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問題與全球化_風聞

寫於2007年的舊文但自認對於今天三農問題依然具有參考價值。

前言：關於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許多關注國計民生的有識之士多有探討，如温鐵軍、李昌平、賀雪峯、何慧麗、曹錦清等，其中有觀點認為三農問題“是生產力問題，是政治問題，是城市發展問題，而不是政策問題。”筆者比較認同，但給出的政策建議卻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筆者則認為沒有把握三農問題的本質，也就無法真正解決提出的問題。至於三農專家（學者）們的全部觀點及論述，由於筆者涉獵非常有限，難以面面俱到，更難以與諸學者在學養方面相提並論，因此本文將着重於給出自己的概略論述而非基於對上述學者們著述的總結提煉。最後，主題較宏大，筆者也只是憑藉勇氣與對國家民族的赤誠而在此拋磚引玉，如有雷同、偏頗淺陋之處，還望諸學者海涵並指正，也歡迎讀者不吝賜教。堅持毛澤東提倡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以達到對三農問題的（真）理性認識。

三農問題，困擾中國已久，也是在世界上廣泛存在的一個頑疾。筆者認為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經濟組織）生產力不發達的生產力問題及/或生產關係不合理的政治問題。我們都知道，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農業，比如中國表現宋朝勝景的《清明上河圖》，以及柳永的詞《望海潮》中“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所描繪的都是農業文明之所能想象的綺麗奢靡。如果現在誰拿來誇耀北京/上海一定會貽笑大方。因此那時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着眼點在於吏治清廉、輕徭薄賦、以及促進農業發展的相關科技（但我們也看得到，古今中外數千年農業文明進程中科技發明/進步屈指可數）。三農問題的暴力解決方式——農民起義乃至政權更迭的緣起及其實現往往也很簡單直白——均田（耕者有其田）。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現代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已經是工業（如德國、日本農業產值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 農業從業人員約佔總勞動力的4%，農業出口大國美國農業產值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西方七國之一的加拿大2002年農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農業只是作為衣、食、住、行的原材料基地之一及社會穩定的基石而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真正要實現民族興盛與國強民富，必須依靠現代工業，因此，單純侷限於農業來解決三農問題無異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捨本逐末，可能能取得短期效果，最終只能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原因如下：1）我們考察清朝末期以來的不斷衰微進程，最終瓦解清王朝的是列強不斷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造成的內部崩解。如果能夠打贏對外戰爭，那麼長期被愚昧、奴化的清王朝人民還不會那麼早覺醒並奮起抗爭，原來的政治經濟秩序還能苟延殘喘，延遲危機總爆發。而戰爭基礎一是傳統農業文明，一是先進工業文明，如果沒有雄才大略的領袖人物臨危受命，失敗是題中應有之義。1820年天國上朝的GDP還佔世界的1/3，要説（不平等）“對外開放”，“自由貿易”，“引進外資”，鴉片戰爭後都已實現，但結果如何呢？歷史無可辯駁，最終中國成了半殖民地，中國人成了“東亞病夫”。類似的，那些成為殖民地的國家、民族許多被征服之前也是農業文明時代的驕子，因此一定要分析GDP的相對含金量及其分佈與分配，更要注意所謂機會均等（自由貿易）、開埠（不平等對外開放）等背後的戰爭暴力強制因素。2）我們再分析二戰後為什麼受到重創的的德、日、蘇能很快恢復經濟強國地位？並很快成為富裕國家？原因在於他們物質上的工業文明基礎如廠房、設備雖損失巨大，但工業文明的內在核心——科技及其組織管理知識與經驗積累等仍然掌握在他們頭腦中，加上德、日有美國的大力援助，更大大加速了經濟復甦。這可從他們今天的500強很多是百年老店或脱胎於百年老店得到旁證。我們今天評價財富，指標是車房及其它衣、食、住、行方面的林林總總，形式上與農業時代的差別不大，但實質內容上已經有天壤之別。難以想象今天的快遞公司“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古代進京趕考一次來回，今天寒暑假都已經過了。今天一介平民的生活水平，也已超過農業文明時代的普通地主老財。因此，當今富強的主體和根本是工業實力。3）當今全球化雖然被吹得震天響，但背後的利益角逐卻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搖身一變温文爾雅、道貌岸然的過去的列強仍然難以放下高人一等的習慣身段，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奪還橫加指責、毀謗。從長遠而言，地球必然會全球化，因為生產力特別是交通、通訊等的發展已足以使地球成為一個村。但是這個村的生產關係極不合理，因而分配也極不合理。西方七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城裏人，吃香的喝辣的、靚車美女、豪宅別墅……，其它人都是農民工，少量的包工頭成了暴發户，很多人成了城市三無人員，多數人無車、無房、無保險並承受高額教育醫療負擔，甚至有人被收容遣送、毆打致殘/死（如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等）。類似的情況也可微縮到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

資本主義飛速發展了兩、三百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城市（中心），殖民地還是農村（外圍）。因此資本主義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解決南北問題（或曰全球性三農問題），在各發展中國家內，絕大多數也沒解決這一問題。原因何在？不妨先概覽一番城市與農村的狀況：代表全球物質及貨幣財富主體與核心的500強幾乎被城裏人壟斷殆盡，他們從廣大農村購買各種原材料，利用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勤勞智慧的農民工，現在更把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移到農村，隨後除了自己享用各種財富、榮耀與奢華外，更壟斷農村市場，把農村的發展機會永遠扼殺，以使之成為永久性原材料基地與商品市場。甚至有時候，城裏人拿着在農村生產的商品回城裏兜一圈，回來就能把農村人大大地忽悠一把，賺得盆滿缽滿。懷揣夢想與激情的各色農民蜂擁入城，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城裏人，但殘酷的事實是隻有那麼一小部分城裏人的管家及各種僕役相對發家了，大多數人只能是永不止息地做着空幻的發財夢。而農村則一片凋敝，青壯年寧可流浪也要去城裏找機會，紮紮實實的農活都不喜歡幹，因為幹那活門檻低，因而幹得人多，競爭太激烈，產品賣不出好價錢——這使人想起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得甚至糊不了口，養不起家。處處是垃圾，河湖污染，資源枯竭，草地沙化，森林退化，基礎設施多年沒能更新。農民生不起病、上不起學，好容易讀出來的往往成為城裏無根的邊緣人。總之，農村出去的人看到了希望，但可望不可及；留下的人則連希望也渺茫。

為什麼會這樣？不妨先看看四則新聞再算算：

1）據《中華工商時報》記者李富永的《三問高速列車國產化》報道，‘全國鐵路第六次大提速投入運營的60列CRH2型“和諧號”動車組，是“四方車輛”引進日川崎重工聯盟時速200公里動車組技術生產的，60列總價值約110億元，但“四方車輛”不能“獨吞”，而是要向日方支付相當於人民幣60億元以上的技術和設備費用。

長春客車廠也一樣，在總價值120億元的訂單中，需要分配給技術供應商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份額，摺合人民幣是63億元。’

2）《東方早報》報道：162億美元大訂單為中美貿易摩擦“減震”， 採購商品清單如下

波音飛機80架52億美元

摩托羅拉通訊產品5.6億美元

通用公司發電設備3.5億美元

美國正版軟件17億美元

福特汽車1.1億美元

Flextronics公司軟件、汽車產品10億美元

通用汽車3.06億美元戴姆勒克萊斯勒汽車8000萬美元

Terex卡車1.5億美元

並達成多項共識和協議：

簽署《關於加強促進美國企業對華出口合作的聯合聲明》；

中國同意放寬美國公司和農產品的准入；

中國提出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14項措施；

啓動美國牛肉進口的進程；

達成食品安全和動植物衞生的諒解備忘錄；

達成中國香梨輸美和美國李子輸港和美國阿拉斯加原木出口中國的三個議定書；

美國出口中國的水果增加深圳口岸

3）據《南方都市報》《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或將進一步擴大》一文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首次訪華期間，法國公司將與中國簽訂總額約300億美元的合同，而其中最大的一筆是購買價值150億美元的空中客車噴氣式客機的初步協議。此前，薩科齊公開要求人民幣兑歐元匯率加速升值。

4）據相關新聞報道，截至07年12月份，中國已持有14336億美元外匯。

取最主要的三個典型項目，高速列車123億人民幣，波音與空客飛機共202美元，以目前匯率估算，約1492億人民幣，按一年前及目前匯率估算，美元貶值給中國帶來損失約6352億人民幣，三項合計共7967億人民幣。如果以十萬年薪支付工資，可支付給796.7萬人，或可產生79.67萬個百萬富翁。而這種高速列車與飛機中國本可以自主生產，如果自主生產，那麼至少會有兩方面的顯著效應，其一是增加國內相關工人的收入，其二是增加中國的技術積累從而增強世界競爭力。其它的效應我們也可以推想：由於我們的競爭，波音、空客、日本川崎重工聯盟與法國阿爾斯通將被迫降價，長此以往，要麼降低工資，要麼裁員，要麼破產，那麼美、法、日的國民收入就會下降，內需萎縮，經濟發展減緩，國內的勞資矛盾就會加劇而不是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像羅馬鬥獸場裏的奴隸那樣自相殘殺，即便雄武如斯巴達克也逃不脱敗亡的悲壯；一些大學生、研究生終於不用發愁生計，更不用擔心報國無門。人才的再生產步入良性循環，國家的人力資源積累腳踏實地穩步提升……。從上可以看出，低工資不是一個國家的所謂“比較優勢”，更不是一個國家富強的基礎，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補貼工農，結果有效緩解了30年代的大蕭條；前不久中國大學生考察日本發現那裏工資比較平均，可日本產品至今還是遍佈全球，日本企業效率還是很高，競爭力還是很強；福特給工人高工資，結果公司、工人（相對而言）雙贏。一國之內，名義工資高低無多大意義，只有實際財富、實際財富的不斷擴大再生產及其在國民間的分配才是要義。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明這個國家在整體上的競爭力，如果按目前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出口襪子也能賣個100人民幣/雙，那麼就真正可以稱中國躋身富強之列了——但這可能嗎？做襪子很多人都能做，而製造高附加值的飛機汽車、生產半導體的就那麼十數家且幾乎都在發達國家。現實表明，有時候競爭並不會顯著提高效率，必須創造一種適宜的戰略環境，比如目前，全球各大巨頭幾乎都進入了中國的市場，但他們往往沆瀣一氣盤剝中國，而國內企業則往往瘋狂自貶身價出賣資源，這不是國民之福而是遺禍子孫後代。國際企業進入後，本土化了，可是連基本的安全、環保與保險投入也本土化了，國內企業有些與國際接軌了，可是該接的沒接（如採用高效率設備、注重安全與環保、注重品牌與服務等），不該接的環境污染、血汗工廠、低價傾銷等卻屢見報端。——從一國整體而言，評價生產率高低的標準不應是（勞動力及產品）價格，而是生產資料及其組織管理效率。我們有些所謂“精英”看到美、日、歐的產品豐富精美，但往往忽視了其後生產資料的深厚根基，他們的發達植根於那些為我們所忽視的生產資料的先進上。而伴生的文化、輿論（心理）優勢則為其產品吶喊造勢，以實現馬克思所説的擴大再生產，與之相應的是我們的萎縮再生產。——這就是國內企業大批破產的主要外因。總而言之，西方的發達是建立在長期的優勢之上的，他們已先期進城。我們再進入並遵照他們制定的規則的話，就會遇見現在中國農民（實際上已不僅僅是農民如此）進城遇見的一系列問題。

基於上述簡要論述，我們再來審視中國城市現狀，大量工人下崗，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多數人掙扎在相對貧困線邊緣，其主要原因正在於無條件的全球化，無條件地與國際接軌，以及內部的各種投機與巧取豪奪造成的兩極分化，外資裹挾其幾百年積累的全面優勢，必然會擊潰中國才積累數十年的不設防的民族工業。而且一旦達成就很難再翻身——如目前中國的高速鐵路、大飛機及半導體、芯片、機械電子行業，如果沒有全民族的再一次勃然奮起，可以肯定無法扭轉頹勢。在務工者都被“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情況下，在大量的城市居民找不到工作，大量的高級知識分子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情況下，在中國的廉價商品還會被反傾銷（調查）的情況下，在競相以低成本吸引外資的洶洶背景下，想要提高農民收入，吸收更大量的農村居民成為工人和城市居民，無異於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那般荒謬。今天的高校債務問題，本質上也是因為上述所謂全球化與接軌瓦解了自己的民族工業，不僅使國家與家庭的教育投資無法收回，更是把一批批優秀人才低價輸送給外資，客觀上是為虎作倀。因此如果還是執行這種錯誤的民族產業戰略（這種戰略也促成了對國外技術、產品與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以及相應的對國內技術、產品與思想文化的妄自菲薄），就無法根本解決城市（現代工業化）問題，在城市問題還沒根本上解決的情況下，也就無法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來改善三農問題，但必須注意到三農問題的本質還是一個與全球化息息相關的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南北問題，一國之內還是一個生產力及政治問題。因此，想要真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就必須認真反思我們的全球化戰略，必須確立正確的長遠民族工業戰略及涵蓋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國家戰略。以國家的力量集中資源並通過分化、利用大型跨國外資來加速培植民族（工業）企業，而非使中國成為外資的宴飲狂歡勝地。

關於該戰略的探討，筆者認為應當充分參考德、日、韓的經驗，尤其是應當借鑑毛澤東思想及其指導下的實踐中的大量精華。（容在後文中論述）

六十九年前，艾青説——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而今我們為什麼還是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們的土地上，凝結着我們的血汗，卻結着別人的碩果。

2007年12月19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