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_風聞

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是由中西書局出版的一套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叢書，迄今共出版了28本，書目目錄見文後附錄。這套叢書的特點是蒐羅了大量英法聯軍遠征北京戰役參與者的回憶錄；有關的文件、書信、日記、公文；軍事報告和公文甚至傳記和科學考察報告，從英法聯軍的視角，極為生動的呈現了他們眼中的北京之役及他們所身臨的中國。許多個人的回憶錄和日記中所提供的細節，至今讀來還頗有唏噓之處。我在大三時第一次接觸這套叢書，並於大四下到這個月為止密集的閲讀，目前把全部28本中除了介紹文物的一本書之外的全部通讀了一遍，這裏就分享一些體會和有意思的內容。

這套書的作者身份相當多樣，就軍隊成員而言，既有陸軍的步兵、炮兵和騎兵軍官，也有海軍軍官，既有身處前線的作戰人員，也有在巴黎指揮部中的參謀軍官，甚至後勤人員，軍醫，和軍需官的回憶錄也有收錄。當然參加北京戰役的聯軍大人物自然是不會被遺忘，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指揮官格蘭特，法國的全權大使葛羅男爵和指揮官蒙託邦的日記和回憶錄也都收錄其中。其它還包括負責翻譯的通事，外交人員以及隨軍牧師等。這套書廣泛的選材對象既呈現了大人物的所思所想（儘管官樣文章多，真情實感少），也照顧到了普通士兵的感受和經歷，尤其是後者敍事往往帶有更多的個人色彩和傳奇性，趣味遠勝於那些大人物的無聊報告。

既然英法兩國人的文章都有收錄，那麼執迷於互黑的兩國人自然不會在挖苦對方上吝嗇筆墨。這裏僅舉幾個例子：

首先是法國人黑英國人：

最明白的就是法國人對英軍劫掠成性的批判，以及對自己在華地位的自信，

“至於英軍，他們可是名聲在外，簡直就是我們的老師，英軍所到之處，連個釘子都不剩下”“就我看來，整個事件當中，最明瞭的是，能與我們貪婪的同盟軍相抗衡的，便是宗教信仰的重建，這是我們成就的偉業。我們對傳教士的保障令我們佔有道義上的優越感，超過了基於罪惡的鴉片貿易的英國強權。我們最該從這場榮耀之戰中獲取最為穩固最法蘭西式的結果。”（阿爾芒·呂西：《軍旅回憶：1860年征戰中國之私密家信集》P40，P123）

當然英國人的壞名聲大概絕非僅限於中國，有這麼一件軼事表明了英國人的惡習（也可見這些現在被歐洲人批判的惡習他們在100年前也不是沒做過），

“所有英國遊客以及一些法國商務專員都有這個癖好，他們喜歡把自己的名字和遊覽日期刻在所有經過的建築之上，有一個野心更大的英國人甚至想在自己遊覽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時把自己的名字刻下來留給子孫後代欣賞。那個人藉助兩端裝有滑輪的繩索爬到二人龐貝柱的頂端的平台上（這很危險）……他在那個平台上過了一整夜，第二天，所有亞歷山大城的居民在一公里之外就能看到柱頭的一側刻着‘威廉波頓到此一遊’的紅色大字。埃及的警察並沒有勇氣爬山柱子擦掉大字，但是很快這個紅色大字就被風颳掉了。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威廉波頓先生在刻字8天之後在吉薩金字塔的頂端開槍自盡了。”（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165）

當然英國人也對此作出反擊

“我們進駐北塘不久就發現，法國士兵穿上了各色中式服裝四處閒逛，其中還有一些士兵不知羞恥，穿着女人的絲綢坐在台階上像女人那樣把衣袖甩來甩去。”（加內特·沃爾斯利：《1860年對華戰爭紀實》P56）

另外就是對英國人作戰方式的不滿，

“我們請來的盟軍做出的決定能夠使我們的處境明朗化嗎？在作戰計劃中，儘管他們人數更多，但他們卻把最困難的任務留給我了我們，這再次證明了大不列顛精神從來不會失敗，不管在哪個維度它照樣很適宜。為什麼要改變它？我們愚蠢地把他們的缺點當做優點，把他們的呆板稱作紳士。”（貝齊亞：《中國之役：1859-1861》P155）

以及

“我們接着講英軍那支綿延2法裏，拖拖拉拉的車隊，英軍車隊通過之後，我們緊隨其後上路。亂哄哄的車隊掀起陣陣塵土，把我們嗆的喘不過氣來。顯然英國人在打仗方面不如我們，或者確切的説他們根本不懂如何打仗。若敵軍擁有輕騎兵團，奪走英軍的輜重車隊，他們立刻就會在戰爭中處於劣勢。”（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36）

當然，這種不滿也通過滑稽的描寫得以宣泄，講到北塘登陸的時候，格蘭特將軍得到了法軍的格外注意，

“格蘭特將軍格外引人注目。作為一個務實的英國人，作為一個四海為家的軍人，格蘭特將軍跳下水時先是不慌不忙地脱下長靴，小心翼翼地提在手裏，以防沾到海水。然而不巧的是，他一腳踩進一個深坑，腳下一崴，身體失去平衡，長靴忽地掉進水裏。

將軍想重新站好，可是腳一碰到沙子和石塊就疼的他齜牙咧嘴，令人忍俊不禁，至於長靴，它們優哉遊哉飄走了，就像兩個漂浮在水面上的子彈帶。有士兵幫將軍把靴子撈了回來，靴子已經完全濕透了，可憐的格蘭特將軍真是弄巧成拙啊。”（皮埃爾·馬蒂埃：《從巴黎到八里橋》P20）

然後就是英國人黑法國人：

英國人自以為理所應當地成為遠征中國的不二主力，對法國人起到的作用嗤之以鼻，

“我們準備和他們合作真是一種遺憾。我們在這裏浪費時間，更為糟糕的是在浪費我們的精力，法軍的幫助能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令人懷疑。他們可能做不了三分之一的事情，但假如我們贏得了中國戰爭的勝利，理所當然他們會要去一般的功勞和榮耀”（約翰·H 唐恩：《從加爾各答到北京：一名軍官寫於兩地的日記》P35）

高傲的法國人自然不會允許英國人看輕自己，對英國人的斤斤計較懷恨在心，

“英國人渴望維護他們在那些遙遠的土地上所施加的非比尋常的影響力。因此在軍隊人數的制定上斤斤計較，不容忍法國軍隊人數超過他們。”（瓦蘭·保羅：《遠征中國》P8）

為了自己的“榮譽”，法國人確實在各個方面都斤斤計較，例如樹立國旗一事，

“我們的旗杆比法軍的杆子高了幾英寸，他們立刻派人找來更高的柱子，他們向來對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很在意。”（加內特·沃爾斯利：《1860年對華戰爭紀實》P18）

更好笑的是為了更早樹旗幟而產生的賽艇鬧劇，

“白河炮台淪陷之後賀布少將（英國海軍軍官）決定把國旗插在天津城牆之上，而蒙託邦將軍對此非常震驚因為這可能會引起新的衝突，但是沙內少將（法國海軍軍官）聽到這個消息的反應是和英國人在白河上舉行快艇比賽，最後英國人因為先出發而獲得了勝利，法國人感覺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挫傷。”（埃利松：《翻譯官手記》P153）

同樣，英國人也對自己的對華威望勝於法國人這點頗有自信，當他們兵不血刃的再次佔領舟山羣島時，他們説：

“國人像歡迎老朋友一樣歡迎英國人，並表達了‘英國人好而法國人不好’的看法。格蘭特的太太登陸，到處走了一圈，和鄉下人熱切交流，讚揚其手的美麗。”（麥吉：《我們如何進入北京——1860年在中國戰役的記述》P34）

當然，從外交史的角度看，英法之間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達成的合作關係已經因為拿破崙三世支持意大利獨立戰爭並以此獲得了薩伏伊這件事而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亨利·柯迪亞：《1860年對華戰爭紀要：外交史、照會及公文》P78），但是對於一般的士兵而言，真正引發惡感的無非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已。然而在許多事上的分歧確實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兩國的合作，例如向日本購馬一事。

由於長途運輸馬匹代價太高，而且法國人也沒有印度這樣靠近中國的補給基地，於是他們決定向日本人購買馬匹，日本人並不太情願，蒙託邦的日記裏記錄了日本人提出的原因：

“首先，出口大量馬匹損害日本的農業和商業利益；其次，日本國內的運輸會受到損害；最後，中國和日本是友好鄰邦，怎麼能向外國人提供馬匹去攻打自己的朋友呢？”（蒙託邦：《蒙託邦征戰中國回憶錄》P58-59），可見日本人在此時或許還將自己置身於天朝的世界體系中，儘管後來英法聯軍的勝利改變了這一點。法國人只好以武力相威脅，法國駐東京的領事出面協調並且派軍艦島金澤水域巡航才打消了日本人的猶豫，法國人最終以210法郎每匹的價格買下了1100匹戰馬。（布隆戴爾：《1860年征戰中國記》P29），日本的戰馬獲得了法軍士兵的好評，也引起了英國人的注意，於是

“法國代辦購買馬匹之後回來經過因租借，結果每次都有人攔截並強行把馬買下來。我們的人告知這是為法國利民洋行買的馬，但是毫無作用。於是我們找英國領事做主，但是結果出人意料，不僅所有的馬匹都被判給了英國人，而且我們為了這不到半小時的審判花費了44.5皮阿斯特（244.7法郎）。然後蒙託邦説：我本以為英國領事威妥瑪先生會憑良心斷案，沒想到他也是對法國滿懷敵意的人。直到格蘭特將軍到上海説馬匹足夠了之後才沒有英國人和我們搶馬。”（蒙託邦：《蒙託邦征戰中國回憶錄》P72）

順帶一提的是，由於額爾金和蒙託邦在北京戰役之後都前往日本進行訪問，有些記錄中提到了中日之間的比較，例如額爾金就盛讚日本的環境優美，而法國人則斷言：

“事實上儘管民俗風情和歐洲相去甚遠，但這個國家很快就會趕上歐洲。至少他們遠遠超過土耳其或希臘。政治上再有所作為，日本就將屹立於發達國家之列。”（阿爾芒·呂西：《軍旅回憶：1860年征戰中國之私密家信集》P120）。在1860年能做出這樣的預測，可以説是很有洞察力了。當然對於日本也有批判，

“讚美日本的積極進取，貶低中國的因循守舊，這已經成了一種時尚。日本的與時俱進或許值得我們稱讚，不過這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我們必須記住，日本並沒有什麼真正原創性的東西。在40年前，也就是和外國人第一次真正交往之前，日本的一切都源自中國……日本一開始就是拿來主義者，所以多拿一次少拿一次對他們來説不是什麼問題。後來他們意識到，要想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吸收西方文明並消除中國古老文明的影響，因此他們毫不猶豫地來了一次大躍進，直接從13世紀奔向19世紀。聽一些狂熱分子的高談闊論，你會以為你19世紀是日本發明的，他們將現成的拿來就用，不可能再今日中間那幾個世紀。他們要跨越，迫不及待地跨越，其轉型的過程快如閃電，不過這並沒有讓日本失去民族自豪感，因為他們所拋棄的一切也並非自己的原創。”（密福特：《使館官員在北京——書信集》）。

回到主線，英法之間的另一個較大的衝突就是到底應該毀滅圓明園還是紫禁城，額爾金和英國人主張毀滅圓明園，他給出瞭如下的理由，

“首先，不能指望清廷會給出足夠的報復性賠款，英國人也不希望因此延長賠款的期限；其次，如果要求交出相關的犯人（指囚禁巴夏禮一事），只能讓一些人成為皇帝本人的替罪羊，我們不應該把政府的行為推到極個別人身上；再次，因為安定門已經被交出，如果我們摧毀北京的其它地方，則面臨這道德風險，而且如果這引發了京城官員的逃亡風潮，將會使在望的條約簽訂泡湯；最後摧毀圓明園是刺痛皇帝的個人情感和威嚴。”（亨利·柯迪亞：《1860年對華戰爭紀要：外交史、照會及公文》P324）

格蘭特也表示燒燬圓明園雖然是“不文明的，但是有必要，為了警告中國人不再殺害歐洲和平的使臣，不再違背國際法。”（格蘭特，諾利斯：《格蘭特私人日記選》P86）

但是法國人主張摧毀紫禁城，蒙託邦建議

“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檔案，徹底摧毀這座位於首都的代表無上權力的地方，遠比燃起圓明園的大火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他給格蘭特的回信中説焚燒圓明園是一次毫無意義的復仇，和我們的原意背道而馳，而且浪費時間……對於一個文明的國度而言，這樣的復仇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摧毀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為之驚歎的事物。”（蒙託邦：《蒙託邦征戰中國回憶錄》P343）

葛羅男爵也認為“焚燒圓明園毫無意義且十分危險，建議摧毀紫禁城”（葛羅：《黃皮書日記》）

然而這些分歧並未真正導致侵略合作的破裂，畢竟，天津條約在北京被換約而北京條約被簽訂，而這，完全是兩國武力脅迫的結果。

這套書另一個有趣之處就在於書中所敍外國人對中國種種見聞的觀感，其中不乏十分有趣的記敍。譬如洋涇浜英語，阿爾芒·呂西就在與裁縫對話時記錄下了一段完整的洋涇浜英語：

“Me no can. Me too muchy piggin(business). You look see other tailor.He maky chopchop(quickly) one piecy, two piecy coat. Me maky piggin forfa-lan-ce(French) tee-lee(three) bamboo(masts)”，這段話的解釋是：“我做不了，我生意忙，你去看看其它裁縫吧，他會很快做好一兩件衣服，我給法國人做生意。”（阿爾芒·呂西：《軍旅回憶：1860年征戰中國之私密家信集》P11）

當然也有關於中文的，在這方面同樣是法國人記敍，其觀點卻截然相反。埃裏松認為：

“中文需要花很多力氣反覆記憶，需要靠思考來填補語言空隙，正是在學習這種語言過程中的持續的壓力，讓中國人養成了敏鋭這種特點和幾乎是先知先覺的這種習慣，這兩者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精明的外交家……因為如果一個地方沒有規則（指中文沒有嚴格的語法），那麼就應該理性思考每一件事情，如果一個地方沒有種屬，那麼就應該瞭解每一個個體。”（埃利松：《翻譯官手記》P77）

而阿爾芒·呂西就完全在一本正經的胡説八道：

“我發現，中國人相對低劣的真實原因在於中國的語言中不包含R這個小舌擦音。證據：一個征服者，在弱肉強食法則下，令一箇中國人馱着山一樣龐大沉重的戰利品，如果是我們當中的而一位，會怎麼做？我們知道什麼是電閃雷鳴，如同管風琴的銅管發出轟鳴。中國人，他則恪守温和寬厚之道，屈從忍讓，這就是癥結所在。R是語言的靈魂，是活力和熱情。一個沒有R 的民族，一個缺乏富有磁力的小舌擦音民族無力摘取任何奇珍異果！他們的血管中沒有藍色的血液，這是一個幼稚的民族，或者是一個重新回到幼年的民族！如果這些可愛的中國人明白這一點，明天他們或許就會用兩個RR來發上校這個詞，而我們這一小撮人，也將永遠消失在這4億頭驢的帝國！”（阿爾芒·呂西：《軍旅回憶：1860年征戰中國之私密家信集》P124）

當然有關這種誤解在這套書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國人不怕疼的迷思：

“清兵經過斯巴達式的訓練好像對痛苦已麻木不仁。醫生從容不迫地對這些人肉機器開刀，我在一旁看了足足有二十分鐘，我敢肯定，在此期間無一清軍傷兵喊疼。不過説實話，也無一名清軍士兵向醫生道謝。”（皮埃爾·馬蒂埃：《從巴黎到八里橋》P35）這個“中國人不怕疼”的傳説似乎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就廣為西方人所知，甚至韓瑞的一本專著，《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就在討論這個話題，儘管並不是非常相關。

英法聯軍接觸最多的中國人無疑就是從廣東僱傭的隨軍苦力。雖然在英國人眼中這些苦力都是“社會渣滓”但是這些苦力卻在戰爭中因為“英勇無畏的表現卻博得大家的稱讚，他們似乎很享受戰爭帶來的樂趣，只要炮火擊中目標，無論是敵人遭到致命的打擊還是我軍不幸的士兵被擊倒，他們都會呼喝彩。” （斯温霍：《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P2，P81）這些來自南方的苦力聲稱他們“憎恨北方人，尤其憎恨滿族官員，所以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效力於侵犯他們祖國的外國人”，於是作者感嘆“我們這些外國人之所以能夠以少勝多，輕而易舉地征服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人缺乏民族凝聚力”。（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9）這些苦力在作戰中甚至比英法聯軍的成員更為勇敢，但是也劫掠成性。所以一旦落單的苦力被北方人抓住，自然免不了遭受私刑。

同樣和外國人合作的還有中國商人，“上海和寧波的中國商人，在聯軍居住期間，賺個盆滿缽滿。衝突開始以來，上海和中國人在積極援助矛頭直指本國政府的備戰工作。他們迫不及待地趕到領事館和公署參加供應物質和運輸的投標。他們全心全意地為英法征戰提供服務，而這一切似乎都是在當地官員的眼皮底下進行的，官員們不加干涉也許是要在這些利潤客觀的投機中也分一杯羹。”（夏爾·于貝爾·拉佛萊：《1860年中國戰事》P18-19）北方的商人也是如此，圓明園遭搶後大量的文物流落民間，“一開始的時候，很多店主還害怕當局有關拍賣皇室藏品將判處死刑的命令，遇到帶着宮廷絲綢的錫克兵進店都會跪下磕頭，急急忙忙地將其推出去。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習以為常了，很高興的接手這些東西然後以高價脱手。”（麥吉：《我們如何進入北京——1860年在中國戰役的記述》P221）

這些中國人的麻木不仁甚至勾起了法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痛苦回憶：“我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之中。然而欣喜之餘，看到天朝百姓對政府的軟弱無能無動於衷，不禁勾起我們沉痛的回憶，就在45年前，打敗拿破崙的反法同盟趾高氣揚地開進我們的祖國，當時我們的父輩的表現同中國的百姓一樣漠然。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有吃有喝有熱鬧看就行了，其餘的他們蓋不關心，哪怕這一切是以犧牲同胞的生命和喪失民族尊嚴為代價。不僅中國百姓如此，其它任何民族也無一例外。”（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117）

有叛徒就有勇敢者，英法的軍人在看到勇敢的中國軍人時也不會吝惜稱讚的筆墨，比如在八里橋戰役中有這樣以為清軍士兵，

“八里橋的入口，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清兵，似乎是清軍統帥的傳令官。此人手中揮動着一面黃色旌旗，旗上有黑色字符，應該是僧格林沁的令旗，清軍將領一切行動都聽從僧格林沁令旗指揮。此時清軍正大舉撤退，石橋上已是屍橫遍地，手揮令旗的清兵卻隻身屹立橋頭，想必是在傳達僧格林沁的最後一道命令。子彈、炮彈從其身旁呼嘯而過，而他巋然不動。其勇猛堅毅着實令人欽佩。見此情景，蒙託幫將軍不禁脱口而出：‘啊呀！真是個勇敢的傢伙！應該留他一命。顆這傢伙怎麼不逃跑呢？快，抓活的’。幾名士兵圍了過去。然而，一直手下留情的炮彈卻在此時擊中了橋頭的傳令兵，或許是天意如此，他只留給我們一個英勇的背影。傳令兵被炮彈擊中時，大令旗也被炸飛，旗杆上掛着傳令兵的一條胳膊。——這可憐的傢伙被炮彈炸的粉身碎骨了。”（皮埃爾·馬蒂埃：《從巴黎到八里橋》P62）

着實令人唏噓！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是狗肉，許多愛狗人士認為進步的西方從未有吃狗肉的傳統，不少西方人也如此自詡，不過，英國人記錄了這樣的見聞：

“經常能夠看見一羣法國士兵在要塞那邊的爛泥裏去追捕狗，無論這些可憐的動物逃到哪裏都難逃厄運。有一次，一個法國士兵拖着一條死狗走在村子裏，有人問他要幹什麼。他答到：‘當然是煮着吃啦’！‘什麼，你們吃狗肉？’問話者非常驚訝。‘我想應該是的’法國士兵反駁道，‘我倒希望天天能吃到這麼好的東西呢！’一個法國人居然能坐在他的狗湯或者貓湯麪前鄭重其事的熱情呼喊‘皇帝萬歲’，彷彿他們的皇帝是這頓美餐的佐料一般”。（斯温霍：《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P46）法國人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當初在北塘的頭幾天裏，我們殺了幾條流浪狗，煮着吃了。或許是從那時起，這些惡狗便一直跟着我們伺機報仇”（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107）。當然法國人也不忘在這樣的事情上揶揄英國人，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是：

“説有個英國人飢腸轆轆的等待中式晚宴。傭人端上一道肉菜，烤制精良，肉上淋着美味的醬汁。英國人以為是羊後腿肉，雖然心存疑問，但是語言不通，也不便直問。晚宴安靜的進行，英國人心中的疑問越來越大，他越是努力回憶英國綿羊的味道，就越覺得剛才那塊肉不是綿羊後腿。於是他採用最原始的方法，指着剩下的那塊肉，發出咩咩的叫聲。中國官員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於是張嘴叫了三聲汪汪汪。於是英國人展現出他特有的冷靜，恭敬的吃掉了這塊肉，並向主人表明，自己的味覺器官在任何國家的任何口味前都能屈能伸”。（F·卡斯塔諾：《中國之行》P56）。

這場戰役也終於讓北京向外國人敞開了大門，在歐洲人眼中，北京無疑是最具有神秘感的城市之一。但他們終於到達北京城下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們終於與北京面對面了！眼前的幢幢房屋，座座建築，堵堵城牆，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盡頭的山腳下。這就是北京，眼前這座恢弘的城市的城牆背後隱藏着三個城區以及一座宮殿。在歐洲人的語言中，這神秘的城市就是不可能和不可知的代名詞！今天我們親眼目睹了這座城市，就像當年我們的祖先眺望維也納，柏林和莫斯科一樣！我們的自豪感和滿足感油然而生。”（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P61）不過多數人真正進入北京後，無疑只感受到了幻滅。晚清時代的北京早已失於修繕而顯得破敗不堪，更糟糕的是中國北方的惡劣氣候讓這座想象中的皇城更添荒涼之感。

在聯軍離開時，不少人也表達了對戰爭性質的反思。中國的歷史教材在描述這次戰役中自然是懷着對帝國主義切齒咬牙的痛恨，把它當做是民族的巨大災難和悲劇來寫。但是對於英國人而言，這次遠征北京卻並非一場引起高度重視的行動，英國人的態度是複雜的，

“在與中國的所有敵對行為中，我們必須仔細考慮清政府的利益，甚至要比他們自己還要考慮的細緻。如果從商業利益上講，我們多多少少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利益將取決於是否能夠保護清政府，以及它是否能保護在華的英國企業……對於英國人來説，商業利益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遠遠超過過去受到的傷害或是維護國家榮譽……在英國國內，民眾也不太支持發動這次戰爭，每個人都急切地希望戰爭儘快結束，士兵儘快回國……關於英軍在世界各地取得勝利的報道太多，人們也習以為常了。”（加內特·沃爾斯利：《1860年對華戰爭紀實》P44）

當然也有為榮譽而戰的聲音，

“所有理解亞洲人性格的人都知道，目前我們的忍耐只會被他們看做膽怯。我相信這種説法還算是温和的。實際上，中國人傲慢地拒絕道歉。只有在大軍壓境的威脅之下，他們才會接受現實。這就是亞洲人的性格，全亞洲都一樣。如果我們想在中國和日本獲得和平，我們就得挺進北京，只有當敵人完全臣服的時候，我們才可顯得慷慨大度。但除非北京的清廷完全臣服，否則我們將會在中國的戰爭中耗資巨大。當他們看到我們確實有力量攻開京師城門時，他們就不敢再肆無忌憚地激怒我們。如果我們不速戰速決，這場戰爭將代價驚人。倘若額爾金勳爵為了取悦英國內閣而向中國叩頭的話，我們就連在香港的地位都會受到挑戰。據我所知，這就是熟知中國人的中國通們的普遍看法。”（喬治·奧爾古德：《1860年的中國戰爭：信札與日記》P26）。然而這卻並非主流。

至少在19世紀60年代如日中天的英國帝國主義者看來，北京戰役的重要性甚至不如剛剛被撲滅的印度起義。而且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所設立的機制也遠遠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否則就不會有阿禮國修訂新約和煙台條約這樣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從更高的視角來觀察，從1840年代到1860年代，這20年正是中西方關係劇烈變動的20年，雙方在戰爭中終於對彼此有了真正的認識，而這其中，必然夾雜着無數的誤解、軼事和令人感慨的人與事，這也是這20年的歷史最吸引人之處。這套書正是為這段極其生動有趣的歷史，提供了最鮮活的註腳。

附錄：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書目

1額爾金，沃爾龍德：《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

2密福特：《使館官員在北京——書信集》

3埃斯凱拉克·若圖爾：《中國和中國人》

4 F·卡斯塔諾：《中國之行》

5阿爾芒·呂西：《軍旅回憶：1860年征戰中國之私密家信集》

6貝齊亞：《中國之役：1859-1861》

7皮埃爾·馬蒂埃：《從巴黎到八里橋》

8夏爾·于貝爾·拉佛萊：《1860年中國戰事》

9約翰·H 唐恩：《從加爾各答到北京：一名軍官寫於兩地的日記》

10瓦蘭·保羅：《遠征中國》

11L.F. 朱以亞：《中國戰爭紀行》

12布隆戴爾：《1860年征戰中國記》

13麥吉：《我們如何進入北京——1860年在中國戰役的記述》

14帕呂：《遠征中國紀行》

15喬治·德·克魯勒：《進軍北京》

16斯温霍：《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

17埃利松：《翻譯官手記》

18葛羅：《黃皮書日記》

19亨利·柯迪亞：《1860年對華戰爭紀要：外交史、照會及公文》

20加內特·沃爾斯利：《1860年對華戰爭紀實》

21蒙託邦：《蒙託邦征戰中國回憶錄》

22阿道爾夫·阿爾芒：《出征中國和交趾支那來信》

23查理·德·穆特雷西：《遠征中國日記（上卷）》

24查理·德·穆特雷西：《遠征中國日記（下卷）》

25格蘭特，諾利斯：《格蘭特私人日記選》

26喬治·奧爾古德：《1860年的中國戰爭：信札與日記》

27斯坦利·萊恩-普爾，弗裏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巴夏禮在中國》

28薩菲佑：《楓丹白露城堡：歐仁妮皇后的中國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