用”，又“顧惕法庭糾擾，不若由台某商辦報館與此間外國報館有聯繫者登載，免牽涉我政府任何機構也”（1985年4月26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

圖 | 1985年5月1日《紐約時報》以廣告方式刊發的台灣七位歷史所所長的聯合聲明

蔣經國接到宋美齡電報後，為“達到既不觸及法律問題且望能產生預期效果”，以“在中外史學界以及在華僑心目中尚頗有聲望之黎東方教授較為妥適”。黎東方早年畢業於巴黎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時任台灣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黎東方受命後表示，如果允許他就英文原稿稍作深入淺出之斟酌，使能肖其平日一貫之筆調口吻，當樂於同時自譯中文。另外黎將撰寫英文《宋氏家庭》來對抗《宋氏朝代》，“內容重在強調嘉樹公對辛亥革命之貢獻，與母親戰前、戰時、戰後之勳勞，以及庸丈、文舅、良舅不可磨滅之勳績作為主要題材，篇幅二百頁左右，並將在美登記版權” （1985年5月3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宋美齡5月14日致電蔣經國，説黎“若自撰駁文”，必是“有力佳文”，如果要修改，“請告稍加節略時，不可予以削奪，否則沖淡後將失其原意” 。很快，宋美齡撰寫的文稿，英文原稿被稍作修改，中文翻譯“不失原意”，最後以黎東方署名的方式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製，題為“《像一個喝醉的水手：黎東方博士論席格雷夫的〈宋氏朝代〉》”，作為《世界日報》叢書發行。其中8萬冊分寄全美訂户，5000冊分送留美學人及華僑社團（1985年5月17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5月19日，蔣孝勇把黎東方署名的中英文合訂本小冊子面交宋美齡，她對排版以及發行方式非常滿意。她認為“合訂本所用象牙色對面排字大方與典雅悦目，頗有藝術感，且文中字體大小適宜，易於看讀……餘認為此八萬五千冊分後，必有其效果也。匪方定因之亦鍥而不捨，預測將繼續有貶文出現焉” （1985年5月19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這本實際由宋美齡撰寫的小冊子為中英文合訂本，英文28頁，中文16頁。從內容上看，用語犀利，一開始就把《宋家王朝》一書歸結為中共統戰伎倆，對於“洪幫”“青幫”問題、羅斯福援助中國問題逐一進行了批駁。文中夾雜宗教色彩，追述了古羅馬帝國時期天主教思想家奧古斯丁早年的荒誕生活，緊跟其後就談到蔣介石受洗為基督徒的內容，也是別有意味。

“找洋教授”和其他批駁計劃

5月台灣先後重點推出的七位所長聯合聲明、黎東方署名的小冊子，效果並不理想。“為減少對國家之損傷”，台灣方面若干“讀者投書”和“英文書評”陸續寫成並發表，既定的批駁撰書計劃如期進行（1985年5月30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當時，宋美齡在美國注意到CNO電視公司將制映《宋家王朝》，會影響極大，而黎東方要6個月撰成書，“遠水救不及近火”， “須尋得中立分子不斷髮表文字才是”（1985年5月27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其實，3月14日蔣經國給宋美齡電報中，就計劃請美國紐約瓦薩大學（Vassar College）的唐納·吉林批駁撰書。吉林早年曾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費正清的學生和助教（據説後來師生關係並不融洽），1967年出版《閻錫山在山西（1911-1949）》。1985年6月，吉林完成批駁大綱，並很快到台灣，與有關學者商談“兩個偉人”寫作計劃。宋美齡看到吉林撰寫的大綱後，分別於6月12日、17日兩次發給蔣經國評審意見，基本意思就是不太滿意。宋美齡指出大綱中的錯誤，如“再次捏造”蔣介石與青幫杜月笙有不解之緣；希望吉林能對楊虎城之死、鄧演達之死、蔣介石前半生之生活和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均須直陳公諸”，特別是對蔣前半生生活以“不避不諱態度，坦實言之”（1985年6月12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在評審意見中，宋美齡對吉林大綱中提出的286處“須予以闡明或代其作答者”進行了歸類彙總，特別對外國財政顧問和金圓券問題進行了解釋：“在民國廿五年（應為1934年——引者）美國提高銀價，在華外國銀行將我銀元大量運出，因熔化後仍有利可圖，現存諸英銀行。仗其在華之僑民及金融勢力作祟為最，英政府飭令英國銀行派員來華襄助挹注，其派來之Leith Ross（即李滋羅斯——引者）及Rogers。經貝淞蓀之策謀，冀能借外人力量控制財政人士，乃採用告洋狀辦法，再由羅其士面向父親誆説財政當局不可能擔任財經重任，經父親告伊英政府命令在華英銀行必須順手中國政府金融政策及法令，我政府感其誠意，至於人事乃我政府之決定，非外國所能顧問者，若非父親當時堅毅坦誠及高瞻遠矚，未允其請，則我八年抗戰何堪？設想大陸之失，金圓券當負責任，無可諱言。”但大綱問題太多，宋美齡深表無法逐一闡明或作答（1985年6月17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蔣經國將宋美齡意見轉給吉林後，吉林“表示不為人作嫁”，拒絕參與撰書。兩個月後，台方對吉林雖禮遇，但“束之高閣矣”（1985年8月14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在委託吉林撰書同時，由呂實強出面邀請他的老師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參與撰寫“國父與父親兩大偉人”。韋慕庭，中國史研究專家，曾任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歷史，發起中國口述史項目，1976年出版專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9月份韋慕庭到台灣，有過寫作計劃上的溝通，但最後仍婉拒。無奈之下，宋美齡指示蔣經國不必再請美方教授（1985年11月4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圖 | 唐納·吉林著《歪曲中國歷史-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

洋教授們不肯合作撰書，但並不影響他們撰寫書評。11月底，蔣經國向宋美齡報告説，“韋慕廷、馬若孟、顧貝克、葛林（即吉林——引者注）等皆已投出嚴正之書評，惜部分被拒登，部分仍可能以小冊子方式出之雲。（1985年11月22日蔣經國電宋美齡）” 其中吉林著《歪曲中國歷史——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小冊子1986年初由斯坦福大學胡佛中心出版。文章開頭就斷定《宋家王朝》有偏見、不可信，錯誤百出、完全缺乏歷史看法，可以看作是小説而不是歷史作品。正文部分，吉林從“西格雷夫的選擇性知覺”“西格雷夫有偏見的語言”“西格雷夫缺乏史觀察”三個方面進行了批駁。

吉林所撰書評得到了宋美齡和蔣經國的認可。宋美齡認為“中肯宏大有力，惜在某些緊要癥結及關節處因不知事情之底藴，只得冉冉道過而不能一針見血”（1986年4月11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蔣經國電陳宋美齡表示：“雖史實關鍵尚嫌不太詳盡，但能根據席格雷弗謊言逐條辯駁，應可發生若干矯正邪惡毀謗之作用。以一外國人而能有如此持論，已屬難得”（1986年4月17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為擴大影響，台方安排把吉林書評翻譯在《世界日報》發表。

吉林書評出版以前，既定的批駁撰書計劃，仍由台灣學者呂實強、李國祁，外加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俠女士合力進行。同時，黨史會副主任李雲漢教授赴美查閲檔案資料，黎東方的“批判寫作”也在進行。

1985年10月黎東方撰成180餘頁的英文稿，在洋教授們拒絕、“‘共匪’不斷踔厲風發頻仍之際”“無其他撰述可用”之際，宋美齡認為黎書是“及時之作”，希望早日面世，或者選擇重要的內容先行刊出，對西格雷夫書及措辭見解嚴重之謠諑進行有力回答。為支持黎的寫作，宋美齡不僅向蔣經國表示要孔令侃讓出一部分為“姨丈”孔祥熙作傳的資料給黎，還特意説明自己1942年訪美后因華府催得緊，而宋子文在重慶未能及時到美，“只得諏着令侃拋開其進修，承擔文舅之工作。其當時因隨侍餘之左右，經歷其事，故對席書中之歪曲詖辭可作有力反證及解釋”。但對黎之書名字，宋美齡建議用“國父與父親”姓名而不用“偉人”，否則給人偏頗之感（1985年11月4日、11月19日宋美齡電蔣經國）。 

11月20日，宋美齡致電蔣經國，再次對黎東方書中有關史實和人名拼寫進行了糾正，如宋子文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榮譽博士學位是耶魯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的。説孔祥熙晚年“鬱郁客死紐約北部某鎮，實非事實”。孔祥熙去世前有近四年的時間（1962年10月至1966年2月）在台灣居住，當時孔身體不好，宋美齡説“我家中大小均親切關注其飲食起居”。1967年8月孔在美紐約去世，宋美齡在蔣緯國陪伴下赴美參加了葬禮，蔣介石親撰悼文，宋美齡認為悼文“列舉犖犖大者，不煩分別，縷述其摯，悼亡流露無遺。餘當時在美閲文後為之動容” 。兩天後，蔣經國電陳宋美齡，黎東方英文稿多舊聞平鋪直敍不能發生澄清作用已請其改寫。 

1986年1月20日，宋美齡電諭蔣經國，希望對“席仔荒誕不羈”作“有力澄清”。她認為《宋家王朝》中提到的“鴉片特税、倡辦農業銀行固屬事實，但箇中原因大可闡明真相。又，席仔將顧祝同先生與戲院老闆顧竹軒混為弟兄，可笑。而餘在白宮作晤，強欲其供給餘美籍護士小姐三餐，事實上從未有過。彼等不住白宮，從未吃過一頓白宮飯。再説餘每日換被單五次，在二十四小時內，只睡一次，其他時間均有節目會客與羅總統談話，焉有睡五次哉？一般看書者多數均不求真，如稍加思索知全不可能。再書中雲，侍從去芝加哥退旅館事，乃白宮保護人員認為該旅館人雜亂有礙已，另換旅館。餘既為羅氏之客，聽其安排。席仔荒誕不羈，希黎、呂、李三教授及張俠女士，既對中共行徑有深切瞭解，必可作有力之澄清也”。此後，宋美齡除4月中旬和蔣經國就吉林書評交換意見外，不再見她對批駁《宋家王朝》指示的電文。

為批駁《宋家王朝》，台灣學界聯名發表《聲明》，宋美齡親自撰文，找洋教授撰書，據説台灣警備司令部還將此書宣佈為禁書， ⑥這些舉措並沒能阻擋《宋家王朝》在美成為暢銷書，亦未能阻止這本書被翻譯後在中文世界裏流傳。台灣方面除了正面批駁外，還發動學界赴美調查檔案資料，為國民黨領袖孫中山、蔣介石撰書立傳，更加重視整理出版檔案資料，加強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此過程中，宋美齡和蔣經國對大陸學界的學術研討也有所關注。

其實，像《宋家王朝》這樣“為了聳動視聽而忽視了事實” 的歷史讀物，字裏行間都透露着作者的偏好，除了糾正某些具體史實外，作者的立場是難以被一一批駁糾正的。歷經一年多的批駁，效果並不理想，有爭議的書籍反而引起世人的更大好奇。試想，假若宋美齡在有生之年留下自傳或個人口述，如同蔣介石日記一樣，至少可以給世人一個看待歷史的不同視角。豈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