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為何解散台灣對大陸的“反統戰”組織_風聞

【吳建國  台灣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原校長】

1978年美國東部時間12月15日晚上9點，卡特總統突然在全國電視網上公開宣佈，從1979年元旦開始，美國政府決定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撤除在台灣的所有軍事設施與人員，廢止與台灣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建立與大陸的全面正式外交關係。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一封《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對台工作新政策，停止了已經進行長達21年對金門、馬祖外島的炮擊，同時要求兩岸應該儘速實現“三通”（通郵、通商、通航）與“四流”（探親、旅遊、學術文化、體育工藝的交流）。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30天后，鄧小平在訪美的行程中，在“美中友好協會”與“全美華人協會”舉辦的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迴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從此大陸正式採用了“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

蔣經國立即成立“反統戰”組織

面對大陸新的對台政策與新的做法，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堅定地將大陸一切的作為，定位為“對台統戰”，快速地採取了反制的行動。

 1979年元月6日，就在大陸《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的第6天，蔣經國召見了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的楚崧秋先生，要他負責立即成立台灣對大陸的第一個“反統戰”組織，命名為“固國小組”。

據楚崧秋日後發表的回憶錄中記載：蔣（經國）主席於（1979年）1月6日交代我（指楚崧秋本人）即成立專門反制中共統戰的臨時編組單位，這就是後來的‘固國小組’。該小組為尊重體制，設於中央宣傳指導小組（按：成立於1978年）之下，指導人即為中央宣傳指導小組召集人、中央黨部張寶樹秘書長（同年12月14日由蔣彥士秘書長繼任），以“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新聞局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及“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楚崧秋）為主幹，並由蔣主席指定我為執行召集人，其他黨政有關主管為參加人。於1月2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集思廣益，研擬反統戰對策，交付實行。

 這個小組於執行秘書（文化工作會秘書兼任）之下，設有資料、分析、協調三個組，由上述五個主幹單位各借調一二位熟諳敵我情勢者參加工作，合計不到十人，無固定經費，承“國家安全局”撥借台北市瑞安街一招待所為辦公處，取會報形式，本身沒有什麼（政策）執行能力，凡所決議，概需透過黨政協調，付諸實行。初時大家基於責任感與工作熱忱，更基於蔣主席對此責望殷切，因此尚能以微小的人力，勉力達成所擔負的任務。可是中共對台統戰攻勢越來越凌厲，別的不説，單以對台廣播、空飄出版物、各種心戰喊話等而論，即非小組條件所能因應。同年（1979）4月間，蔣主席鑑於敵人謀略有利用人心不安及島內反對勢力，製造妥協假象之虞，乃斬釘截鐵提出應對中共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無疑是反統戰的最高方針，問題則在如何説服眾人，共趨一鵠，固然這是整個黨政的共同責任，然“固國小組”不能不首當其衝。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與嚴家淦握手

再過半年，我深認“固國小組”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面對高雄“美麗島事件”後敵我內外大局的挑戰，乃向張秘書長表示，希望轉呈主席考慮可否由人力物力比較充實的單位來負責，文化工作會全力配合。此議在1979年12月中旬，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決定由蔣彥士繼任秘書長後得到一些眉目，即待新年度開始後作一決定。此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承接此一任務的由來。

由楚崧秋親口道來的這段“固國小組”成立到結束的內幕來看，蔣經國本人對大陸和平統戰攻勢的戒慎恐懼是事出有因。他曾經歷1948年親自坐鎮上海，以協助政府順利發行金圓券，實施經濟管制“打老虎”卻全面挫敗的慘痛教訓，最後目睹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敗亡，因此深切體認不能嚴守峻拒中共統戰的可怕後果，只要政府態度稍一鬆動，台灣人心隨之懈怠，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不言可喻。

由“總政戰部”接手“反統戰”任務

1980年1月29日，蔣經國在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後，召見甫於四中全會獲選為“中央常務委員”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對他説：“目前反統戰的工作非常重要，從現在起由你負責！”

王昇是從1939年蔣經國在江西贛南擔任行政專員時，就開始追隨蔣經國，極受蔣經國倚重的重要幹部，在台灣長期負責軍中的政治工作，一手成立了“政治作戰學校”，建立了“政戰系統”，被稱為台灣的“政戰教父”。他對蔣經國是絕對的效忠與服膺，可以説蔣經國説的每一句話、交代的每一件事，王昇都是絕對的服從。

但是唯獨這次蔣經國要他負責對中共的反統戰工作，他感覺責任太大，又是政治性極高、極度敏感的工作，因此他請蔣經國重新考慮人選，但是蔣經國十分堅持（蔣經國的個性是君無戲言，對許多事未經深思熟慮，絕不輕易表示意見。可是一旦決定的事，他會堅持貫徹下去），王昇不得已，只有硬着頭皮，接下了這個困難的工作。

不過，王昇向蔣經國提出了一個要求：“這個反統戰小組所有的工作，仍應經由中央黨部蔣彥士秘書長向主席報告與請示。”蔣經國聽了後説：“你們去商量好了。”就這樣，國民黨的第二個反統戰單位，就改由人力、物力都十分充實的政戰系統接手，展開對大陸統戰強力的反擊。

“王復國辦公室”的更名

王昇與蔣彥士商量的結果，決定在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之下，設立一個隱秘性的小型幕僚單位，稱為“王復國辦公室”，於1980年4月1日成立，除由王昇擔任主任外，蔣經國核派政論家李廉擔任書記。下設情報、計劃、協調、行政秘書各一人，精選必要幹部，從事幕僚作業，人事極為精簡，皆由黨政相關單位選調而來的優秀人才組成。

 同時，因工作需要，成立基地、海外、大陸三個工作研究委員會，各設召集人及秘書一人，再由各召集人推薦學者專家與相關黨政單位的副主管為研究委員，每週集會商討各項反統戰工作的推動計劃。

王昇與蔣經國合影

三個工作研究委員會的召集人均由蔣經國親自核派，研究委員與秘書則由各召集人建請蔣秘書長核聘。茲將各委員會召集人、秘書、研究委員名單陳述如下：

基地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吳俊才（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朱文琳；研究委員：先後聘請于振宇、王人傑、杜均衡、李模、宋楚瑜、周菊村、施啓揚、郭哲、殷文俊、郭為藩、梁孝煌、曹伯一、廖祖述、趙守博、蔣廉儒、蕭天贊、李在方、陸潤康、王昭明、許新枝、王章清、甘毓龍、朱文琳等23人。

海外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由先後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錢復、丁懋時擔任；秘書：先後由劉國治、謝復生擔任；研究委員：先後聘請明鎮華、汪奉曾、柯叔寶、朱集禧、連戰、何顯重、王紀五、蕭萬長、鬱慕明、趙寧、章孝嚴、戴瑞明、張京育、虞為、高銘輝、劉國治、謝復生等17人。

大陸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徐晴嵐（曾任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先後由張鎮邦、徐崇藝、王澄宇擔任；研究委員：先後聘請宋公言、林清江、蕭政之、焦金堂、王徵麟、鄧祖謀、荊自立、項乃光、裘孔淵、張鎮邦、曾光亞、黃達紀、姚孟軒、洪幼樵、李明、辛尚志、徐崇藝、王澄宇等18人。

辦公室四個部門的秘書亦由蔣秘書長核聘：

計劃秘書先後由李明、李在方、邢國強擔任，陳濯明、楊台生、佟立家協助辦事。

情報秘書由鬱光將軍擔任，張虎、鄧鶴庭、錢行偉、蘇成福協助辦事。

協調秘書由趙孝風擔任。

行政秘書由汪振堂擔任，劉書德、陳子樸、康雅玲、鍾淑芬協助辦事。

根據上述專文的敍述，“王復國辦公室”對於大陸對台統戰的情報，隨時予以掌握，所有作業，無不針對中共的策略及海外、基地所呈現的狀況，項目研擬反制對策。

首先是由三個研究委員會研擬形成具有共識的建議案，提交計劃部門完成幕僚作業，然後提報每月一、三兩週舉行的“研究會報”，由辦公室主任王昇主持，邀請各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及秘書，共同研討，擬定草案。

隨後再將定稿的草案，提報每隔一週的週二早晨七時舉行的“綜合會報”，由蔣彥士秘書長在中央黨部主持，邀請各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及個案相關的黨政單位主管或副主管參加，廣泛交換意見，研擬定案。而且為了慎重起見，自1982年起，此類經過審慎研究的方案，尚須提報每月一次，由“行政院院長”孫運璇主持的“決策會報”作最後的決定。參加“決策會報”的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行政院秘書長”瞿韶華、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及討論議案相關部會的首長。

所以，凡是由“王復國辦公室”所提的重要擬案與建議，莫不經過三次以上會報的反覆研議，方籤請蔣彥士秘書長轉呈蔣經國核示。蔣經國核可後的案件，再由蔣秘書長協調黨政相關單位貫徹執行。而在各相關單位貫徹執行之際，“王復國辦公室”會主動結合許多熱愛台灣、不計報酬的有識之士，配合以強勢的文宣作為，使各個方案俱得順利推展，終底於成。

 有人説，此一期間是國民黨黨政運作、協調、指揮最靈活、最順暢的一個黃金時期。這是由於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蔣彥士與“總統府秘書長”的馬紀壯三位重要幹部，彼此能夠推心置腹、精誠合作的緣故。雖然那段時間是蔣經國健康狀況很不好的時候，但是由於這三位的密切合作，足以承擔許多要事的重責大任，台灣仍然大步向前，開創了一個繁榮進步的1980年代，彌足珍貴。

“王復國辦公室”在成立了一年以後，為了保密與欺敵的需要，呈報蔣經國核定，正式更名為“劉少康辦公室”，取歷史上“少康中興”故事的典故，期望“劉少康辦公室”能夠為台灣再創一箇中興的歷史。         

 1980年4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的國民黨內部、肩負反統戰任務的“劉少康辦公室”由於成立的目的明確，工作目標有針對性，加上在那個年代，台灣人民基本對國民黨與政府的向心比較強大，大家普遍具有危機意識，瞭解團結的重要。因此“劉少康辦公室”初期的工作均能得到社會的認同與支持，而有相當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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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曾擔任“王復國辦公室”海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的錢復，在他撰寫的回憶錄《錢復回憶錄》卷二中，有以下的敍述：在二年半中，舉行了59次會議，大約每兩週舉行一次，都是週一中午在“（外交）部”內舉行便當會議。我們研擬若干案件，也有幾件立即付諸施行。

在錢復的記憶中，“劉少康辦公室”具體的成就，包括為了強化留學生在海外對大陸宣傳工作的免疫力，特別為即將赴海外學習的留學生，辦理為期一週的“大鵬夏令營”；對擔任海外觀光旅遊團領隊的專業導遊人員舉辦的五日訓練營；對島內各政府機關派往海外服務的工作人員，舉辦為時一個月的講習等，都發揮了一定的功能。另外，在1980年10月初，擬了一個“擴大爭取團結海外學人、僑領計劃綱要”，簡稱“團結項目”，期盼每年能邀請一千人返台，以親中共、不滿台灣政府或態度中立的有學術成就的華人與具領導地位的僑領為優先。這項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化敵為友和防止變友為敵。在1981年一共邀請了126位，其中一半以上是原來不準返台的所謂“黑名單”人員、或久未返台且主張台獨的人士。傾向支持中共政權的人員有27人，愛台人士30位。整體而言，這個項目工作是發生了相當的效果。

而汪振堂所撰寫的《揭開劉少康辦公室面紗》則認為“劉少康辦公室”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項：一、扭轉了反統戰的劣勢（特別在海外及基地兩方面）；二、迅速正確判斷情況，立即策訂行動計劃；三、 結合三個戰場（台灣島內、海外、大陸），發揮統合戰力。

總之，在成立“劉少康辦公室”，進行對中共反統戰的時候，蔣經國基本期盼這個單位要達成的任務，應該不外以上所述的三項。

但是，為何不到三年的時間，“劉少康辦公室”竟然成為台北政壇許多人的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呢？

成為“太上中常會”惹眾怒

筆者為此特別與曾擔任“劉少康辦公室”計劃秘書的李在方做了詳細的訪談。談到這個已是35年前的往事，李在方仍有許多感慨，有不勝唏噓之嘆。

凡是“劉少康辦公室”要做的工作，都要透過計劃秘書擬具計劃，再送請蔣秘書長辦公室核可後，交有關單位負責執行。必要時，再由蔣秘書長向蔣經國報告請示後，付諸實施。

李在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劉少康辦公室”運用 “台美斷交”時民眾主動捐獻的數十億元新台幣，輔導成立了一批民眾團體，推動民間活動與羣眾運動，穩固了台灣島內與海外僑社對台灣的認同與支持。

李在方也提到了前面錢復提過的邀請海外台獨與左傾人士來台訪問的工作：“其實，負責這個工作的是曾長期負責國民黨大陸工作的徐晴嵐召集人與時任‘調查局長’的沈之嶽以及‘警備總司令’汪敬煦上將，他們共同審核擬邀請來台訪問的異議人士名單，再交由團結自強協會負責執行。”

蔣經國試穿飛行裝備

對於“劉少康辦公室”後來之所以成為許多政壇人士不滿的原因，李在方認為主要是權力太大，拿着“反統戰”的尚方寶劍，幾乎無事不可過問，而且還可以層峯的名義，行文政府各部會，對有關業務“説三道四”，以致外界對“劉少康辦公室”有“太上中常會”與“太上行政院”的批評，得罪了許多人，這就對“劉少康辦公室”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最終免不了被解散的命運。

李在方舉例説：“我曾親耳聽到劉少康辦公室的書記李廉，動不動給有關單位打電話，開頭就説，這裏是王（昇）上將辦公室。這種態度倨傲、仗勢凌人的味道十分濃厚，不論是誰，接到這樣的電話，心裏肯定都是一肚子氣，這筆賬就算到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的身上。”

 此外，也有不少部會首長看到“劉少康辦公室”的龐大影響力，都想盡方法來利用“劉少康辦公室”，以遂行自己的一些意見與主張。

陳祖耀在他所著《王昇的一生》書中，也曾記錄了李在方當時還特別找過他，希望能提醒王昇注意外界這樣極為不利的反應（見書中第278頁）。連資深的“劉少康辦公室”大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徐晴嵐也曾勸王昇要多向蔣經國做説明，避免這些外界的批評與攻擊在政治上發酵，最後不可收拾。

但是，王昇總覺得他做事完全坦蕩無私，對蔣經國絕對效忠，無需刻意去做説明與解釋。況且台北政壇閒言閒語、是非恩怨的風氣，一向盛行。如果顧慮太多，根本做不了事。因此，他並不在意這些批評與攻擊，仍然主動地去做許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惹怒別人的事。這種情形，看在李在方眼裏，不禁要為王昇叫屈：“王昇雖然常年在政界任要職，可是有時卻缺乏防人之心，甚至令人擺佈，實在冤枉。”

憤怒的蔣經國下令裁撤

對於“劉少康辦公室”擴權與擅權的一個具體事證，就是曾任“教育部長”、國民黨秘書長、“行政院長”的李煥，在退休後一次與筆者的談話中，提到以下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3年的年初，當時我還在高雄中山大學擔任校長的時候，有一天接到“教育部長”朱匯森的電話，希望我到台北去與他見面。結果見面後，朱拿出一份“劉少康辦公室”的公文，內容是要求“教育部”比照軍中實施“莒光日”給全體官兵上政治課的做法，在全台各級學校與行政機關，每週都要上政治教育課程。朱匯森明白表示“教育部”做不到，也不敢做，想想看要讓大學教授乖乖地來上政治課，那不鬧翻天了嗎？因此朱匯森請與王昇同為蔣經國中央幹部學校學生的我，去找王昇，希望“劉少康辦公室”能收回成命。

王昇陪同蔣介石視察

李煥因此奉命去找了王昇，向王昇表達了朱匯森的意見。但是王昇很堅持，認為這是“劉少康辦公室”經過開會討論，共同決定的意見，不是他一人説了算數。同時，公文已發出去，很難再收回來，王昇還反請李煥轉告朱匯森：“希望勉為其難，加以配合執行。”李煥在未達成使命的狀況下，只有回報朱匯森。面對這種情形，朱匯森迫不得已，只有直接請見蔣經國，面報“劉少康辦公室”下達如此難以執行的命令給“教育部”。據李煥説，蔣經國聽到朱匯森的報告後，非常生氣，直説：“他們簡直亂來。”“這件事發生不久後，“劉少康辦公室”就被裁撤，王昇也被調職，接着外放擔任“大使”，遠離權力核心了。”

李煥親口向作者敍述的這件事，在《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一書中（298~299頁），也有相似的敍述，披露王昇推動所謂“學術討論會”計劃令蔣經國光火的細節，在此不一一贅述。

總之，依據上述的例子，明顯看出，由於“劉少康辦公室”的擴權與擅權，影響其他各單位的職權甚大，最後成為眾矢之的目標，有權的人紛紛在蔣經國面前告御狀，必欲去之而後快，這就註定“劉少康辦公室”難逃被裁撤的命運。而這個“學術討論會”或是在各級學校與行政機關推行“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計劃，引起諸多的反彈，並惹火了蔣經國，終於成為推倒“劉少康辦公室”最後的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