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國務院準備“大規模減税”：不僅需要決心，更需要藝術_風聞

要論國慶黃金週最火的熱詞，“税”當之無愧。

10月3日，范冰冰“陰陽合同”涉税問題有了最終處理結果，引發民眾高度關注；更為牽動人心的則是事關個人和企業税賦的問題。10月7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採訪時，明確提出“還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税、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10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進度的措施。

不過，值得細究的是，關注之外，大家的期待似乎卻並不高。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以及上半年的税收高速增長，使得減税額度與民眾預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脱節，各界對於減税的“獲得感”有所折扣。

早在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規模達1.1萬億元的減税降費目標，按照目前已經出台的減税措施，實際的減税額度可能超過1.3萬億。**可見，中央減税的力度和決心是十分明顯的。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減税？什麼環節和力度的減税，才能稱之為“大規模減税”？ 如何在既定減税額度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發揮減税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作用？今天我們依然請到了財税專家、上海財經大學範子英教授為我們解讀。雖然本文專業性相對強，可能不如一般文章易讀，但相信讀罷可以對税制調整的考量和挑戰，有更直觀的認識。

降税率

從中國現階段的國情來看，企業税佔到中國總税收的90%，因此，減税也一定是以降低企業税負為主要方向。因為它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宏觀税負，另一方面也能夠有助於對沖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

在税種層面，減税的主要方向則應該為增值税和企業所得税。這兩個税種佔全部税收的62%，只有此二者下降了，才能夠稱得上“大規模減税”。

具體怎麼實施？

最簡單的方案無疑是降税率，操作層面最容易，減收效應也最明顯。今年5月1日，增值税的基準税率由17%降到16%，11%檔的税率降到10%。因此，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税”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基準税率的下調，當然，還有税率並檔。

如何理解這個税率並檔？

這得從2012年的多檔税率談起。眾所周知，此前，服務業的營業税往往是3%或者5%的低税率，如果要轉變為增值税税制，則可能帶來較大的税負波動。為了更好地進行過渡，於是在原有增值税17%税率之下，新設一些較低的税率，這樣一來，就出現了11%和6%兩檔，即多檔税率。

但是，多檔税率也帶來了行業間增值税税負的不公平。 由於中國的增值税採用的是“扣税法”，也就是銷項減進項，假設一個100萬的商品從6%税率行業流向17%税率行業，那麼6%税率行業只需要開出6萬（100萬*6%）的税票，亦即17%税率行業的進項税。但對於17%税率行業來説，如果商品售價200萬，他的銷項税為34萬（200萬*17%）的銷項税，最終繳納增值税額為28萬（34萬—6萬）。

但問題是，其實際增加值只有100萬，如果以此來計算，17%行業所需繳納税額只有17萬，上游少繳納的11萬增值税，全部由下游行業給補交了。這樣就產生了很大程度上的不合理。因此，這一輪的增值税税率下降，高税率檔次的下降幅度要超過低税率檔次，以緩解税負的不合理分佈。

例如，增值税基準税率由16%降到14%，10%税率降到9%，6%税率不變。

另一個需要調整税率的是企業所得税。

自2007年設置25%的基準税率以來，企業所得税就沒有對税率做過調整。當年的税率設定，是考慮到全世界159個國家的平均税率為28.6%，我們設定在25%是有一定競爭力的。但問題是，十多年來，形勢一直再變化。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對企業所得税税率進行了下調，美國在2017年將企業所得税税率下降至21%，新形勢下的中國所得税税率反而沒有優勢了。

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税的基準税率，可以下調至22%左右。

改税制

任何時代的減税，都是與政策目標緊密關聯的。雖然降税率能夠減税，但卻不一定與當下的目標完全吻合。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刺激消費，那麼降低增值税税率當然很有用。增值税屬於環環抵扣、層層轉嫁，最後是把税收附加在商品價格上。在理想的情況下，降低增值税税率，會相應降低最終消費品的價格，從而刺激消費需求，增加內需。

但是如果目的是為了促進企業經營狀況，降低企業所得税率卻不一定有預期效果。在宏觀經濟未明顯回暖的時候，只有那些經營狀況好的企業，才會有較多的税前利潤；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企業，利潤水平非常低下，甚至多年虧損，這些企業在25%的税率時是不交税的，即使税率下降了，他們的企業所得税也是很少，由此的減税效應也就很小了。

進一步説，如果“大規模減税”與提振實體經濟活力相關，那麼，我們就需要在税制的完善上做更多的拓展。換言之，除去降低增值税和企業所得税，還要改革税制。

**首先是可以允許企業向前結轉虧損。**企業的經營肯定是有虧有盈的，盈利年份繳納所得税，如果虧損了，按照我國現有的税法，企業可以將虧損結轉到以後5年內使用。但是，不允許企業向前結轉，也就是不能把之前年份以及繳納的企業所得税退回。

但是其他很多國家則不然，不少國家都允許同時向前和向後結轉虧損，只是在結轉年限上做一些規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就是給經營困難企業的一種補貼，有助於企業渡過難關。

其次是要擴大留抵税額退税的範圍。所謂留抵税，就是指當月購進貨物多，進項税也就多，庫存商品也就多。如果當期進項大於銷項，就會出現留抵税金，同時也會有相應多的庫存商品。

企業繳納的增值税，是銷項税減去進項税，當銷項税小於進項税時，就產生了留抵税額的問題，也就是説企業當年用不完的進項税，是允許企業在往後的年度內使用的。這等價於企業向政府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在實體經濟融資困難時，加重了企業的融資負擔。2018年，財政部對裝備製造等先進製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和電網企業開展了退還留抵税額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説明這種政策是有積極作用的。

最後是開展一些刺激企業投資的税收政策。

2014年，相關部門針對部分行業推出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2018年進一步加大了該政策的力度，但是從實施效果來看並不明顯。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在經濟低迷階段的投資需求是非常少的，同時很多企業的税前利潤本來就不多，固定資產折舊僅僅是降低當年的税前利潤，對一些民營製造業企業來説，這個政策在經濟低迷階段還用不上。

考慮到大多數企業都繳納增值税，可以將所得税的加計扣除政策，借鑑到增值税税制。為了提振企業的投資，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可以允許企業對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税進行加計扣除，這等價於給那些投資的企業一筆定向補貼，激勵企業增加投資，從而提升經濟活力。

防風險

減税是有風險的，很多情況下，這種風險還是非常大的。試想一下，如果“大規模減税”帶來的是“大規模減收”，同時實體經濟又沒有明顯回暖，“大規模減税”有可能使得中國經濟陷入更為尷尬的境地。因此，做好防風險的預案是非常關鍵的。

首先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幅下降。“大規模減税”要求瞄向最主要的税種，因此減收是必然的結果，如果大幅度下調税率，再疊加了宏觀經濟形勢的新變化，例如PPI（生產價格指數）的下降，那麼減收效應是會成倍放大的。

如果減收的幅度足夠大，就需要配合債務發行來填補財力空缺，這樣很可能突破現有3%的赤字率，考慮到中國的實際赤字率水平可能更高，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財政的債務風險。

**其次是部分地區的財政困難加劇。**減税的減收效應，在國家加總層面一般不會非常嚴重，但是一旦落實到某個具體地方，則可能表現的完全不同。同一種減税政策，一些地區可能受影響較小，必然會有一些地方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因此，“大規模減税”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部分地區的財政困難會加劇，如果地方收支缺口長時間得不到緩解，那麼就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例如影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工資發放。因此，中央財政需要對這些特殊地區的特定風險做好預案。

第三種風險是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為。“大規模減税”是指向某些特定税種，而這些税種的收入往往又是在不同政府層級間共享的，例如目前的增值税收入中，中央和地方各佔50%，國家層面的減税政策會直接影響到地方收入，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會相應發生變化，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加大徵收力度，或者逐步清理原有的税收優惠，這些策略性行為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沖“大規模減税”。

説到底，減税不僅是降税率，更是一項值得細琢磨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