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跪着”做出版，是為了讓讀書人挺直脊樑站着_風聞

作者 | 桑桑

來源 | 做書

文章為做書獨家稿件，經授權轉載

一位曾在商務當過練習生的年輕人，面對武昌起義的動盪局勢，他預料到，待一波政治大換血後，必然需要一套全新教材適應新時代，因為他始終堅信“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

商務為何不提前備好新教材？這個建議遭到了“商務元老”張元濟的拒絕。一旦被發現很容易就被戴上造反的高帽，他堅信不可做這麼冒險的事。

於是這位年輕人決定另起爐灶，湊來2.5萬元創辦了一家新出版社——中華書局。創始人正是陸費逵，那時他不過25歲。

陸費逵（1886-1941）

為什麼有些編輯被叫作好編輯或老編輯，而有些編輯被我們尊稱為出版家？在任何時代，編輯的視野能夠決定一家出版社的命運，甚至關乎它存續百年不倒。這是一種氣魄，也是一種氣節。

就像取名“中華”，是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也包含着培育共和國民的責任感。我們現在總是號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説多了反而覺得像玩笑話，卻忘記了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掐着五千多年來傳薪繼火孕育而成的文化血脈。

但如今的出版業，有幾家敢站出來拍着胸脯説擔得起這責任？

中華書局，在1958年改組成古籍出版社之前，懷着所謂家國理想的遠大抱負，在兵連禍結的動盪中竊火播光，野心和責任感並存，就是要做出版還要把錢掙得體面。

上海中華書局

那時商務印書館像火車頭衝在最前面，隻手遮天要當老大，灰撲撲的陰影壓下來全蓋在臉上，中華也從來不怕。陸費逵説自己從小“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不落人後的野心膨脹無度，豁出去拼了30年還是沒把商務比下去，最後不情不願成了第二。

但在他心裏自己從來不是第二，他讓比中華早了整整26年的商務都捏把汗，知道怕，知道戳了弱點也會痛，可以説商務和中華相愛相殺的那幾年是他們互相成就了對方，沒有中華也許就沒有今天的商務。

陸費逵樹立了一道豐碑，他就是要在唯利是圖的資本中沾染一身銅臭，又要投身文化理想的洪流前行，在商業和文化搖擺的天平上，當最難但最精準的砝碼。

所以這個窮酸又自討苦吃的“窮老闆”活該被一生“恥笑”，羅馬大道放着不走偏要荊棘叢裏過，像最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一樣把自己扎的血肉模糊，還被陳伯吹讚歎，要把他“知難而進、克服困難的這股創業精神”當成所有創業者的座右銘。

倒也沒錯，誰讓你非要做出版，還天天想着當老闆呢？

01

中華書局創立之緣起

1911年，隨着武昌起義炸開炮響，各地陷入混亂。那時陸費逵還在商務工作，很受張元濟重用，但想當老闆的野心蠢蠢欲動。他預料革命一旦成功，就需要一套適用共和政體的中小學教科書。

可當時誰敢賭“革命必成”？私下編教材，只要被發現就會被扣上反動嫌疑的大帽子，“樹大招風”的商務印書館更是不敢輕舉妄動。何況商務的領導張元濟做事謹慎，拒絕了這個“應預備一套適用於革命後之教科書”的建議。

陸費逵不一樣，他仗着自己不過是個小部長，不用擔出版社幾百人失業的壓力，在心裏一盤算，你商務人多勢眾不敢做，我為什麼不鑽空子搏一次出人頭地？他輕而易舉就召集起教育界大佬，由陳寅、戴克敦、沈頤等人牽頭，共20多人分工編寫，定稿後秘密排校，絲毫不敢走漏風聲。

到了1912年，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帝制訇然倒塌，民國政府拔地而起，五色旗迎風招搖，勝利的陣仗似乎來得措手不及，一則《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又砸過來，所有人都懵了：“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

以前費了半天勁編出來的教材統統不能用，大量“過時”教材積壓在印廠，開學在即，哪有時間重新編一套？連商務都不得已地自亂陣腳：“凡與滿清有關係者，悉數刪除，並於封面上特加訂正為中華民國字樣，先行出版，以應今年各校開學之用。”

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教科書》

陸費逵把機會攢在手裏，在人人苦於教材不合格之際，他像救世主般推出了秘密編寫的《中華教科書》。

這套教材不是東拼西湊像商務胡亂刪改能比的過，講共和講民主，簡直是為民國政府量身定製，中小學像撿到寶一樣紛紛採納，中華書局——這個1月1日剛在上海成立的“野雞出版社”佔盡天時地利，成功打下了教科書市場的半壁江山。

這場“教科書革命”，也成了民國出版史上的一段傳奇。

02

民國出版業相愛相殺第一CP

隨着《中華教科書》橫空出世，中華書局又甩出一篇《中華書局宣言書》，把商務驚到目瞪口呆。

這份宣言可以説是中華的創辦宗旨，它的厲害之處在於，“往者異族當國，政體專制，束縛抑壓，不遺餘力。教科書、圖書鈐制彌甚，自由真理、共和大義莫由灌輸”。

告示字字擲地，把矛頭指向商務那套曾經制霸了教材市場的《最新教科書》，雖然課本中沒有一句話宣傳帝制，但你沒有倡導自由、平等和真理，簡直相當於用精神強暴國民，在政治層面高低立判。

創辦宗旨《中華書局宣言書》

被掐住咽喉的商務印書館當然不會作罷，不就是編一套講民主共和的教科書嗎？才過了一個月，商務就在當時最大的報紙《申報》頭版上刊登了滿版廣告，只説了短短兩句：“民國紀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落成 大紀念 新編共和國教科書五折發賣。”好不低調！一個月就編出能和中華對抗的《共和國教科書》，只賣一半價格，連利潤空間都擠得一點不剩，擺明公開接受中華下的戰帖。

老大果然是老大，沒過多久，商務以“共和”命名出版的教材，論品種、數量都把中華狠狠踩在腳下。陸費逵剛當上中華老闆，從小就“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他心中“不甘久居人下”的不甘不是“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他要的是出人頭地。既然商務是第一，自己就不甘心只做第二。

陸費逵不免暗自嘀咕，教材只是打頭陣，要攻下商務這座大山，只能使出絕招——你商務出什麼，我中華就跟着出什麼。

商務的範圍很廣，教材、雜誌、辭書、古籍個個都是強項。教材先被比下去了，緊接着就是雜誌。商務有《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小説月報》，那中華就請梁啓超主編《大中華》，接着創辦《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説界》等“中華八大雜誌”。

這還沒完，商務有大部頭的看家工具書《辭源》，那中華就從書報雜誌中收錄《辭源》所有沒記載完全的新詞新語、小説戲曲中的古白話，在糾正前者的錯誤之餘，推出了釋義更豐富的大百科《辭海》，命名為“海”，中華駁雜的野心上下翻湧。

中華書局1936年版《辭海》

還有古籍，1919年商務引領了大規模翻印古籍的熱潮，拿宋、元、明刊本精工影印了4年的《四部叢刊》，中華絲毫不慌，你打着初刻本的旗號，既是長處也是弱點，那我就結合近代成果來一本更集大成者的《四部備要》，價格還便宜，出版後果然銷路通暢。

《四部備要》的成功讓張元濟坐不住了，他給商務北京分館的經理孫壯寫信：“近中華髮售《四部備要》，大張旗鼓，本館因重印《四部叢刊》，以相抵制，並擬將歷年預備之續集及古本《二十四史》陸續發行。諸費籌劃。”

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出版物比較

轉引自鄭逸梅《書報舊話》

你來我往的對手戲打得火熱，商務和中華誰都不肯示弱，相互擺出一副得饒人處就不饒人的冤家架勢。要比經營，中華就擴大規模，各省只要商務有分館，中華就設一分局。

但是中華畢竟沒有商務那種雄厚資本，眼巴巴望着商務的分館由總館下派經營，只好拉攏當地的名流士紳，一起出錢合資開分局，效果竟出奇得好。看到商務衡州的分館經營不當，中華就偷偷挖角全班人馬，逮着空就要籠絡分館員工，氣的商務幹跺腳，還能怎麼辦？連張元濟都念叨分館經理能力不足，自己手下管不好，在商務做了半天卻被拐走。

03

從做教材

到做國家命運的“史記”

中華在與商務“小打小鬧”的過程中，也迎來了自己20歲生日。又是送書券，又是開遊藝會，全國各地愛書人聚集於此。但此刻瀋陽的南滿鐵路被炸得粉碎，“九一八”事變爆發，中華書局在東北三省的分館相繼倒閉。

陸費逵二話不説就下令停止慶典：“敝公司創於1912年，今歲適逢二十週年紀念……茲因水災奇重，外侮侵凌，經董事會議決定停止舉行慶祝，除前已捐賑二千五百元，再撥慶祝經費二千五百元助賑。”不止捐款，9月26日在上海召開抗日救國大會，中華特地停業一天讓職工參加，國難當頭，商賈的蠅營狗苟全得讓邊。

上海抗日救國大會街頭

1932年，日軍的燃燒彈砸到上海，侵略的炮火燒到中華家門口，陸費逵睜着眼沒睡着，前途和生死不知道誰會先越過終點：“上月28日晚間聞槍炮聲，我徹夜未眠，懸想世界大勢，我國大局，我公司及同人前途。”

眼睜睜看着商務被當做靶子，商務的整棟廠區、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和研究所陷入火海，紙灰和遙遙雄心飄了一地。且不説商務怎麼熬過去，中華看到曾經的CP落得狼藉，實在忍不下這口氣，陸續出版了《淞滬御日戰史》《淞滬抗日戰事始末》，浴血奮戰的一萬多名將士不能白死，抗日曆史必須人盡皆知。

1933年，陸費逵在《新中華》創刊號上發表《備戰》一文，督促軍政界儘快備戰；“八一三”事變爆發後，中華接連出版《中日的舊恨與新仇》《淪陷後的上海》，儘管國民黨怕極了日漸濃厚的抗戰氣氛，加大圖書審查力度，但中華也沒有退卻，它代售的《武昌革命真史》還成了國民黨執政後查禁的第一本書。陸費逵不怕別人説他“在商不言商”，他骨子裏那點救國救民的靈魂，始終挺着中華在內憂外患的炮火中不敢倒下。

04

用印鈔“拯救”中華書局

抗戰爆發後，商務和中華早已轉移了陣地，大部分印鈔設備、物資和職工都轉移到了港廠，中華港廠的主要業務則是印鈔。

其實早在抗戰前，中華就有過業務轉型，在印刷上一舉站穩制高點。看到教材變成虧本買賣，陸費逵只能另找出路。他忽然想到，商務當初可是從名不見經傳的小印刷廠起家，於是就飛去日本考察印刷事業，開始注意到有價證券，也相當於今天的國債、支票。

陸費逵拉攏實業部長孔祥熙做中華董事長，成功拿下了國民政府的有價證券、小額鈔票的所有印刷業務。印鈔賺來的錢竟然佔總收入60%以上。

中華書局印刷廠

因此也有人説，“中華書局的‘繁榮’是畸形的，書籍出版部處於陪襯狀態”，賺的錢多有什麼用，光印鈔票也沒有文化產出。但開明書店創辦人章錫琛不這麼看，他反倒覺得中華重視印刷是明智之舉：“王雲五放棄印刷企業的失策……讓‘中華’不費力奪取了他們的地盤，眼看着‘中華’在出版業衰落時期專向印刷方面發展，把公債券和紙幣的印刷包攬到手，獲取大量利潤。”

陸費逵印鈔，為的是養活出版社，還保證出書質量。當時有些小出版社為了盈利，不惜用次一點的紙張，把書印的密密麻麻。而陸費逵深知，出版誨淫誨盜的書不亞於提刀殺人，殺的不止一人，殺完還不見血。陸費逵寧願拓寬業務轉向印刷也不印爛書，不屑發行下三濫的低級讀物，不昧着良心賺黑錢，這是他身為出版人最後的底線。

05

他“跪着”做出版

是為了讓讀書人學會站直

陸費逵比誰都知道書商不好當，在《書業商之修養》中寫：“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齷齪的。”自己也是讀書人嗜書如命，又得持籌握算假裝精明，見不得義和利相牴牾，只能給書明碼標價養活出版社。就像妓女賣身還想賺得體面，哪有那麼容易？

他是那個時代真正“言商仍向儒”的實幹家，有人罵他野心勃勃、忘恩負義，從商務出去心一橫非要跟老東家過不去，但沒人否認他“精明強幹，秉性剛強，大權獨攬，辦事有決斷，有魄力”，他就是有別人想都不敢想縱身枝頭當鳳凰的野心。

中華書局總公司舊址（原上海四馬路棋盤街）

他也吃過苦，1916年副局長沈知方挪用3萬元公款，湘局經理王衡甫挪用2萬元導致資金鍊斷裂，中華迎來了史上最艱難的“民六危機”，但他“抱定有始有終的宗旨，不肯中途離開”，兒子命都快保不住老父親當然一起扛，而且口頭禪永遠是“無論怎麼樣，我都忍耐得住”。

他根本算不上尋常的大資本家，拿的薪水完全沒有老闆該有的樣子，比編輯、印刷、發行三所所長的月薪都要低，股票分紅都是投了書局再生產，民六危機後更是主動自降工資，無怪乎人們喟嘆：“一手經營資本數百元，員工數千人之大企業者，亙三十年之久，而身後所遺，乃不如一尋常之商賈。”

其實他大可不必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掰着指頭過窮苦日子，有人聘請他到報館任主筆，請他到教育部、外交部工作，錢可以多到不愁吃穿，他自己卻説：“我有許多機會可以做別種商業和入政界，但我始終不為所動。”言辭間滿是自豪和篤定。

中華書局內景

你不能怪他傻，也不能嘲笑夢想不值一提，就像在這個把窮當原罪只笑貧不笑娼的年代，混不入流的圈子靠潛規則上位都沒人稀奇，但陸費逵就是想告訴所有人，他把出版作為畢生的職業志向，不是空口無憑説的玩笑話，他可以是精明能幹的生意人，也可以是不為生活所迫的“窮老闆”。錢不是不重要，是在國難面前不重要，在教育理想面前不重要，在情義道義面前不重要，在文化抱負和家國情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他就像一個時代的感召者，把教育理想和國勢盛衰牢牢勾連，在槍炮流彈中也不退卻半步，以筆為劍揮灑骨髓裏的赤子之心，用一生作賭注跳下出版業的懸崖還不留後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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