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何時才能學會談論自殺？_風聞

本文轉載自神經現實

任何名人的死亡，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都會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一種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以及在社會上引發一系列獨特而令人不安的現象，包括公眾哀悼和尋求關注等。

最近，瑞典著名DJ艾維奇（Avicii）、時尚設計師凱特·斯派德（Kate Spade）和廚師兼美食記者安東尼·布爾丹（Anthony bourdain）相繼自殺身亡，就已經引發一系列的討論——救助資源和預防熱線的分配、對死者精神狀態的猜測、與精神疾病作鬥爭的經歷以及對去污名化的呼籲。

這些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好意，我們只是日益習慣於聚集在社交媒體上討論所有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是，網絡上也會有粗魯的回應。

Avicii

談及自殺，互聯網的不正當刺激機制在遇到人類冷漠的天性時可以導致荒唐的鬧劇，比如，YouTube網紅Logan Paul發佈拿自殺者屍體開玩笑的視頻，或者媒體對名人自殺事件發表不負責任的、沒有深度的報道，無恥地蹭熱點和追捧流量。

在最近的這類案件中，《新聞週刊》2018年6月1日對布爾丹之死做出了一系列回應，報道的標題類似於《誰是安東尼·布爾丹的女兒，阿里安？一代名廚逝於61歲》（後來似乎被改成了《安東尼·布爾丹的女兒阿里安如何評價他的廚藝》），難逃標題黨騙流量的嫌疑。**關於死亡的新聞總是有些混亂而難以理解，自殺更是如此。這是一個廣泛且正在變得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每位自殺者和有自殺念頭的人都不盡相同，自殺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精神疾病是其中之一，但疾控中心還發現，人際關係問題、經濟問題、住房損失和藥物使用等也有可能導致自殺。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人們對不幸的反應也是多樣的，隨處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切使得談論自殺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Anthony bourdain

美國自殺預防基金會的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汀·穆捷（Christine Moutier）説：“我們經常將心臟病類比於自殺，因為在很多方面，兩者非常相似。除了生物風險因素，來自生活的壓力源、環境、吸煙、肥胖、壓力和人際關係衝突都與心臟病有關。這和自殺是一樣的。只不過自殺是眾多複雜因素導致的行為結果，旁觀者很難理清頭緒。”人們擔心用錯誤的方式討論自殺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這是合理的擔憂。**研究表明，媒體對自殺的報道可能導致他人模仿自殺的行為。**Netflix的電視劇《十三個原因》（13 Reasons Why）在2017年因為對自殺生動的描述而受到抨擊，有些人稱它美化了劇中青少年的自殺行為。

**事實上，後來的一項研究發現，在該劇上映後的幾天裏，谷歌上與自殺相關的搜索量有所上升。**出於這個原因，記者在報道自殺時通常會遵循謹慎的指導方針，包括避免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不要過分簡化自殺的原因，避免拍攝悲傷的親人的照片，也不要用聳人聽聞的報道方式。

《十三個原因》海報

“人們對談論自殺感到不安，因為這種談論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便於模仿的腳本。”印第安納大學研究自殺和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社會學教授柏妮絲·佩斯科索利多（Bernice Pescosolido）説。但她指出，當人們聽到彼此與精神疾病或自殺念頭做鬥爭的故事時，會減少對自身想法的羞恥心和不適，並幫助人們認識到自己並不孤單。社交媒體為這些有益的對話提供了機會，正如為有害的對話提供了機會一樣。“我認為我們現在肯定處於過渡階段，” 穆捷説，“社會既有巨大的進步，同時一些陳舊的觀念和判斷也仍然存在。我指的是人們責備自殺者的懦弱，或者認為自殺發生處在一個突然的、不可預知的失去理智的階段。這真的與科學背道而馳。”這種文化觀念的轉變可能會令人尷尬，因為隨着羞恥心的逐漸消退，人們變得更願意談論自殺，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們知道如何談論自殺。例如，佩斯科索利多説，她看到她的學生更願意分享自己的精神疾病經歷，但他們仍然“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時分享”。類似自殺干預熱線的資源是重要的工具，但它們不是有自殺想法的人們談論遭遇的唯一途徑，而且也不可能吸引每個需要幫助的人來求助。

2018年6月初，安東尼·布爾丹去世的那天，Twitter上的許多人都在強調，向那些似乎有自殺危險的親人或者僅僅是那些痛苦掙扎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是極其重要的。

模特克麗絲·泰根（Chrissy Teigen）寫道：“當我陷入最深、最黑暗的產後抑鬱中，我從來沒有私下撥打過自殺干預熱線。”

當我陷入最深、最黑暗的產後抑鬱中，我從來沒有私下撥打過自殺干預熱線。如果約翰（John）或我的醫生當時不聯繫我，我將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病情有多嚴重。這真的是一個孤獨的洞穴。關照你愛的人，不要害怕説出你的擔憂。——克麗絲·泰根（@chrissyteigen），2018.06.08

留意你的好朋友。

留意你那些安靜的朋友。

留意你那些“快樂的”朋友。

留意你那些有創意的朋友。

互相留意吧。——勞倫·沃倫（@iamlaurenp），2018.06.08

佩斯科索利多有一個理論，基於法國社會學家愛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9世紀晚期關於自殺的著作，即《自殺論》（Le suicide）。佩斯科索利多説，人們輕易地把自殺歸咎於孤獨和缺乏社會融合。“另一個我們往往會忘記的維度是，自殺者身邊人是如何引導他的行為的，如何監督和看管，當自殺者把事情搞砸時耐心提醒、勸誡，幫助自殺者走上正確的道路——這就是你生活中的社會支持網絡。”她説，她想知道“自殺者的家人、朋友或社交網絡引導、幫扶自殺者的能力是不是正在減弱甚至消失，而不是彼此間缺乏聯繫和溝通。”

我們有時有一種限制性的禮貌，即不好意思打擾對方，這會在人際之間築起一道牆，尤其是在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朋友可能會收到多少其他短信、電子郵件和Facebook通知的時候。**佩斯科索利假定社會已經開始關注個人的權利，而削弱人們對彼此的義務。**她説：“我認為這是以社會成本為代價的。以前的社會有太多的禁忌話題，比如自殺，現在它們已經不再是禁忌，對它們的污名化也已經減輕，但是人們需要時間來適應這種轉變。”

“在20世紀50年代，你不會告訴任何人你得了癌症，”她説，“現在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而且我們的社會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進展。思想、大腦和人際關係的問題是最後的邊界，它們是我們最後需要學習如何談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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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孫閏松

校對：亦蘭

編輯：EON

原文：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8/06/when-will-people-get-better-at-talking-about-suicide/562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