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界限 ——也談胡錫進先生對《江湖兒女》和《影》的觀感_風聞

近日，《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接連在微博上簡短地評論了《江湖兒女》和《影》。胡錫進對兩劇的觀感幾乎相同，他説，作為“普通觀眾”，他不希望看到“好人不得好報”、“負能量”（《江湖兒女》）或“太陰暗”（《影》）的故事，而是希望看到“真善美”、平庸中的“光亮和感動”、以及醜惡情境中“人性的閃爍”。對此，賈樟柯導演回覆説，講真話、求真相才是最大的“正能量”，他也希望“好人好報”，但人生無常，平庸的人生也有令人感動的地方。張藝謀導演則保持了沉默。

毋庸置疑，在現代法治社會，“求真”無疑是導演（當然也包括其他藝術家）的基本權利，而且，越是偉大的電影往往越是導演自由地探求人性之真的結果。然而，電影藝術的“真”又是有界限的，它總還必須接受“價值”的審視和評判。以上述兩部影片為例，《江湖兒女》講述了新世紀以來一對“江湖兒女”的情感糾葛，折射了當下中國慾望氾濫、道義不在、一切向錢看的現象。《影》則借一出三國宮鬥故事，展示了某種非常現實且灰暗的人性觀：人的意義無它，只為“自保”。放在一起看，賈樟柯和張藝謀，兩位代表了不同時代的藝術家所觸摸到的儼然是同一個中國，一個古典價值體系（如儒家倫理、江湖道義）坍塌後崇尚個人權利的當代中國。不誇張地講，作為當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組成部分，崇尚個人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並不代表普通人不再期待和憧憬那些超越個人的倫理、道德等價值理想，否則做人何為？換言之，在如何為人的一系列“價值”面前，電影藝術所反映的“真”往往是有限度的，它需接受“價值”的評估和糾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賈樟柯與胡錫進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這是因為，賈樟柯儘管聲稱自己的興奮點在表現“複雜人性”，但他並沒有在《江湖兒女》中肯定或接受人性的複雜，反而對江湖道義在現代商業社會的必然逝去“一聲嘆息”，他隱隱地正是在用超越個體的“道義”委婉地批評現代社會。賈樟柯的這“一聲嘆息”未嘗不可以理解為《詩經》的“怨”傳統，他已經拿自己的“價值觀”在電影中完成了對“真”的審視和批判。

值得關注和批評的是張藝謀。作為“自帶流量”的大導演，張藝謀具有非同尋常的前瞻力和概括力，他在上世紀90年代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名作中就已經點出了現代以來中國人的精神陰影。在這些經典作品中，所謂的儒家倫理只是作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其中的人——楊天青們——則已然成為霍布斯式一切皆為“自保”的“獨狼”，《影》事實上接續的正是這一傳統。對此灰暗人性，張藝謀在影片中始終保持中立。他固然可以用藝術家只揭露問題而不提供“解藥”的信條為自己辯護，但“不提供解藥”的辯護理由恰恰證明了張藝謀以“求真”為鵠的的作品是不自足的。甚至可以説，較之賈樟柯，張藝謀在自由“求真”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更徹底，因此張才更是維護“價值”的知識分子的強勁對手。

我想，電影的界限事實上標示出了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張力關係，藝術家儘管自由“求真”，知識分子則盡力維護“價值”，在理想的情況下，兩者互相循環，形成一個健康、良性及自足的文化生態：藝術家發現問題，知識分子嘗試解決問題；隨着時代的變化，藝術家繼續發現新問題，知識分子則再次跟進解決，如此往復。“與時偕行，終日乾乾”，説的就是這個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