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洪業：清朝開國史》_風聞

這是一本美國漢學家魏斐德撰寫的清朝開國史，從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到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將近一個世紀的革鼎“洪業”在魏斐德的筆下層層展開，猶如河源細流最終演變為滔天巨浪，滌盪天下。但是相比於作為主角的滿清，我更關注被巨浪所沖垮的老大帝國——明王朝。這本《洪業》不僅是清廷建國的傳奇，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帝國崩潰歷程的哀歌。

明末的確稱得上是土崩瓦解。歷代亡國之兆幾乎佔全，且其害遠勝前朝。論外族壓力，擁有紅衣大炮的滿清對明朝造成的壓力不低於全盛時期的蒙古。葡萄牙火炮讓城垣不再堅不可摧，清軍再也不需如蒙古人般動輒攻城數年。襄陽城在蒙軍圍攻下堅持了五年，為避免如樊城般的屠殺，呂文煥才答應投降[1]，而史可法鎮守的揚州僅僅堅持了7天，西北角的城牆就被重炮轟塌[2]，清軍一擁而入，十日腥風血雨。南明正規軍如此，各地據城割據的叛亂者也不敵清軍的大炮，火器無疑使傳統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劇增。

除了來自東北邊境的威脅之外，明廷還不得不面對為害勝於黃巢的李自成。唐廷尚有借沙陀騎兵鎮壓起義的選擇，而明廷卻只能在北方苦苦支撐的同時，任由李自成四處流竄。反抗者不僅有李自成，還包括邪教組織、地方盜匪，而負責剿滅這些勢力的武人，也最終成為明廷難以駕馭的力量。司徒琳認為：“在南明歷史的緊要關頭，職業武人所走的道路，明顯是在從內部破壞國家政權，他們認為，這個政權對待他們不公，而清朝則可能給他們以成功的機會，因而對質有好感，甚至甘作‘貳臣’”[3]，為清軍制定戰略戰術的是祖大壽、洪承疇；充當急先鋒，製造嘉定三屠的也是漢人降將李成棟，魏斐德甚至認為：“自1631年大淩河城陷落之後，就再未發生過嚴格意義上的滿漢戰爭。從那以後，後金的許多作戰計劃和準備工作都是由漢人指導的，所以將此以後的戰爭描述為東北邊境地區的武人集團同明朝的鬥爭，或許更為確切”[4]，雖説有些矯枉過正的嫌疑，但是也確實揭露出明末武人的心態——忠於明廷實在不合算，要麼死於崇禎乖戾的性格，要麼死於無休止的黨爭。

不僅武臣如此，文臣也作如是觀。明末宮廷的權力鬥爭同樣空前慘烈，其破壞力遠勝於漢之黨錮與唐之牛李。晚明的北京充斥着7萬名宦官，還有多達3萬宦官分佈在帝國的不同機構中[5]。與之相對的是士大夫組成的東林黨人及其後的復社，雙方的政治鬥爭一直延續到弘光政權，馬士英、阮大鋮集團與士大夫的對立使南明的政府的團結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多鐸輕易的就利用這一點衝破了南明的防禦，南京城被拱手相讓。

被俘虜的弘光帝朱由菘絕非劉秀一般的中興之主，他的父親朱常洵是萬曆“爭國本”事件的主人公之一，繼位失敗後被封為福王，福王在洛陽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得人心。不僅享受4萬頃的食邑，壟斷四川茶鹽的銷售，還以規定造價10倍的數目新建自己的王府。1640年李自成攻陷洛陽，福王府被燒了3天，福王本人被李自成烹殺，李自成自飲其血，將士分食其肉[6]。唯一逃脱了的庶子朱由菘，就是後來的弘光帝。福王惡劣的名聲只對他的合法性有害無利。但是換做其他的皇親也不見得好到哪去，魯王沒有有效的組織架構，自己也沒有稱帝，隆武皇帝受制於福建貧瘠的資源條件和鄭氏集團。二人被消滅之後在廣州繼位的紹武皇帝還沒有擊敗對手永曆皇帝就被清軍擒獲，最後的永曆皇帝只能在武將的庇護下播遷甌脱之地[7]。明代為了防止皇族干擾皇權，不允許其科考或經商，人數龐大的皇族只能仰賴政府救濟，不學無術。在成為財政負擔的同時也無法發揮漢代七國之亂中梁王那樣的作用，只能隨着朝廷一起滅亡。

除了這些比較“傳統”的亡國之由，明代還面臨新的挑戰，例如江南地區的階級鬥爭[8]，來自海上的威脅（無論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歐洲人不僅帶來了攻城拔寨的火炮，明代介入國際貿易體系後建立的以白銀為基礎的貨幣體系也與歐洲人息息相關。對於明朝財政造成影響的因素可能包括：1.荷蘭和英國的私掠船對西班牙、葡萄牙商船的劫掠中斷了白銀的流入；2.新大陸產銀量在17世紀30年代後暴跌（著名的波託西再也沒有恢復過來）；3.西班牙的菲利浦四世採取嚴格的海關管制政策以限制白銀走私；4.日本限制白銀的出口[9]。財政崩潰無疑是致命的內疾，然而更為不幸的是明末又趕上17世紀的小冰河期，其嚴重的自然災害被卜正民成為“萬曆之淵”和“崇禎之淵”[10]。

如此眾多的原因上下交攻，終於擊垮了這個將近300年的老大帝國。明末在許多人看來無疑是黑暗的時代，但是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卻散發着令我無法抗拒的魅力。中學時代的我就被《湖心亭看雪》這篇文章的語言力量深深地震撼，雖然此文並非作於明亡之後，但卻包含着末世嚴冬的氣息。經歷亡天下痛苦的文人所表現出的，既有錢謙益一樣承受着道德非難而為征服者服務，以便儘可能非暴力的完成朝代更迭，也有如王夫之，顧炎武這樣開始對超驗的儒家道德萌生懷疑，而形成更為深刻的哲學、歷史認識的學者。他們在作品中表達出了道德的歷史性這樣進化的，功能主義的思想[11]，即便這幾乎打開了啓蒙道路的思想被野蠻的撲滅，也不能掩蓋其藴含的思想光芒。明末之英雄，如史可法、李定國等人，因為其悲劇性的結局而產生了更加動人的戲劇張力。給這段歷史平添了更為雄渾的曲調。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明末所處的17世紀在全球範圍內都是一個危機和轉型的時期。歐陸和英國都經歷了痛苦而殘酷的政治動亂（三十年戰爭和英國內戰）。但17世紀同樣也是全球體系逐漸形成的時代。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做出如下精彩的論述：“十六世紀是一個發現的世紀與相遇之後暴力衝突的世紀，是個發橫財與犯錯的世紀，是個穿越邊界與封閉邊界的世紀，由此創造出一個往四面八方蔓延的關係網。十七世紀則不同。楚辭相遇漸漸變成持續的交往；憑運氣的交易變成制度化的定期貿易；比手畫腳的交談換成混雜不同語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實的溝通……發現的時代已大體告終，帝國主義的時代尚未到來，十七世紀是隨機應變的時代”[12]。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再也不是孤島，全球化的因素滲透到朝代更迭的大戲中，其中的人和事所散發出的魅力，或許都如同“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那般令人着迷吧[13]。

當歷史時鐘走到“應被送入萬神殿的18世紀”[14]之時，英國已經完成了現代政體的奠基，法國正處於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統治之中，而清王朝也完成了秩序的建立，然而如魏斐德所指出的，清代的雖然在三藩之亂後已經明顯的抓住了“天命”，但是清代對明朝的改革卻是侷限的，“權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權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積極作用卻下降了”[15]魏斐德引用托克維爾的話説：

“中央集權易於將規則性因素強加於日常事務；它能嫺熟地管理社會控制的各個細節，制止初露端倪的亂跡和微末的越軌行為；維持這種既不能稱為墮落，也不能名之進步的社會現狀；使社會處於一種行政官員習於稱為秩序井然和社會安寧的睏倦的管理狀態。一句話，這種體制長於防範而非有所作為”。[16]

最終，清朝的統治者耗盡了自己的洪業，但其故事並非沒有重演的可能。

試看明日。

[1]迪特·庫恩：《哈佛中國史：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頁。

[2]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355頁。

[3]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頁。

[4]《洪業》，第115頁。

[5]丁易：《明代的特務政治》，第22-26頁，轉引自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頁。

[6]《洪業》，第211頁。

[7]見 司徒琳：《南明史》

[8]見 《洪業》，第402-405頁

[9]《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第390-394頁。

[10]卜正民：《哈佛中國史：掙扎的帝國——元與明》，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235,239-242頁。

[11]《洪業》，第702-703頁。

[12]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遠流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頁。

[13]卜正民：《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4]聖茹斯特（Saint-Just）語。

[15]《洪業》，第721頁。

[16]《洪業》，第6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