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海峽對面的同志——記與一位台灣左翼網友的交往_風聞

  台海風雲又開始洶湧激盪了，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曾經的同志。

  其實早在去年的十九大期間，看到了對來自台灣的黨代表盧麗安教授的報道，又看到了在北大讀博的台灣青年王裕慶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我就不禁想起過這位六年前在網上認識的台灣青年。 

  

  我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位台灣網友的故事，有些同學或許還記得我提到過他的姓（其實我知道他的名字）。雖然現在我已經不再聯繫他了，但在這台灣的所有統派都在遭受蔡當局瘋狂迫害的關頭，為了不給他造成任何麻煩，我還是稱他為小E吧。       

  小E是在一個討論時政的YY語音頻道里認識我的，後來我用另一個號加了他QQ——因為他在那個頻道里聽了我幾次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言，知道我是大陸的一位教馬克思主義課的大學老師，萬分敬佩，説有很多問題要向我請教，一定要加我。       

  交流中我瞭解到：小E比我小一歲，畢業於台灣的一所著名高校（大概相當於北大、清華在大陸的地位），搞化工的，在台北的一家公司當工程師，似乎還是單身。       

  我問他：“你為什麼對馬克思主義這麼感興趣呢？”        

  他説：“是這樣子：我以前蠻自負的，覺得自己堂堂名校畢業，又懂技術，只要肯努力，有朝一日不説當上王永慶那樣的大亨，起碼也一定出人頭地。那我後來進了公司，慢慢就發現自己不管怎麼努力做事，發財的永遠是老闆，不是我。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們那個老闆他憑什麼能發財呢？他除了黑心，除了無商不奸，還有什麼本事呢？我實在想不出來。”         

  我想考考他，就説：“但是現在都説他們會經營，會管理，本事可厲害呢！”         

  小E説：“我一開始也這麼想。但是後來我還是覺得説服不了自己，就去找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來讀——這個《資本論》是台灣盜版大陸中央編譯局的，還是簡體字呢，這資本家就是會賺錢呀——我還沒有看完，但是看了裏面講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講工廠制度的那些部分。讀了這些，我感覺天哪，馬克思講得準啊，這完完全全就是講的我們公司的事嘛！我們老闆平時就是這樣乾的。他投入資本付給我們薪資，是購買了我們的勞動力，但是我們的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勞動力本身的價值（也就是我們的工資），然後這個大頭就被他白白拿走了，我們原來是這樣受他剝削的。我真是醍醐灌頂，恍然大悟！馬克思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説：“這就對了。資本家的所得並不是經營管理報酬，而是利用自己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而剝削到的剩餘價值。有些大公司的老闆自己可能根本不進行什麼經營管理，而是把這些事交給職業經理人或者某些高級僱員去做，但這些老闆一樣能拿到鉅額收入，這就再明顯不過地説明了他們發財致富本質上是不勞而獲的剝削性質。”         

  他説：“老師，你這樣一講我就更清楚了。不過我也到過祖國大陸很多次（小Z談到中國大陸，一般是説“大陸”，但是我注意到他回憶起自己到大陸的經歷的時候，往往喜歡稱“祖國大陸”），也和廈門那邊的大學生聊過。他們好像都覺得馬克思主義很可笑，覺得我對這麼可笑的東西感興趣，實在是太奇怪了。而且不客氣地説，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懂的好像還沒我多。”

 “確實有這種現象。現在我在學校裏教馬克思主義的公共課，很多學生也不重視，應付了事。有時候我也挺煩的。不過總的來説，我還是有信心。柏拉圖説：真理好像太陽，乍一看到它，是很刺眼的，得有一個習慣的過程。相信真理，就得有這個耐心。”        

 “真是撥雲見日！老師你真是太有水平了！大師啊！”

  ——後來小E無數次地用這種我覺得有點誇張的語氣讚揚過我。有時候我恍恍惚惚覺得自己怎麼成了“一句頂萬句”的毛主席了。後來我接觸了一些台灣的綜藝節目，感到這可能是台灣同胞的一種表達習慣：那一下子他覺得你説得好，就要把當時自己腦袋裏能想到的最極致的辭藻説出來，誇張不誇張那是過後再想的事情，可當時不來這麼一下，他們就會感到自己那種“醍醐灌頂”的快樂被打了折扣。讀書的時候和女同學出去玩，往往一個很尋常的景緻——一樹梅花、一座小橋、湖邊的落日、青翠的竹林——都會惹得她們尖叫不斷“哇，太美了！”雖然有時候其實我在想：“我説同學，淡定一點兒好吧？在這麼個破地方你就這樣，到了黃山、九寨溝你咋辦呢？把你那小心小肺喊爆呀？”但後來我又覺得：據我的經驗，真到了黃山九寨溝，她們大概都忙着作剪刀手咔擦咔擦自拍去了，哪兒還有功夫喊。她們之所以在這裏喊一嗓子，正因為這裏只是看着有點兒小感觸的尋常景緻，喊那麼一下才能把自己的情緒完全調動起來，並且加以強化，這用心理學術語叫“自我暗示”。

   我想小E大概也是這樣，他要是真的見到了毛主席那樣的大師，一定來不及説什麼溢美之詞，也不需要什麼自我暗示，因為滿腦子只會有一個念頭：把毛主席講的每一個字都記住——就像我當年聽我導師講課的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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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E會唱很多紅歌。有一回大家談理論談累了，他在頻道里自告奮勇為大家獻唱一首《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大家聽了紛紛表示讚賞，認為短短的台灣海峽隔不斷兩岸戰友共同的理想信念，祖國統一的最終前途還是在社會主義。

   有一次我們聊兩岸關係，我問他：

   “我有個大學同學的父親跟一位在大陸的台商有交往。那位台商一和他們聊天，就喜歡説我們台灣有民主，我們有選票，我們不喜歡哪個縣長市長，甚至“立委”、“president”，就可以把他選下去，顯得非常自豪。你對你們台灣的“民主”怎麼看呢？”

    小E反問：“老師，你知道什麼叫“膨風”嗎？”

   “我不知道。”

    “所以你這種書生型的老師還是少了點閲歷啦。台灣講“膨風”，相當於大陸講的“吹牛”，再引申一下，就是“顯擺”呀，“出風頭”呀，“秀優越”呀，“撐面子”之類的意思。台灣人跑到大陸去，你比如那些女的吧，就喜歡戴上最貴的名錶呀，手鍊啊，給那邊鄉親看看，膨膨風啦。不過她們一般在大陸都還比較有禮貌，也就是看似不經意地點一下我們台灣怎麼怎麼好，大家很豔羨，她就算膨了風了。不過回到台灣，她們就會跟親朋鄰舍講：大陸真是好窮好落後，跟他們講什麼那邊鄉親都説沒見過，真可憐啦，嘖嘖嘖——你看這還是膨風吧？這樣膨風回來的人我見過不少，覺得她們真是可笑，像福建上海我又沒有少去過，人家哪裏比你差啦？所以你説的那個商人，他也不過就是膨風罷了，你不要介意啦。其實還是你們大陸厲害，像老師你是湖南人，你們湖南出了個毛主席，夠你們在全世界膨風一萬年了。”

   “那我也膨膨風啊，我們湖南可不止出了個毛主席，還出了個打敗美帝的彭德懷彭大將軍。在台灣作威作福膨風膨得起勁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可是他的手下敗將啊。”       

  “是啊，所以跟着毛主席幹就牛嘛。不過你也得理解他們這些人，台灣現在經濟不好，尤其這些小市民、小商人很吃虧，所以他們不膨膨風，日子沒法過。再説我們對“民主”的看法吧。我們台灣老百姓也不是説這個“民主”不好，因為到了選舉的時候，那些政客要來拜選民，派利是，大家能拿紅包，而且又可以膨膨風，感覺自己選民是老大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民主”就是個沒用的東西，等選完了就沒你的事了。台灣是絕對的金錢政治，各種腐敗一樣不少。我到鄉公所去辦過事，那真的叫做“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還有啊，你別看他們説什麼多黨競選啦，互相監督啦，其實都是一丘之貉。什麼國民黨、民進黨，在“立法院”裏吵啊，打架啊，那都是做樣子騙老百姓的，等到了酒樓裏一碰杯，那都是“某某兄啊，我在那邊的生意你要照顧一下啦”、“彼此彼此啦”，都是一幫腐敗政客。台灣人又不是蠢，又不是懶，祖國大陸對台灣也蠻照顧，那現在為什麼現在台灣越來越不行，年輕人都覺得沒前途了呢？還不就是腐敗無能的統治嘛！那你説這種“民主”除了讓那些人拿來膨膨風還有什麼用呢？還有啊，我們那個黑心老闆，他想解僱誰就解僱誰，像我看《資本論》，跟你們大陸的政治老師學習，這要讓我們老闆知道了，肯定炒我魷魚的，因為他最恨共產黨了，你説這又哪裏有半點“民主”、“自由”呢？”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還跟我説：“老師，你能不能向你們大陸的有關部門反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們這個公司的原料，和台灣的很多公司一樣，都是從大陸進口的。但是大陸方面可能是考慮到統戰需要，對台胞要優惠，所以出口到我們這裏的原料價格都是很低的。我在想，價格這麼低，那大陸做這些原料的同胞過的會是什麼日子呢？再説大陸的這種優惠，我們這些工人和僱員並沒有享受到，製成成品一賣，油水都讓我們的黑心老闆撈去了，你以為他會給我們加薪哪？所以你應該建議你們大陸提高出口原料價格，別讓我們那個黑心老闆賺那麼多！”       

  “但是，如果大陸提高了價格，你們老闆可能就不從大陸進原料了。那麼大陸的原料沒有銷路，大陸那些生產原料的企業員工豈不會失業？要知道這些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大陸的很多企業對外市場收窄，生意也不景氣啊。”       

   “老師你就放心吧。這個情況我瞭解，我可以保證，你們出口到台灣的原料，即使價格翻一倍，也還是比東南亞那些地方來的原料便宜。我們那個黑心老闆只不過少賺一點黑心錢。”        “那你們的收入會受影響嗎？”        

  “不會。他賺那麼多也沒見給我們加薪，所以少賺一點也沒理由給我們降薪。他要開除我更好，別以為我多想跟着他幹。”        

   當然，我並沒有向“有關部門”反映他的這個建議，因為他説的這些情況我沒有能力去進行調查、核實、研究，而且我覺得他可能把大陸想得有點太簡單了，有點高估了我們這些教馬克思主義的老師對政策的影響力。        

  後來他又跟我説：“老師，我覺得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書就要勇於實踐。我現在準備發動公司裏的工人，和我們那個黑心的資本家老闆進行鬥爭，改善我們的待遇。”        

  “好啊，你説説你打算怎麼辦？”        

  “我平時和那些工人師傅都比較接近，經常幫他們搬搬貨什麼的，慢慢也就比較聊得來了。我覺得裏面有位四十多歲的師傅人比較好，大家願意聽他的。我覺得把他爭取過來，工人們就能抱成團和老闆鬥。”       

    過了幾天，他來向我“彙報”他的革命工作的進展：“我昨天跟那位師傅聊了，説老兄你看我們公司太不公平了，窮的窮，富的富，懸殊這麼大。”         

  “那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説：小E，我覺得挺公平啊。你看啊，你小E名校畢業，懂技術有本事，為公司做的貢獻大，所以薪水就高。我呢，沒學歷沒文化，做不了什麼大事，只能賣賣苦力啦，所以薪水就比你低很多。這怪我沒本事嘛，有什麼不公平呢？”       

  “呵呵，他倒是讓你膨了一回風啊。”       

  “我要膨這個風乾嘛呢？但我當時硬是沒想出來怎麼回答他——我這馬列水平還是不到家啊，老師！”        

  “那你現在想出來了沒？”         

 “我琢磨了一晚上——老師，你看是不是這樣：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資產階級、工人階級，這是兩個階級，所以講到剝削，資本家不是把工人作為一個個的個體來剝削的，而是把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一個整體來剝削的。”        

  “我看很對路啊，你接着講。”        

 “所以你如果在工人階級內部來比較這個工人和那個工人的收入，為什麼這個高一點那個低一點，你會覺得那是“按勞分配”嘛：這個工人勤快一點，或者負責一點，技術高一點，就拿多點；那個工人素質低一點，沒那麼好的技術，責任心差一點，拿得可能就少一點。但是關鍵不是這個工人和那個工人比，而是全體工人和老闆比，關鍵在於，為什麼最大頭讓老闆拿去了呢？他憑什麼拿得比所有工人加起來還多呢？這樣一比才能看出不公平，看出剝削來嘛！”      

  “就是這麼回事，你講得很好啊！”      

  “哎呀老師，哪裏啊，其實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我主要還是階級意識不夠清醒，不知不覺老是把老闆、工人只是當做一個個的個體比來比去，忘記了他們首先是屬於不同的階級，所以階級之間和階級之內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比較。我下次一定要跟他講清楚這個道理！”      

  過了幾天，他再次向我“報告”：       

 “老師我這次又跟那位師傅講了我們工人受剝削的道理。”       

  “這回一定説服他了吧？”       

  “這次我一二三四跟他説了那天我們談的那些道理，他聽得倒是很認真，好像也覺得挺有道理。不過他又説，那老闆之所以賺那麼多，是因為他會做生意啊。然後我説：什麼會做生意，他就是黑心而已啦。再説生意誰不會做呢，我們也可以做啊，我們也可以自己經營管理啊，慢慢不就學會了嗎？關鍵不是我們不會做，而是我們沒有生產資料做不了啊。那憑什麼生產資料就一定要控制在他手裏，控制在他們這些老闆手裏呢？”         

  “那他有什麼回應呢？”         

  “他起先沒説話，想了老半天，終於回答了我一句話。”          

   “什麼話？”          

   “他説：“唉，小E，這就是命啊！”——老師你看，現在我總算知道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除了談政治談經濟，還要談哲學，談世界觀，談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了。這種唯心主義宿命論，就是對剝削階級的最後辯護，讓受剝削者順從命運，不再質疑，不再反抗。我現在更加理解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了，就是要徹底砸碎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的精神枷鎖嘛……”         

  其實在我看來，宿命論乃至有神論的思想並不能簡單地都説成是對剝削階級的辯護，因為：

  第一，在歷史上，在剝削階級產生以前很久，早已有了這些思想；

  第二，世界上特別是人生中的很多問題，也許現代科學的解釋確實永遠無法讓所有人感到滿意，但人們又確實需要一種解釋：比如去看相算命的人，他們很多人求婚姻美滿，求家人平安，等等——這樣的問題，恐怕即使到了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科學也還是不能給你打包票，也還是會帶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但到了那個時候，宿命論將真正成為每個人完全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選擇的選項之一，而不再是像現在在台灣那樣，很多時候事實上是被剝削階級利用來作為一種進行精神控制的統治工具。  

   因此，小E的這些看法雖然不盡完善，卻還是很犀利的。             

   這就是小E，海峽那一邊的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

   在盧麗安代表面對台灣記者説她認同共產主義理念的時候，在王裕慶同學説他覺得共產黨才是真正為人民辦實事的時候，或者更早一點，在台灣的魏明仁先生在台中的彰化升起五星紅旗，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中華民族萬萬歲！”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小E，同時還會想起台灣的左翼作家陳映真先生，台灣的左翼統派陳明忠先生、呂正惠先生，等等很多人。

     （陳映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為新中國贏得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威望和道義力量。我們現在只知道台灣有“綠營”、“藍營”，似乎淡忘了台灣其實還曾經有過強有力的屬於社會主義“統派”的“紅營”，他們為祖國統一而奮鬥，不僅是出於單純的民族情感，更是出於一種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認同和追求。            

   應該説：“紅營”才是台灣真正的“統派”：           

   第一，“紅營”對大陸的制度認同和政治認同，為兩岸統一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基礎。“紅營”的確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們的愛國主義有一個深刻的、科學的基礎，那就是認為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比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更有前途，更能把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引向更加光明的未來。如果兩岸僅僅有種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實際上不足以導向國家必須統一的結論，因為英國和美國也是同文同種，但是美國還是通過戰爭而獨立出去了，那麼和大陸同文同種的台灣為什麼就不可以呢？因此在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加上制度認同、政治認同，兩岸的統一才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和更充分的保障；  

   第二，“紅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觀點，對台灣社會進行了深刻的階級分析，為兩岸統一提供了方法上的啓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島內的台獨勢力拿來作文章，説是“外來的國民黨政權殘酷鎮壓台灣本土民眾”，説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就是最早為“台獨”而戰的勇士。而“紅營”則運用詳實的數據和資料説明：二二八事件本質上不是“省籍衝突”，不是“外來政權”和“台灣人”的衝突，而是當時席捲全中國的反對蔣家王朝反動統治的革命鬥爭的一部分；“二二八”之後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針對的也並不是“台灣人”，而是共產黨，其中很多都是中國共產黨從大陸派到台灣工作的地下黨員。他們指出的一個血的事實是：國民黨從來不槍斃“台獨”派，只槍斃共產黨或者共產黨嫌疑犯，這無可爭辯地説明，國民黨並不是以省籍劃分敵我，而是以階級劃分敵我的。他們指出：“台獨運動”實際上始於國民黨退台後，在台灣進行土改，得罪了台灣本土的地主階級，台獨運動一開始實際上是地主階級的運動。當然到了現在，台獨運動的階級背景有所變化，但仍然應該從對階級利益的分析而不是簡單的“本土”、“外來”的情感表述出發，才能認清究竟哪些人才是台獨的死硬分子，才是國家統一的主要敵人，哪些人只不過是被煽動裹挾其中，這樣才能在反獨促統的鬥爭中有的放矢，達到“爭取一大片，孤立一小撮”的目的。         

   第三，“紅營”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將島內國內國際形勢結合起來分析，更透徹地説明了統獨之爭的世界意義。“紅營”指出，台灣問題之所以遲遲不能解決，主要是因為美日帝國主義要利用台灣作為遏制、圍堵、絞殺新興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前沿陣地，因為社會主義中國的興起是對美國統治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致命威脅。這實際上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進行生死搏鬥的一個焦點。因此，即使與祖國大陸分裂，台灣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獨立”的，因為台灣所謂“獨立”的資本就在於託庇於美日帝國主義的卵翼，充當他們的棋子，因此台灣所謂“獨立”不是像美國獨立那樣真正的獨立，而不過是讓台灣從堂堂的中華領土變成美日的殖民地或準殖民地，成為他們壓迫世界無產階級——首先是壓迫社會主義中國——的幫兇和走狗。          

   然而，後來小E和我鬧翻了。原因在於：這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由於種種原因，漸漸不再相信改革開放的大陸走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結果，他説我是“穿着共產黨外衣的走資派”；我説他是“頭腦發熱的“左”傾幼稚病”。

   我們都堅信自己堅持的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         

   和一位曾經那樣談得來的朋友（或者説同志）鬧到這樣的結局，一開始我是感到有些遺憾的。 

   但現在我感到：在那個時候，在我們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的本色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明晰的，讓絕大多數人信服的體現的時候，左派內部發生這樣的爭執乃至分裂，恐怕是難以避免的現象。          

   鄧小平同志曾經説過：對那些懷疑我們的改革開放已經不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我們不能拿空話回答他們，一定要用事實來回答他們。            

   十九大過後，習近平總書記帶着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來到上海的“一大”會址，重温革命歷史和入黨誓詞，重新昭示共產黨的初心究竟何在。            

   我相信，小平同志當年所説的“事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後，一定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每個人面前。

   現在是海峽風急浪高，波詭雲譎的時候，也不知道小E處境如何，在想些什麼， 做些什麼。

   我想把去年我寫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24週年的一篇文章的後半部分放到這裏，就教於海峽兩岸像小E那樣和我物目標一致而意見或有分歧的同胞和同志們：

我們很多同志對reform and open以來的很多弊端因為身受其害而印象很深，就容易帶着一種偏激的情緒去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越“理解”就越覺得現在的社會完全背離了socialism，就越是容易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有些過“左”的要求，不但領導層不能接受，恐怕大多數人民羣眾也會明白是不現實的，只是因為這些説法打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也確實指出了不少時弊，所以羣眾從感情上與之也有些共鳴，至少難以硬起心腸去反對，這也許就讓一些過激的同志誤以為大家的想法都和他是一樣的了。

  我曾經推薦一位同志去讀台灣的呂正惠教授的文章《陳映真——一個偉大知識分子》，因為其中敍述了台灣著名左翼作家陳映真先生（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統派，屬於我在《曾經，海峽對面的同志》裏説的“紅營”）對祖國大陸的reform and open從憂慮（因為擔心會走向capitalism，甚至會讓外資顛覆中國的民族工業）到理解、支持的歷程。      

  陳映真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來到大陸訪問交流，由於接觸的大陸知識分子普遍對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持一種否定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他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他不是憂慮reform and open本身不對，他完全理解在一個窮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引入某些資本主義因素，快速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加強國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列寧、毛澤東事實上都曾有此設想，列寧領導下的蘇聯有著名的“新經濟政策”）。但他擔心知識界這樣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導向，會讓reform and open走向歧途，背離socialism，甚至走向全盤西化，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喪失經濟政治的獨立自主。     

  因此，他在1991年所寫的《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一文中，詳細描述了新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30年所取得的成就，併為之作出了辯護：     

 這些快速累積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國主義重兵包圍與市場隔絕中，在獨立自由條件下取得的成長，毫無疑問，是在一個對廣泛翻身貧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黨、魅力領袖、和社會主義理想的條件下以“動員性的集體主義”，以赤裸裸的人海勞動所完成，在廣泛第三世界發展道路的絕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壯、宏偉的評價，是不容抹殺的。       同時，reform and open 以來大陸的“階級分化、地區經濟落差、強力滋生的資產階級思維、價值和生活方式、蛀蝕官僚體系的貪腐痼疾……”等等嚴重問題，當然也不能不引起包括陳映真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者的密切關注和深度憂思。      

 但是中國大陸無可爭議的快速全面崛起，以及中國共產黨為了解決陳映真所擔心的那些問題所作的種種努力及其日漸明顯的成效，讓陳映真的擔憂得到了很大的緩解。他於2005年6月在台灣的左翼刊物《批判與再造》撰文認為：       

中國正清醒明智地利用她猛爆性的產業化經濟發展，將不斷巨大化的綜合國力，翻轉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力量……

　　中國逐漸在歐洲、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和東南亞各國結成交易夥伴和戰略伙伴關係。其結果就是：中國隱約中推動了一個多樣的、以和平與發展為核心價值的新世界秩序，足以對抗美國單極獨霸的政治經濟秩序。      

陳映真指出:

　  這一切發展與成就離開China的“reform and open”的獨立自主的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所增大的生產力，是難以想像的。      

他舉例説明了美日等帝國主義勢力對快速崛起的中國的恐懼、仇視和不遺餘力的圍堵：      

二十世紀末蘇聯瓦解後，二零零一年美國和日本的極右保守派執政，美國把原先瞄準蘇聯的核武器改而瞄準新中國。美國悍然違反三個公報，公然恢復美台高階軍事商談和討論關於“防衞”台灣時的軍事補給政策。美國在東亞擴充軍事人員的配備，重新佈置美國在日軍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力推動大膽的日本再武裝計畫。

　　二零零一年四月美國間諜飛機悍然在中國領海挑釁，造成中國一架飛機和一位機員的毀殤，雙方一時劍拔弩張，至九一一事件後才緩和。     

而這更讓陳映真相信，中國肯定做對了：     

如果中國的工業化逐漸顯示對世界外交、經濟、政治的舊有秩序的挑戰，也許提醒人們不能習於來自右派和左派對中國發展的，不免受到意識形態左右的過低評價。對中國發展的批評和低度評價由來已久，但至今十幾二十年來這些批判與負面預測，沒有一條成真。科學、富有創見的評估和認識中國的工業化之發展社會學的意義，成為急迫的理論課題了。     

他向包括中國左派（在陳映真心中的中國，當然不用説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兩岸的，香港澳門更不待言）發出了進行一種空前偉大的理論探索的呼籲：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左派要怎樣正確的看待祖國的“類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除了了人云亦云，是不是有可能尋求科學的、獨自的理論上的探索?

　　馬克思曾對波蘭和愛爾蘭的同志們説，共產主義者應該義無反顧地先投身於重建飽受到列強分解侵凌的祖國的強盛統一，則無產階級才能在一個統一強大的祖國社會中成長為一個強而有力的階級，為自己的解放鬥爭。台灣的左派又怎能將強權下民族分裂，追求祖國的強大與統一的問題束諸高閣，視如無睹?……

　　貝特霍爾德(按，前民主德國駐華大使)説，中國當前的道路不免引來惡意和善意的批評，“但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也許有些政策在日後看來是錯誤的──而有些是正確的，但中國人民卻不能因為擔心犯錯而裹足不前……”

　　歷史正召喚著全中國的左派，從自己自求解放的偉大歷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總結經驗，探索一條被壓迫民族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的理論體系。

   呂正惠教授認為：2005年後中國大陸的整個逐漸重視社會公正和文化自主，逐漸敢於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政策走向和發展態勢，與陳映真所説若合符節。      

通過長期以來的很多閲讀和閲歷、思考，我逐漸認識到：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思想的遺產，並沒有被我們黨所拋棄，也並不是被束之高閣，而是一方面它的一些基本原則一直以一種隱性的方式發生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無聲而有力地指引着我們，提醒着我們，也支撐着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那根最內在、最堅不可摧的脊樑，使得中國的發展不管怎樣豐富多彩，都始終有着很多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種遠大的理想、宏偉的格局、深邃的智慧和不屈的氣概；     

黨和人民內心深處的這些來自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這些智慧、這些氣質，也許平時在明面上我們都不會輕易拿出來展示和消費，但是到了那些滄海橫流、亂雲飛度的關鍵時刻，這些東西總會盡顯崢嶸，總會讓人們情不自禁地感嘆：

  “呵，這就是中國！這就是英雄的中國人民！”      

另一方面，毛澤東主席的很多有超前意義的思想，被我們作為一種理論的儲備加以研討和維護。美國哲學家詹姆斯雖然是個以提出“有用就是真理”而著稱實用主義者，但是他卻也指出：對於真理之“用”可不能理解得太狹隘。他指出：對於理論的價值，人們不能只看眼下，而必需“儲備”一些真理。——我們雖然批判實用主義，但這一點，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他講得有道理。   

路，是必須一步步走出來的。

 因此，毛澤東思想遺產的激活與運用，肯定也是有一個步驟和次序，在不同時期也會有所側重的：

我們國家現在運用的毛澤東思想遺產，主要是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堅定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和國家獨立、尊嚴等等思想以及相應的工作方法、鬥爭策略；——這些無疑都是毛澤東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這些思想保證了我們國家的全面崛起，並且沒有走上前蘇聯那條可悲的道路。

  接下來，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毛澤東關於社會平等和公正的思想，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關於保持黨和國家永不變質的思想，關於農民必須組織起來的思想，關於人民羣眾必須自己管理國家和社會，管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思想，關於黨的領導和羣眾監督需要結合起來的思想，以及“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思想，也將會逐步激活。——以前我們把這些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而且作出了不免有些偏激的解釋和運用，現在根據黨所提出的以人民為主體的新發展理念，也許可以稱為“毛澤東的人民主體思想”或者“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思想”。     

我覺得左派同志們應該努力去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怎樣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激活、發展和運用毛主席的這些思想，使之構成研究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的理論方向和切入角度，因為正如習總書記指出的：對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好的紀念，並不只是進行情感上的緬懷，而是“繼承好、發揚好他們開創的偉大事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這是歷史的要求；     

這也是人民對海峽兩岸的左派真正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