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理想而戰（8）漢字的興衰_風聞

漢字的興衰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説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玄同

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陳獨秀

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魯迅

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劉半農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要根本廢除漢字。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瞿秋白

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儘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蔡元培

説實話，當我看到上述言論時，實在難以相信這樣荒謬而又惡毒的觀點竟然出自諸位民國大師和革命前輩。而當真正去回望這段不可思議的歷史的時候，卻發現他們其實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被稱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在臨終前仍念念不忘道：“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原因就是“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為了避免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當年那些仁人志士瘋狂的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其中很多人認為中國貧窮落後、任人宰割的現狀是由於充滿糟粕的傳統文化造成的，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載體的漢字就成了眾矢之的，而且漢字複雜難學[1]，一定程度上給普及國民教育、喚醒勞苦大眾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廢除漢字可以説是民國時代文化屆的主流呼聲。

而為了徹底消滅漢字，文化精英們雙管齊下，一方面積極推行漢字拼音法，一方面要求推廣簡體字。

其實早在清末民初，由英國人威妥瑪發明，翟理斯進一步完善的威妥瑪-翟理斯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就已經在國內外開始流行，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力。比如I-ching（易經）、Tai-chi（太極）、Kung fu（功夫）、Chung hwa（中華煙）等英文單詞就是來自威氏拼音，至於常凱申的誤譯笑話也是由於蔣介石的威氏拼音名字“Chiang Kai-shen”而引起的。

1928年，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1931年，瞿秋白、吳玉章與林伯渠等合作制訂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紛紛大力支持“北拉”。而“北拉”推行以後，在邊區根據地得到廣泛應用與實踐，甚至取得了與漢字相當的地位。然而這些方法都存在致命的缺陷而難以真正的普及。於是民國時代多種漢字拼音法並存，猶如羣雄混戰。

1935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同時公佈《推行簡體字辦法》。而在1936年，由於國民黨元老、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強烈反對，導致簡體字推行暫緩，《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2]

解放後，在50年代初，面對世界範圍內文字拉丁化的潮流和中國掃盲教育的急迫性，毛主席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

而直到1955年復旦大學教授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之後，漢語拼音方案才逐漸走向正軌，並得到了毛主席的鼎力支持。

1956年2月20日，《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出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了這一方案。從此以後，漢語拼音在掃盲教育和推廣普通話中大顯身手，漢語這一古老的語言再次煥發了強大的生命活力！

這之前，在1955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漢字簡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964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了《簡化字總表》，收字2274個，隨後向全國推廣。其實很多簡體字古已有之，是古人常用的漢字簡化寫法，而簡體字的普及大大降低漢字的識讀與書寫難度。

但在1957年，一部分有識之士指出“今之主張廢除漢字，以拼音文字來代替的，主觀上是為掃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觀上，則是自己毀滅祖國曆史與文化，消滅民族意識，正是殖民主義者對被征服的國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3]這些真知灼見引起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視。

面對漢字存廢之爭，毛主席對文字改革的任務作了明確界定，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1月10日，受毛主席所託周總理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報告會上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明確指出“關於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但這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任務的範圍。”中央最終採取了求同存異的方法，先擱置爭議，力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

在後來的日子裏，經過反覆實踐發現，漢語拼音與簡體字相互配合已經大大降低了教育的門檻，而如果僅僅採用漢語拼音而完全放棄漢字的話，在實際的工作與生活中使用起來非常不便，況且古老的方塊字代表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歷史與輝煌的文明，綜合權衡之下最終我們徹底放棄了漢字的拉丁化改革！漢字的正統地位得以保留！

在國際上，從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後，聯合國使用的中文由繁體字改為簡體字；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也採用簡體字作為漢語的規範用字。

長達半個多世紀轟轟烈烈的漢字廢除運動，似乎只是歷史跟我們開了一個可怕的玩笑而已。然而真正可怕的是低到塵埃裏的自卑，一想到當年國人因此而差點全盤否定漢字，否定傳統文化[4]，否定中華文明，就覺得不寒而慄！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演[5]

2017年4月，習主席在美國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會晤。這是兩國元首夫婦共同欣賞特朗普外孫女和外孫演唱中文歌曲[6]《茉莉花》並背誦《三字經》和唐詩。新華社蘭紅光攝

其實否定中國、看衰中國是清末民初以來很多中國人的通病，內心的自卑感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早已深入骨髓。直到今天，在中國已經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里大國小民的心態依然隨處可見，互聯網上更是充斥着諸多的荒謬言論，甚至於“唱衰中國”[7]、“詛咒中國”[8]在網上竟然成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正確”！這背後體現的是“公知”的橫行[9]，是輿論話語權的旁落[10]，是心靈的扭曲變態！

除此之外，隨着自媒體時代[11]的來臨，網上譁眾取寵、騙取點擊率的標題黨越來越多，“美國震驚了”、“日本嚇尿了”之類的“嚇尿體”[12]消息到處推送，可實際上大多是文題不符或胡亂編造。這完全無助於培養理性自信的愛國熱情與大國風範，反而是一種自卑心理的特殊體現！

註釋：

[1]  傳統繁體漢字有“三多”（字多、形多、讀音多）與“五難”（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檢排）的特點。魯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中就對這些問題做了一定的表現。

[2]  1952年，蔣介石在台灣第二次推動文字改革。他重申“簡化字之提倡，甚為必要”。結果再次遭到認為此舉會“毀滅中國文字及國家命脈”的保守勢力的抵制。後來因大陸推行簡體字，基於意識形態考慮的蔣介石立場大變，將大陸提倡的簡體字斥為共黨專斷、忘本賣國的工具。後來，他又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全面禁用簡體字，違反者甚至會被視為“投共附匪”。

[3]  出自王重言的《對於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商榷》。

[4]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擔任民國教育總長期間，下令廢除了基礎教育中儒家經典的課程設置。後來的文化精英則主張打倒孔家店和中國傳統文化，全面認同西方文化體系。但必須指出這些文化精英與現在的洋奴有着本質的區別，那就是他們深愛自己的祖國，他們心裏想的是救國存亡而不是賣國求榮！他們的行為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種嘗試，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無法完全贊同，但考慮到歷史的侷限性，我們不必求全責備。

[5]  明明是西方反華勢力全力支持的藏獨分子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拉薩“3•14”事件，但奧運會之前整個西方世界的主流輿論卻公然敵視中國，以此為藉口無恥的呼籲抵制北京奧運會！

[6]  中國人以説外語為榮，這在外企尤甚。但國人很少知道的是法國的勞動法明確規定，僱主只能用法語和員工交流，任何有關勞動就業關係的文件如果使用了外語，企業將會被處以重罰。而且這其實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在好萊塢電影《地心引力》中，女主角好不容易逃入中國的空間站，但卻被一堆中文操作按鈕難倒。但在現實中，比亞迪的一款新車採用了漢字車標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比亞迪的董事局主席兼總裁王傳福則對此回應道：“如果我們連一個很簡單的中國字都不去傳承的話，我們怎麼談實現中國夢？”另外歐洲的宇航員早已開始學習漢語，為的是與新興太空超級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希望搭上中國的快車，在將來的太空任務中獲得副駕駛的位置。

[7]  每當有外企撤資時，“公知”們不分青紅皂白就跳出來嚷嚷因為勞動成本上升、環境保護成本增加，中國經濟“藥丸”（要完），但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外企撤資是業界優勝劣汰的正常現象，背後折射的是大陸本土企業的崛起：想當年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在中國何等威風啊。當然部分外企的關閉、轉移確實與勞動成本、環境成本有關，但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進步，提高勞動者報酬、加強環境保護有何不對呢？不過“公知”們的邏輯就是如此：工資低、環境差時罵血汗工廠、罵黨和政府，工資高、環境好時又喊成本高企、中國要完！2014年時，“民主女神”劉瑜就曾居高臨下的批評中國是“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並論證中國模式不可能推廣到全球和改變世界，“哪怕你推銷到非洲也是非常難的”。

[8]  2018年7月老撾一水電站大壩坍塌，傷亡慘重，而洋奴們對災民們漠不關心，他們只是迫不及待的希望該大壩是中國建造的（實際是韓國公司承建）！

而當年温州動車追尾事故發生的前一天，京珠高速河南信陽段發生雙層大客車燃燒的交通慘劇，共造成41人死亡，6人受傷，死亡人數超過了温州動車追尾事故。事故的起因是非法攜帶易燃化工產品引起突發大火。但諷刺的是這起慘劇並沒有引起“公知”們的關注，反倒是對稍後的動車事故掀起了狂風暴雨式的口誅筆伐，這是因為冷血的“公知”們真正需要的是攻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高鐵發展的材料而已，高高在上的他們對於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根本漠不關心！2018年8月14日，意大利熱那亞莫蘭迪公路橋突然垮塌，導致43人死亡，大橋周圍600多名居民被迫撤離，當地交通受到嚴重影響。可是那些意見領袖式的“公知”們卻鴉雀無聲了。

李敖曾説過：“有一種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國的中國人”，他們“整天看中國不順眼，又怨又恨又詛罵，唯恐中國不亂”，但“唯恐中國不亂的，不是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唯恐中國大亂”。

[9]  2012年《南方週末》發表神文《索馬里：民眾生活不太壞》，吹捧索馬里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自由，認為“沒有強有力中央政府給索馬里帶來的無政府狀態，既給予了索馬里人經濟自由，也塑造着未來的索馬里國家形態：聯邦制、地方分權與自治，這已經改變了並還將繼續改變索馬里人的生活。”而為了增加説服力，作者還故意混淆數據。可見“公知”為了鼓吹全盤西化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10]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曾撰文指出：“資本集團勢力已控制了中國最有影響的網絡媒體資源和部分傳統媒體資源，同時對幾大官方媒體、官方網站和官方微博進行了深層的滲透，有的傳統主流媒體正版與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人格分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倡導共同富裕的媒體或記者編輯在官方媒體的微博版裏被邊緣化。”

[11]  個人認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大勢所趨，但自由應該有四個前提，那就是要遵守法律法規、維護道德規範、尊重公序良俗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12]  當然妄自菲薄仍是當前“公知”們的最愛。在貿易戰中，各種磚家的言論沸沸揚揚，有人説：“別人一斷貨，就休克了，好意思説基本實現工業化了嗎？”。還有人説：“四大發明屬於技術範疇，它不是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技術創新和突破，跟科學沒有半毛錢關係”，“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這些明顯缺乏基本的經濟和科技常識的言論卻得到了熱捧。想當年毛主席就批評一些自以為是、高高在上、脱離實際的知識分子，説他們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特別提醒：

本文只是全書（《為理想而戰》）中的一篇，書中對很多話題或人物的討論散在於全書各個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討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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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沒有任何艱深的理論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個普通人希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分析和預測這個表面看起來紛亂複雜的世界。這其實是一本寫給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看的歷史政治“科普書”。

受限於作者的水平，本書的種種缺點和錯漏，實在是無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夠指出具體問題所在，我將竭盡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