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邪：楊天宏教授要什麼樣的整體？ ——《革故鼎新·緒論》辨_風聞

相關閲讀：楊天宏 | 《革故鼎新》緒論：政治史在民國史研究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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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歷史學家都在專門的歷史時段產生的歷史學材料中勤勞的摸索，並將這些材料做相互比對，相互聯結，或在專門的——甚至不曾在歷史上發生過而被今天的人們所規定的——人類歷史的某個領域中，比如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中，同樣進行着勤勞的摸索，意圖建立一種現代人可理解的過去了的卻是現在的非歷史的思想。然而，這種專門的時段與專門的領域並不來自歷史本身，而是產生於那種意圖解剖歷史的現代歷史學的需要。就如同生命本身不能僅僅依靠解剖學而獲得理解一樣，鮮活的歷史生成也不能僅僅依靠歷史解剖學而獲得真正的理解。

這一點質疑，不僅產生於現代歷史學著作的帶有歷史批判高度的閲讀者那裏，同樣的，甚至更為深刻的產生於現代歷史學著作的寫作者的摸索與寫作過程之中。因此，他們會發現，當他們在據説叫做政治活動領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時候，似乎政治活動經常性的圍繞着經濟問題活動；當他們在經濟活動領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時候，似乎文化思想活動又經常性的參與其中；當他們在思想文化活動領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時候，似乎政治權力的運行又對思想文化活動產生着深刻的影響;有時他們似乎又發現歷史上的科技進步似乎在推動着歷史的發展；有時候他們似乎又發現天才人物的出現改變着歷史的進程.更為讓人難以把捉的是在歷史的流變中，各個領域所使用的概念本身以及概念的所指，都在不斷的變化生成.總而言之，當他們選擇從一個領域進入歷史的時候，發現歷史的一切領域以及一切變化都朝他們包圍過來，壓得他們喘不過氣。這個時候，也許會出現那現代歷史學領域中的勇敢者，他們或者宣佈他們要掌握人類歷史的現有的全部堅實史料，從而書寫歷史；他們或者宣佈某一個領域乃是推動歷史前進與發展的根本性領域，有着本質的重要性，因此，歷史學的研究必須首先注意這個領域的發現與研究。對於第一類的勇敢者，且不説他們在多大的現實可能性上能夠掌握全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們似乎錯誤的以為全部的人類歷史等於全部歷史材料的相加，像把一堆筷子綁在一起似的；而對於第二類的勇敢者，他們似乎是在代替歷史本身對歷史做了一次輕率的了斷。

作者: 楊天宏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標題: 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

出版年: 2018-2-1

頁數: 419

ISBN: 9787108059901

近來讀到一篇文章，是四川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天宏先生的大作**《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的緒論，標題叫做“政治史在民國史研究中的位置”。**如標題所示，楊先生這篇文章就是要強調政治史在民國史研究中有着根本重要的性質，楊先生説：“民國史研究可以通過走‘以政治史為綱’的路線來整合其他專門史或系列史的研究。”又説：“政治在民國曆史中是一個無處不見其身影的存在。”最後説：“能夠在研究技術上超過政治史對於其他歷史板塊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並不存在。在民國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強大了，強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以整合其他歷史因素的‘綱’的選擇將不得不仍然是政治。”

真正説來，如楊先生在文章開頭所講，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接着楊念羣教授的話説的。楊念羣教授在200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為什麼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呼籲重審“政治史”的意義。楊念羣教授描述説：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期，‘政治史’這塊‘帝國版圖’迅速被‘文化史’和‘社會史’等新興學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終淪落成為邊緣學門。這倒不是説‘政治史’沒人研究了，而是其作為方法論支配地位的急劇衰落至為明顯。‘政治史’遭此際遇的大背景自然與中國史學界受當代西方理論影響，開始轉向關注下層日常生活的‘社會史’趨向有關。其嚴重程度幾乎到了任何政治現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裏才能得到更為精細與合理的解釋。”

楊念羣教授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這是西方知識話語霸權制約下的無奈結果，可畢竟也與我們傳統的“政治史”缺乏解釋能力和敍述魅力不無關係，除了在社會發展趨勢的宏觀敍事上頗有建樹卻又不乏機械教條的圖解這個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國的政治史敍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種翻版，人們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瞭解堆積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機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無法感受到中國政治運作的奇詭多變的態勢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關聯意義。

也就是説楊念羣教授認為，造成政治史的狀況的因素是兩個，一個是傳統的政治史研究的僵化，一個是西方理論的引進。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乃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所謂傳統的政治史的研究，説到底是那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是對近代以來的歷史的總體説明，因而落腳點在於新中國的建立、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也就是説，傳統政治史對這一段歷史的書寫乃是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闡釋。而80年代以來的研究，始終是在尋求意識形態方面的突破——左翼學者將這一過程領會為“去政治化的政治”。尋求這種突破，需要藉助各種手段和工具，西方的理論會在這個時候的大規模引進就不再是難於理解的了。同時，正好藉助這種工具，順勢將研究推向一種“分”的局面，因而最終造成一種“碎片化”的結果，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這些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是心知肚明的。楊念羣教授説：

“‘革命’是解讀近代中國為什麼被如此政治化的一把鑰匙，但長期以來對‘革命’的解釋本身就是被意識形態化的領域，因此，要真正想實現‘政治史’的突破，我們就需要把‘革命’解釋的意識形態化過程同樣當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對象。”

也就是説不僅要超出舊的意識形態，同時，還要反過來將舊的意識形態作為研究對象——即作為已經過去的事情，即“歷史”。那這個時候的研究者，自然就站在了一種更為“客觀”的、“不是”意識形態建構的方面去了。楊天宏先生附和楊奎松先生提出的“改變中共黨史的學科分類，使之真正成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的呼籲，以及這個呼籲本身，都是與楊念羣教授尋找到的突破口相一致的。黨史本來就是充滿了意識形態內容和現實政治鬥爭意義的領域，如果黨史本身僅僅作為已經過去的事情的歷史學研究對象，那麼，黨史也就沒有獨立存在意義，因此，在“學科分類”上，也只能——並且自然而然地——作為“真正”的“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和其他近現代歷史研究的對象放在一起了。

對於這個核心問題，歷史學界顯然是有一派共識的。楊天宏先生説：

“碎片化”在一些學者看來可能不成其為問題，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誡國內學人不必為此介意。我揣摩他的用意，要解構既有的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系統，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許是一聰明睿智的選擇，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邏輯。但既經解構之後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門互不統屬的孤立研究領域的工作卻應予以高度重視。羅志田教授曾提出從破碎走向系統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這是最具建設性的意見。

在一些正統學者或左翼學者看來，這種做法顯然是在經過一個時期的“分”之後，覺得時機差不多了，要重新在歷史學領域實現意識形態轉變，因而，要從分走向合。這是一種不甘於碎片化的表現。作為我們來説，不必陷於他們的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爭鬥，而是，應該在整個歷史的進程中，理解這個進程本身，並且闡發出這個進程本身的意義。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恰恰就最能夠理解楊天宏先生這篇“緒論”所懷抱的想法：他試圖在一個碎片化的現狀中，呼籲整體性。楊先生説：

歷史學家要想不淪落到只能向宏偉學術工程提供建築材料的供應商的可悲地步，就應該自己將被人視為建築材料的歷史“碎片”組合成在普遍聯繫中具有明確位置的完整的學術大廈。

但是，楊天宏先生似乎沒有注意到現代學術分工體系給予現代歷史學的任務，恰恰就只是“提供建築材料”而已。因而，在楊先生的“呼籲”中，立即就凸顯出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呼籲”整體，另一方面又僅僅“呼籲”民國史的整體；他一方面“呼籲”整體，實際上又僅僅是他所在的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整體。於是，在面對真正的整體的時候，楊天宏先生以及現代歷史學界就退卻了。

真正的整體，不可能僅僅在劃定的領域內和劃定的歷史時段內運動。如果民國史本身需要“整體”，那整個中國歷史、中國近現當代史、世界歷史也需要整體，民國曆史顯然是包含在這些整體中的環節，而民國史只能在這些更整體的整體中得到真正的説明。就像歷史學的通常做法一樣：孤立的歷史事件不可能僅僅作為孤立的事件來獲得説明。民國曆史的整體説明，只有在更大的歷史跨度中獲得其自身的規定。如果有這樣的視野，我們立即可以回答楊天宏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楊先生問：

克羅齊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意謂歷史研究均包含學者的當代認知。如果説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當時國人對民國政治史的“當代認知”，那我們今天究竟有沒有對於民國政治史的“當代認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學術水準究竟如何？

不知楊天宏先生是否考慮過一個問題，即他所説的“當代認知”包含哪些內容？其他的內容故不必一一列舉，需要特別指出的一條就是“當代認知”中間，一定包含着一個估價問題，具體到民國曆史來説，就是一條：民國曆史在當代的認知中間到底是怎樣一個分量？它本身重要，還是不重要？這立即又涉及一個估價的標準問題。其實這個標準很簡單，就在克羅齊的名言之中，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能僅僅簡單的理解為對某一段歷史，當代人有當代人的理解。同時，也應該把它看做是某一段歷史與當代人的現實相關性。如果歷史僅僅是已經過去了的東西，就像物理對象、化學對象那樣的話，其實，它本身跟當代人就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恰恰因為歷史並不是外在於人的東西——人本身就是在歷史當中生存的，而歷史的生成本身是不曾中斷的。所以，我們才會去關注歷史，而歷史的漫長，發生了無數的事情，關注誰，不關注誰，這並不是如楊天宏先生所説的那樣：

作為客觀存在，歷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但歷史書寫不應將一切研究對象等量齊觀。從心理學立場審視，歷史書寫不過是一種選擇性記憶，記憶的強度取決於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跡的深淺。

我們需要向楊天宏先生髮問：所謂的“選擇性記憶”到底是誰在做出這種選擇呢？當然不會是某一個個人，也不會是某一些歷史學家的主觀意見或者他們的興趣愛好。如果訴諸心理學，訴諸任意的個人的興趣愛好，那麼，實際上並不會產生所謂“當代認知”，只會產生無法獲得較為統一的每個個別人的認知的集合。顯然楊天宏先生不會認為“當代認知”僅僅是個別人的任意認知。那麼，問題依然擺在這裏：究竟是誰在選擇？答曰：歷史本身。如果僅僅把歷史看做是外在於當下的人的所謂“客觀存在”，那麼，學者的確可以根據主觀興趣愛好隨意的選擇研究誰不研究誰，研究這樣而不研究那樣，用這種價值判斷歷史或者用那種價值判斷歷史。但是，歷史終歸不是他們認為的那種“客觀存在”，而歷史研究者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高舉於歷史生成之上的冷峻的旁觀者，人本身就在歷史的生成之中，歷史學家亦然。因此，事實是：歷史本身作為連接起當下和未來的運動着的行規定者規定着人們的“當代認知”，規定着一個時代的學術興趣和學術取向。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説就叫做時代精神，或者當代意識形態狀況。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去定位歷史上的一個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領會歷史的脈絡與發展。

而楊天宏先生痛心疾首的民國政治史研究數量少、質量差，只能説明一條：民國政治史在“當代認知”中，不在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或者説，它不在“當代認知”的取向上面的突出位置。因此，人們“選擇性”的不去重視它，無論個別學者如何去呼籲、去論證它如何的重要，結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不是人們“選擇性”的不去重視它，而是它不被當代的人所選擇。

同樣，真正的整體，也不會被限定在一個特別的學科領域當中運動，它時刻都要越出這個學科。面對這一條的時候，現代歷史學就顯得驚慌失措。在這個時候，不僅是楊天宏先生，甚至整個現代歷史學馬上就顯得非常的保守，他們馬上就會抬出現代學術分工體系的所謂“規範”對那些敢於“越界”發聲的人進行攻擊，而他們此時此刻的立場就不再是“整體”的立場，而是“分”的立場，他們不允許別人在他們的“地盤”上“説三道四”，因為，據説歷史學是一門獨立於其他學科的學科。前些年，楊奎松先生對汪暉先生的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楊奎松先生的文章開篇第一句便是：“文學訓練出身的汪暉一直在跨界遊走……”楊奎松先生認定了汪暉先生的“遊走”是非法的，其批判的邏輯是：專門的學者是不該在自己的領域之外隨便“遊走”的，因此，汪暉先生不應該在楊奎松先生所在的領域，即他所在的黨史學領域隨便發言的。其實，這種把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徹底分開的做法，具體落實到民國整體史之內，就是楊天宏先生所指責的東西，二者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既有的民國史研究被條塊分割，不成系統。研究北洋時期經濟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時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於不顧，至於社會史研究，更好像與從總體上建構了民國“社會”的國家無關。一切專門的研究都沒有統攝，而“專門史”的學科設置似乎還給這樣的研究狀況提供了合理依據。

這其實再一次展現了楊天宏先生在理論上矛盾立場：一方面他要求一種整體，另一方面他又拒絕整體；他一方面要把民國曆史的整體從碎片化的研究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面他又拒絕在真正的整體上發現民國曆史。落實於“呼籲”的論證方面，就立即凸顯出論證的乏力與矛盾。楊先生説：

我之所以在呼籲加強民國政治史研究時特別強調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為在民國三十八年的歷史中，頭十五年是各種制度的發軔期，種下了很多政治“後果”的“前因”。

他希望讓我們看到民國時期的政治是有根本重要意義的，政治在民國史的研究中是可以起到提綱挈領作用的。楊天宏先生從幾個方面舉例説明，比如，他舉了宗教的例子、舉了教育的例子、舉了經濟的例子，其結論是想説：

此外，政治還與軍事、外交、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聯繫，就連20世紀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也因系南京國民政府推進，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其他時段歷史發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決”作用在民國曆史中卻體現得異常明顯。

從楊天宏先生所舉的例子，以及他的結論來看，其實，他並沒有講出比“太陽是從東邊升起的”這句話更多的東西。因為政治本來就是上層建築，是集中的反映“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東西，那麼，它與社會的方方面面“發生聯繫”有什麼稀奇的嗎？再比如，楊天宏先生舉的一個例子：

“二次革命”發生後，工商業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亂秩序的孫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凱的北京政府一邊，亦與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經濟秩序對其有扶持之效有關。經濟法規的制定屬政治行為，可證民國政治對於經濟的作用。

這個例子顯然是與楊先生舉例的出發點相悖的。工商業者普遍不支持孫中山，而支持袁世凱，是因為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經濟秩序對其有扶持之效。那麼，我們可以反問：袁世凱及北京政府為什麼要制定經濟法規建立經濟秩序呢？其動力何來呢？難道不是工商業者的普遍要求在政府的政治行動上的反應？難道不是北京政府為了獲得普遍的政治支持而出台的政策？我們完全可以從相反的方面説：這一大段史實，可證民國經濟對於政治的作用。

楊天宏先生一定會反駁説，最關鍵問題在於“政治先決”，而不是“發生聯繫”。所謂“政治先決”指的是楊天宏先生自己的“發現”：

中國的現代化屬外生、後發類型，過去我們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關係的理論往往很難適用。例如在民國的制度建構上，就殊難體現本土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儘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進建構，卻能夠對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產生巨大的“反作用”。

其實，並不是“過去那一整套”理論“很難適用”，而是楊天宏先生沒有真正理解“過去那一整套。”民國在制度上的構建，的確是高舉於“本土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且，也的確是在“新制度”引進以後，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的。但是，這種“反作用”並不是楊天宏先生認定的“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這一時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也是在這一時期發生”意義上的“反作用”。與其説是那種高舉於現實之上的各種制度嘗試，對於現實起了巨大的“反作用”，不如説是它們根本就沒有起作用；與其説它們帶來了“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不如説，它們根本就沒有帶來任何變化。恰恰因為當時中國的赤裸裸的現實不會跟着設計出來的制度的變動而變動，於是，立即造成一個後果，即政治制度本身只能“反過來”跟着混亂不堪的現實的變動而變動。與其説這些變來變去的制度起了為以後的歷史奠定基礎的作用，不如説，恰恰是這些變來變去的高舉於現實之上的制度嘗試，起了讓自己徹底破產的作用，也就起了讓那種試圖通過制度變革就改變國家面貌的想法的徹底破產的作用。而只有那種立足於真正的現實的社會改造與革命，進而改變國家面貌的努力，才成為掌握未來歷史趨向的真理。也就是説，通過楊天宏先生所説的“政治先決”，以及這種“政治先決”的各種變動及其徹底破產，反過來證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真理性。而楊天宏先生明明想強調的是整體，但當他不顧現實，而把民國政治作了“先決”的理解後，其實是把民國政治人為的抬高到現實之上，任由它自己在自身完滿的抽象邏輯當中運動，比如，他討論《臨時約法》的時候，並不討論它本身的效力如何，而討論用“比較憲法學的眼光”如何來審視；不討論1923年憲法的生命力如何，而討論它在國體、政體設計上是否“符合民主憲政的原則”。也就是説，楊天宏先生用一個更加脱離現實的抽象的外在標準來審視已經作為經過抽象的上層建築本身。其結果，無疑的就是民國政治史不僅不會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而且，變成一種徹底外在於歷史的抽象，進而把政治與其他的相互關係，變作了政治對其他的指手畫腳。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有趣的且尷尬的現象呢？論證的乏力與矛盾並不是史實的不確切造成的，而是理論上的矛盾造成的。其實原因很簡單，歷史生成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歷史中的方方面面——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這些東西本身是歷史整體中的，他們每一個都是歷史整體生成中的內容，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一定要把某一個內容提升為有着根本重要的東西，似乎不將它擺在一個突出位置，歷史就沒辦法講。（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講法，也講經濟，但是，那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範疇]批判意義上的揭示，和在現代歷史學內部的經濟史的講法是有性質上的根本不同的，這裏不做展開。）真正的關鍵在於整體，我們大可以從無數可能的方面去走進歷史——哪怕是從某一個小人物的命運走進歷史，但是，我們走進歷史的目的不是就這一方面闡發這一方面的內容，我們是要通過這一方面的內容的闡發展示歷史的整體、歷史的全部。楊天宏先生其實也是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所以他説：

政治史並不是導引民國史研究的惟一路徑。任何人都可以根據自己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作用及相互關係的理解，選擇其中一種因素，找到其與別的歷史存在的邏輯關聯，或至少在做具體門類的研究時以其他歷史因素作為宏觀背景，形成一種學術“定位系統”，俾所有歷史因子在歷史書寫中各得其所。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均不失為有價值的研究取向。

但是，楊天宏先生又固執的説：

不過以我的理解，能夠在研究技術上超過政治史對於其他歷史板塊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並不存在。在民國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強大了，強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以整合其他歷史因素的“綱”的選擇將不得不仍然是政治。這雖然有些無可奈何，但至少比沒有統合的孤立研究更加接近新史學前期及中期領軍人物提倡的“整體史”書寫的境地。

如果達到了前面那一段話的思想，並不應該導致後面這一段話的出現，然而，它卻出現了。楊先生一不小心又退回到那樣一種保守的、號稱要整體實際上卻拒絕整體的立場上去了。作為真正的史家，不管是研究政治史也好，研究經濟史也好，研究社會史也好……不管從哪一個方面切入歷史研究，重要的是在這些具體的某一方面的書寫之中，展示那個歷史時代的整體模樣，而不是陷在某一個方面裏，同時，不斷的論證這一方面如何重要，而一旦掉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中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前面談到的那種“尷尬的現象”，因為，各執一偏，不見全體，就其一偏而言一偏之重要，本身就會從其本身所由來之處遭到批判——比如，以經濟來證明政治的重要，同樣就可以反過來通過政治來證明經濟的重要。這是必然的。只有跳出這樣一種偏狹，在整體上觀照，自然可以做到無論談政治、還是談經濟，或是談文化……談什麼都可以談出時代的整體模樣。

同樣，要展示出一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又會涉及到所有時代，必須去探討與理解前代與後代的內在聯繫。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突然就能夠理解司馬遷所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什麼意思。因此，我們也立即可以看出來，為什麼現代歷史學必然不會把《史記》看做是一部它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史學著作。問題不在於《史記》本身是否考據嚴謹、是否材料堅實；問題倒在於現代歷史學從自我認定的根基上就把自己從歷史生成本身中抽離出來，他們本來就只打算做歷史的旁觀者和材料的堆積者，因此，他們不會有究天人之際的問題，也不會有通古今之變的問題，因而現代歷史學也就永遠寫不出《史記》這樣的不朽的著作。

現代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越是深入，他們也就越有超出自己的專業領域的衝動，因為，雖然他們主動的把自己與歷史切開，但是，歷史進程本身並沒有將他們以及他們的研究對象排斥在歷史之外，歷史材料不可避免的勾連起來的歷史整體運動會逼迫他們走出自己的狹小的領域。但是，膽小的現代歷史學家，在獲得這種原始衝動的時候，又基本上都退卻了。就像楊天宏先生一樣，雄心勃勃的要用民國政治史統帥整個民國史時，卻又自覺的從緒論開篇就宣佈自己並“沒有做整體史研究的抱負”。

201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