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幕後英雄梁翹柏：做音樂，這時代或許還不算太壞_風聞

1991年，在Beyond那場經典的91演唱會上，有一個男孩戴着黑白格子的棒球帽，穿着白襯衫，站在燈光不太亮的舞台後方，他的臉上始終帶着淡淡的微笑，一臉温柔地看着台上的Beyond，心甘情願給他們唱伴唱。

唱到最後一首歌《光輝歲月》時，黃家駒介紹樂手：“那個戴帽子的靚仔，梁翹柏，浮世繪的主音歌手。”

那個“靚仔”彎腰鞠躬，帽子卻不小心滑了下來，遮住了臉。他倒也不把帽子拿開，就這麼不露臉地被點了名，然後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舞台中央，站到家駒的身後。

這個戴帽子的男孩是黃家駒的好友，十幾年後，他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電視節目上，他就是《我是歌手》、《幻樂之城》上的音樂總監，梁翹柏。

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那個被黃家駒痛批“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樂壇"的時代，歌星們都在翻唱日本的曲子，直接拿過來填上粵語詞，簡單、紅得快。而夾band（粵語，意味”組樂隊”），被認為是最沒有出息的選擇，大家都不賺錢，也不可能賺錢。

正是在那個時候，黃家駒組建了Beyond，梁翹柏組建了“浮世繪”，同時期還有“達明一派”、太極、小島樂隊等，他們堅持做原創，後來一度在香港掀起一陣組樂隊的浪潮，為香港樂壇撐起了另一片不同顏色的天空。

梁翹柏與黃家駒在那個時候成為摯友，樂隊之間的成員也經常互相“串門玩”，今天你來我的隊裏幫忙彈個吉他，明天我幫你唱一唱和聲。那一段和好友們沒日沒夜地在一起玩音樂、狂練吉他的日子，是梁翹柏心中對於青春最美好的記憶。

▲Beyond的《再見理想》中的其中一句歌詞，出自梁翹柏的手筆。

玩樂隊不賺錢，大家只能一邊打工一邊玩。當時黃家駒和梁翹柏的正經工作是保險推銷員，一起賣保險的還有beyond的鼓手葉世榮。

▲你能找出這張照片裏面的梁翹柏、黃家駒、葉世榮嗎？

那時候黃家駒住在蘇屋邨，是香港的公共屋邨，黃家駒一家蝸居在其中一個面基窄小的單位。

每天當日上三竿，身穿西裝，手提皮包的我都會懶洋洋地走到他住在蘇屋邨的家。那時候他永遠都是上身光着，下身穿上一條直紋或碎花的大短褲，架上一副金絲眼鏡，頭髮散亂的，比我更懶洋洋地打開門。

不記得是誰首先提出，反正結果都是一樣，我們都會因一些毫無説服力的藉口而取消了原定到各工廠大廈推銷保險的計劃。在他家聽聽唱片，拿起結他玩玩音樂，已經是每天指定的“早課”。

人生得一知己，是一大幸事。梁翹柏與黃家駒，一個自然奔放，隨性靈動，另一個則温文爾雅，創作時帶有濃郁的學院色彩，兩人如高山流水遇知音，惺惺相惜。

一談起音樂，我們都會有説不完的話題。有很多個晚上，我們會在尖沙咀那間早已結業的“新馬賽餐廳”， 與友人一起喝着因無數次加衝熱水而變得越來越淡的奶茶談天説地，而我們對音樂的熱情卻越來越濃。

萬萬沒想到，就在91年演唱會兩年後，黃家駒在日本跌落舞台，意外離世。

在很多人眼中，家駒是樂壇奇才，是音樂先驅，是樂隊文化的英雄，是社會現像，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在梁翹柏眼中，除了以上的一切之外，他更是一位重要的好朋友，是梁翹柏成長的一部分。

2008年6月10日，是家駒的生忌，梁翹柏情真意切地寫下長文**《我和家駒的二三事》**，懷念舊日與他之間的點點滴滴：

假如有人把悼念變成投資，將思憶當作宣傳；今夜，我我會選擇默默地懷想……我的亡友。我想這次再不會被視為一種出風頭的行為了罷。就在此時此處，夜闌人靜時，我寧願啓動着計算機，接上尼斯湖的 live-cam ，看着風景怡人的湖光山色，獨自整理一幕幕私人的記憶片斷。一切真實與否我都不需要向別人交代。而我知道，起碼，你，一定會懂……

梁翹柏與劉志遠等人於1985年組建浮世繪樂隊，後來歷經幾番成員更替，一共只出版了一張EP《憂傷都市》（1985） ，兩張大碟《愛花的少年（1989）、《知道不知道》（1990），就早早地解散了。

有別於當時香港滿大街的流行曲風，也有別於beyond、太極等同時期樂隊們玩的搖滾曲風，浮世繪的風格更為前衞，頗有末世搖滾的意味。他們用多種樂器和音色，營造一種迷幻氛圍，他們的作品滿溢着藝術家的氣息，那是一種勾引人卻不媚俗的華麗氣質——而當時才不過是二十世紀80年代。

有記者曾問梁翹柏： “在那麼一個黃金時代，卻成為了小眾音樂，最後解散，會覺得焦慮嗎？”

他很調皮地笑：“每天都很焦慮，我一直都很想大眾，或者覺得自己非常大眾啊！我一直搞不明白為什麼我不受歡迎。”

自己喜歡的音樂得不到市場認可，恰好這時香港電影蓬勃發展，1992年，梁翹柏在經過慎重思考之後，決定索性轉行，到美國紐約修讀電影研究。

梁翹柏留學的第二年，1993年6月，黃家駒在日本墜台逝世，也終結了香港搖滾的輝煌時代。

當梁翹柏畢業之後回到香港，又遇到了香港電影發展的低谷期，兜兜轉轉，梁翹柏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這時一個以前組樂隊的舊友，此時已經成為了唱片公司高層，他問梁翹柏：“有個新人，你願不願意幫她做專輯？”

梁翹柏説好。

那個新人就是盧巧音。

從1999年盧巧音的第一張個人專輯起，梁翹柏與盧巧音一直合作無間，為盧巧音打造了好幾張水準遠高於市場品味的概念專輯。2005年的《天演論》，雖不討好市場，但卻被稱是製作精良至堪稱無與倫比的神專，足以在港樂史上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式轉戰音樂幕後的梁翹柏，還給陳奕迅寫了《紅玫瑰》、《白玫瑰》，給王菲製作了《光之翼》……也開始頻繁擔任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梁翹柏説，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懷才不遇。

從自己的樂隊到為他人制作專輯，到底要不要討好市場，彷彿是一個千古難題。梁翹柏卻很淡然，堅守着自己的底線：“我不想做一個很‘濫’的製作人，不要以為自己做出來沒人聽到，其實只不過聽到的人的言論還沒到你耳邊而已。我不想要寫一首歌大火，但第二年已經沒人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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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濤籌備第一季的《我是歌手》時，邀請梁翹柏去做音樂總監，信誓旦旦地對梁翹柏説：“我想要做一個演唱會水準的音樂節目，要最好的樂手、最好的音響，編曲什麼的統統都要做到最好。”

梁翹柏心中偷笑：“每個電視台都是這麼講的啊，難道你會和我説你想請三流樂隊，來做一個三流的音樂節目嗎？”

梁翹柏的對洪濤的不信任，大概是有幾分幕後工作者的“妄自菲薄”。對一個音樂現場來説，最好的樂手、最好的音響，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錢。而在一個電視節目裏，大家只看到歌手穿着漂亮的衣服從燈光底下走出來，怎麼會有電視台那麼傻，要把大量的錢投在燈光照不到的樂手和音響上呢？

梁翹柏試探地問：“好比説我編一首歌，要用豎琴，是用真的豎琴，可能很貴，也很難找。”洪濤還是一臉的信誓旦旦：“沒問題，你儘管去想你需要什麼，我都會盡可能地配合你。”

梁翹柏於是知道，這事能成。

隨後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爆紅，這時全中國才知道，有個人叫梁翹柏，有一種職業叫音樂總監。

這一年，時代已經和他十五六歲玩樂隊時很不一樣，唱片店接連倒閉，多棲藝人遠多於“純歌手”，人們願意拿100塊去看一場電影，卻不願意拿50塊去買一張實體專輯。

在《我是歌手》，梁翹柏帶領着全中國最好的樂手團隊，他把與樂手的合作稱為“迴歸”：“現在很多音樂可以被電腦代替，我們想要一個豎琴的音質，電腦就能給一個豎琴的聲音，大家就忘了豎琴是長什麼樣子的。我希望有樂手能在電視上，透過一個流行的形式把這些記憶展現出來，讓大家知道自己一直聽到的那個聲音是假的。我想讓大家聽見真的聲音。”

儘管梁翹柏認為不能靠電視台救樂壇，但他覺得，這時代或許還不算太壞。

沒有好或是不好，因為沒有退路，不能回頭。

我覺得甚至可以説這個時代太好了，無論你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或者沒有公司，你都可以有曝光率，因為媒體就在你自己身上現在，你是個人媒體，你自己可以有不同的平台去發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最怕的是你沒有東西表達而已。

然後你説不紅，不紅就太多理由，做音樂是不是一定要紅？很多人聽到就OK了。

如果很多人聽到，但是對你沒有興趣，可能兩個方面，第一就是你的受眾羣不是大眾，如果你覺得OK，我的受眾羣是小眾，你做小眾音樂，他就沒有問題；如果你的受眾羣是大眾，大眾都不關注你，那你要問問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你是不是適合這個行業，或者你的期待是不是太高？

所以不關時代的事，我覺得是關個人的事比較多。

梁翹柏是典型的工作狂，為《我是歌手》工作的那幾年，他頻繁往返於香港、長沙、北京，每天只睡3、4個小時。

節目彩排的時候，他一屁股坐在燈光照不到的樂手池裏，一坐就是一天，腦子和嘴巴卻不能停下，需要不停地和樂手、歌手、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溝通，這一首歌在排的同時，他已經要分一部分的腦細胞去思考下一首歌彩排的安排——“好比我現在有十個鍋在咕咕地煮着，但我只有三個鍋蓋”，一期節目彩排下來，梁翹柏往往累到精疲力盡。

有人問，是什麼能支撐他這麼痴狂於幕後工作？

梁翹柏説：“不必介意所謂的幕前與幕後，我做音樂工作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好玩。”

從業數十年，依舊能對自己的工作能給出“好玩”這樣的評價，併為之痴狂。也許，這就是在這個時代，梁翹柏依舊能讓人喚起對音樂最初的那一份感動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