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功授爵，一場虛幻的“平等”春夢_風聞

《漢書·賈鄒枚路傳》中記載了一段路温舒在漢宣帝初年的上疏：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

翻譯過來，就是秦朝的世風與士風，以武勇為上，以治獄法吏為貴。

這個認識，在很多人看來，屬於不需要討論的常識，但是，常識究竟從何時而起？

以商鞅變法為界，秦以法治國，可以視為“**貴治獄之吏”**之始，沒有疑問，那麼，“好武勇”是否是商鞅變法的結果，或者更具體地説，是不是軍功授爵制度的後果？

這個問題，是三解對秦漢軍功授爵制度的思考的緣起，卻並非終點，事實上，當我們對照史料細節，就會發現我們很多常識都是“錯”的。

一

第一個問題，簡單總結，就是“秦人尚武”與“軍功授爵制”的關係。

《大秦帝國》這本小説，帶火了一首詩，《詩經·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其實也不用細講其中的含義，通俗地説，就是國家要打仗了，弟兄們跟我一起上啊！

這種對於戰爭躍躍欲試的情緒，對於今天深受義務教育階段“集體主義”薰陶的年輕人有着極大的吸引力，進而對秦人的精神狀態有了一種移情的想象。

只看這種情緒，“尚武”二字絕對是實至名歸的，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這首詩產生的時代，應為秦穆公之前，以其去世為界限，距離商鞅變法應有365年。

對於這位西方霸主，一直被視為“大秦”對立面的孔子，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評價，見《史記·孔子世家》：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闢，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説。

“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不用翻譯也能理解這句讚譽吧？

對於**“尚武”**的秦國，孔子非但不反對、批評，反而盛讚其為政足以王天下，做霸主其實是小了。

再看《左傳·成公十三年》的記載：

劉子（周天子大臣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即祭祀，戎即軍事，周室的大臣抱持這樣的觀念，正是周朝長久以來的政治傳統，而《論語·顏淵》中也記錄了孔子的理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讓糧食充足，讓軍備充分，讓民眾信賴，方才足以立國， 可見，孔子並不反對“尚武”，但更關心百姓的福祉，究其根本，在於孔子認可的“中正”政治，就是周朝的政治傳統，而周朝的制度體系實質上就是軍政合一的軍事貴族統治，而這種統治，不可避免的是一種“尚武政治”。

問題是，這是周制天下諸侯國的共性， 不是秦國一家的特性，在這些執政貴族自上而下都是封建職業武士的制度下， 又有哪家不是“軍國主義”呢？

顯而易見，秦人“尚武”傳統並非始自商鞅變法，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

甚至可以説，“尚武”的傳統本身就是周朝軍事貴族分封制的傳統遺留，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只是造了一個“電冰箱”，延長了它的“保質期”。

有趣的是，在不少人的認知視野中，秦的一統天下，反而是“先進戰勝落後”的過程，先進的證據就是“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授田制”代替“井田制”、“軍功貴族”代替“血統貴族”，進而想象秦國是“庶民的勝利”，以及“秦律面前人人平等”。

問題是這些死記硬背的名詞解釋真的代表歷史真實嗎？

還是回顧下《商君書·境內篇》關於軍功授爵制的原文：

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

故爵上造，就為簪嫋；就為不更。

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

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税三百家。

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

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

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

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

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加粗的一句非常重要，意思是原本為“大夫”爵位的，戰功“盈論”，可以晉爵為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而這三個爵位，都有税邑可食，也就是受封300家人的租税。****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與很多“秦粉”的莫名其妙的古文翻譯不同，這段話中完全沒有説“不更”可以升為“大夫”，也沒有説“五大夫”可以升為“卿”。

參照漢初《二年律令》的分類法，公士、上造、簪嫋、不更這四等是“士爵”，也就是普通百姓可以用一顆砍首級升一級的上限。

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這四級，則是“大夫爵”，這就已經不是平民砍腦袋可以得到的爵位了，獲得的方式，商鞅也給安排好了，就是“爵吏而為縣尉”、“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

這裏最難解釋的就是故爵“大夫”，為什麼還“就為大夫”？

這前一個“故爵大夫”是第四等“大夫”爵，後一個“就為大夫”則是“（國）大夫”職位，他們的爵位升遷標準，屬於“集體獎”，見**《商君書·境內篇》：**

五十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

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

《商君書·境內》中關於軍功授爵的記載，絕對可以評價為亂七八糟，唯有結合出土的秦漢簡牘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邏輯。

簡單梳理一下，就是戰後要檢驗首級，將軍權限範圍內的授爵，只有“士爵”四等和“大夫爵”四等**，士爵的獲得途徑很簡單，斬一首級賞爵一級**，授田1頃，宅地9畝，除庶子1人，可以擔任對應的官職和軍職。

一旦到了屯長、百將的軍職，就不允許個人斬首了，而要以團隊斬首33個以上才算達標，授爵一級，也就是説，指標改成了“團隊獎”，這個屯長和百將，三解之前在《一個流傳2000年的謊言：從陳勝的出身看秦朝滅亡的真正原因》中考證過，屯長應該對應“不更”爵。

也就是説，這段補充信息給出了“不更”爵升遷“大夫”爵的途徑， 即擔任百將、屯長率領本部斬首“盈論”，這個途徑的難度，遠遠高於“士爵”的獲得。

二

如果按照商鞅變法時代的制度，帶兵500人的“五百主”下轄短兵50人，帶兵1000人的“二五百主”下轄短兵100人，按比例放大，“將”的短兵為4000人，則其帶兵總數應為40000人。

40000人的軍隊，百將400人，屯長800人，野戰斬首2000“盈論”，普通士兵的斬首封爵概率是5%，屯長的“盈論”封爵概率是7.5%；攻城斬首8000“盈論”，普通士兵的斬首封爵概率是20%，屯長的“盈論”封爵概率30.3%。

看似不少，但必須考慮“屯長”的擔任，從最低的“卒”升爵，需要4個斬首，這個概率可就壓縮到極小了，再考慮到秦國的戰爭頻率和人口輪流動員的輪次，這個概率就更低了。

秦惠文王時代，27年間開戰11次，前13年打了4仗，只有宜陽一仗規模較大，後14年打了7仗，其中有2次斬首8萬的大戰，還有1次阻擊五國伐秦。

秦武王時代，4年間開戰1次，斬首6萬。

秦昭王時代，54年間有戰爭的年份為33年，有的年份同時進行3場戰爭，其中有斬首數量記錄的就達到6次，總數近100萬。

看似無比殘酷，實際上，《史記》中沒有斬首記錄的戰爭，往往意味着規模侷限於城邑爭奪，甚至都達不到完整的縣的層級，其動員規模往往就是一郡或幾郡之地，真正的達到斬首數萬、幾十萬的全面動員戰爭，上述的85年間，總共只有9次。

所以，哪怕在秦統一之前，有記錄的斬首數就達到了181萬，可戰國時代的人口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大幅鋭減，恰恰相反，幾百年的戰亂之間，各國的人口反而穩步增長，到秦始皇統一前，達到了4000萬左右，而從陳勝吳廣起事到劉邦建立漢朝，短短7年間，人口減少到了1500萬—1800萬，損失了55%—62.5%。（見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巨大的人口基數，也就意味着人力資源的充沛，單個“卒”被徵發參戰的幾率並不是100%，而是以輪次降低，參戰之後，獲得首級的幾率就更低了**，所以在秦軍中收拾自己人的現象屢見不鮮**，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就記錄了倆案子：

奪首 軍戲某爰書：某裏士五（伍）甲縛詣男子丙，及斬首一，男子丁與偕。甲告曰：“甲，尉某私吏，與戰刑（邢）丘城。今日見丙戲旞，直以劍伐痍丁，奪此首，而捕來詣。”診首，已診丁，亦診其痍狀。

□□ □□某爰書：某裏士五（伍）甲、公士鄭才（在）某裏曰丙共詣斬首一，各告曰：“甲、丙戰刑（邢）丘城，此甲、丙得首（也），甲、丙相與爭，來詣之。”診首□發，其右角痏一所，袤五寸，深到骨，類劍；其頭所不齊然。以書讂首曰：“有失伍及（遲）不來者，遣來識戲次。”

前一個案例是甲在軍營附近看到丙拿劍砍丁，要搶奪丁獲得的首級，就見義勇為捕獲了丙，送過來治罪。

後一個案例是甲、丙二人蔘戰，兩人得到一個首級，互相爭奪，就來求官裁斷，沒想到驗首級之後，發現受的是劍傷，不是戰場上矛、戈之類長兵的戰傷，懷疑是謀殺的自己人，於是通告要各部隊統計失蹤人員，來辨認頭顱。

可見，斬首拜爵的“偉大制度”連春秋時代秦國“與子同袍”的優良傳統都給折騰沒了。

不過，如果説“士爵”是個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階梯，“大夫爵”是需要逆天運氣加持的“彩票”，那麼，“卿爵”就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上面的引文顯示出，五大夫是非常特殊的爵級，作為“大夫”爵的頂級，**它的“盈論”獎勵只是增加税邑户數和允許“受客”，至於五大夫跨越到左庶長的方法，《商君書·境內篇》根本沒説！

萬幸的是，在**《史記·蒙恬列傳》中，特別露骨地介紹了“卿”如何誕生：**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

他的家世是什麼呢？

**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

過往，我們總是用成功學的視角看這段記載，解釋為“將門出將”，從制度史角度思考，卻應該是“卿門出卿”，因為蒙恬之前的職業經歷並非“行伍”，而是“恬嘗書獄典文學”，也就是一個熟悉律令的書生刀筆吏。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樗裏子：

秦惠王八年，爵樗裏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文王三年，秦王行冠禮，樗裏子是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年齡自然比他小，秦惠文王八年時受封“右更”，相差五年，應該也是樗裏子剛剛行冠禮後，即封爵出征，哪怕沒卡這麼緊，也就是個二十郎當歲的小青年。

注意，此時秦惠文王還沒有稱王，“君”已經是最高爵位，右更僅次於封君和大良造，已經屬於顯爵，而這，還是《韓非子·定法》所説的“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也就是説，嚴格遵循商君舊法的軍功授爵制，“公子”的起家爵位也是“頂配”。

再看外戚權貴魏冉，《史記·穰侯列傳》記載：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衞咸陽。

能夠影響諸公子爭位的結果，魏冉在秦武王時代的權勢並不小，可不是什麼底層小人物，直接接任將軍，實際上也是掌握軍權，必然是卿位。

最後看名將白起，《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郿人，自是秦人，而非客卿，作為善用兵者，白起這樣的人，如果真的是秦軍中行伍出身，前半生的軼事傳聞絕不會少，然而，《史記》中的記載直接從昭王十三年開始，並明言白起為左庶長，説明，他可能和樗裏子一樣，都是青年領軍，起家即為方面之將。

但是，在《史記·秦本紀》中，白起發動新城之戰的職位變成了左更，然後以左更的身份指揮了伊闕之戰，若白起本傳記載更準確，則新城之戰，白起實為奉命攻韓宜陽的向壽的部下。

而左庶長（白起、王齕）和左更的區別，與客卿（胡陽、錯）和左更、中更的區別略同，正是偏裨之將與方面大將的區別，這種分化，最直接的原因，應該就是秦國擴張後人口和軍事實力的快速膨脹。

在商鞅變法時代，軍隊的最大編制，也就是40000人，再在上面以“庶長”為“大將”統帥多支部隊，規模也就是10萬人上下。

可到了白起攻韓魏的伊闕之戰、攻趙的長平之戰，僅看斬首的數量即知秦軍總數已經奔着50萬以上去了，其部隊的編制結構，自然要在秦孝公、秦惠文王時代軍隊架構的上方疊加更大的編制。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諸多秦國名將的起家爵位都是左庶長、客卿。

歸根結底一句話，僅就已知的記載來看，從小兵到封君的神話，根本就不存在。

三

哪怕是變法者本人，也並沒有執行“秦粉”們認為最進步的郡縣制，見《史記·秦本紀》：

（秦孝公）二十二年，衞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史記·商君列傳》中寫得更詳細：

衞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鞅死後，封國被奪，但是其法未廢，按照《韓非子·定法》的説法就是：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

在商鞅變法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秦未稱王，大良造之上即為“封君”，比如白起就由大良造而被封為武安君。

如果説，白起這樣的名將還是因軍功受封，屬於“軍功授爵”的範疇，那麼，以下的一羣封君，就實在套不上了：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或秦惠文王后元年十月）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史記·張儀列傳》）

惠王后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史記·秦本紀》）

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史記·秦本紀》）

這四條記載中的一羣封君，沒有一個是軍功封爵，“蜀王”屬於被貶的降人封侯；之後，秦惠文王封了兒子公子通接任蜀侯，這是典型的血統分封；范雎為秦相，他的封侯，按照《韓非子·定法》中説的是“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問題是他根本不是統兵大將，而只是決策者；至於公子市、公子悝、魏冉三個，全都是秦國的親貴，兩個公子，一個外戚，不但分封，而且還立國為諸侯。

這之中，有明確記載被收回封地的就是魏冉死後，秦國收回了陶郡，以及蜀侯被廢為蜀郡，范雎的下場也不是很好，封地應該也丟了。

還有一羣不確定的封地位置的封君，如武信君、涇陽君、高陵君、華陽君、陽泉君、安國君、剛成君、長安君等等，這羣人也以秦國的貴戚為主，肯定算不上“軍功授爵”。

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秦國的變革，並不是“郡縣制”代替“分封制”，而是在承認“血統爵”存在的前提下，進行調整，事實上，史書中，完全看不到商鞅“廢除舊制度”的跡象，只能看到通過參加戰爭獲取戰功而做“加法”。

其實在《史記·商君列傳》的表述中，我們也能看到端倪：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宗室沒有軍功不得入屬籍，也就意味着以前沒有“爵秩”的秦國公室子弟不能直接獲得“爵秩”，那麼以前已有的“歷史遺留”分封貴族呢？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已經點名了， 有功者自然更加顯榮，無功者“雖富”，封地財產仍舊得到尊重，否則也就富不起來了，但是卻不能享受到更大的榮耀。

如果説這些“封君”、“諸侯”還不足以打碎人們對於軍功授爵制的錯誤想象，那麼，陝西户縣出土的《秦宗邑瓦書》展示的“封爵分封”絕對算是刨到根兒了：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長游出命曰：取杜才（在）之酆邱到於潏水，以為右庶長歜宗邑，乃為瓦書。卑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孫孫以為宗邑。自桑□（埻）之封以東，北到桑匽（堰）之封，一里廿輯。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蟄），史□（羈）手，司御心，志是霾（埋）封。

這裏的四年記載很清晰，是秦惠文王四年，周顯王派名叫“辰”的卿大夫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胙肉賜給秦惠文王，顯示了秦國勢力的強大。

當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官職為大良造、兼任庶長的執政（秦未置相，據張儀戈銘文，此處庶長應非爵位）名為“遊”代言秦君之命。

**具體內容是分封土地，****建立右庶長“歜”（陳直先生考證此人應為秦昭王時為相的壽燭，燭字繁體為“燭”）的宗邑，**也就是世襲封地，位置在酆邱至潏水之間。

在山水範圍之外，又特別指出了位置，即“桑□（埻）之封以東，北到桑匽（堰）之封”，“封”其實就是封地的田界，在西周晚期的夨人盤（又稱散氏盤）的銘文中，就是以樹、河、道路等物為基礎標誌，然後再立“封”以為田界，在金文裏還有“疆”（埒）也是田界的意思。

這裏的“桑□（埻）”、“桑匽”，具體所指今天已經難以復原，不過為地名並無異議，而且和當地種植桑樹有關，他們和酆邱、潏水共同構成四面的座標點。

相對而言，“一里廿輯”的解釋分歧就很大了，有觀點認為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外另加二十家，總共四十五家人；另一種意見認為是長度單位，也就是一里地外加“二十輯”，不過“輯”的説法就多了，通“聚”也就是村落；通“雉”（城牆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通“楫”，也就是一里內種樹二十處。

至於其他的，則是公文格式的相關官吏的署名，不算重點，重點是這份瓦書體現了“分封制”並沒有隨着商鞅變法而消失，而“瓦書”展示的細節表明，秦國對“右庶長”這種軍功爵的分封並非“只食租税”的虛封，而是傳之子孫的“裂土實封”。

秦國軍功授爵制下的“右庶長”仍受封“宗邑”，而非《二年律令》中規定的“右庶長”授田76頃以及“減等繼承”，説明哪怕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舊血統貴族的土地產權，除非犯法奪爵，否則在法理層面仍是長期穩定的。

事實上，秦國不僅“右庶長”有“宗邑”，也就是“封邑”，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記載的司法案例表明，五大夫爵一樣有自己的“封邑”：

**某裏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毆（也）。

這個案子本身不需細説，重點是其間的角色，五大夫是爵位，甲是五大夫乙的“家吏”，按照《史記索隱》的註釋，“列侯稱‘家’也”，《漢書·公卿百官表》則説，“列侯所食縣為侯國”，其家臣也稱“家吏”，這就説明，“家吏”不是誰家都能有的，起碼你家裏得有個“封國”或“封邑”才行。

這兩條出土材料，完全印證了《商君書·境內篇》的記載，即“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税邑三百家。”

在《漢書·高帝紀》中的“高帝五年詔”中劉邦也説：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七大夫”即“公大夫”，在秦朝公大夫、公乘以上爵位都屬於高爵，可以和縣令、縣丞分庭抗禮，所以，劉邦也讓自己的公大夫以上爵“食邑”。

也就是説，劉邦的封爵待遇延續了商鞅舊制。

如果説，事實上的“食邑分封制”自第七等“公大夫爵”以上全部施行，那麼，所謂的郡縣制征服分封制又從何談起？

事實上，商鞅所創制的軍功授爵制，根本不足以撼動秦國的“分封制”土地佔有形態，那麼，它最大的價值，實際上一場對世卿世祿的“贖買”，是對關東六國早就啓動的“由爵本位到官本位”的歷史進程的複製。

四

必須指出的是，這場“贖買”並不是一蹴而就。

對照《商君書·境內篇》中的軍功爵制與《二年律令》中的爵名就會發現明顯的區別：

公士、上造、簪嫋、不更、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大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四更之缺名者）、大良造。（《商君書》）

公士、上造、簪嫋、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 （《二年律令》）

考察上面的整個變化，“士爵”四級沒有變化，“大夫爵”增加了一級——官大夫，“卿爵”增加了二級——少上造、駟車庶長，變更了二級——大上造（大良造）、大庶長（十一級變十八級）。

這種變化的實質上是位階體系的變革，即在某個等級“之上”增加新的等級，增加得越多，越説明這個在這個等級上等候晉升的候選人越多，而按舊例晉升，將會產生超越管理者成本底線的變化，進而衝擊整個體系的穩定。

具體來説，第五等“大夫”爵，也就是《商君書·境內》中説的“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大夫”，在商鞅變法後，既是爵名，也是官名，“為國治”，也就是“國大夫”，由此分化為“大夫”和“國大夫”兩個爵名，“國”在秦始皇統一後更名為“縣官”，或於此後更名為“官大夫”。

變法前後，秦國地峽民寡，整個疆域實際上自西向東的狹長條形，商鞅“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所以根本沒有設郡的必要，**直接以國尉、內史來統轄縣級單位即可。

這也就意味着，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多達近百的郡級二千石（郡守、郡尉）根本不存在，而統一後數量近千的縣級區劃，在這個時候只有31個，也就是説，秦漢官職體系中規模最大的六百石到二千石之間的地方官“中間層”是沒有的。

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與中原各國的卿、大夫治政一樣，採取庶長、大夫治政，基層區劃則是鄉、邑、聚，鄉和邑，都可能有“大夫”分封治理（此時大夫為封爵，世襲）或被秦國國君任命管理（此時大夫為職務，不世襲），在朝廷之上，也有“大夫”身份的朝官，比如“上大夫”、“下大夫”。

在設縣之後，以令、丞、尉治政，各色“大夫”沒有業務可幹，必然要打包下野，轉為“爵位”，參考“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的説法，實際上第五等“大夫”爵是作為縣尉和國治（國大夫）的人才儲備，或者説“候選人”。

而“候選人”是沒有封邑的，只有立了軍功之後，才能升爵至“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即享受封邑待遇的“大夫爵”。

換句話説，商鞅在改革之後，給原有的中層幹部“留了出路”。

左、右庶長僅在“大夫”等級之上，結合《商君書·境內篇》的記載，實際上是“卿爵”的門檻，所謂**“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為大庶長”，等於是在世襲卿爵之外，最大規模，也是最重要的卿爵人才輸入渠道，甚至可以説，靠着高官顯爵吸引來的客卿正是秦國霸業的基石****：**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史記·張儀列傳》）

魏厓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史記·穰侯列傳》）

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説之，拜為客卿。……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史記·秦本紀》）

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齊，取剛、壽，予穰侯。（《史記·秦本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史記·秦本紀》）

秦王拜斯為客卿。（《史記·李斯列傳》）

張儀，由客卿而為相；壽燭由客卿而為相；范雎由客卿而為相；蔡澤由客卿而為相；李斯由客卿而為廷尉，這是以職務變化論。

胡陽由客卿而升爵中更；錯由客卿而升爵左更。

另有壽燭或為“秦宗邑瓦書”中的“右庶長”，蔡澤免相後仍號“綱成君”，説明皆有封邑。

也就是説，“客卿”應該是列國遊士入秦後一個等待任用的“坎兒”，立功後轉為“正卿（左、右庶長、大庶長、四更），這也符合秦國舊官制以“庶長”等同於關東列國的“卿士”執政的傳統，再給予對應級別的封邑，如左更錯、中更胡陽。

其中的佼佼者會在拜相主掌國柄後，獲得更高等級的****封邑，比如張儀，“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功勞特別大的，才會封侯，如范雎封應侯。

卿爵中更尊崇的“四更”，應結合《漢書·公卿百官表》記載考慮：

前後左右將軍，皆週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

事實上，無論秦漢，有記載的爵名只有“左更、中更、右更”三個，“四更”就實在讓人不明所以了，正好有這四個“位上卿”，且在庶長之上的爵名，應有一定的關聯。

至於“四更”之上的“大良造”，在商鞅變法後一直到秦國置相，屬於事實上的“執政官”，之後才變成了爵名，一直到秦昭王時，白起還曾任大良造，説明此時爵制還沒有進化到“少上造”、“大上造”的時代，這個進程應該要到秦始皇一統天下前後才完成。

大良造分化為“少上造”和“大上造”，大庶長升級後分化為“駟車庶長”、“大庶長”，實質上擴大了自“世襲起家卿爵”到最高級“列侯”之間的級差。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於****秦國、秦朝爵位系統的制度安排的“最大受力點”並不在底層，而在上層，頻繁的戰爭以及秦朝的“高勝率”，讓將軍們很容易獲得新爵位，這個難度，遠比普通百姓通過斬首封爵小得多。

畢竟《商君書·境內篇》裏寫到一場集體“盈論”的戰爭，“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雖然像白起、王翦這樣的名將，從“左庶長”起家，贏個3仗也就夠封侯了，但是秦昭襄王時代之後的戰爭，仍是以小仗為主，這套體系對於普通的將軍而言還是很有價值的。

更重要的是，新增爵級，本質上就是壓低舊的“世襲爵位”，商鞅變法之前的舊貴族，最高的爵位也只能是左、右庶長，因為更高級的爵位在之前還不存在，保留他們的封爵和宗邑，也只能到這兩級，而除了封君的樗裏疾之外，其他的領兵“庶長”還躍進不到“大良造”。

​五

商鞅變法的時代，為了塑造官僚組織的新權威，“大良造”位在諸庶長之上，等到“大良造”和“庶長”作為實權官職消失後，“駟車庶長”和“大庶長”反倒凌駕於“大上造”（原大良造）之上。

這個變化的過程，看似是由“官名”到“爵名”，其實是舊的“官爵合一體系”到新的“官爵分離體系”，實質上是“職權”的轉移，把權力從舊的以“庶長”為首的血統貴族組織手中， 轉交到新的以“相邦”為首的官僚組織手中。

根據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張儀戈”銘文：

（正面） 王四年，相邦張義、庶長□操之造□界戟，□[工師]，賤，工卯。（背面）錫。

相邦是職位，庶長仍為並列的職位，説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時，庶長職位仍舊存在，並未完全轉換為爵位名稱，其地位僅次於相邦，更是體現了秦國舊官制的頑強存在。

在《史記·秦本紀》和《史記·六國年表》也有證據：

（秦惠文王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史記·六國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裏疾****）圍我焦、曲沃。（《史記·六國年表》）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秦昭襄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後皆不得良死。

（秦昭襄王）六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

這之中，身份最明確的人是庶長疾，即樗裏疾，見《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

**秦惠王八年，爵樗裏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裏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裏子，號為嚴君。

把《秦本紀》和《樗裏子甘茂列傳》對照着看，就能發現，問題。**起家爵位為右更的樗裏子，打了二十年仗，斬首十幾萬，一直稱“庶長疾”，**可見“庶長”二字根本不是指具體的爵位，比如左、右庶長、大庶長（都在右更之下）等等。

那麼，“庶長”代表的只能是最高軍職，從斬首的規模來看，“庶長”統兵絕對要超過10萬人，甚至不是方面將領的名稱，而是“大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紀》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後，即再不見以“庶長”名分出徵的記錄，而只有“將”或者“為將軍”，或以具體的爵位稱之，如中更胡陽、五大夫陵、武安君白起等。

也就是説，無論是上述哪種判斷為實，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後，秦國的“庶長制”終於被清理出了歷史舞台，徹底成為沒有實際權力的“爵名”，而替代他們的，應該就是“將軍”職位。

之所以這個變革發生在此時，一個重要的偶然因素應該是“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以宣太后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國國政，一次性將秦惠文王時代留存下來的封君貴族盪滌大半，**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在此之後，秦國政壇再也沒有“庶長疾”、“庶長壯”這樣的直系宗室子弟擔當軍政首腦的角色。

自此之後，至少到秦王政的時代，軍功授爵制度的變化並不大，《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裏寫道：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這段滅楚之前的小插曲，用字精當，王翦是“請”，對象是“美田、宅、園、池”，目的是“為子孫業”，同樣是自污，《史記·蕭相國世家》裏寫蕭何就是“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即“賤強買”，對象是“田、宅”，也就是説，王翦這個時代“請為子孫業”，也就是向秦王申請“分封”，除了田宅之外，還有園池（也就是封君的私奉養租税之入），屬於世襲永業，而非“授田”。

而蕭何再獲取田宅就可以“買”了，哪怕一字之差，就已經展示了秦、漢兩代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差別。

瞭解了上述信息，那麼，王翦所説的“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並非不得“分封封邑”，而是不得“裂土封侯”，可見，商鞅時代確立的“公大夫”以上爵位食邑的制度，在秦王政時代仍在執行，而劉邦所回憶的秦爵制，也表明秦始皇時代並沒有大的變化。

綜上所述，商鞅變法之後建立的軍功授爵體制，並非什麼“郡縣制”代替“分封制”，也不是什麼“封建制”代替“奴隸制”，其在權力運行中的邏輯下，是對保持着春秋時期軍政合一的世襲貴族政治的妥協和贖買，以及對於六國遊士一步登天慾望的誘引，而這套制度體系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對底層秦人“精神原子彈”的刺激，恰恰才是真的可以忽略不計。

詳情如何，敬請期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