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_風聞

一個真正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羣星閃耀時刻出現以前，必然會有漫長的歲月無謂地流逝而去，在這種關鍵的時刻，那些平時慢慢悠悠順序發生和並列發生的事，都壓縮在這樣一個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現出來

                                ——斯蒂芬·茨威格《人類的羣星閃耀時》

（本文經授權轉發自“衞關梓”微信公眾號。是為本人在風聞社區系列連載《中國經濟奇蹟密碼——混合經濟》（六））

真正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

一·回眸歷史的奇妙之處

（一）·歷史長河中須臾片段

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最後的幾個月，離開上海，被中央確定為中央領導，這是中央多全面思考評估之下的一個重大選擇。當我們今天回眸三十年前，也即1988年的9月份，江在上海任內首次與弗裏德曼會面的情景時，難以抑制驚歎歷史的奇妙！江居然給弗裏德曼留下了不美好的印象！而這一印象從弗裏德曼的角度以及其回憶錄裏的描述來看，基本上能推理出江應該是拒絕甚至反駁了弗裏德曼的自由化思想建議。

記住，這是1988年的9月份！離江前往北京任職整整提前一年！

更須記住：前文裏我們已經知道，這是在弗裏德曼即將前往北京與趙會面的前一刻！

此處我們無須去解讀中央選擇江出任中共最高領導的理由，此刻我們需要聚焦的是，至少江在1988年9月份時，在對待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上，他已經持有與時任最高領導的趙相異的主張。歷史的奇妙之處就在於，正是這差異，隱隱約約之間，包含了歷史太多的必然。

上一篇系列文中，已經介紹了五年之後，即1993年10月份，弗裏德曼再度在北京與江會面時，中共十四大已經召開了近一年，在十四大報告裏中央已經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

這一概念是“計劃加市場”的高度融合，對於中共而言，這是一次理論性的突破。但是對於弗裏德曼來講，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這一理念，卻是包含了太多凱恩斯主義的內容在裏邊，這無疑讓後半生一直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弗裏德曼大失所望！以至於這一時隔五年的再聚首，弗裏德曼的印象比第一次上海見面還要糟糕，最大的糟糕心理因子不是這次會面時，江只給了他10分鐘的表達時間，而是中共選擇的道路走向了與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的相對的另一面。

（二）·須臾間的玄思

江與趙對於弗裏德曼的異見及江後來取代趙這一歷史須臾片段，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快閃而現的一朵其妙難書的浪花，這朵泛着理性光澤的浪花，忽閃忽現、若有似無，希夷確存，握之卻空。

諸類此象，老子冠之以“道”。道德經開篇即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來予以描述，這一描述，藴含了極強的思辨色彩。

這道理性之光，既是中華文脈之源，也是中華文明之基，由它隨之蔓衍而興的諸子百家，構成了蔚為壯觀並澤被數千年的文化大觀園的百花齊放；這一道理性之光，它還讓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數百年哲學邏輯學史上，從笛卡爾、萊布尼茨、斯賓諾莎、康德、叔本華和黑格爾，直到馬克思等無數大家為之神往不絕，至致不息。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個字於“道”之描述，呈現了思辨中的一種矛盾結構，而且類似的矛盾結構貫穿整篇《道德經》——

A面：

1·道不可道，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繩繩兮不可名”（14章）。

2·道無形，無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14章）

B面：

1·道可道，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吾不知其名，強為之名，字之曰道。”（15章）以及“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圓眾甫。”（21章）.

2·道有形，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21章）。

如此以矛盾結構描述的理性思辨色彩，在十八世紀德國的柯尼斯堡，哲學大家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用他的“二律背反”即邏輯上的“悖論”，給予了老子以超越時空的打望。

康德之前的16—18世紀，歐洲哲學一直處於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兩派的相互爭辯之中，前者以笛卡爾、萊布尼茨、斯賓諾莎為主，主張人類的知識來自於人自身的理性；後者以洛克、休謨等人為主，主張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知識來源於人的經驗。

康德在其1781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批判性地整合了雙方的觀點：知識是人類同時透過感官與理性得到的，經驗對知識的產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經驗轉換為知識，就需要理性，而理性則是天賦的。人類通過理性的框架來獲得外界的經驗，沒有理性就無法感知世界。因此理性與經驗一樣，是獲得知識的必要條件。但人類的理性中也有一些可以改變人類對世界的觀念的因素，他意識到，事物本身與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遠無法確知事物的真正面貌。康德的著名論斷就是：人為自然界立法！

此論斷與現代量子力學異曲同工：事物的特性與觀察者有關！

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論述了一個邏輯上的悖論也即宇宙認識論上的“二律背反”概念，這個在西方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概念指出了宇宙規律中的矛盾，在相互聯繫的兩種力量的運動規律之間存在的相互排斥現象。在書中康德從靜態和動態兩方面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四個問題：

1·靜態

1·1·關於時間與空間

正命題: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有限的;

反命題: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無限的.

1·2·關於基本粒子

正命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單一的不可分的部分構成的;

反命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複合的可以分割的.2·動態：

2·1·關於自由意志

正命題:世界上存在着絕對自由的原因;

反命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約.

2·2·關於上帝

正命題:在世界原因的系列中有絕對必然者的存在;

反命題:在世界原因的系列中沒有絕對必然者的存在,一切都是偶然的.

至此，西方哲學的邏輯語言與老子十二字中華古代哲學的深度契合。康德深居簡出，終身未娶，一生治學，至1804年去世，從未踏出過出生地德國柯尼斯堡。康德以其獨居柯尼斯堡的一生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的偉大成就，無意中踐行了老子之所言：“天下有始，司以為天下母。即得其母，以知其子。”、“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亞瑟·叔本華

在康德理性批判哲學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二律背反概念，緊接着在十九世紀影響了同時代的兩位哲學家：叔本華和黑格爾。雖然這倆人互不待見，但是對於二律背反這一概念都推崇備至，並繼續予以了在邏輯學領域的拓展。

德國唯意志論哲學家叔本華雖然著書立説，以其名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對於康德的的哲學思想予以批判，但是沒有影響他給世界留下了一句與二律背反概念一脈相承的一句話：“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是人不能要他想要的”。這句曾被愛因斯坦反覆引用的名言，遙相呼應了叔本華最為欣賞的哲學家康德四組二律背反中的上文2·1·組關於自由意志：人是自由的，同時，人面對這必然。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

黑格爾既對康德的二律背反予以了闡述，也對老子給予回應。

在《哲學史講演錄》（2卷P241）中黑格爾説：

“對那些斷言感官對象的實在具有真理性和確定性的人，他們最好是回到那最低級學派的智慧……因為對於那些瞭解了這種神秘的人不僅僅達到了對感官事物的存在的懷疑而且甚至於對它們的存在感到絕望，他們一方面否定了感官事物，一方面也看見感官事物否定其自身”。

在《小邏輯》（P109）黑格爾指出：

“東方的哲人每每稱神為多名的或無量名的，……因為有限的名詞概念，不能滿足理性的需要。”

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思意蓋如此。

由康德繁衍下來的二律背反概念，不僅僅對於宇宙的認識是如此，同樣對於歷史的認識也是如此。繼黑格爾之後，上文2·1·組自由與必然的悖論，也影響了馬克思的歷史觀形成。在《馬恩全集》（3卷P30）馬克思説：

“這種（必然）關係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於環球之上，用看不見的手分配人間的幸福和災難，把一些王國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使一些民族產生又使它們衰亡”。

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這一歷史觀，形成了他的經濟(生產力)決定論：生產力的發展階段，決定決定了經濟制度的構造和意識形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馬克思説：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他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發展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人類有選擇的自由，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只有符合歷史必然性的選擇才是適應歷史發展的選擇，人類也只有是在必然約束之下才能追求真正的自由，超越必然的自由只會遭受必然中規律或秩序等規則的懲罰。宇宙如此，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國家遭受的懲罰就是動亂或革命，中國與蘇聯在上世紀八十年的不同選擇，江與趙對於弗裏德曼的不同態度，最終導致的兩國不同結果，就是這樣的歷史證明。

何新

何新在《反主流經濟學》（上卷P267）指出：“自由選擇的意義並非能或不能。選擇無法使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但選擇的意義決定好與不好，善於不善。偉大人物的出現是一個民族的幸運，他使一個社會的潛力發揮到可能的極限。而在歷史的生態中，經濟因素和生產力技術的發展總是具有決定性的。”

······

遙望東西方哲學史上這些人類閃耀的羣星，恰如茨威格所言之義，歷史的拐點往往取決於一個人在一剎那間的一種選擇。

自1993年10月份弗裏德曼離開中國之後，至2006年11月16日去世，他再也沒有來過中國。期間弗裏德曼一直高度點贊香港，褒獎香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一個全球典範，直至1998年香港在抵禦索羅斯的金融襲擊成功之後，弗裏德曼特地撰文批判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説他是自由主義經濟的破壞者。

上述哲學玄思追溯，由這一段中國歷史上須夷片段的歷史奇妙之處引發，類似的奇妙，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再度閃現，此處不再多言。

二·十五大報告起草準備

（一）·中共十五大之前改革開放過程回顧

在本人系列文《聯想的困境六·歷史的終結下》（觀察者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8767）裏對於西方經濟學史的歸納中，其整個的發展過程如下：重商主義、重農主義、亞當·斯密主義、凱恩斯主義以及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與其相對應的是西方經歷了最早從15-16世紀到20世紀二戰前，發生封建農業的解體、資本原始結累、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不同階段。整個時間跨度有四百多年。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7年十五大的召開，正好是二十年。這個二十年，是我國“摸着石頭過河”的二十年。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今天，無論是國內國外，無論是理論界還是產業界，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一個基本一致的評價，即中國人用四十年時間，取得了西方几百年發展的成果。其實在最初摸索中的二十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也已取得了不菲成就，中國人用這二十年即已濃縮了西方資本主義四百年的歷史。何新在《反主流經濟學》（上卷P263）於此有專門的研究成果：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回顧1978-1998的二十年間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我發現：中國二十餘年經濟改革進程，實質是市場資本生產關係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日益滲透而深化的進程。而這個進程，正是《資本論》曾敍述過的資本主義發生史的歷史輪廓再現。回顧一下，自1978年以來，中國市場資本經濟形態，已走過四個階段。

（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農民。農民開始為市場提供剩餘農產品。

（2）在80年代初，私人資本首先萌生於商業領域（“大碗茶”），而在80年代中期逐漸擴及於沿海民辦工業領域。

（3）80年代後期中國鄉鎮工業的蓬勃發展乃是產業新資本形態興起的典型標誌。如果我們把50-70年代中國以重化國防工業為先導的工業發展看作中國現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那國家資本主義資本的原始積累，那麼80年代後期以消費品為主導的民辦工業發展，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儘管許多鄉鎮工業名義上屬於鄉鎮集體所有，實質卻是民辦的私有經濟。它們與國有工業體系競爭市場、原料、能源及技術力量。由於其經營機制的靈活性，特別是由於其能直接從農業過剩勞力中汲取最廉價的剩餘勞動力，因此多數國營工業難以與其競爭，而走向衰落。

（4）到1992年以後，中國資本的主導形態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由產業領域發展到金融領域。這實際就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謂"服務信息經濟"的興起，即"第三次浪潮"。1992年中國發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從而達到了市場資本生產關係的更高級形態，即以金融資本為經濟主導形態的金融資本主義形態。”

中國這二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在沒有前置的頂層設計的的基礎上，令人驚歎地以極短的時間走出了一條與西方經濟史極其相似的歷程，期間雖然有過經濟混亂、社會風波、國際制裁、增速減緩等各種各樣不同的曲折，同時還與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世界歷史、政治事件相伴而行。這一切同樣是歷史的奇妙之處，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國上下取得廣泛共識：經濟發展如想順利進行，必須在確保社會穩定下，政策適合國情。

（二）·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

九八亞洲金融危機

受美國政策和金融寡頭利益驅動，喬治·索羅斯及其合夥的金融集團針對亞洲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大的特徵，蓄謀對亞洲國家發動了著名的九八亞洲金融襲擊。事起於泰國，泰國泰銖因為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主宰，而泰國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國際金融大鱷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繼而引起政局動盪。

1997年年內，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兩個月內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新加坡元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繫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11月中旬，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60：1。韓元危機波及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初，印尼再受波及，迎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延續至5、6月間，日元匯率狂跌近150日元兑1美元。香港政府在恒生指數跌至6600多點時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兑換1美元的水平上。一個月後，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佈年內將盧布兑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重啓外匯管制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鉅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脱困境。

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這場冠之以“九八”的亞洲金融危機，於中共十五大召開的兩個月前1997年7月2日即已起爆於泰國。這一突變的國際金融形勢，給即將召開的十五大，給正在起草中的十五大報告都帶來甚大影響。分析一個個被金融大鱷索羅斯們襲擊的國家經濟制度、政策和結構，很容易發現，所有的一切因素，皆可歸之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灌輸下各種手段和目標所欲達成的結果，都是為金融襲擊打開方便之門。唯一狙擊成功的中國香港和俄羅斯最後都不得不祭起動用外匯儲備干預以及禁止外匯自由流動來予以應對。

（三）·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確立

在十五大召開前，報告起草的長達10個月時間裏，江澤民多次與起草小組成員談話，並作出重要指示。在有關經濟所有制深化改革方面，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真正走出了一條正確的路子，消除了過去由於所有制關係不合理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羈絆，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這是我黨必須深刻認識的重大經驗。

1997年1月17日，江澤民同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成員談話，在着重講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10個問題時説：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同樣可以用！

江澤民這一指示的洞見之處，在於同樣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西方國家在形勢緊急時，同樣會依賴計劃的安排。也即計劃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同樣會用！

二戰以後的德國採用的“社會市場經濟”，又稱之為“萊茵模式”，它有別於美英等國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萊茵模式以西歐的德國、法國和北歐為主要代表。這種市場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是，自由競爭與政府控制並存、經濟槓桿與政府引導並用、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並重。因而，也可以將這種模式稱為“政府引導型市場經濟”。上述國家在二戰後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構成了讓中國政府選擇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最好參照。

十五大召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召開，十五大報告裏在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大會特別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論斷是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認識深化。

至此，在中共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之後，歷經十五大，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一中國經濟模式最終確立。這一模式的確立，至今持續在堅持，並且不斷地在每一屆領導的下，不斷地予以深化、完善和發展。歷屆大會報告相關的文獻，在本系列首篇已經予以梳理呈現。

從中共十五大確立了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至今，截止2017年的整整又一個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增長從1997的7.9萬億人民幣，到2017年的82萬多億人民幣，整整增長九倍多。這個二十年，中國至少走過了西方很多國家用上個世紀以來整整一百年所走過的路。這條經濟發展之路的成功，被全世界稱之為中國奇蹟。回眸二十年前的十五大，我們可以確認那又是一次正確的歷史選擇。

（歷時三週，近三萬字系列文至此，有關中國混合經濟的歷史淵源已經敍述完成，後續將就混合經濟的內容做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