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會給男性帶來更多收入嗎？_風聞

文：楊阿洛（編譯），來源：社論前沿

摘要：本研究重新思考了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賺錢更多的現象，這是婚姻福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結論。許多早期研究已經發現了這種“男性婚姻工資溢價”。近期有使用美國面板數據的研究得出結論，這種溢價現象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人們選擇高收入者結婚。然而，婚姻的巨大影響似乎依然存在。本研究結果表明，已婚男性的收入更高，是因為是否選擇結婚不僅取決於工資水平，還取決於工資增長率。因此，工作前景好的男性更有可能結婚。作者的結論是，已婚男子工資溢價現象的假設論點應該放棄。

研究背景

在對婚姻福利的文獻回顧中，Waite和Gallagher（2000:99）特別指出了丈夫比未婚男性掙得多的事實。在他們看來，“這些數據幾乎沒有讓人懷疑的餘地：婚姻本身會讓男性更成功。事實上，在收入方面，對於男人來説，娶妻養妻可能和接受教育一樣重要……已婚男性獲得的工資溢價是社會科學中文獻記載最詳細的現象之一”。事實上，橫斷面研究的大量證據表明，婚姻工資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巨大差異。19世紀90年代，美國已婚男子的每週收入已經比未婚男子多出15%，而19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數據顯示，在15個工業化國家中，每小時工作的工資差距高達25%至30%。據Schoeni（1995）的報告稱，男性年收入的差異高達40%。

幾十年來，學者們一直在爭論用“婚姻工資溢價”（marital wage premium）來解釋這種差異是否合適。為了探索這個問題，研究人員對幾個國家進行了縱向研究，使用面板數據和固定效應（FE）法來控制高收入者的婚姻選擇。對斯堪的納維亞的研究表明，在標準FE模型下沒有出現明顯的婚姻溢價。然而，斯堪的納維亞似乎是個例外。美國相關研究即使在使用FE模型的情況下，仍存在婚姻工資溢價，且在歐洲國家，如大不列顛和西德，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這種剩餘效應（在FE模型中發現）通常被解釋為一種因果效應，通常歸因於已婚夫婦中性別角色的專業化。事實上，婚姻工資溢價會對個人、家庭和整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首先，這是工資結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婚姻行為的長期變化（結婚率下降、離婚率上升）可能對男性的工資和職業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婚姻工資溢價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與孕產有關的工資懲罰，從而提高家庭福利和生育率。

最常被引用的關於女性權利的解釋是已婚夫婦中的性別角色專業化。支持溢價論點的人們普遍認為，傳統婚姻是男性獲得收入利益的先決條件。然而，支持專業化觀點的直接證據較為薄弱，進而提出瞭解釋工資差異的替代機制。此外，有幾項研究涉及高收入者步入婚姻的選擇過程。在本文，作者認為現有研究可能沒有充分考慮到選擇因素。作者討論了因果和虛假效應的論點，並得出了有關丈夫結婚前後工資軌跡的假設。他們認為，性別角色專業化意味着對婚後工資增長的影響，而替代機制僅意味着對工資水平的影響。已婚男性和未婚男性工資水平和工作前途在婚前可能已經不同。

解釋婚姻狀況工資差異.

因果關係解釋論據

本文從Becker（1985，1991）的家庭分工模式入手，一般認為丈夫擅長養家餬口，妻子主要負責家務勞動和育兒工作。基於這一假設，學者們推斷已婚男性對特定市場技能的投入比例較高。這種因投入增加帶來的任何收益只有隨着時間的推移才會生效，因此，專業化假説指出，已婚男性的工資超過未婚男性是因為他們的工資在結婚後增長得更快。如圖1a（短虛線）所示，由於對市場技能的投入需要時間來獲得回報，性別角色專業化應該使工資逐步增長，而不是婚後立即增加。

已有文獻普遍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性別角色專業化使丈夫更具生產力，但並不是所有支持溢價論點的人都贊同婚姻初期工資不會增長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對婚姻工資溢價的另一種解釋預測了婚後工資的躍升，即對工資水平即時並隨時間變動的積極影響（見圖1a中的長虛線）。

 

有幾種機制可以產生這樣的效果：工作努力假設、丈夫的家庭化或僱主的偏袒。工作努力假説源於Becker（1985）的工作分配模型，即丈夫可以從妻子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脱出來，而把所有可支配的精力集中在養家餬口上。因此，即使已婚男子沒有比未婚男子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他們仍可能更加努力地工作。

如果已婚男子因僱主的偏袒而受益，工資也會持續增加。根據這一推理，男人結婚後工資的增加是因為，僱主認為作為養家餬口的男性應該得到更多的錢來滿足家庭生活的經濟需要，或者因為僱主錯誤地認為已婚男性是更具生產力的勞動者，出於“統計”（而非“品味”）的考慮而歧視未婚男性，在這種情況下，工資溢價就會出現。儘管已婚男性的工作效率並不比單身男性高。

 

虛假關聯的論據

代替因果關係的另一種説法是選擇假説，即工資高的男性更有可能結婚。工資高的男性結婚率高，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婚姻市場的搜索模型假定，由於對家庭生活經濟需要的預期，在經濟上成功的男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婚姻候選人，且高收入者也可能更願意結婚。此外，這些男人可能會被選擇結婚，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工資，也因為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的未被觀察到的特質，如身體素質（外表、健康）、個性（自尊、外向），或者社交技能（溝通，解決衝突）。因此，即使沒有婚姻的因果效應，兩性結合過程也可能產生婚姻與工資的虛假關聯。在已有文獻中，與婚姻工資差異的時間路徑有關的選擇論據，其含義並沒有被明確界定。大多數研究隱晦地假定婚姻與男性的收入水平相關（見圖1b長虛線），因此，他們認為對隨時間變化的工資差異進行控制就足以估計婚姻的因果效應。

從搜索理論的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女性更喜歡與有事業發展前景的男性結婚，因為男性較高的工資增長會提高預期的婚姻收入（保持他目前的工資水平不變）。或者未被觀察到的變量可能會影響男性的工資增長和他們的婚姻決定。已有實證分析表明，男性的收入前景與第一次婚姻有關。因此，有工作前景的男性結婚的比率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如圖1b（短虛線）所示，未來丈夫的工資增長會比未婚男性的工資更高。雖然結婚後工資可能會更高，但婚姻本身既不會影響工資水平，也不會影響工資增長。作者把這一假設稱為**“有前途的男人假設”**，即有可能基於潛在丈夫的工資增長而選擇結婚。這意味着控制工資水平選擇的方法會產生虛假影響。因此，婚姻所表現出的因果效應可以用選擇來解釋。

結論

本研究為男性婚姻工資溢價提供了新的證據。利用1979年全國青年縱向調查的面板數據，作者對美國首婚或未婚勞動者的職業生涯進行了分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估計婚姻工資溢價的均值。作者通過標準固定效應模型重新檢驗了美國近期研究的主要結果，發現婚姻工資溢價為8.3%。這種控制成功男人選擇結婚的標準方法消除了已婚男性和未婚男性之間總工資差距的一半以上。

作者認為，如果選擇結婚不僅考慮到工資水平，也考慮工資增長率，那麼標準FE模型的評估結果是偏高的。作者提供的描述性證據表明，實際上最終結婚的男性其工資處於較高水平。特定羣體工資狀況模型的結果表明，未來丈夫和未婚男性之間會出現工資差異。由於較高的工資增長率，即將結婚的男性其收入在婚前已經在逐漸增加了。

然而，要估計婚姻的因果效應，僅在羣體層面控制異質工資增長是不夠的。雖然採用這種方法可以大大降低婚姻的影響，但作者發現工資溢價仍然存在，約為4%。此外，特定個體工資狀況模型的非顯著效應僅為0.5%。因此，如果允許在工資水平和工資增長的基礎上對婚姻進行選擇，那麼婚姻的因果效應似乎就不存在了。

作者對美國進行研究的結果非常接近於瑞典（Isacsson 2007）、丹麥（Gupta et al. 2007）和挪威（Petersen et al. 2011）標準FE模型所得出的無實質溢價的結果。總的來説，本研究結果與修改後的選擇參數一致。不僅經濟上成功的男性會被選中結婚，而且有前途的男性更有可能結婚。女性可能更喜歡有前途的男性，因為他們的工資增長越高，女性預期的婚姻收入也越高，或者女性可能只看重與男性職業發展有關的其他難以觀察的特徵（如身體特徵、個性、社交技能）。這些選擇論點足以解釋巨大的橫截面婚姻工資溢價。未來的實證研究需要對這些婚姻選擇機制進行區分。

文獻來源：Volker Ludwig & Josef Brüderl. Is There a Male Marital Wage Premium? New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83(4):744-770.

文獻編譯：楊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