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 | 回顧美國黑人歷史系列（一）_風聞

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警察無理搜查和扣押，並規定，搜查和扣押狀得有相當理由的支持。

南卡州的聯邦參議員，共和黨的蒂姆·斯科特（Tim Scott）2016年曾在參議院發表了強有力的談話。在一年之內他曾經七次被華府的警察攔截、搜查，絕大多數都因為懷疑他車子是偷的。

蒂姆·斯科特參議員。（圖片來自wikipedia.org）

斯科特參議員還講到自己一位黑人助手把好車子賣掉了，買了一輛二手車，因為警察總是攔截他，刁難他，讓他煩不勝煩。説白了，憲法賦予的公民權經常被違反。

斯科特是位保守派，他支持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相抗衡的“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所以沒有人能批評他對警察有偏見。

這些事件發生在美國首府，這裏的警察可是見過世面的，其它地方就更甭説了。“種族臉譜化”（racial profiling）的現象在美國各處屢見不鮮。許多華人一想到非裔就想到吃福利，高犯罪率，但實際上卻對非裔的遭遇和生活環境所知甚微。

私刑紀念館

二次大戰時，美國軍人不論黑白都受到平等待遇，並肩作戰，這是美國曆史上的第一次。然而復員還鄉的非裔軍人因為不習慣種族歧視的吉米·克勞法(Jim Crow Laws)的限制，遭受到嚴酷的對待。

因為坐巴士被警察打殘的退伍軍人Isaac Woodard，1946年。

例如，剛退伍的Isaac Woodard，身上還穿着制服，就被白人警察從巴士上拖下來毆打，打瞎了雙眼，造成終身殘廢。Issa Woodard的案子轟動了全國，像他這樣榮歸故里的非裔退伍軍人被白人種族主義者用私刑殺死的案件有好幾起。

今年四月底，位於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同時開放了兩個紀念館。它們是非營利機構“平等司法倡議”（Equal Justice Initiative，EJI）用小額募款興建的。

“歷史遺產博物館”內陳列着從各私刑場地收集的泥土，罐子上寫着受害者的名字、受害地點和受害日期。（圖片來自wikipedia.org）

一個是“歷史遺產博物館”（The Legacy Museum），博物館裏面展示着美國的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的歷史，包括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奴役、私刑、種族隔離（吉米·克勞法）和種族歧視。

另一個是“和平與正義國家紀念館”（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它紀念美國私刑的受害者，從承認種族恐怖主義的歷史事實中尋求社會正義。

“和平與正義國家紀念館”內懸掛着805個鋼製長條，代表美國有私刑記錄的805個縣。（圖片來自wikipedia.org）

美國雖然是個民主的法治國家，但是私刑卻曾經相當普遍。私刑不僅是一種私下的報復，它更是種公開的羣眾暴力，是白人優越主義和種族恐怖主義控制少數族裔所經常使用的手段。它是一種恐怖主義，用高調處死的方式來威嚇少數民族，維護政治權力。

受害者雖然包括其他少數族裔，但絕大多數是非裔。而且，由於陪審團和法官都是白人，許多案件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EJI組織於2015年發佈報告，記載南北戰爭後，從1877年到1950年間，美國南方非裔遭受私刑的事例超過4400件。

1893年，德克薩斯的巴黎市正準備以私刑處置黑人青年亨利·史密斯。現場萬頭攢動，好像是節日慶典。（圖片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架起的台子上，亨利·史密斯被拷打後活活燒死，台子上有“正義”的牌子。（圖片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1955年（民權運動剛開始），密西西比州金錢市，Emmett Till的叔叔被誣賴向白人婦女吹口哨，私刑前被毆打得面目全非。（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4歲男孩Emmett Till也被連帶私刑處死。（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單一私刑案件發生於路易斯安納州的科爾市。反對美國“重建”的白人們，在1873年4月13日復活節殺戮了280名非裔。

走進私刑紀念館，最後一段展覽區簡要地記載着私刑的故事。例如：

“1888年，阿拉巴馬州尖叫城附近，七個黑人因為喝了白人井裏的水被私刑處死。”

“188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提撥鬥市，在甘蔗園工作的幾十個黑人因為抗議工資太低，全體被私刑處死。”

“1908年，肯塔基州的希克曼市，大衞·沃克因為對一位白人婦女使用不當語言，全家（包括妻子和四個孩子）被私刑處死。”

1911年，俄克拉荷馬州奧克瑪市，Laura Nelson女士被私刑。（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EJI的創辦人和負責人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説，沒有記載的私刑事件至少還有好幾千件。紀念館裏有一面牆專門用來紀念這批無名的受難者。

美國非裔的血淚史

私刑不過是非裔遭遇的一部分，它反映出一個基本的現實。縱使在解放黑奴以後，美國的非裔還一直被視為次等民族。今天，美國許多白人對非裔的歧視仍然存在。

族羣衝突的基本點就是先把對方非人化。當人們用意識形態代替活生生的人來看待對方族羣，你就會“剝奪人性”，把對方當作“次人類”看待，以便理直氣壯地打壓。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在南方推動“重建”，但是非常不成功。南方各州開始推動“吉米·克勞法”的種族隔離措施，赤裸裸地把歧視合法化、公開化。雖然表面上黑人解放了，但是卻被看作是“次人類”，公民權被剝奪。種族隔離的場所包括所有的公共設施，學校、飯館、旅社、交通工具、醫院、公園、甚至職場。這個惡法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時期。

1995年，歷史學家羅傑爾·威肯斯（Roger Wilkins）曾説：“黑人在這片土地上有375年的歷史，其中245年受到奴役，100年受到歧視，他們總共只不過享受了30年的新生活。”

到今天應當有了53年的新生活，不過，歧視仍然存在，而且往往是下意識的存在。這其中當然有主觀的原因，但更多是客觀的原因。

直到如今，大多數黑人出身於貧民窟，許多人沒有正面的父親形象，對前途沒有翻身的希望。所以他們不僅僅是在財富上貧窮（這個還容易解決），那種惡劣的生存環境，和不懂得奮鬥的家庭現狀，已經預先決定了他們大多數人的命運。他們的不幸，並不是因為先天的劣根性，而是歷史環境造成的失敗者。這不是單純的族羣問題，而是階級間的矛盾和對立。六十年代民權法案和一系列平權措施的產生，正是為了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現狀。

我們若是忽視這個現實，就很難了解美國的社會，特別是非裔這個族羣。如果忽視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單單從表面現象來做判斷，那不過是倒果為因，不但不能解決美國種族間的問題，反而是在傷口上撒鹽。

隱形的歧視

大多數白人並沒有種族歧視的自覺。

皮尤研究中心在密蘇里州弗格森事件發生後做了一個調查。大多數白人認為，種族問題受到過多的關注。不但如此，哈佛大學和塔夫茨大學2011年的研究發現：白人通常認為反白人的種族主義比反黑人的種族主義問題更為嚴重！

CNN在2014年11月26日一篇討論種族問題的文章裏提到一個心理學家所做的實驗。這位心理學家讓受測者審視兩幅圖片。第一幅是兩個白人在幹架，其中一個手上拿着一把小刀。第二幅是一白一黑在幹架，白人手上拿着刀。

看完後，心理學家詢問受測者，是誰手上拿着刀子。對第一張圖片，絕大多數人都答對了。可是絕大多數人（包括黑人）對第二張都答錯了，認為手上拿刀的是黑人。這説明了什麼？這説明，一般人下意識裏對黑人和白人有種定型的看法，這種看法常常不自覺地指導着人們的判斷。

2012年2月，達特茅斯學院的研究報告《錯誤信息和事實核查》（Misinformation and Fact-Checking）發現，如果所提出的事實與個人的政治看法相反，他往往會罔顧事實，而相信謠言。這種例子我們雖然屢見不鮮，但經由學術數據證實，更讓人不安。

芝加哥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們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們對1300個招人廣告送出5000個假造的履歷表去應聘。兩份完全相同的履歷，一份申請人用盎格魯撒克遜的姓名，一份用非裔的姓名。結果用白人名字的申請人得到面試的機會比用黑人名字的多50%。

前幾年，美國社會學雜誌上有篇文章報道，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白人累犯比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黑人初犯更容易找到工作。這種似乎違反常理的現象，人們已經不感覺吃驚了。

《每日偏見》（Everyday Bias）的作者霍華德·羅斯（Howard Ross）説：“人類是一貫的、經常的和深刻的有偏見。” 作者羅斯表示，要求聰明人承認自己有偏見尤其困難。他説：“我們越聰明就越有自信，也可能會比較成功。要求成功的人檢驗自己思維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當然，這種偏見的形成，肯定也有其合理的背景。美國老牌黑人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曾自嘲地説：“我最痛苦的莫過於走在街上，聽到背後的腳步聲後擔心被搶劫——回頭一看，看到是白人後鬆了一口氣。”

美國司法部的資料顯示，美國黑人男人每三個就有一個會坐監，這是拉美裔的兩倍，幾乎是白種人的六倍。

不過，數據背後還有其它因素，“種族臉譜化”就是其一。

問題並不全在黑人，也反映出警察先入為主的觀念。例如，從1980年到2010年，黑人青少年因為吸毒被逮捕的比例是白人青少年的兩倍。然而根據2012年“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的資料，白人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反而高於黑人。這種差異是生活在白人圈子裏的人所看不到的，只有親身遭遇的人才會感受到羞辱和不公。

《紐約時報》的紀思道認為，美國白人完全不瞭解種族問題，2014年9月，他在專欄上提到一位著名的黑人女性和他説起的經歷。她透過自家房前的窗户看到，她十幾歲的兒子在走出自家高檔住宅後被警察摁倒在地上，因為他們以為他是小偷。“謝天謝地他沒跑”，她説。否則，説不定警察會開槍。

減少歧視與偏見

強勢族羣往往無法瞭解弱勢族羣的遭遇，總以為對方是“咎由自取”。與此同時，弱勢族羣又往往以為自己是體制下的受害者，理當受到特別照顧。我們或許永遠無法消滅“偏見”，但是如果不從這個層面去思考，就無法真正面對問題。

**首先，我們要學會聆聽雙方的故事，而且是抱着同情的心態去聆聽。**不要先下斷語，提醒自己不要做主觀性思維，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族羣問題。單有對話還不夠，必須還要有親身的接觸，以及生活上的交流。這往往不是政府能夠做的，更是社區自發的活動。宗教團體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們絕不能置身事外。

**其次，就是強化家庭的功能。**今天有很多黑人孩子生長在破裂或是不健全的單親家庭。他們從小就沒有良好的榜樣，受到貧民區不良幫派分子的耳濡目染。許多人指責黑人家庭解體，卻極少有人試圖幫助強化家庭。政府只能送錢，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像這種參與、認養與強化家庭的工作只有社區內的NGO（非政府機構）可以做。如果能讓孩子們有個安全港，家庭和婚姻走上軌道，減少墮胎和婚外生育，許多毒品、犯罪的行為自然降低。這個重建工作需要多族羣的參與，正如紐約的救贖主長老會所做的。

**第三，強化教育。**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的缺失，這點在貧窮地區尤其嚴重。孩子們沒有讀書的環境，所就讀的學校素質差，因此在經濟上向上遊動的機會極端有限。改革教育所碰到最大的問題：教師工會的霸道，影響師資的改進；如何支援貧民區學校，輔導貧窮學生學習。我所參加的教會就推動認領學校，協助老師教學。如果要擴大影響，更多社區內的NGO應當動員起來，讓那些原來輸在起跑線的孩子能夠有機會上進。

**第四，協助就業。**紐約的救贖主長老教會與社會其它組織緊密結合，提供培訓，幫助青年就業。其實工作勝任與否不僅僅是個技能上的問題，更是一個人格穩定與成熟的問題。在這方面，宗教團體是最有資格協助和關懷的羣體，而不是散佈仇恨的團體。

許多人自稱是“親近生命”（pro-life），他們對未出生胎兒生命的關心遠勝過他們對活生生的人的關心，特別是對少數族裔生命和福祉的關心，十分令人不解。

結  語

為了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對美國種族問題的真相能夠有比較全面的認識，媒體上需要更多的跟進報道和分析。我們暫時在此打住，做些反思。

埃裏克·加納被勒鏡頭。（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2014年12月3日，紐約市大陪審團決定對當街勒死身無寸鐵的黑人小販埃裏克·加納（Eric Garner）的警察們不予起訴，這個新聞在全國引起又一輪的抗議活動。

然而憤怒不限於非裔。《今日基督教》第二天就撰文報道，廣大白人福音教會集體譴責事件處理的不公，認為目前的司法體制失敗了！文中有段孩子的問話很能夠反映當時的民情：“當警察做壞事的時候，誰能禁止他們？”他的父親啞口無言。

隔了兩天，在這全國都束手無策的當兒，《宗教新聞服務社》（RNS）引用美南浸信會負責倫理和宗教自由的負責人羅素·摩爾（Russell D. Moore）的話説：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麼文件對拆毀隔斷族羣的牆比《新約聖經》表達得更清楚的了。”

他指出：解決種族問題與基督教信仰息息相關。“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在基督教會中不僅要談論福音，而且要通過拆除這些牆來實現福音。不僅要通過學習和傾聽彼此，還要站起來為彼此説話。”

這樣的對話和彼此的擔待，在族羣撕裂更加嚴重的今天，或許比2014年更為迫切。族羣撕裂不僅是黑白的問題，不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問題，更是關乎美國國運的問題。

那批挖深裂痕，挑起種族仇恨的人違反了美國價值，也違反了美國的利益。四百年所造成的裂痕不可能立刻消失，但是人們需要看到希望。那麼，今天的希望在哪裏？又有誰能代表美國的良心呢？

難道我們只能把希望寄託給下一代？

撰文：臨風

本文由作者授權以“美國華人傳媒”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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