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理想而戰（6）歷史的終結_風聞

三十年前有位洋奴[1]曾經叫囂：中國至少應該再被殖民三百年，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2]！當時的眾多“公知”們不禁轟然叫好，認為此言振聾發聵，實乃至理！

時隔一年之後，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而名噪一時。他認為蘇聯、東歐體制的轉軌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體系已經擊敗了所有對手，取得了徹底勝利，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弗朗西斯·福山

後來的歷史進程似乎的確印證了福山之前的觀點，東歐劇變、蘇聯解體[3]導致冷戰結束，西方世界大獲全勝。很多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實行了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西式民主可謂是遍地開花。[4]

然而時至今日，令人意外的是“歷史的終結論”似乎面臨着難以解決的困擾。誰能想到，曾經風光無限的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只開花不結果，即便結果也是苦澀不堪[5]。

當年東歐諸國中的南斯拉夫完全被西方忽悠，認為只要採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所有的問題將迎刃而解，於是自1990年7月開始正式實行多黨制，人口只有兩千多萬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冒出200多個政黨，而最受歡迎的都是那些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口號越是極端激烈（強調本民族利益），越能贏得大眾的選票[6]。結果導致民族[7]矛盾空前激化，從1991年開始南斯拉夫的共和國紛紛開始鬧獨立，最終內戰全面爆發！戰爭是一場接一場[8]，從1991年打到2000年，結果20萬多人喪生，無數人致殘致傷，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成為二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慘劇！[9]

迄今為止，前南斯拉夫的領土已經分裂成6個獨立主權國家：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克羅地亞共和國、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爾維亞共和國、黑山共和國、馬其頓共和國。而在2008年，又有科索沃脱離塞爾維亞宣佈獨立[10]，只是未獲國際社會普遍承認。

南斯拉夫內戰

要知道我們中國內部同樣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分裂分子[11][12]。而且現在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相互支持[13]以便擴大國際影響力，妄圖在反華勢力[14]的扶持下實現分裂中國的目的！

雖然中國55個少數民族只佔大陸全部人口的8.5%，但請不要忘記僅僅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西藏、新疆、寧夏、廣西、內蒙古）就佔中國國土面積的45%。這個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反華勢力虎視眈眈的盯着中國，做夢都希望我們四分五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決不能象南斯拉夫一樣陷入民族分裂的浩劫之中！

至於俄羅斯則輕信了西方的理論（華盛頓共識[15]），採取了休克療法，結果轉型的最初十年，俄羅斯GDP下降43%，通脹率高達4000%，俄羅斯盧布貶為5500分之一。當時俄羅斯的私有化浪潮[16]輕輕鬆鬆的將蘇聯辛辛苦苦積累多年的國有資產，瞬間轉移到新興的俄羅斯寡頭和西方資本的手中。而這一切統統都由普通的俄羅斯民眾買單！當年受到狂熱追捧的休克療法，被今日的俄羅斯民眾稱之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入侵和二戰德國納粹入侵）。至於一手葬送蘇聯的戈爾巴喬夫[17]曾經興沖沖的參加1996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得票率不到1%！但是沒關係，他早就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最高賞賜--諾貝爾和平獎[18]。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05年的國情諮文中宣稱“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是俄羅斯人民的最大悲劇”。在2017年10月更是直接點出“我們對西方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太信任美國，而美國的錯誤是把這視為弱點並濫用信任”。

我們再來看看那些早已實行自由民主很多年的國家。

首先是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印度早在獨立時期就從大英帝國那裏繼承了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什麼司法獨立、一人一票、多黨輪流執政等要素全部具備，然而實際發展情況呢？

1990-2015年中印兩國GDP對比圖

                                           單位：億美元

1990-2015年中印兩國人均GDP對比圖

                                           單位：美元

數據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從上述兩圖中可以看出中印兩國的經濟差距從1990年起越來越大[19]：1990年中國的GDP與印度不相上下，而25年後中國的GDP已經是印度的5.34倍！1990年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國還高，而現在中國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

連福山自己也承認“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製作，只可遠觀，不可近賞。在這個體制裏，腐敗和尋租盛行；根據印度民主改革協會的統計，印度近來選舉34%的勝選者，有針對着他們的刑事起訴，其中還包括一些嚴重的指控，比如謀殺、綁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遲緩和低效，甚至許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還沒有開庭。根據《印度斯坦時報》的報道，印度最高法院積壓了6萬多個案件。與威權的中國相比，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提供現代基礎設施或基本服務方面，顯得完全無能為力，比如為居民提供乾淨用水、電或基本教育。” [20]

印度達哈維貧民窟，是世界第二、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它於印度最大最發達的城市--孟買，僅僅幾平方公里內的居民人數卻高達百萬。在2009年第81屆奧斯卡上大放異彩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展現的貧民窟即是此處[21]。而孟買有2000個貧民窟，60%的人口居於其中。

而號稱“亞洲民主櫥窗”的菲律賓早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宗教信仰為天主教，後來成為美國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完全照搬美國[22]，至今已經實現自由民主100年了，然而菲律賓長期政治動盪、經濟落後、毒品氾濫，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還有10%的人口長期在海外打工，菲傭甚至成了國家的名片、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而從1986年起，菲律賓已經發生上千起政治謀殺事件。菲律賓人自己總結到：菲律賓的民主政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gun），錢（gold），暴徒（goons）。[23]

2010年8月發生的菲律賓劫持人質事件[24]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此評論道：“他們（美國）的理念都是理論，都是沒有經過證實的理論，沒有在東亞得到證實，甚至沒有在菲律賓得到證實，要知道，美國殖民統治菲律賓長達50年。此外，他們的理念也沒有在泰國或韓國得到驗證。”

“我認為民主制度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發展，這個觀點與美國政治評論家所説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一個國家要發展自己，更需要紀律，而不是民主。民主過於興旺，就會催生無紀律、無秩序的環境，這是不利於發展的。”

“美國文化過於注重個人權利[25]，個人有權根據自己的喜好採取各種行為，但這種個人權利的膨脹是以犧牲社會秩序為代價的[26]。”

美國西部城市拉斯維加斯在2017年當地時間10月1日晚發生槍擊事件，共造成59人死亡、851人受傷。這起巨大的不幸已成為美國現代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槍擊事件[27]。事件發生時一名槍手從拉斯維加斯市曼德勒海灣酒店的32層向正在參加音樂節的人羣用槍支瘋狂掃射。事後警方在槍手酒店房間和家中共搜出42支槍、數千發子彈與爆炸物。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公民擁有持有槍支的權利。多年以來，個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支被鼓吹成美國人民自由的象徵[28]。1994年，約有4400萬美國人擁有1.92億支槍，到今天，約有5500萬人擁有2.65億支槍。拉斯維加斯所在的內華達州是美國槍械管理最為寬鬆的州之一，平民只需要經過簡單申請，就可以獲得購買槍械資格，且允許自由攜帶槍械上街，甚至允許平民擁有自動武器。

2018年2月14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布勞沃德縣帕克蘭的一所高中發生槍擊案。該事故共造成17人死亡，17人受傷，而槍手的辯護律師則表示，被告有嚴重的精神問題。事後美國多地爆發百萬人大遊行呼籲控槍，而特朗普總統則認為讓老師配槍才是預防校園槍擊的好方法。(圖片來自Getty Images)

洋奴們總是吹捧持槍自由，認為這樣壞人就不敢輕舉妄動，果真如此的話，那美國豈不是早就路不拾遺、夜不閉户，到處是一片安寧祥和的幸福景象，連警察都得下崗，可為何現實恰恰相反[29]呢？

可以説遍覽世界，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通過所謂的西式民主、多黨執政的政治制度實現現代化的！實現現代化真正的關鍵是市場經濟[30]、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以及保護並推動這三者發展的積極有為的政府，自由和民主對於現代化有促進作用，但絕非主要因素，其重要性更排在法治建設之後！

也許有人會認為日本是唯一的例外，可實際上呢，日本首先是通過殖民侵略完成了工業化，雖然被戰爭摧毀，但基礎仍在。而在1955年，即剛剛脱離美國戰後管制僅3年，即由日本的自由黨和民主黨聯合成立了自民黨，從此雄霸日本政壇整整38年，可以説就是一黨執政。而且日本的選舉僅限於參眾兩院的議員，首相是由政黨內部產生，與選舉無關。更誇張的是日本政壇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世襲制[31]：大名鼎鼎的安倍家族、麻生家族、鳩山家族、小泉家族、福田家族--這五大政治家族，幾乎壟斷了戰後的日本首相。至於日本國會的世襲議員現象也非常普遍。而韓國的工業化和經濟起飛更是在有着“漢江奇蹟締造者”之稱的韓國前總統朴正熙任內實現的，其在韓國實行鐵腕獨裁統治長達18年。[32]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人搞的民主試驗。

 台灣議會“武林風”

寶島台灣號稱“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西方民主制度施行了二十多年，選來選去，可所謂的台灣“民選總統”，無不是上任前好評如潮，上任後罵聲不絕，威望最高的台灣領導人竟然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強勢親民的蔣經國！而台灣特有的統獨爭議混合着“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使台灣政黨將一切議題統統政治掛帥，導致政治空轉、經濟疲軟、社會分裂，徹底陷入意識形態的鬥爭而難以自拔。[33]現在更是台獨分子當道，海峽兩岸大有分道揚鑣之勢！

可以説台灣民主化了多長時間，整個台灣社會就停滯了多長時間。昔日的台灣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34]，而今則成了吊車尾[35]。

至於東方明珠—香港，自1997年迴歸以來，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結果實在令人失望：經濟上香港增長速度日益緩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政治上港獨分子氣焰囂張，分裂勢力狂妄肆虐！

而中國大陸早在1998年就已經開始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試驗，那就是農村選舉。可結果呢，“總體效果令人難以樂觀，賄選情況極為普遍，家族影響處處可見”[36]。在網上洋奴們為此氣急敗壞，大罵政府“陰險狡詐”，玩壞了他們心中神聖完美的西方民主制度！正所謂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他們早就忘了一件事：1912年中華大地上就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可我們得到的只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37]

自由和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38]，但西方民主制度不是[39]，我們必須將自由和民主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40]。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崛起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但是這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並建立在科學試驗基礎上的漸進改革，而且中國牢牢把握了改革開放的主導權，而不是象俄羅斯那樣完全聽信西方的忽悠[41]，力推政治與經濟的激進變革在一夜之間徹底完成！

要知道在蘇聯解體前，眾多的蘇聯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紛紛認同了西方的話語權：一些人公開表示，讓美國把蘇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都沒有關係，因為美國可以幫助蘇聯改革政治制度，並迅速成為發達富裕的國家。可結果呢，只是讓我們見識到了什麼叫做“很傻很天真”！[42]

很多人推崇[43]所謂的西方民主制度無非是因為美國國家的強大和民眾的富有[44]而已，但李光耀一語道破其中的秘密：“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理念具有普世價值，比如個體之上的理念、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其實並非如此，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實際上，美國社會之所以能在這麼長的時間內維持繁榮，並不是這些理念和原則的功勞，而是因為某種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運氣[45]、充足的資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來自歐洲的充裕的資本和技術，以及兩個大洋使美國免受世界衝突[46]的影響。”

“要檢驗一套政治體制的價值，最終還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否有助於改善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標準，能否在確保人民和平共處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47]

世界的多樣化特徵太明顯了，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語言及歷史要求各國通過不同的道路實現民主和自由市場。”

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指出：在西方，政府被視為必要的惡，而中國則視政府為必要的善。西方將千差萬別的政治形態簡單化為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事實上良政與劣政的分類遠好於此。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政績合法性與選舉合法性的結合，而西方只推動選舉合法性，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只要報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早在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就對雅典的民主發出詰問：“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羣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技藝精湛的醫生呢？”實際上從古希臘之後的兩千多年裏“民主”這個詞的基本意思其實是“暴民專政”。因為西方模式的困境有三個基因缺陷：首先，預設人是理性的。其次，權利是絕對的。第三，程序是萬能的。而今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48]、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兑現[49]，只要有助於競選獲勝就行。現在西方民粹主義思潮愈演愈烈，隨着金錢的捲入、新媒體的捲入等，最終這種“低智商民粹主義”[50]可能會毀掉西方的未來。

而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直接指出現在的美國“總統競選幾乎變成了互聯網運營大師之間的媒體競爭[51]。候選人以前談論治國理政的實質問題，現在則淪為營銷發言人”。

奧巴馬在其自傳《無畏的希望》中也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52]，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53]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錢主的利益。”

伯尼•桑德斯在《我們的革命》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競選和政治腐敗一直是我們國家的主要問題。但今天由於公民聯合會[54]，更多的金錢洪水般地湧入競選人手中，問題已經嚴重到十分荒謬的地步。

實話實説：金錢在國會主宰了一切[55]。華爾街、製藥業、煤炭石油業、農業等企業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不僅為了支持某個人的競選，還僱用了很多遊説團體。在華盛頓，付出就有回報。結果就是富人的願望得以實現，工薪階層的痛苦遭到無視。

只有真正變革競選籌資體系，將權貴趕出政治，才能真正建立起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政府。今天的政治局面是個恥辱。”

“有錢人給候選人捐款不是白捐的。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回報。如果捐款了，他們希望能夠採取他們提議的行動。更有力量的團體甚至不需要國會起草法案——他們直接自己寫。他們只需要找一個人能將寫好的法案引入立法程序。”[56]

在2014年，福山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認真分析了美國民主政治制度所呈現的諸多弊病。他認為“美國當今的問題是法治過了頭、民主過了頭，而國家能力沒跟上”。曾經高舉“歷史終結論”的他悲觀地認為美國民主制度改革無望，幾乎是“死路一條”！“福山是這麼批評美式民主的：美國民主制度原本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分立，來對應政治制度的三個基本類別——國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門用權力去執行法規、實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門則制約這種權力以確保公器公用。但是因為美國人一向有對政府權力缺乏信任，故一直強調使用司法和立法制度[57]來制約國家政府部門的權力，讓美國成為‘法院和政黨組成的國家’。兩黨輪流做莊的政黨政治，因為背後受到財團[58]的影響，無法照顧多數民眾的利益。而多數公民則因為工作繁忙無暇參與公共事務[59]，導致民意受到少數人挾持。”而美國的“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60]

黨的十九大報告則指出：“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事實證明“歷史終結論”已經破產[61]，而中國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則方興未艾！

至於未來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1]  劉曉波，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他將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貶得一文不值，而一切“與人種有關”，他聲稱“與中國不得不有關係很丟臉”，“自己是挖祖墳的不肖子孫，且以此為榮。”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他自90年代中期開始任職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民主中國”公司，定期領薪水（年薪2.3萬美元）。2010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  1988年香港人均GDP高達10454美元，而大陸只有371美元（官方匯率）。然而僅僅27年後，2015年大陸人均GDP已達8167美元。

[3]  蘇聯解體前4個月，人心惶惶，但小平同志説道：“形勢比我們預測的要好，世界歷史在出現大轉折，這是我們的機遇。”蘇聯解體僅僅二十多天後，小平同志就開啓了南方視察，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重申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不僅標誌着鄧小平理論的最終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標誌着中國改革開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這真可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4]  1989年11月小平同志説道：“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會改變。……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

[5]  西方民主制度與《葵花寶典》頗為類似：想當初西方國家拼命鼓吹自由民主，高喊着“欲練神功，引刀自宮”，結果那些全盤西化的國家現在卻發現“即使自宮，未必成功”。而看到中國的發展，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不必自宮，亦可成功”。  

[6]  198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支持東歐民主法案》，然後狂撒美鈔，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內扶持了眾多的NGO人權組織，為民族分裂份子們提供物質支持。

同樣的在中國西方反華勢力通過各種方式滲透，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茅於軾在接受《南都週刊》訪問時毫不諱言：“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我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

[7]  南斯拉夫主要有五個民族：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

[8]  當時德國為了一已之私，率先承認獨立的克羅地亞，由此導致局面最終失控。

[9]  本段摘編自張維為教授的《中國震撼三部曲》。

[10]  2017年10月1日，西班牙最富庶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通過了獨立公投。西班牙政府不僅表示“公投”違法，還直接派警察部隊強硬清場鎮壓，導致超840人受傷。英美德法和歐盟紛紛站出來力挺西班政府。而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每個塞爾維亞公民都有一個問題想問歐盟：為什麼加泰羅尼亞公投就是不合法的，但科索沃獨立連公投都沒有就被你們支持？

[11]  1989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授予藏獨頭目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而有“歷史發明家”之稱的歷史老師、暢銷書作家袁騰飛認為達賴之所以獲獎，是“因為他反抗中國對西藏的武裝侵略”。無需驚訝，這樣的想法對一個認定“中華民族是豬一樣的民族”的人來説不是很正常的嗎？類似的，在2007年《南方都市報》發文《國家榮譽制度當奠基於人類普世價值》，聲稱“就像諾貝爾和平獎，無論這個獎項頒給誰，它都會堅持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守衞人類和平的道義責任。”

[12]  美國總統小布什曾盛讚疆獨頭目熱比婭是“維吾爾族最優秀的代表”。熱比婭於2012年在日本參拜靖國神社，並宣稱：“每天都在向天祈禱：‘美軍快來拯救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吧！’”可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伊拉克人民、敍利亞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都已經看到了。至於利比亞人民現在正被幸福着呢（在聯合國的《世界幸福報告》中，2018年中國大陸排第86名，香港特區排第76名，而戰亂不斷的敍利亞排第70名）。看來某些西方人士真把敍利亞人民當成福爾康了（既姓福又滿族）。這真是“水至清則無魚，人不要臉則無敵”啊！不過仔細想想，熱比婭的言論與“公知”們那句“等民主之後殺你全家”遙相輝映啊。

當然最搞笑的是當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舉着一小試管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忽悠全世界人民發動伊拉克戰爭，但可惜15年過去了，現在也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怪不得後來普京吐槽鮑威爾拿的可能是洗衣粉。但即便如此，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一文中還堅持認為：真正的民主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不想主動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着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不知道那些在伊拉克戰爭中喪生的千千萬萬的無辜平民會認可張教授的話嗎？

那麼民主的美國為何要發動伊拉克戰爭呢？張教授似乎説漏了嘴：“專制國家天生就是要打仗的，因為專制國家的決策由統治者説了算，而統治者自己並不直接承擔戰爭的代價。仗打贏了，自己擴充疆土和財寶。”“對於專制者來説，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真是一針見血啊，小布什家族的背後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油和軍工財團，他們最擅長的就是發戰爭財（賣軍火、掠奪石油資源並拉高油價），反正死的又不是他們自己的人。而戰爭前夕正是他們依靠輿論對美國大眾瘋狂洗腦的。

[13]  2018年3月24日，各路“獨派”分子竄聚台北舉辦所謂的“人權論壇”，參與者包括“藏獨”、“台獨”、“疆獨”、“蒙獨”、“港獨”等成員。“港獨”分子戴耀廷狂言不斷，聲稱要發展“公民外交”，與台灣及國際社會展開“全方位”的聯繫，把香港問題“全球化”，建立一個吸納各反對派勢力的“大聯盟”。他還妄言，港人要為“人民自決”做好準備，思考將來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14]  美國學界正積極宣揚新清史觀，認為清朝是滿族強迫多個民族國家集合一起的帝國，蒙古等地都是滿清的保護國或殖民地。滿清崩潰，各民族，如漢、蒙、藏、回都應脱離滿清疆界，成為獨立國家。

[15]  20世紀70年代以來，位於華盛頓的三大機構—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國際組織的資金為誘餌，向第三世界國家，大力推銷減少政府幹預，促進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政策主張。1989年，約翰·威廉姆森發表題目為《華盛頓心目中的“政策改革”》，總結為十項宏觀經濟政策，又稱之為“華盛頓共識”。

[16]  而北大教授張維迎則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宣稱：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未來中國，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要做好。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第二個中國要做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金融的自由化。

[17]  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為戈爾巴喬夫大唱讚歌：“讓蘇聯版圖上的人民擺脱極權夢魘，獲得了自由。戈氏是多麼偉大的法律畢業生！”戈爾巴喬夫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

[18]  2017年8月緬甸西部若開邦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至少已導致400人死亡。曾被譽為“民主女神”、“亞洲曼德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一時間被西方各國甚至聯合國圍攻，指責她在實施“種族清洗”，其母校牛津大學摘下了掛於校內展示了18年之久的昂山素季肖像，牛津市則取消了先前授予她的榮譽市民稱號，西方社交媒體上也發起了“讓昂山素季歸還諾貝爾和平獎”的話題。當然西方選擇性的遺忘了：奧巴馬作為美國史上進行戰爭最久的總統上任之初就拿到了和平獎。

[19]  印度從1991年也開始了經濟改革，1990年至2015年印度的GDP增長了6.44倍。

[20]  而北大教授張千帆則認為評價“中國模式”怎能專找民主政治的“軟柿子”（印度）捏；怎能死抱住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GDP呢？而且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驕傲而非恥辱。雖然他自己也無法回答為什麼印度民主發展得相當不錯，但卻不僅長期陷於貧困，而且也未能保護環境呢？而根據《2017全球飢餓指數》排行榜，雖然印度擁有亞洲最大的耕地面積，但印度在全球119個國家中排名第100名。

[21]  在電影上映之後，眾多的貧民窟居民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抗議該電影“抹黑”貧民窟的生活。但有意思的是，英國王儲查爾斯在2009年訪問達拉維時語出驚人：“印度的貧民窟是世界的版樣，比西方建築更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爆炸問題。”

[22]  2016年，所謂的南海仲裁案沸沸揚揚之時，美日兩國上躥下跳，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日裔美籍）公開叫囂：“我們要派航空母艦到南海去，今夜就可能發生戰鬥。”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康達也表示，南海是美方“最高國家利益”。2017年，美軍第七艦隊（司令部位於日本的橫須賀港）司令奧庫安中將又揚言：“毫無疑問，如果有必要，我們做好了作戰準備。”

[23]  本段摘編自張維為教授的《中國震撼三部曲》。

[24]  2010年8月23日，一輛裝載25人（包括22名香港乘客）的旅遊車在菲律賓馬尼拉市中心被菲律賓前警察劫持，經過談判，6名遊客於中午前獲釋。23日晚，菲警方實施突擊解救行動，最終8名香港遊客死亡，6人受傷。

[25]  在利益集團和自由主義者的推動下，大麻合法化的趨勢在美國愈演愈烈。從2018年1月1日起，美國第一大州—加州已成為美國第6個允許合法銷售娛樂性大麻的州（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已有9個州與首都華盛頓特區加入了這一行列）。

[26]  美國加州的新法案規定，從2018年1月1日起，明知自己有艾滋病還進行性行為或獻血的人，其刑罰將由重罪變為輕罪，監禁的時間從8年降低至六個月以下。同時還免去明知自己有艾滋病還進行器官捐獻等的處罰。實施這項法令的理由，竟然是認為之前的法律涉嫌歧視和污名化艾滋病毒攜帶者。

另外加州2014年公投通過的47號法案把很多原來是重罪的罪行改為輕罪，原來是輕罪的幾乎無罪：在户外盜竊財物價值未超過950美元是輕罪，警察即使逮住了盜賊，也只能釋放；如果有人從後方或側方搶走手袋或錢財，也只能叫偷竊，不能叫搶劫，搶劫是重罪，偷竊低於950美元的則是輕罪。而該法案實行的理由是緩解加州人滿為患的監獄壓力，同時節省大筆經費。

2018年8月起，3D打印槍支將在美國合法，其設計圖也可在互聯網上自由下載。

而每當中國對毒販公開宣判時，西方國家和人權組織（比如“大赦國際”）總要炮轟中國（死刑制度不人道；公開宣判侵犯人權）。而歐盟將廢除死刑列為成員國必備條件之一，並試圖進行全球推廣。

《禮記·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27]  排名第2的是2016年6月的佛羅里達奧蘭多夜總會案，共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傷，兇手是阿富汗裔美國公民並聲稱效忠“伊斯蘭國”；排名第3的是2007年4月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案，共造成32人死亡，17人受傷，兇手是韓裔學生趙承熙（警方認為其有精神疾病）；排名第4的是2012年12月的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案，兇手射殺27人(其母親和20名小學生及6名教師)，然後舉槍自盡；排名第5的是2017年11月的得州威爾森縣薩瑟蘭普林斯市教堂案，共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傷。

[28]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對一個自由州的安全實為必要，民眾擁有並且佩帶槍支的權利不容侵犯。”該法案的本意其實是為了讓各州居民能夠運用自己手中的槍支協助政府維護州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全，因為當時的州政府根本無力給大眾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保障。因此當時很多州甚至出台政策強迫民眾隨身攜帶槍支。

[29]  在2011年，僅佔世界人口4.4%的美國，卻貢獻了22%的世界監獄人口。

[30]  但絕非華盛頓共識所推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市場可以自動恢復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進行干預），具體對中國而言則是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可時至今日，象茅於軾、張維迎之流的所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仍在不遺餘力的鼓吹全盤西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事實上連美國自己都不再相信這樣的忽悠，否則金融危機時何必高喊什麼“大到不能倒”？而看看中國，我們在醫療、住房和教育上過度私有化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我們已經被這幫人坑得很慘！

[31]  説到世襲制，比起同樣標榜自由民主的印度來，日本自愧不如：在印度赫赫有名的尼赫魯家族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權勢熏天。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是印度國大黨主席併成為印度開國總理。他的獨生女兒英迪拉·甘地在其死後繼承其衣缽出任印度總理。而英迪拉·甘地在遇刺後，其長子拉吉夫·甘地立即被國大黨推舉為印度總理，但在1991年遇害。之後其妻子索尼婭·甘地最終出任印度國大黨主席。在2004年，她差一點成為甘地家族的第四位印度總理，但終因其意大利血統備受質疑而放棄，改由黨內元老辛格出任。在2017年，拉吉夫·甘地與索尼婭·甘地的兒子、甘地家族的繼承人、第四代長孫拉胡爾·甘地接替其母，正式出任印度國大黨主席，併成為下一任印度總理的熱門候選人。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英迪拉·甘地與聖雄甘地並無血緣關係，但當時她的丈夫是拜火教徒，在印度種姓制度下，他們的後代將會成為下等人，於是聖雄甘地便給了他們“甘地”的姓，於是“尼赫魯-甘地”家族的稱呼就這樣誕生了。

[32]  有人將中國與日韓之間的經濟差距全部歸咎於文革動亂。實際上這首先是由於中國與日韓的國情（人口、國土、民族等）不同造成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難度成幾何級增加。其次是因為冷戰。冷戰導致中國最終與蘇美兩國交惡，面對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訛詐”使中國不得不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工作的重點也是國防建設（兩彈一星等）。而日韓同樣因冷戰得到了美國的大力保護和積極提攜，不但有美軍駐防，更是獲得了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的支持。另外日本雖然戰敗，但其之前依靠掠奪中國積累起來的工業基礎和教育水平遠超中國。

[33]  李光耀認為：“有一些人嚮往多黨政治、輪流執政。他們應該研習一下中國台灣、泰國和菲律賓的例子。多黨輪流執政的結果是更多的腐敗和失職。而且，一個‘自由運轉的媒體’並沒有起到遏制腐敗的作用，雖然根據美國人的‘民主’理論它原本被設計如此。更進一步地，政府的頻繁更替改變，反而阻礙了台灣和泰國的經濟發展，抬升失業率，還造成了政局的不穩定。”

[34]  國民黨從大陸搜刮的金銀外匯與物資設備、敗退台灣帶走的人口與技術、台灣日據時期打下的工業基礎、美國的經濟援助和市場支持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四大基礎。

[35]  亞洲四小龍指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韓國。現在台灣的人均GDP是亞洲四小龍中最低的。四小龍中的新加坡經常因政治制度而被西方抨擊，但其人均GDP遙遙領先。

[36]  援引《中國超越》。

[37]  網上有一批吹捧民國的民國粉，袁騰飛這樣説：“我曾經上大學的時候問我的老師，我的老師是經歷過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我問他，1976年，文革結束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狀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民國的時候怎麼比?我的老師説，比四九年肯定是要強，跟1936年沒法比。”慕容雪村也認為：“其實國民黨的統治並不能算是一個好的統治，它只是相較於共產黨的統治不那麼壞而已。”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則宣傳“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北大教授張千帆也寫道：“民國時發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骯髒、最糟糕的那些，也遠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就衝着空氣，在民國和現在之間，我選擇民國！”至於為何“公知”們如此推崇民國呢，張千帆也道出了心聲：“衞方（指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如果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業！”到頭來，説白了不過是想改朝換代、全盤西化罷了。

那麼具體如何呢？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著名智庫）2013年為賀衞方舉行的新書（《以正義之名：在中國推動法治》）發表會暨中國司法研討會上，賀衞方特別提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現實的實踐已經無法找到理論的論證，而沒有理論的實踐就只能依靠暴力來解決問題，因而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讓其對社會衝突有更多的包容性。賀衞方認為，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在提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賀衞方認為前提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其他黨派的正當性、人民權利的正當性，如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軍隊不由黨來控制而是忠誠於國家。

[38]  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9]  早年梁啓超先生曾無比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頌揚“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然而當他在1903年去美國這個“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實地考察8個月即大失所望，認為：“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

[40]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王紹光認為中國百姓在理解民主時，更關切民主的實質意義，即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對其生活會產生什麼影響，而不是政治體制是否符合某些外在形式。強調形式（如以多黨競爭為特徵的選舉）的民主，我們可稱之為代議型民主，其關鍵是選出代議士；強調實質（如政治體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百姓需求）的民主，我們可稱之為代表型民主，其關鍵是政治體制能否為人民服務，政府政策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意願。與代議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關鍵概念不是“代議士”，而是“代表”，即以實現公眾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

[41]  人大教授金燦榮曾經這樣調侃: 中國的經濟崛起有一個訣竅，那就是從來不聽經濟學家的。

[42]  俄羅斯知識界今時今日的社會地位與物質條件大不如前，蘇聯留下的老底子日漸空虛，往日輝煌如過眼雲煙，他們哀嘆道：當時他們鬥爭的槍口瞄準的是蘇共，倒下的卻是蘇聯，傷着的反而是自己。著名小説《古拉格羣島》的作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曾痛苦的反思，坦承“我害了俄羅斯祖國”。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後來痛心疾首的説道：“如果説在1991年，我知道國家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況，我寧願斬斷自己的手，也不會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議。”2012年和2014年時，俄羅斯的民意調查顯示，仍有56%和57%的俄羅斯公民為蘇聯解體感到遺憾。

[43]  實際上他們真正豔羨的是世界頭號強國的強大與霸道，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與榮耀。

[44]  美聯儲2017年調查報告《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3 to 2016: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指出，2016年美國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為9.73萬美元，平均數為69.21萬美元。而且有44%的民眾無力負擔400美元的緊急支出，必須通過借貸或出售物品才能籌得這筆費用。美國早已從二戰後的最大債權國變成了今天的最大債務國。

[45]  1941年6月，納粹德國大舉入侵蘇聯時，參議員杜魯門（美國第33任總統）曾説過：“如果我們看到德國佔了上風，就應該援助俄國；如果俄國要贏了，就去幫助德國，這樣才能讓他們大拼個夠，儘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獲勝！”

[46]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對美國的得天獨厚充滿着羨慕嫉妒恨，他曾説道：“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人格外眷顧！”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也寫道：“美國的大幸並不在於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頂得住大戰的聯邦憲法，而在於它處在一個不會發生使它害怕的戰爭的地理位置。”當然了，對美國憲法推崇備至的“公知”們可不這樣認為，著名學者易中天就在《費城風雲: 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中寫到：“我們甚至還可以説，正是一部憲法締造了一個國家。”搞笑的是，中毒甚深的易中天為了神話美國不惜在書中編造歷史。不知道這是不是在向“歷史發明家”袁騰飛致敬。

[47]  小平同志認為評價政治體制，“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小平同志的觀點無疑更加深刻。

[48]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把競選獻金裁決為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一種“言論自由”，於2010年裁定對公司和團體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又裁定對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這兩項歷史性的裁決使得包括外國資金在內的秘密資金現在可以無限制地流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活動。美國前總統卡特認為：“這違背了美國政治體系的精髓，而這種精髓才使得美國成為偉大的國家。現在，美國只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現在我們的政治體系已經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

[49]  2008年時，奧巴馬競選總統曾鄭重承諾：向中國學習修建高鐵、第一個任期內就要把國債從十萬億美元減少到五萬億、關閉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監獄。然而、可是、但是、總之，第二個任期結束時，八年已經過去了：一公里的高鐵也沒有建成；美國國債激增到十九萬億美元；關塔那摩監獄依然矗立。

[50]  2018年，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現在民粹主義正在席捲美國大陸，同時也在席捲西歐國家，而且還在不斷擴散。”“在美國、西歐以及其它國家，實際上（民粹主義）反映了當地的人民頭腦中灰暗的未來。任何一個政客能夠站出來迎合這個思潮，就能得到更多的選票。”“這是這個時代出現的根本性的變化。”

[51]  2018年3月，有媒體曝光：8700萬名Facebook用户的個人信息被一家名為劍橋分析的公司非法盜取，該公司通過社交網絡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而美國總統大選的總投票人數才1.3億人。在大選中，正是劍橋分析為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提供了各種服務。

[52]  今天相比以前，美國的媒體業已經高度的壟斷，6家媒體巨頭（新聞集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時代華納、迪士尼、維亞康姆和康卡斯特）控制了美國90%的報紙、電視和電台。正如A·J·雷伯林所説：“新聞自由只對擁有它的人才有保障。”伯尼·桑德斯指出：“大多數媒體為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國人民的所見所聞。”“一般對工薪階層來説越重要的問題，企業制媒體的興趣就越小；對普通百姓意義不大的事情越是獲得媒體關注；此外，受到前1%的人推動的問題獲得了很高的關注度，而工薪家庭代表所倡導的問題卻沒什麼人問津。”

[53]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2001年1月20日卸任當天的最後幾小時匆忙簽署了140份特赦令，這其中包括他同母異父兄弟羅傑·克林頓和長期在逃的富商馬克·裏奇。而馬克·裏奇的前妻為民主黨、希拉里·克林頓的參議院競選以及比爾·克林頓圖書館基金會都貢獻了鉅額捐款。

2011年，美國安然公司（世界頭號天然氣交易商和美國最大的電力交易商，營收超千億美元）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宗破產案。安然公司長期蓄意造假，但多年以來從未被揭發。根據調查，258位國會議員曾收取來自安然公司的政治獻金，15位布什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總統高級顧問卡爾·羅夫、美國環保署副署長琳達·菲舍爾、財政部副部長彼德·菲舍爾、美國貿易代表佐裏克）曾擁有安然的股票，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由安然公司鼎力推薦的。當年安然公司更在老布什和小布什的總統競選之路中大力相助。而這些人和安然公司的高層都在安然醜聞爆發之前提前賣掉了自己手中的安然股票。然後他們眼睜睜看着安然公司的股票暴跌至0.26美元，市值由峯值時的800億美元跌至2億美元。安然公司的股東和員工損失慘重，但事後沒有一名政界人士受到牽連。

而奧巴馬能夠入主白宮得益於肯尼迪家族（尤其是愛德華·肯尼迪，他是民主黨黨內最顯赫及最受歡迎的人物，其兄是約翰·肯尼迪總統）的鼎力支持。因此在愛德華·肯尼迪去世後，肯尼迪家族在美國的政壇勢力面臨青黃不接之際，奧巴馬特意任命毫無經驗的政治新手--肯尼迪總統的長女卡羅琳·肯尼迪擔任美國駐日大使這一顯要職位（由於美日的從屬關係，該職位的實際工作職責並不複雜，尤其適合卡羅琳這樣的新人練手）。在中國飽受批評的人情社會和內幕交易在美國則是合理合法的。而西方特有的“旋轉門”制度（指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更是將錢權交易公開化、合法化。象羅伯特·魯賓、亨利·保爾森和史蒂文·姆努欽都在華爾街巨頭高盛集團和政府之間遊刃有餘、翩翩起舞，一會兒是金融高管，一會兒是財政部長。

至於美國臭名昭著的遊説集團和政治捐款就更不用説了，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就長期利用遊説集團去影響美國的控槍政策。2015年12月2日，美國南加州聖貝納迪諾市一所殘障康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導致14人死亡、21人受傷。槍擊案發生的第二天，國會參議院否決了一項控槍議案。而根據統計，投反對票的50名參議員一共從美國步槍協會收到2700萬美元的政治捐款。對此，馬克·吐温早就吐槽過：“美國唯一明顯的犯罪團伙就是國會。”但這些美式“高級腐敗”在“公知”眼裏，那是“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

[54]  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對美國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確立：股東和其他羣體享有與他們作為個人會享有的相同權利。法院還裁定，政府不得限制這些羣體為支持或批評政治候選人作出的開支規模。這就是前面提到的競選獻金被裁決為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一種“言論自由”。

[55]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在《美國1%的“民有、民治、民享”》中指出：“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聯盟（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取消了競選經費上限，賦予企業買通政府的權利。現在代理人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事實上，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於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

根據2017年福布斯400富豪榜，美國最富有的400位富豪的總財富為2.68萬億美元，等於美國64%的人口財富總和(即2.04億人)，不僅超過了英國的GDP，比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在一起的人口還多。與此同時，美國最底層19%的家庭陷入財務困境，被稱為“溺水家庭”，即家庭淨財富為零甚至是負數。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稱，美國中產階級在人數上已被收入更高和更低的人羣超過，截至2015年初，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數量為1.208億人，而生活在更低和更高收入家庭的美國人數量達1.213億人，這一重大轉變“可能標誌着一個臨界點。”1965年毛主席就對愛德加·斯諾説：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56]  可以説伯尼·桑德斯的出現確實代表了美國內部自我糾錯的希望，最起碼他指出了不少關鍵的問題。不過這種希望最終被支持希拉里的壟斷資本所絞殺了。希拉里以極不光彩的方式（民主黨超級代表的支持）擊敗了桑德斯。之後敗選的桑德斯立即將自己的支持者打包賣給了希拉里。

[57]  因為全盤西化過於扎眼，有的“公知”現在用“憲政民主”將其代替。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日資控股的《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文《温哥華比北京好在哪裏？》，宣稱憲政民主得到落實，人民信仰自由得到保障、道德素養不斷提高，霧霾才會消退，北京才會像温哥華一樣美。這位張教授選擇性遺忘了當年的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和日本水俁病事件，更對印度是當今世界上與污染有關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的事實視而不見。

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在微博中毫不掩飾的直接寫道：“憲政，憲法的司法化，正是通過一種漸進的模式，一種靜悄悄的革命，使我們這樣的老大帝國走出兩千年來不斷地通過激烈動盪去實現社會變革的怪圈，而法律人所尋求的恰好是通過專業化力量實現漸進的社會變革，用一個某些人不大喜歡的詞來表達，就叫‘和平演變’。”

[58]  大名鼎鼎的“軍工複合體”就是美國連續不斷的對外戰爭的主要推動者。當年艾森豪威爾在他卸任美國總統時發出警告：“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裏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

法國總統候選人奧朗德在競選時曾指出：“我告訴你們誰才是我真正的對手：它沒有名字、面目不清、沒有政黨、沒有候選人，因此永遠不會當選；然而它卻統治着我們。這個對手，就是金融財團。20年來，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金融財團控制了經濟、社會乃至我們的生活。今天，它能夠在瞬息間轉移鉅額金錢，威脅國家生存……它已經成為一個帝國。2008年9月15日爆發的金融危機不但沒有削弱這個帝國，相反正在加強它……”

[59]  2014年美國中期選舉，有63%的美國民眾都棄票了，更加誇張的是80%的年輕人和絕大多數低收入人羣都未參加投票，是二戰以來最低的投票出席率。但與福山不同的是，伯尼·桑德斯是這樣解讀的：“民眾為什麼不投票？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放棄了政治民主程序？答案並不複雜。人們不相信政府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説，他們的生活和華盛頓特區以及州政府的政治決策是割裂的。他們不想參與到‘偽民主’的過程中來。如今，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國會中會有人聽民眾的心聲嗎？國會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當然不代表生活艱苦的工薪階層的利益。”

[60]  援引《“美式民主衰敗 台式民主崩解” 台灣未來何去何從》。

[61]  美國不顧一切的強行推廣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因主要有四個：一、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因為不受管制的市場經濟和金融制度以及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都非常有利於國際壟斷資本興風作浪，攫取鉅額利益。小平同志在1989年強調：“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二、維護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以保證美國的世界霸權。比如美國長久以來對中國奉行接觸加遏制的戰略，即希望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説明白點就是希望中國和平演變然後成為美國的跟班小弟，最好象“亞洲之光”日本那樣拼命跪舔還以此為榮；三、出於美化美國曆史的需要。美國是如何成為世界霸主的呢？難道是依靠奴隸貿易、種族屠殺、殖民侵略、對外戰爭、國際剝削和金融掠奪嗎？開玩笑！當然是依靠偉大的自由民主制度了！但實際上，被西方人士吹得震天響並被視為政府合法性來源的一人一票制度直到1965年才在美國得到了基本落實（1965年美國通過的《選舉權法案》最終賦予了非裔美國人的選舉權，而幾乎被趕盡殺絕的印第安人的基本人權在1968年才被美國政府承認）；四、美國本身由於深受一神教的影響，自認上帝選民（即所謂的“天定命運”），沉迷於歷史終結論的神話而不可自拔。美國總統小布什曾經説過：“美國是上帝所選，成為世界楷模乃是美國的歷史使命。”對於中國，美國總統克林頓則自信的做出這樣的論斷：“中國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面。”對此小布什非常認可，他認為“總有一天，中國人會發現，社會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獲得偉大地位的唯一源泉”。當然了，反傳統的特朗普總統可能不太認同他們，不然哪用得着“讓美國再次偉大”啊。  

特別提醒：

本文只是全書（《為理想而戰》）中的一篇，書中對很多話題或人物的討論散在於全書各個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討不一定完整。另外因為觀網發帖有兩萬字的限制，本文有部分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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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沒有任何艱深的理論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個普通人希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分析和預測這個表面看起來紛亂複雜的世界。這其實是一本給青少年看的歷史政治“科普書”。

受限於作者的水平，本書的種種缺點和錯漏，實在是無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夠指出具體問題所在，我將竭盡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