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共和國空前的困難，這位元勳作出了這樣的選擇_風聞

這是一張從合影中“摳”出來的“證件照”，照片上的人穿着很普通的中山裝，頭髮已經花白，眼角的皺紋也十分明顯。他對着鏡頭努力做出了一個微笑的表情，可能因為很少面對鏡頭，他的笑略微透出一種既温柔又羞澀的感覺。

如果仔細觀察，他的嘴角處有一小塊紅色的痕跡，臉色也蒼白得有些不正常。實際上，這是一位晚期直腸癌症病人，嘴角那一抹紅色，是剛剛從他嘴裏流出的血跡。

此時，他的生命之鐘已經倒計時，身體極度虛弱。但他依然平靜如常，接受化療的空隙，他還牽掛着他的事業。

他叫鄧稼先，他所奉獻的是中國核工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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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經安享太平生活的人們，也許很難體會到他當年所選擇那項事業的意義。

他學成回到中國的年代，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瘋狂至極的年代。短短十幾年時間裏，兩個冷戰的主要國家爆炸了近千個核裝置，將世界懸於達摩克利斯之劍下。

他的祖國無疑是那把利劍下最受威脅的土地之一。由於沒有屈從於任何一極，這個人口第一、版圖第三、決心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家一度飽受兩極勢力的核訛詐之痛。

那個年代，連小學生也要反反覆覆接受核武器的應對訓練，大大小小城市佈滿了防空洞，大量企業向西部山區山洞轉移搬遷，電影放映之前的科教片裏都會反覆宣傳防原子彈的知識……沒人知道哪天蘑菇雲會在自己頭上炸開，也許明天就是末日。

唯有鑄就自己的核盾牌，才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安全感——這便是選擇的意義。

那一年，他告別了妻子。臨別時他對她説：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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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窮，也要有一條打狗棒”。這是他和他的同事們經常唸叨的一句話——這句話是用來勉勵自己堅持這項事業的。

不過勉勵歸勉勵，窮，確是真實存在的。那項事業開始時正值新中國經濟上最困難的幾年，不但連基本的儀器設備都配不齊，甚至連食宿條件也極為艱苦。

而且還不僅僅只有窮。他奔赴茫茫戈壁的那一年，一個名叫“巴黎統籌委員會”中的“中國委員會”已經掛牌成立了9年，這個機構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封鎖所有中國能接觸到的西方高科技渠道，他們曾號稱：“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都不許運往中國”；那一年，也是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的一年，堵上了中國科技交流的另外一條路徑，他們也曾斷言：“離開了蘇聯的幫助，中國不可能造出原子彈。”

此外，還缺人才、缺時間、缺支持……今天我們所能想象到感受到的任何困難，都無法與當年他們曾面臨的相提並論。

但他和他的同事們唯不缺一樣東西——志氣。

他們的事業代號為“596”工程。之所以起“596”這個名字，就有要銘記1959年6月，蘇聯撤走支持後那種“卡脖子”的屈辱，立志要爭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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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光靠“喊口號”“打雞血”是造不出原子彈的。

在整個工程最困難最看不到希望的那年，他參與周密調研論證之後，給國家報告：

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投入的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的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如統一協調各方力量，進行全國性的大合作，那麼在3年內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這一結論，如同透過陰霾的一道希望之光，使大多數人重拾了信心。

蘇聯專家撤走時，曾留下一個高機密參數的數值，據説只要算出的數值和這個數值接近吻合，就是邁向成功的一大步。他先後進行9次艱苦的計算後得出結論：所謂高機密參數的數值是錯的，我們計算的結果才是對的！從此，這一工程不再迷信任何權威，只對科學的結論和嚴謹細緻的過程負責。

在一次實驗失敗後，幾個單位推卸責任。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須有人到那枚裝置摔碎的地方去。他説：“誰也別去，我進去吧。你們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個人走進了那片地區，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那塊散發着射線的東西，用手捧着，走了出來。自此，擔當二字銘刻更加進了所有人的血脈裏。

……

奇蹟從不會從天而降的，唯有有人不計一切回報的隱忍、努力和犧牲，一項偉大事業才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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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一顆巨大的蘑菇雲在東方的戈壁灘上升起，為這個曾經飽受侵略的國家鑄起了盾牌。2年零8個月後，另一顆更為巨大的蘑菇雲也在這片戈壁上升起。

至此，世界核實力的平衡起了微妙但重要的變化。三年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正式生效，次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1986年7月29日，由於承受了太多的核輻射傷害，他與世長辭，年僅62歲。

在他臨終前，留下了兩句話，一句是：

“一定要大力發展科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另一句是：

“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終結後可以再生，那麼，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