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華民族血脈的深處 ——西拉木倫河畔的歷史評彈_風聞
谭吉坷德-2018-10-11 11:28
■ 譚吉坷德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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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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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河孕育了一種文明，催生了一個民族的燦爛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這條河就是西拉木倫河，中華民族的又一條母親河。
8月初的一天清晨，帶着朝聖者般的崇拜，我走入了空氣中氤氲着帶有些許泥土濕氣和草木芬芳的西拉木倫河大峽谷。冥冥中似乎有一個空靈的聲音在指引我走過去，走進西拉木倫河的源頭，走進西拉木倫河的河水，走進五千年前中國文明的一個起點。
1989年，蒙古族的台灣詩人、畫家席慕蓉在兩岸溝通後第一時間來到西拉木倫河畔，這位海外遊子長跪在第一次見到的母親河邊，深情的親吻着河畔的土地，淚流滿面，寫下了傳世的《父親的草原 母親的河》。
我不是蒙古族，也沒有席慕蓉的才情和心結。但是當我走進峽谷，第一眼看到峽谷中兩側怪石嶙峋的玄武岩斷層和掩映在樹叢、灌木和青草下面，平靜得宛如熟睡了的嬰兒的河流時，似乎猛然間被一種巨大的能量控制，內心充滿了一種純潔的敬畏。在天風徐來、野花飄香的峽谷裏，大地深處似乎縈繞着一絲神奇的梵音。它使我深深的屏住了呼吸，唯恐打破眼前那種近乎神聖的深沉、靜謐和含蓄。我知道，我正在走入被五千多年生命和文明簇擁的歷史。從這條歷史走廊中流出的，正是名聞遐邇的紅山文化、草原青銅文化、遼契丹文化和蒙元文化。我的耳邊似乎又響起了《父親的草原 母親的河》那滄桑浩蕩和略帶淒涼的旋律。
位於在大興安嶺南端的這條寬闊的大峽谷，並不是河流沖刷而成，而是因為大地在這裏斷裂了。地質學家稱之為西拉木倫深斷裂，峽谷由西向東延伸，長340公里。峽谷兩側的羣山儘管距離很近，卻是一道鮮明的自然分界線，分別屬於大興安嶺和燕山兩組不同的山脈。
太陽昇起來了，陽光任性的掃描着峽谷裏蒼莽的石壁，頑皮的拂去大地上的露珠，又從青草和黃色的野花上拂過，像幾千年來一樣，將它那帶有大自然體温的光華投射到了河水之上。峽谷中很快升騰起了一股若有若無的霧氣，於是天地之間就有了又一次新的默契和旖旎。
在那靜謐蒼茫的峽谷盡頭，陽光和河水歡愛後誕生的霧氣裏，像草原騎馬漢子一樣質樸的西拉木倫河飄灑出濃郁醉人的史詩氣息，紅山文化這一華夏的史前文明正是在這裏奔湧而出，濫觴在西拉木倫河下游天高地遠的遼河大地。
這是一條充滿歷史印記的文明畫廊，走過它，可以勘察到人類的歷史，可以找到中華民族北方族系一路走來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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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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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倫，一個神秘得令人不敢褻瀆的名字。
西拉木倫河，蒙古語的意思是“黃色的河”。西拉木倫河流入平原地區後被稱為西遼河，全長1250公里，流經內蒙古、吉林、遼寧三個省區，最後匯入渤海。這條“黃色的河”就是紅山文化和遼河文明的起點。《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把它列為中國六大河流之一。酈道元在 《水經注》當中對它也有過記載。歷史上曾稱之為饒樂水、潢水、吐護真水、遼水、大潦水、巨流河等名稱。在中國古代的史書中，這些名字時常見諸典籍。
中國的歷史編年有一件繞不過去的尷尬。中國與巴比倫、埃及、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都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國都已經擁有了五千年前後的考古發現，而中國只有夏商周以後四千年文明的考古證明，中華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對於這短缺的1000年，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上只能用“此時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呈現出了文明的曙光”這樣的字樣來推論和描述。這不免使中華文明的起源顯得有些混沌不清，來歷存疑。史學領域內的“中華文明西來説”“非洲起源説”也一度甚囂塵上。中華文明是本土化的還是“舶來品”，中華五千年原生型文明的證據究竟在哪裏，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國度的“天問”。
發軔於西拉木倫河流域內8000——5000年的人類文明是中華民族歷史文明最絢麗燦爛的一章。紅山文化大量的考古證據證明這是一條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原生性和創造性。
西拉木倫河下游紅山文化的挖掘，特別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稱作“中華文明史新曙光”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發現回答了中國起源這一天問，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找到了確鑿的考古證據，把中華五千年文明傳説中空缺的一千年落到了實處，為中華文明史找到了源頭。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距今大約5500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築。出土文物精美絕倫，世界罕見。紅山文化使中華文明有了可以與古埃及金字塔、古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文明遺址並列和媲美的文明標記。紅山文化明顯是獨立於黃河文明，獨立起源的文明，其文明程度甚至高於同時期的黃河流域，屬於在當時極其先進的文化。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價值和紅山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直根系”的觀點得到了國內外考古學界和國家文物局的廣泛認可。
西拉木倫河流域南北兩側遠古文明的遺蹟隨處可見。由西拉木倫河孕育，濫觴於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的紅山文化現已發現遺址近千處，其燦爛的遠古文明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向世人昭示， 在史書中素以蠻荒著稱的北方，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遺存。
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體驗到了“懵逼”後的欣喜若狂和幸福，海內外億萬中華兒女漂泊的心緒在西拉木倫河和牛河梁上找到了憑依，寧靜了下來。 紅山文化實在是充滿了太多的神奇和驚喜，它的全部神奇告誡我們，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超出人們的想象，對中國歷史文明起源的認知，我們一直都還在跋涉的路上。
龍是中華民族發祥的文化象徵，也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圖騰。中華第一龍沒有出土在中原地區，也沒有出現在其他地區，而是出土在這裏。這裏出土的5500前充滿宗教神秘感的c形玉雕龍被公認為是中華民族最早期的民族圖騰符號，再一次征服了作為龍子龍孫的我們。這條玉龍墨綠色，有四種動物的特徵，鹿眼、蛇身豬鼻、馬鬃，形體酷似甲骨文中的龍字。玉龍形象帶有濃厚的幻想色彩，已經顯示出成熟龍形的諸多因素。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雕龍和玉豬龍造型獨特、想象大膽、工藝精湛、圓潤流利、生氣勃勃，神秘意味濃郁，兼具美感和宗教神秘意味。龍的題材是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內容。龍的起源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時代的肇始緊密相關。散發着神秘氣息，極具動人心絃魅力的紅山玉雕龍和紅山玉豬龍對於研究中國遠古的原始宗教和文化有着非比尋常的意義。
這裏是五千年前最早的古文化和古城古國，説明在由氏族向國家過渡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這一區域走在了中華民族的最前列。已逝的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蘇秉琦先生對此的描述是，“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過程在燕山南北地區比中原地區看的清楚的多，而且先行一步”。紅山文化的發現，使西拉木倫河流域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並列成為中華民族的三大源頭。
女媧補天是每一箇中國人都熟知的傳説。牛河梁女神廟遺址的挖掘讓人們驚喜的獲知這裏的許多重要發現都與女媧有關，可以清晰的看到母系社會和母權制遺風的清晰痕跡。牛河梁女神帶有肢骨的黃土塑像和古籍記載中的女媧的第一大功勞“摶黃土作人”的驚人相似給人一種難以抑制的心靈顫慄。有專家乾脆把這5500年前的中華民族女性祖神雕像稱作“東方維納斯”。蘇秉琦先生認為這是“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對中國上古時代的社會發展史、傳統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考古學家們大量科學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是印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
《史記》是中國歷史的鴻篇鉅著。《史記》開篇便是《五帝本紀》。然而由於沒有實物證據，一直以來五帝特別是五帝之首黃帝的時代只能作為一個歷史傳説存在，和中國上古時期其他的神話故事沒有什麼區別。由於歷來侷限於從中原地區尋找黃帝，黃帝的探尋一直在一條死衚衕中逡巡。史學家們已經注意到古史中記載黃帝族的活動多與北方地區有關，如黃帝族“往來遷徙無常處”的習俗，黃帝與炎帝、蚩尤在華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的激戰，周初封黃帝之後於燕山腳下的薊都説明黃帝族是一個和遊牧有關的北方氏族。考古發現，紅山文化與黃帝的歷史實際存在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證的地方。蘇秉琦先生在《論遼西河考古》中提出“《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這一結論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贊同，他們認為，正是黃帝部族創造了紅山文化，黃帝的族源和祖庭就在今天的紅山文化區域。
玉器崇拜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顯著標志。人們賦予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並將其昇華為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象徵。紅山文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玉文化中心。中國最早的玉器，發現於距今5000——6000年前的紅山文化興隆窪遺址。科考成果顯示，以“中華第一龍”紅山C形玉雕龍為標誌的紅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的巔峯，從而證實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而並非僅僅是傳統的黃河文明。當代考古大師蘇秉琦先生為此做出了“玉龍故鄉，文明發端”的論斷。
紅山文化的遺存，特別是牛河梁的史前奇觀，使人們確信這裏曾經存在着一個屬於中華民族的神秘的王國。考古挖掘證明，這是一個目前能夠看到的最先走出了原始氏族公社，跨進了一個新時代的中華文明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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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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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方草原民族的歷史表明，幾乎所有北方少數民族，都發端於西拉木倫河北側的大興安嶺一帶。西拉木倫河兩岸的紅山文化中印滿了古代先民艱難跋涉的足跡。 這些中華先民在惡劣的大自然環境中風餐露宿、寢氈枕石、櫛風沐雨的遺蹟，再一次對古籍中中華先民“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艱難創業做出了最好的註釋。
紅山文化的出土和科考結果，使史學界、考古學界大多數人都接受了紅山文化應該是黃帝及其部族所創造的文化，紅山文化區就是黃帝的軒轅古國。《山海經》就記錄這裏有軒轅之丘、軒轅國。包括蘇秉琦在內的很多考古學家和史學家認為軒轅之丘就是今日的牛河梁遺址。黃帝部族的圖騰除了龍之外還有三種，分別是熊龜鳥，而在紅山文化區的挖掘中，這三種圖騰的玉器均有出土，有力的佐證了黃帝圖騰與紅山文化的共同之處。
西拉木倫河流域的南北兩側是中國史前文化的重要高地，遠古文明的遺蹟隨處可見，中國古代的先民們在這裏留下了清晰的歷史足跡，諸多的中國歷史主體人羣在這裏萌芽、發展並逐步南遷，一部分西上和北下。在他們的足下，留下了中華民族成長的堅實印跡。
史學界、考古學界在長達近百年的科考、論證之後，形成了紅山文化是史前殷商文明源頭的主流觀點。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就曾推論，商人起源於中國東北。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説》、金景芳的《商文化起源於我國東北説》、黃中業《從考古發現看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翦伯讚的《殷族與史前渤海灣諸氏族的關係》等一大批考古學和史學論述爭先恐後的確認了中華民族北方族系的起源和走向，證明了紅山文化是殷商文明的基礎和前提。《史記●殷本紀》的記載也證明了紅山文化屬先商文明，同時記錄了這一文明逐步南遷進入中原的過程。商朝滅亡以後，箕子率領族人北上東進在朝鮮建立箕子王朝，其實就是回到東北老家。一直到了商中期玉器上的龍形，仍然驚人相似的保持了紅山文化玉龍的原始形態，顯示出了兩者之間共同的圖騰信仰和族源上的淵源關係。
西拉木倫河和其下游的西遼河堪稱中國的“兩河流域”，這裏留下太多的中國史前文明，也留下了諸多中國北方族羣肇始和演化的痕跡。
許多考古學家、學者認為秦人的祖居就在遼河上游的西拉木倫河，確切的説是在西拉木倫河的支流百岔河。在百岔河中下游近百里的崖壁上，共有九處48組和鹿有關的巖畫。在陡峭河岸垂直壁立的玄武岩上，二百多幅連綿不斷的巖畫，是先民從六千多年前開始留下的遺蹟。考古學家王德恆認為，這些已經確定為繪於先商時期的巖畫是秦國的先人繪製的。巖畫中的鹿是鳥首鹿身，是由鳥圖騰氏族和鹿圖騰氏族相互融合的複合圖騰，國外的考古學者也認為，這一圖騰是由兩個部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創造出來的。鳥首鹿身恰恰就是秦國始祖的形象。百岔河巖畫形成的時期，這裏居住的是後來東胡和鮮卑的祖先之一的戎胥軒，這是一個以鹿為圖騰的少數民族。《史記●秦本紀》中有一句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以鳥為圖騰的秦人先祖和以鹿為圖騰的東胡始祖戎胥軒是通婚的姻親，共同成為後來的秦氏先祖。這一中華民族遠古祖先薪火相傳的結論而得到了很多古史典籍和考古成果的佐證。
東胡是中國東北部的古老遊牧民族，由於居住在匈奴之東而被史書記載為東胡。早在商朝時期就有東胡的活動記載，春秋戰國時期更是強盛一時的北方民族。它的活動區域主要在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西拉沐淪河流域紅山文化的挖掘證明了東胡的先人在這一帶的活動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東胡從有史記載以來，一直是一個強大的部落。匈奴冒頓單于時期大破東胡，東胡部落聯盟瓦解。但是，東胡各族並未就此消亡，後來在北方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烏桓和鮮卑就是東胡主要的部落集團。
植根於西拉木倫河流域的東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除了東胡、烏桓、鮮卑之外，還有由鮮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禿髮、吐谷渾各部。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部族的融合分化， 柔然、庫莫奚、契丹、室韋、蒙古也逐漸的登上了歷史舞台。現在的蒙古族語就源自東胡語言，和鮮卑語言相去無幾。在西拉木倫兩岸尋覓，將目光灑向黃河流域和歐亞大陸，中華民族北方族系的起源與傳承、融合與遷徙的痕跡會令人驚歎的逐漸清晰。
這些部落和民族，在不同時期扮演過不一樣的角色。這些被中原漢族冠名為“夷狄”的部落和民族在已有典籍記載的歷史長河中不時閃過。由於這些北方草原遊牧民族文字的不成熟和中原文化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排他性，他們的很多活動被淹沒在了歷史長河之中，令人遺憾的使他們五千年來的歷史足跡時斷時續，殘缺不清，有時甚至撲朔迷離。
古代史籍的研究表明，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以建立政權機構為標誌的政治文明史已達2300餘年。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為中心的鮮卑族。這個北方遊牧民族2世紀時佔據匈奴領地，稱雄塞北。4世紀西晉滅亡後，鮮卑陸續在今天的中國北方建立前燕、代國、後燕、西燕、西秦、南涼、南燕及北魏等國。北魏時期，鮮卑入主中原與南朝對峙。創造了古代中國文明高峯的隋唐兩朝也深受鮮卑民族影響。
建立遼國的契丹族源於鮮卑的柔然部，在中國的五代十國和北宋時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統治中國北部長達三百餘年。唐朝後期契丹在西拉木倫河和遼河流域建立了遼國，是一個與漢族政權宋朝分庭抗禮並逼迫其稱兄納貢的強大王朝。契丹建立的遼國強盛時期，其疆域東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長城，北絕大漠。遼國的軍事力量與影響力同時還涵蓋西域地區，是中國連接歐亞文明的重要承擔者。西部歐亞國家，包括俄語在內的斯拉夫語系和拉丁語裏，中國一詞的發音一直是契丹（Kitaia）。契丹的祖庭就在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交匯處不遠的木葉山上。遼國的國都是上京，設立在西拉木倫河畔，所以又名臨潢府，取其臨近潢水（西拉木倫河）之意。西拉木倫河中游，有遼代歷史上著名的潢水石橋，是遼上京、遼中京的交通要衝。遼宋交好的120年間，雙方先後派出1600多名正式使者出使對方，均由當時的高官擔任。人們熟知的包青天包拯、大文學家歐陽修、大科學家沈括、著名詩人蘇頌、蘇轍，權傾當時的蔡京、高俅、童貫都從這座橋上走過。
契丹民族雖然已經消亡，但他所創造的文化遠沒有消失。在今天的西拉木倫河和遼河文化中，仍然流淌着契丹人的血液。從內蒙的科爾沁，赤峯、通遼，到遼寧的阜新、彰武、康平、法庫，大家都認為自己這裏是大遼故里，並將其作為對外宣傳的頂級品牌。
西拉木倫河上的潢水石橋今已不見蹤跡，草木葱蘢之中千年前的路徑時隱時現、時斷時續，像極了另一時空中北方草原民族的來路。天際處不時飄來的蒙古長調高亢遼遠、跌宕悠揚，那旋律中有一絲蒼涼和失落的傷感，似乎是在輕輕地撫摸着歷史的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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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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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是孕育人類和文明的搖籃，任何一種人類文明的背後都有河流的身影，這些河流同這個民族的文明和歷史總是那樣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西拉木倫河流域孕育的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歷經數千年經久不衰，並同中華民族整體文明緊密相連，創造了世界遊牧文明史上的唯一和奇蹟，顯示出了獨特的內在創造力和文明力量。
在 “正統”唯心史觀和傳統蠻夷之分的約束下，中國古代的史學家一直認為只有黃河文明才是中央之國的唯一來源，甚至連長江文明的發軔，也是由於黃河文明的輻射所致。司馬遷更是在《史記》中為長江流域的南方諸侯，續寫了來自黃河流域的家譜。 這種中央之國文明起源唯一來自黃河流域的大一統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史學領域中的“聖經”。這是一種非常狹隘和封閉的思維，這種思維的危險性就是它很容易將中國變成中原之國。
中國史學典籍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重政治、輕經濟；重正統、輕邊緣；重皇權、輕黎庶。這一點，從《史記》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使得歷史看起來更像帝王將相的家譜，從而忽略了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文字和語言歧視也是中原王朝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們給北方草原民族起的名字分別叫做鬼方、混夷、獯鬻、戎、狄、胡、匈奴、鮮卑等等，文字中的鄙視和傲慢顯而易見。
越來越多的考古成果證明，黃河流域並非中華民族的唯一起源地，中華文明是多種文明融合的結果。同黃河、長江、珠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樣，起源於西拉木倫河的遼河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母親河。
當視野跳出黃河流域這一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華民族的歷史文明就顯得多彩紛呈，視野也就開闊起來。事實證明，中華民族的始祖，也不都是黃河中下游的“原住民”。夏、商、週三族中商朝是北方民族，周朝是西部民族，都是“外來户”。他們交錯的存在，相互影響和融合，凝聚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祖先。 這也就是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國文明多元一體化”的結論得到歷史學界、考古學界、人類學界大多數人贊同的主要原因。
中華民族原本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解釋作為中華民族象徵的龍的形象時説，龍是蛇加上各種動物而形成，它以蛇身為主體，“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毛，鬣的尾，鹿的腳，狗的爪，魚的鱗和須”。這意味着以蛇圖騰為主的遠古華夏氏族在戰勝、融合其他氏族部落的同時，還不斷融合其他部落的圖騰而逐漸演變為龍。以龍為圖騰的遠古炎黃部落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單一民族、單一血統的中華文明。
中國和西方的史學界一直都有“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的碰撞產生文明”的理論解説。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王朝的興衰更替，同統治北方草原主體民族的更迭，常常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關係。從南北朝、隋唐時期開始，契丹建立的北魏、遼國、女真人建立的金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後人滿族建立的清朝，前後總計一千多年。中國編年史的一大半時間是在北方草原民族的影響下發展過來。這一影響本身就是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內容，雖然這個過程充滿着血與火的洗禮和慘痛的創傷。
一部中華民族史，就是以遊牧文明為基礎的北方遊牧民族同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中原漢族之間，兩種文明的衝突、融合，再衝突、再融合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文明主體就是在這兩種文明的衝突、融合和興亡承續中得到確立並逐步明確它的價值意義。黃帝和炎帝就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衝突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自北方遊牧部落的黃帝和來自西部農耕部落的炎帝在今日京郊延慶縣境內的阪泉村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戰”。勝利後的黃帝被諸侯尊為天子，成為天下的共主。黃帝接納了炎帝部族的文明成果，後世的中國人就把黃帝尊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並自稱是炎黃子孫。由此可見，農牧文化碰撞產生文明，衝突與融合是中華民族文明以及向心力量形成的重要途徑。這對於瞭解中國文明多元一體化，最終在中原地區形成中華民族的文明核心具有重要意義。反觀我國南方的少數民族也不少，但始終沒有對中原漢族政權構成威脅，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沒有北方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和馬背民族的天然優勢。
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漢族的概念是不斷擴大的。這一概念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隨着時代的推移，變成了主要是文化意義而非血統意義。中華文明是以漢族文明為主體血脈，融合吸收了少數民族的文化並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廣泛接受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作為中華民族的內在基因，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並將其植根於更多、更大的人羣和族羣，使中華民族滾雪球般的壯大。
血統論在這一價值體系面前根本沒有立足之地。漢朝以前根本就沒有漢族的概念。秦朝的建立者是當時人們稱為西狄的少數民族。除了漢朝以外，很多朝代統治者的血統都大有問題。漢朝之後兩晉的皇帝司馬家族，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後裔。隋朝開國皇帝楊堅是漢族和鮮卑族的混血，他的皇后孤獨氏就出自當時的鮮卑大族。唐高祖李淵的母親也是鮮卑人，他的妻子竇氏是匈奴人。打造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他的血統基本上是一筆糊塗賬。李世民的妻子長孫氏也是鮮卑人，由此説來，唐高宗李治的血統中能有四分之一是漢人就已經是件很阿彌陀佛的事情了。唐代之後的“五胡”自不必説，都屬於根紅苗正的少數民族。宋太祖趙匡胤的真正血統有突厥沙陀族的重大嫌疑。北宋初期任用的大臣也基本是“後周”的班底，從官員組成和不食豬肉的飲食習慣看，北宋更像是一個沙陀人朝廷。黃金家族的蒙元王朝統治中國九十年後，打着“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旗號的勝利者明太祖朱元璋的血統是漢族還是回族也是史學界的一樁無頭案。和蒙元一樣，清朝也是外族掌權的非漢族朝代。仔細分辨這些歷史的掌紋，對於人們尋找中華文明如何在北方遊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碰撞、衝擊和融合中確立、發展、壯大的歷史痕跡會有極大的幫助。這對於人們瞭解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民族大家庭的歷史很有益處。
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大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界限，誕生了以夏商周三族及夷為主源，部分少數民族為支源融合形成的華夏民族。其中最典型的是在西北的秦國，先後兼併了周圍的少數民族，由一個色彩鮮明的戎族國家，成為西部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躍成為中華民族的骨幹和核心。民族大融合為統一的漢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秦始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華夏民族由分散走向了統一，成為一個穩定的共同體。秦朝皇權核心的政治框架、郡縣制的管理體制以及經濟、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整合和創新，形成了以黃河流域為核心、以華夏族羣和文化為骨幹、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華夏文明。漢承秦制，400多年間在政治和經濟上加大了對全國的聯繫和控制。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思想上，將儒學發展成佔有統治地位的經學，打造了漢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形成了漢人的“文化共同體”和“心理共同體”，邊際清晰的漢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確立，具有標誌意義的完成了向漢族的轉化。中華民族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價值觀念圍繞這一“文化共同體”不斷濃縮、附着和改變，形成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紐帶、支撐和動力。可見擁有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和意識形態優勢的漢民族，經過歷代同各民族之間的雜居、融合，吸引許多民族加入了漢人的行列。幾千年來，很多民族消失了，但是人們又不時會在漢人的行列當中發現他們的身影，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時空框架。我們現在探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真實血緣，有史學和考古學意義，但是沒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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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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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實質是落後民族和文明被先進民族和文明同化，並向先進一方學習生產方式和文化的過程。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華民族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中國歷史上的幾次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都是以北方民族作為動力源形成的。先秦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遼宋夏金元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四次最集中的民族大融合。中原大地的華夏族主動和被動的與周邊各民族碰撞、交流。在這一過程中，漢族處於政治、經濟、文化頂端的文明力量為民族融合提供了文化基礎，吸引少數民族接受這些文化的影響最終成為漢族的成員。比如契丹人在南宋時大批進入中原，至元代中葉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元代後期契丹這一名稱便逐漸消失了。 遼金時期內遷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則更多，約佔女真人總數的一半。他們與漢人居住在一起，互通婚姻，改用漢姓、學習儒學，原有的民族特色逐漸喪失。事實證明，即使是在遼、金、元、清這樣色彩鮮明的少數民族統治的地區和朝代，民族融合的最終結果還是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少數民族特色的時代文化。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保持本民族原有特點的情況下迅速漢化，努力獲得中原地區寶貴的文明經驗，借鑑併力爭超過漢族，客觀上形成了文化競爭，文明進步的歷史趨勢。中華文明的最大特點是一種不具侵略性而又博大精深的文明，具有顯著的兼容性特點和吸納能力，古代歷史上的入侵者自己總是迅速的被這種文明同化、融合，並使中華文明更趨先進，更具活力。
中華文明的另一項寶貴的特質，就是它能夠不斷的激濁揚清，清除腐朽落後的肌理，在衝突和變革中增加生機，走上更高的階段。在大多數以野蠻的方式進行的衝突和變革中，孕育着中華文明新的生機。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具有遊牧經濟成長的脆弱性，遊牧文化傳承的波動性，遊牧政權的不穩定性等先天的弱點。由於草原時常因氣候原因影響到遊牧民族的生存，而隨着人口的繼續增長和部落的統一，力量的強大，超出草原負荷的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爭奪資源的戰爭無法避免。
北方遊牧民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對落後，經濟並不發達。但是他們一次次地打敗中原王朝的統治者，用鐵蹄肆無忌憚的踐踏那些原以為高高在上的中原大漢文化。他們的每一次成功，都印證了中原固有文化的衰敗。正是因為中原政權腐敗，文化凋敝，政治渾濁，民心離散，所以才難以抵擋具有遊動性和爆發性特質的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雷霆一擊。每一次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對原有的中原文化都是一次盪滌和淨化。清除了原有中原文化的的萎靡、疲軟、奢侈、懦弱、虛偽，帶來了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強健、豪爽、剛直、勇敢。這是中華文化一個激濁揚清的必然過程，只有經過這番血雨腥風的洗禮，才能帶來新興王朝的生氣，中華文化才有新生力量和新鮮血液注入，才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起了極為重要的構造作用，推動封建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北朝時期。魏晉世家大族政治上壟斷政權，經濟上佔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文化上崇尚清談玄學，社會上階層固化，政權與社會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正是中原王朝這種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腐朽和衰敗，引發了“五胡十六國”興替更迭的歷史，最終由拓跋鮮卑的北魏政權統一了黃河流域，與南朝政權爭奪天下正統，拉開了中國封建社會又一幅風雲際會、金戈鐵馬、無限江山的歷史畫卷。
有學者提出“文化雜交優勢”，也就是文化多元化發展優勢。認為生態的多樣性往往造就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多元與多樣的文化之間碰撞、融合、互動、互補，激發出更高水平的發展優勢。這一點適合封建社會時期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封建社會難以打破的週期律，儘管它常常以血腥的方式出現。
親近自然的遊牧文明始終存在着一種活性因素，它遵循自然規律，擁有與自然相近的豪爽而開放的性格。北方遊牧民族對封建腐朽政治文化的破壞，和客觀上對新文明建設極具活力的創新對中華多元一體化文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來概括，“取塞外民族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舉。”我們常常引以為傲的秦骨、漢血、唐風這些中華民族精神的精粹，都是在破壞中建設的成果，是中國歷史上革故鼎新的集大成者。
北方遊牧民族不但是破壞者，同樣也是建設者。在這方面，歷史絕對不能越過的一個人就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是鮮卑族的後裔，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在孝文帝實際掌權的十年時間裏，推行了一系列民族融合的新政。一是廢除鮮卑語，所有的官員都要學習漢語，改漢姓。他自己也改名叫元宏。二是不準再穿鮮卑服裝，必須穿漢服。三是實行《均田法》等農耕文明的法律，重視農耕並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四是遷都，將國都由山西大同遷到農耕文明的中心洛陽，大大的加快了胡漢民族融合。五是鮮卑族的貴族努力和漢族通婚，造成血緣相通、相融。就在中華文明險遭滅絕的時刻，丟掉了自己的語言和服裝，但保留着草原遊牧民族強悍力量的鮮卑族將他們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緊緊的捆綁在一起，彌補了中原漢民族當時的重大缺陷，避免了中華民族的一次最有可能的滅亡。
這位偉大的皇帝在33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但是此時，他的民族已經完全的融入了中華文明。中華文化中充實了一種清新、健康的力量。通婚造就了一代身體強壯、受過中華文明深度薰陶、具有雄才大略的新人羣體。已經在谷底沉淪的中華文化經歷了再一次存亡續絕的生死輪迴，顯示出了它的勃勃生機。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時，鮮卑族最終完成了漢化。我們知道隋煬帝和唐太宗的血緣二分之一是鮮卑族，而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的血緣四分之三是鮮卑族。從這個角度説北魏孝文帝是隋唐盛世名副其實的先導者，他應該贏得我們每個人的尊重。
另一個值得記錄的是同樣是鮮卑民族後裔的契丹。這是一個骨子裏充滿了進取開放意識的民族。契丹建立了與宋朝對峙的遼朝。遼朝皇帝耶律阿保機在保持本民族特點的同時，允許契丹人學習漢人的生活方式。遼朝還根據當時擁有大量漢人的國情，實行南北兩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漢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遼朝的法律規定，不管官員本身是哪一個民族的人，都要採取與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當時社會就有“契丹漢人久為一家”的説法。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國兩制”的政治實踐，同樣是中華民族大融合、大視野 、大智慧、大格局的典範。
歷史證明當中原華夏文明和政權處於上升時期，這時的政權和社會充滿了朝氣，對北方遊牧民族沒有恐懼感，充滿了心理優勢。比如唐初的統治者對自己的文治武功充滿信心，敢於大量起用少數民族成員。大唐貞觀年間突厥人被封為將軍及在中央五品以上官員達一百多人，同漢人朝臣幾乎相等。而在中原華夏文明和政權走下坡路的時候，則“防夷狄甚若防川”，阻隔溝通和交流，在一籌莫展中等待最後的激變。這方面的例子在每一個王朝的中後期都會出現，人們已經見慣不怪。
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同中原農耕民族的衝突和融合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幹。這是中華民族主體文明的“催化劑”和“起搏器”，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綿延不絕，一直演繹到封建社會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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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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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倫河是一條寫滿了北方草原民族歷史的河流，流淌着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
河流對於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多元性、多樣性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大河文明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分別是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華文明。時至今日，巴比倫和古埃及文明已經不再存在。公元前十六世紀中葉，古巴比倫就亡於外族的入侵。今天的埃及人並不是當年法老的後代。印度的歷史已經不再連貫和清晰，就連曾經在十三世紀輻射全世界的佛教，在印度也已經名存實亡，需要倒流回印度。以上三大文明古國，其文化傳承均已中斷，有的人種也早已滅絕。只有中華民族進入文明以後沒有中斷過歷史，五千年的文化傳承生生不息，民族越來越壯大。這個全世界歷史最為悠久的人類文化傳承，堪稱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奇蹟。
討論中國歷史永遠繞不過去中華文明的民族主體這一話題。中國史學界的一大痼疾就是古已有之的“正統”論，這在中國史學界佔有着極其重要的位置。意識形態和自身職務的限制甚至生命安全的考慮使中國的史學家必須承認和美化“正統”，以適應歷代王朝奠定合法統治基礎的要求。在史學典籍中時常可見與正統相對應的僭越、僭偽、僭妄、僭盜、僭亂、絕統等詞彙。根據“皇權天授”的唯心史觀，任何挑戰權威的舉動前面都要加上個“僭”字。這種封建專制的流毒時至今日仍然不能説已經得到了全部的肅清。
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將“一條河流（黃河）、一種文明（黃河文明）、一個祖先（黃帝）”的中國歷史文化史觀奉若經典和主流。他們把秦始皇修建的長城作為華夷分隔符號，把長城以外的北方民族統統視為蠻族異類。紅山文化的挖掘和北方遊牧民族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和貢獻，使已經習慣了中華民族歷史一元論，一直以來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文明唯一來源的“正統”史學界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覆蓋眾多地理單元的華夏文明是多種文明融合的結果。長城以北也有中華民族更古老的原生性文明，我們現在看到的中華文明是眾多民族文明融匯交流的結果。北方族系與中華民族的血肉和文化聯繫證明這裏同樣是中華文明的血脈和根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需要再爭論的話題。顛覆傳統的文明史觀不是目的，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在這種文明中挖掘出更多人類的精神力量。
文明反映了人類社會進步的狀態。事實證明，中華文明是多民族創造的成果。1905年，梁啓超在《歷史上中華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最後得出結論，“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世界上具有悠久歷史的優秀民族。無論從血統和文化上看，漢族本身也不是一個單一民族。這個概念根本就是古老華夏族和眾多已經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的一個合稱。這一概念和大和民族以及朝鮮族這樣的單一民族概念相比具有着本質的不同。在這樣的一種人類文明面前，一味狹隘和封閉的強調血統純正的漢族和黃河文明的唯一性都顯示出了視野、智慧和格局上的缺陷。
中華民族的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化”的説法其實是兩個概念，一是起源的多元化，二是文明核心的一體化。
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已經得到了大量的考古結論的證明，西拉木倫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其他的比如河姆渡文化，比如良渚文化、比如嶺南文化。這些獨立起源的的文明有的時間上要超過黃河文明，有的在文明程度上也比同期黃河文明要高。但是，這些並不足以動搖黃河文明的中華文明核心地位。起源多元化的中華文明正是圍繞黃河文明這個核心，數千年相互融合吸收，逐漸形成邊際越來越清晰的中華文明架構。黃河作為中華民族文明搖籃的歷史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厚重，更加精彩紛呈，更加貼近歷史的實際。黃河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這一信念不僅沒有動搖，反而由於更多文明軌跡的出現和簇擁，使得這一信念更加堅定和理性。
黃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傑出代表和核心，擁有自身無法比擬的特質和優勢。一是融入了中華多元化文明的黃河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多年來傳承清晰、脈絡明確、穩定持續，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和傳遞性的人類文明。二是黃河流域“中央之國”的中心位置、人文資源、經濟優勢、文化傳承是任何其他文明不能夠替代的。環境決定文化，黃河中下游自古以來就是資源最多、最富饒的地方，有發展文明的物質基礎。三是黃河中下游地區一直是最終勝利者的領地。哪個民族強盛了都要在這個舞台上進行充分的表演，他們藉助原有的華夏文明，在自己的政治框架下，融合其他文明的優點，使黃河文明成為華夏文明的集大成者，成為中華文明中心和核心。四是黃河文明的地理中心優勢、經濟科技優勢、民族文化優勢使得這種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向心性和趕超性，這使得黃河文明在與其他文明的融合中具有着先天優勢，幾千年來一直佔有着“高大上”位置。，在中國眾多地域文明中，黃河流域文明雖然不等同於中華文明，但卻是中華文明的主體部分和集中體現。從這個角度上，説黃河文明孕育和推動了中華文明是符合實際的客觀判斷。
正因為這些原因，儘管在黃河流域外已經發現了很發達的早期文明，這些文明的起源價值不容忽視，但是和黃河文明相比，其文明的代際延續存在極大的問題，輝煌和發達顯得很短暫，並且衰落以後很難找回其蹤跡。其他如文化延續性差、文字傳承不暢、經濟基礎不牢、上層建築脆弱等諸多問題制約了這些文明的發展，其起源的多樣性並不能影響黃河文明的核心地位。承認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文明構成的豐富性，同時承認黃河文明的核心性和向心能力，這是唯物史觀的方法論。
中華民國代替大清帝國後漢人才正式改稱漢族。“民族”是一個十九世紀末葉從日本傳入中國的外來詞彙。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敍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今天的我們，要認清中華民族是以中華文化為紐帶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和血緣的關係不大。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情感是中國56個民族的共同標識。在這方面，文化色彩較濃的“中華兒女”相比偏重血緣的“炎黃子孫”要顯得更加科學，因為這會加大全國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向心力，對解決當前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針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種民族自覺性在中華民族正在尋找新的歷史方向，世界範圍內“文化的衝突”越來越難以協調的今天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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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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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倫河畔的玄武岩已經有些風化，突出了堅硬的骨骼，給人一種遠古洪荒般的神秘。眼前的道路會經常從視野盡頭消失，和天空合為一體，使你的大腦中跳出“天路”的暗示。
這裏是亞歐大陸的中部，漫山遍野的青翠鋪滿了目光所及的地方，帶來了北方的蒼莽和雄渾的震撼。西拉木倫河就像一位質樸、自然、充滿活力與尊嚴的草原姑娘，任何修飾都會破壞這種美的天然，像極了她四周的這塊土地。蒙古長調裏有一種牽動內心的憂傷，這是自古以來草原遊牧生活塗抹上的底色。
在西拉木倫河畔遊歷，就像在神話和歷史中穿行。滄海桑田中的流逝，雖然因年久變得有些模糊不清，但歲月深處的力量仍然在鼓盪着我們今日的精神。
一個偉大的民族也一定有他偉大的歷史。歷史沒有嚮導，歷史也沒有導航，歷史更不是旅遊。歷史是人類前進的腳步，時空中他的印記永遠不會被抹去。歷史就是與現實不斷的對話，在不斷擴展的視野中詮釋和衡量科學與道德。歷史就是公平與正義的不斷積聚，並且無情地嘲笑歷史正義性的干擾者。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歷史告訴我們，那就是推動人類發展的公平與正義。
今日的世界，政治上面臨着資本統治與大眾民主的對決；經濟上處於全球化在十字路口上的徘徊與抉擇。在嚴峻的風險和挑戰面前，中華民族已經將視野投向了整個世界，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因。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比拼的“王牌”就是民族精神的潛質和力量。
我們不缺乏這種力量的儲蓄和根脈，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反芻，作歷史的知音，最大限度地凝聚這一遺產賦予我們的精神。中國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靠的不是金錢，不是武力，而是五千年綿延不絕、獨樹一幟的中華民族的文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