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學教師的答問：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被邊緣化？_風聞

     在我們這個憲法規定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裏，有一種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 

    在大多數輿論場合，支持馬克思主義的人被邊緣化，受到非常強烈的排斥打擊，而反共言論甚至行為則到處橫行，受到追捧和縱容——這些排斥、打擊和追捧、縱容，有不少還是來自某個級別的官方的——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是一個讓很多同志感到痛心疾首的現象。

     很多同志在這種不利條件下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的信念、原則，堅持思考，也堅持以各種方式去宣傳，去實踐、鬥爭，這是難能可貴的。有的還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也毫不退縮，這更讓我敬佩。

    但即使這些在堅持的同志中，有不少人歸根到底還是無法理解上述現象，也就無法從一種委屈、憤懣的情緒中走出來。無法讓自己更加堅強、冷靜、耐心地去做好該做的事情。因此，我想首先對這種現象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為什麼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法定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以及認真信仰這個思想的人們，反而會被邊緣化，乃至受到排斥打擊呢?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首先從歷史上看： 其實，在歷史上，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受到統治集團自己的排斥、打擊、迫害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的。

     這裏有三種情況：

     第一是新興的統治階級的地位還不鞏固，統治集團內部還有很多舊的階級的成員，或者還受到舊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等習慣勢力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乃至受到挫折。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戰國時的商鞅。商鞅的法家思想是代表着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也是秦國藉以富國強兵的指導思想，然而當時畢竟是一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新的東西還不鞏固，所以秦孝公一死，秦的舊貴族勢力復辟，商鞅就慘遭車裂。 

    這種情況外國也有，比如在沙俄時期，18世紀俄國著名軍事家蘇沃洛夫進行的軍事改革，極大加強了俄軍的戰鬥力，其實是符合當時逐漸資本主義化的俄國統治階級利益的，但是當時俄羅斯畢竟還遠遠沒有擺脱農奴制的陰影，蘇沃洛夫那種資產階級化的軍事思想後來遭到了守舊貴族的瘋狂反攻倒算，蘇沃洛夫鬱鬱而終，俄軍一度又兵驕將怠，屢戰屢敗。

  

      （蘇沃洛夫越過阿爾卑斯山）

     第二，即使在統治地位已經較為鞏固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的內部也會分為不同的階層、集團，彼此之間也有激烈的利益衝突和鬥爭。而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和傑出代表人物，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這就難免得罪某些勢力強大的階層和集團，為他們所不喜，因而遭到排斥和打擊。

    我們都知道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指導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但是我們如果查一下那些儒學大家們的人生履歷，卻會發現大多數都很不如意。

     唐代的韓愈立志復興儒學道統，下場卻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宋代的王安石也是一代大家，他推行熙寧變法完全是為了大宋長治久安，結果也落得個貶官閒居;

     

                                           （王安石）

     明代的心學巨擘王守仁，也是因為得罪權貴，性命都差點丟在了貴州;

    百科全書式的大儒王夫之(王船山)，曾經出仕南明永曆朝廷，也是在黨爭傾軋中不得信用，兵敗國亡，不得不竄身瑤洞數十載，終老湘西一隅。

     所以這就形成了一種有趣的現象：歷代統治者都是以儒學治天下，然而同時儒學家的著作中卻充滿着道衰文喪、絕學難繼的感慨，好像儒學壓根就不受人重視，壓根就沒有過好日子似的。 

    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是和長期以來西方資產階級內部的某些較為明智、較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政治家及其思想(例如李斯特、熊彼特、凱恩斯等及其學派)受到資產階級中那種毫不考慮資產階級整體利益和資本主義世界長治久安，而只顧自己個人或集團的眼前利益，只是追求無限制地投機發財的利益集團的冷落、排斥、壓制有關的。——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一貫用那種完全排斥國家監管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一種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政權的宣傳武器，誘使它們搞私有化，從而瓦解和剝削它們，然而謊話説得太多了，也説得太投入了，結果欺人變成了自欺，説垮了對方之後，居然把自己也給説糊塗了，弄假成真，繞了進去。 

    第三，由於統治階級在鞏固統治後，日漸趨於保守，往往會對自己初興時期的那些傑出代表人物和思想也感到隔閡、害怕甚至嫉妒、憎恨。

   比如秦始皇和漢武帝，就是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新興時期的傑出領導人，奠定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制中央集權國家的政治、文化、疆域基礎，真所謂“百代都行秦政制”、“千年一統漢江山”。然而他們倆卻恰恰是長期以來很不招封建史家和文人待見的兩位君主，受到的非議很多。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地主階級已經趨於保守乃至沒落，已經越來越難以理解和接受他們自己先輩的那種遠見、魄力、胸襟，那種首創精神和英雄氣概了。

    列寧在評價孫中山的時候也説過(大意如此)：西方的資產階級已經沒落，那裏的政客們已經把自己徹底出賣給了百萬富翁、億萬富翁，而只有在資產階級還是一種新興力量的中國，才能出現孫中山這樣充滿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這樣真誠的、戰鬥的民主主義者，他才不愧是十八世紀那些偉大宣傳家(指盧梭、伏爾泰等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啓蒙思想家——筆者注)的偉大同志和朋友。

    當然，我得為列寧的評價補充一句：現在中國的極右翼勢力，即買辦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也已經墮落到連孫中山也要攻擊了，因為孫中山追求中國的獨立富強，孫中山有着對勞動人民苦難的真摯同情，孫中山有着儘量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民生主義”思想。沒有這些追求、同情和思想，孫中山就不能喚起廣大人民羣眾來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來建立他理想中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現在的中國的極右勢力，雖然也是資產階級，但已經無法理解和容忍孫中山的這些想法了，因為歷史事實已經告訴他們：在近現代的中國，要真的實現孫中山的這些想法，最後就會走向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就會走向社會主義。

    ——以上説得有些遠了，總之，我的意思就是，剝削階級在革命時期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十八世紀的盧梭、羅伯斯庇爾，還是二十世紀的孫中山，為了徹底批判舊的社會，為了動員勞動羣眾徹底摧毀反動勢力，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他們後代的那種庸人習氣，那種鼠目寸光的侷限性。

    這就會出現“資產階級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不像資產階級”、“盧梭的思想讓現代資本家感到害怕”、“某個階級的最傑出人物挨自己階級的罵最多”等等奇特而意味深長的現象。

    以上説的都是中外歷史上的一些情況，就是想指出：由於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複雜性，由於這種鬥爭發展的內在邏輯，一定階級的指導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受到本階級、本統治集團內部的很多勢力的冷落、排斥、打擊，是不足為奇的。我們不應把複雜的情況簡單化，認為一定社會的指導思想在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中就不會受排斥，也不能僅僅因為一種思想受了這種排斥，就認為它不是這個社會的指導思想。

     然而，有的同志或許會問：

    你上面説的都是剝削階級的情況，剝削階級內部互相傾軋，排除異己，導致他們本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常常不能實現或者不能鞏固，因而代表這種長遠利益的他們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優秀人物也常常被架空乃至排斥——這個我們不難理解，的確我們現在還常常聽見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精英思想家慨嘆他們的學説在自己的國家裏門庭冷落，乏人問津，這大概也不都是矯情。但是，我們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怎麼也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其實，我們只要拿上面説的三條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對照一下，就會發現這三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也是存在的：

    第一，我們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我們的國家機關、文化教育機關乃至一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原來剝削階級的成員是不少的，舊的習慣勢力也仍然很有市場。

   記得幾年前我在火車上就碰到過一個大概五十來歲的人，他向我大談“毛澤東建國前幹了什麼事我不知道，反正他建國後沒做一件好事”。交談中我瞭解到：他這樣一個極端反毛者，其實本人也是先當農民，後當工人，關鍵是他家解放前是一個地主家庭，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過沖擊，所以他一直懷恨在心。當然現在他很得意，因為他兒子在上海當了白領，頗有“人上人”的感覺了。

    我和不少人打交道的經驗表明，凡是言論上表示反感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的確是解放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居多。——當然，這不是説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都不好，但有助於我們認清一些反共反毛思潮是從哪裏來的。

    據我的一些長輩説，這些人往往還很善於鑽營，很善於往上爬，比如在他們讀書的時候，其實一般工農出身的學生倒並不怎麼歧視出身不好的人，倒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喜歡互相打小報告，表現自己進步。

    這些人如果沒有改造好，並且還逐步往上爬到領導幹部和專家學者中去，繼續在更大的範圍內散佈影響，那麼，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不能説是很鞏固的。 

    第二，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中，其實也有各種各樣的羣體、階層，有各種各樣的個人的、部門的、地域的、小羣體的利益和意識。

     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工農待遇是有一定差別的，很多農民是不滿意的，我現在從他們那裏能聽到很多對那個時代的抱怨;企業裏的正式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也有差別，這是文革時候“經濟主義”的一個來源;國營單位職工和集體單位職工也不一樣，我也瞭解到那個時代這方面的糾紛和衝突。

    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一般工農的待遇也有差別，這些差別有些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有些則是不合理的，容易萌生特權觀念，並且導致幹部出現陽和平同志所批評的“升官發財，罷官丟財”的庸俗想法。 

    第三，我們當然不能説，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在掌握政權後會趨於保守，會再也無法理解先進的指導思想，但無可諱言，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會有一些領導幹部因為長期和勞動羣眾脱離、隔膜，而變得狹隘、自私、庸俗、保守，會產生當官做老爺的思想，革命理想逐漸淡化乃至消失。即使在普通勞動者中，也會有不少人只盯着自己那一點眼前利益，不但不想消滅而且還想擴大某些不平等的現象，來給自己帶來好處。還有一些人説話、做事只憑過去的一點經驗，不願意學習新知識，不願意加強理論修養，滿足於現狀，得過且過。

    據老一輩回憶，五十年代辦掃盲班的時候，有些人就不願意學習文化，想方設法逃避，竟有逃到山上躲起來的。而在黨一再號召學習工農兵學哲學，學馬列主義的時候，不少人也是應付了事，並沒有認真去學，口喊毛主席萬歲，但連毛選都沒有好好讀一下的，大有人在。

    總之，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是自己怠惰了，不想前進了，馬列主義就聽不進了，而人的頭腦是不會空白的，沒有馬列主義，就總得去找別的思想來填補，於是什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什麼“多撈多得，及時行樂”之類的貨色就很容易進來了。

     以上説的三點——剝削階級和習慣勢力的影響、局部利益的衝突、黨內和人民內部相當一部分人進取精神的喪失——是在同志們公認為比較好地堅持了社會主義原則的毛澤東時代也廣泛存在的現象。換句話説，那些認為改革開放以後馬克思主義受冷遇的同志，也別把改革開放之前想得太好，即使“穿越”回去，你也會發現問題重重，困難重重，也會發現有很多人對你的那一套不理不睬或是陽奉陰違。如果你真是一位有責任心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你在那個時代也不會覺得很“舒服”，也會感到有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要做，甚至也需要進行大的變革——否則，毛主席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不管這個運動本身是對是錯）呢?他老人家是在和什麼作鬥爭呢?就是在和他的時代已經存在的這三種現象作鬥爭。

    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後，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會大行其道呢?這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嗎?不是，而是因為早在改革開放之前，這些東西就已經有了基礎，有了苗頭，有了滋生的土壤，已經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很多人的思想和行動。

    而且，這三種現象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互相聯繫，互相提供條件的：

    用剝削階級內部傾軋的那種勾心鬥角的手段來處理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衝突，來轉移政治運動的大方向;用某些局部和眼前利益來引誘一部分羣眾去走反社會主義的回頭路;用“改朝換代”、“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舊觀念，來為自己不思進取、作威作福的思想和行為辯護，把自己的功勞、知識、能力等等當作向人民索要特權的資本，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新主人。——凡此種種，都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事情，尤其是在我們這個落後的小農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這些情況就會更加嚴重。 

    改革開放以後，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形勢當然更嚴峻了。 當然，這首先是因為黨自身的建設、作風等等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但這方面的問題，同志們已經談得比較多了——一般的老百姓發牢騷，甚至敵人進行攻擊，也主要是談的這些方面——所以我在此不予詳論。而且事情發展到今天這樣嚴重的地步，我認為，這也是因為，在長期存在的上述三種情況之外，又出現了三種新的不利條件： 

    第一，經濟領域出現了大量的資本主義因素，出現了勢力雄厚的、甚至一部分還有這樣那樣的官方背景的私營企業家。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會只滿足於發財享樂，而是想要在政治上——首先是在思想文化上——也實現他們的統治。這樣的一種勢力，在國家機關、教育文化機構中有其代言人，並且有資產階級化的媒體如南方某報系和某些大型網絡媒體等對他們反覆加以美化、宣傳。這樣一種勢力，在普通幹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部分工農羣眾中，也有其擁躉。

    因為我是老師，所以我只能對不少青年學生為什麼容易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談點自己的體會：

   1.資產階級的那幾句口號比較簡單，包裝卻比較精緻，很能投合一些青年不願意進行艱苦的理論學習卻又急於炫耀自己“有思想”的心理——我讀書時的同學裏就有些這樣的人，説來説去其實都是自由主義那幾句口號，什麼“公有制就是無有制”之類，但自我感覺非常好;

    2.某些青年學生缺少歷史知識和社會經驗，看問題往往不全面，當別有用心者利用現在的執政黨和現行政策中的某些問題、某些黑暗面，把他們引向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否定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的時候，他們不能加以辨別，還會覺得只要“罵罵現在這些當官的”、“罵罵現在這些當官的人的老祖宗(比如毛澤東、馬克思)”，就是一種非常正義、非常“過癮”的事情; 

    3.某些學生對當今的“名人”、富人、“成功者”、“文化精英”、“高端人士”等等資產階級製造出來的精神偶像，有一種盲目崇拜心理，覺得自己通過個人奮鬥也能當上這樣的“成功者”，或者至少在往他們那條路上走的時候朝他們望一望，心裏也是感到舒服的，因此也無條件認同他們的思想，覺得那就是“範兒”。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工作，在很多時候出現了一種偏差（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説：“十年最大的教訓是教育”）：讓教育和生產勞動、社會實踐相脱離，讓知識分子和勞動羣眾相分離，很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就是在這種路線之下被培訓出來的。

     因為不接觸羣眾和實踐，他們要麼就立場模糊，很容易去膜拜那些被修正主義篡改過的東西;要麼缺乏信心，在右翼思潮面前不敢説話，不敢頂，軟弱退讓;要麼陷入孤芳自賞，無法説服更多的人，更無法為羣眾指明方向，解決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一旦脱離羣眾，就很容易滋生一種“向上爬”的心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作為一種迎合討好，追名逐利的工具——幾年前倒掉的那位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衣俊卿其實就是這樣的人。 

     第三，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這是和此前的各種社會形態的重大差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如果不經常對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進行變革，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統治，而以往的社會恰好是建立在生產方式停滯的基礎上的。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面貌，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經濟、社會關係、文化形態、社會心理等等都在發生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的變化。我們當然反對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歪曲篡改，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與時俱進，則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基礎上，鍛造出適應新的時代特點的武器。而很多同志還很不適應甚至還不願意適應這個形勢，不注意研究新的情況(比如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很多新問題和新政策、技術革命帶來的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變化、金融資本主義的新動向、文化鬥爭的熱點問題、新一代工人階級的新特點，等等)，而且説起話來總是比較陳舊、乾癟，不為廣大羣眾特別是青年一代所喜聞樂見。

   當然，另一種不好的偏向是一味在表面上獵奇求新，追逐熱點，甚至失去了應有的原則和品位。

    不過，對於內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説，最容易出現的問題還是拘泥、陳舊、缺乏對新情況的敏感。 

    我這次提到了不少不利條件，並不是為了打擊同志們的信心。相反，我是有信心的。我的信心來自哪兒呢? 

     還是談點我自己的個人體會：

     第一，信心來自我自己。其實我並不是一個覺悟很高、品德很好的人，相反，我滿身都是毛病，上面所提到的自私、狹隘、散漫、軟弱、怠惰、虛榮等諸種弱點，我身上無一不有，有的還很嚴重。但是：

    1.就連我這樣的人也會認同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因為真理的光輝太耀眼了，真是有頑廉懦立的感染作用。電視劇《民兵葛二蛋》的結尾，當年曾經遊手好閒的葛二蛋對着黨旗舉起右手，熒屏上打出了毛主席的名言：“革命戰爭是羣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羣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羣眾才能進行戰爭。”

     

    葛二蛋這樣的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後的羣眾都已經融入了這個戰爭，也就説明這個戰爭真的快要勝利了。

    有些同志經常説羣眾不覺悟，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套，但是同志們仔細想想：我們自己不也是羣眾嗎?我們不也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的嗎?我們比那些所謂不覺悟的羣眾又高明多少呢?可是，我們不就覺悟——或者至少初步具備了某些覺悟——了嗎?

    我們能覺悟，其它羣眾怎麼就不能覺悟呢?我們為什麼就沒有這個信心和耐心呢? 

    2.我感到，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自己在思想、工作、學習乃至平時為人處世等方面，似乎還是取得了進步的，比如説，我的虛榮心似乎就沒有以前那麼強了，我比以前要聽得進別人意見了——當然，究竟有沒有進步，我自己説了不算，要以後的實踐來證明，要大家來評説，這也是我學到的羣眾觀點吧。

    第二，信心來自我的教學工作。儘管中國現在是這樣一個令我們不滿意的局面，但是我去教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經驗表明，大學生們其實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反感馬克思主義。絕大多數青年學生不管有什麼樣的缺點，本質上還是積極向上、有正義感、並且願意追求真理的。

    我們不應該悲觀，不應該低估這一點。有時效果不好，不能説沒有學生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我自己態度不好，方法不當或者工作不到位。

    習近平總書記有句話説得好：“打鐵還需自身硬”，只要我們自己各方面都真正作出表率，就一定可以團結、教育、影響更多的人。 

    第三，信心來自我們的敵人。我們回顧一下右派對我們的歪曲、污衊、攻擊，真可以説是一次比一次拙劣，一次比一次缺少“技術含量”，也一次比一次失敗和可恥。 中國的極右勢力，在走着一條很明顯的“從反文革，到反毛，再到反共，最後到反華”的道路，他們在這個階梯上每往前走一步，就有一些人從他們中間脱離出來，就有一批羣眾因為受到反面教育而覺醒過來。尤其是他們那種無知、狂妄和頹廢、猥瑣的精神面貌，雖然一時也能吸引一些眼球，最終卻是會讓每一個哪怕只是想好好正常生活的普通人都感到噁心和鄙夷的。 

    毛主席等先輩開創和從事的、我們將要一代代繼續投入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是英勇的事業，輝煌的事業，是具有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事業。 

    但正如我以前説過的，“一切偉大的事業，有多麼偉大，就有多麼艱難”，我們要看到這些艱難，理解這些艱難，坦然面對並敢於戰勝這些艱難，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進行長期堅韌的鬥爭。 

   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裏，鬥爭往往不是轟轟烈烈、痛痛快快、壁壘分明地進行的，尤其現在左翼力量還很不成熟，據我看，這就更需要每個同志發揮個人的能動性，從馬列毛的基本著作學起，從自身做起，從本職工作做起，從自己身邊的事做起，把自己的思想不露聲色地貫徹到平時的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去影響周圍的小環境。

   ——在當前形勢下，我覺得這樣平凡瑣碎的乃至不像是“革命”的事情，才正是一種基礎性、長效性的工作，才能真正增強每個人的信心，為將來的形勢發展做些準備。

     因為我是從事教育工作的，大概眼光就免不了有我這一行的侷限性，例如比較關注思想鬥爭、個人修養、理論水平之類。不過我本來也沒有打算提出一個全面的看法，而是從我的角度提出某些值得左派加以注意和思考的地方，供同志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