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落槌”：以誰的名義？_風聞

北美東部時間10月8日，幾經周折卻最終有驚無險通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53歲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前地方法院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終於在白宮宣誓就職，從而接替今年7月31日退休的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成為美國現任第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提名人、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宣誓就職現場“代表我們的國家”就提名認證期間“佈雷特本人和整個卡瓦諾家族所被迫忍受的、可怕的痛苦和苦難”向對方道歉。

這與其説是“道歉”毋寧説是“歡慶”和“示威”：因為不論國會、朝野兩黨或普通美國公眾在卡瓦諾提名事件中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是兩極分化、涇渭分明的，特朗普即便作為美國總統，恐怕也不能自説自話地代表“我們的國家”——充其量只能代表“我們國家中支持我的一半人”。

7月份進行的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53%的美國受訪者相信，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作的裁定和其黨派背景無關，且相信這一觀點的民主黨人僅佔38%（相信這一觀點的共和黨人佔比則高達78%）；在決定卡瓦諾提名命運的關鍵性參院表決、以及此前一天參院有關“是否如期進行提名錶決”的表決中，卡瓦諾都以極為微弱的優勢闖關成功，而這個優勢差不多也就是共和黨在參院席位的優勢：參院總共100個席位中共和黨佔51席，民主黨佔49席，而最終表決結果是50:48，共和黨恰好就贏了兩票。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如果説導致卡瓦諾提名通過一度受阻的3樁“陳芝麻爛穀子”、證據鏈明顯不完整的“性侵”或“性騷擾”指控，帶有明顯的民主黨政黨鬥爭色彩，那麼隨後卡瓦諾有驚無險地一路闖關，則是被共和黨以性質相同、立場相反的政黨鬥爭邏輯“保駕護航”所致：一度被認為“可能立異”的寥寥幾位共和黨參議員中，僅有被中期選舉選區形勢所“綁架”的穆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最終投了反對票，柯林斯（Susan Collins）倒戈投票贊成，弗萊克（Jeff Flake）則棄權，而民主黨參議員中也僅有同樣被所屬選區形勢“綁架”的曼欽（Joe Manchin）投了贊成票。

儘管總體上站在自由派一邊的美國主流媒體一直為阻擊卡瓦諾不遺餘力地奔走鼓呼，儘管同樣自由派佔上風的部分大學撤銷了授予卡瓦諾的榮譽或合作機會，儘管自由派活動人士直到最後一刻仍在國會外大搞“行為藝術”，但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歸於無用：這一切看似熱鬧實則無效，因為大法官提名按程序僅由參院那區區100人有權取捨——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連補救的機會也近乎沒有，因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除非自行退休或犯有重大刑事罪行，否則將終身任職。

此次卡瓦諾提名事件表明，許多人低估了共和黨內部在戰略性問題上的團結。

一些人曾以為，鑑於特朗普和共和黨建制派間兩年來相處的磕磕絆絆，主要由建制派和“茶黨”控制的參院共和黨黨團會在卡瓦諾提名問題上發生分歧和內訌。但從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納（Mitch McConnell）不惜自相矛盾也要確保卡瓦諾強行闖關（2016年時任總統奧巴馬Balack Obama試圖提名加蘭Merrick Garland替補大法官，麥康納以找不到確切根據的“選舉年不宜增補大法官”為由加以杯葛；但此次同樣是選舉年，民主黨人以“麥康納前例”為由要求推遲一年增補大法官卻被麥康納爾本人拒絕）、參院象徵性地僅推遲一週表決（這就斷絕了民主黨人將表決拖到中期選舉之後，寄希望於本黨通過中期選舉奪回參院多數的念頭），到兩次關鍵性表決關頭共和黨團近乎一邊倒的投“黨派票”都表明，共和黨內各派系對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基本態度是“小罵大幫忙”——枝節問題不妨爭執，但戰略性問題一定“旗幟鮮明”。

正如許多分析家所指出的，卡瓦諾的共和黨屬性既鮮明又堅定，且和共和黨內各派都有密切關係：他是前總統、建制派代表人物小布什的親戚，又被兩個重要保守派組織——聯邦黨協會（Federalist society）和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公開力捧。共和黨各派的觀點和利益有諸多差異，但卡瓦諾卻能在很多層面維護共和黨不同派系的利益和聲音，大到特朗普的“通俄門”和可能的彈劾，小到同性戀問題、墮胎問題，等等。

隨着卡瓦諾的入選，總數9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已形成保守派5、自由派4的格局，且這一格局在短時間內很難被打破，甚至有可能被進一步強化：最年輕的兩位大法官、2017年當選的戈薩奇（Neil Gorsuch）和卡瓦諾（Stephen Breyer）都是保守派，也都是特朗普所提名任命，而最年長的兩位大法官——85歲的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和80歲的佈雷耶卻都是自由派，如果特朗普任期足夠長，屆時民主黨和自由派恐怕還將不得不為避免“票差”被進一步拉大而使出渾身解數。

很顯然，這實際上是一次“以黨派的名義”完成的任命與祝福，卻被特朗普和共和黨理直氣壯、事實上也完全合乎遊戲規則地加註了“美國的名義”。

芝加哥大學憲法專家施維因（Steven Schwinn）和弗吉尼亞里士滿大學法學教授托比亞斯（Carl Tobias）等人指出，這種以“美國名義”出現的“以黨派名義”，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美國社會的仲裁公平性，影響千萬美國人的日常——要知道每年提交給最高法院的案件高達8000件以上，而被遴選出來加以審理仲裁的不過100件左右，甚至無需在裁決上做任何手腳，僅僅“按喜好挑選案件來審理”，就足以改變許多重要的、關鍵性的結果。

但規則如此也只能是這樣的結果，民主黨人離下一次“反悔”的“時間之窗”為時尚遠——且他們至少應先想辦法把參院的多數席位給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