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學習_風聞

    有位朋友在國外定居，搞工科的，卻經常上網和我探討哲學、政治、歷史之類的話題。       

    前幾天，她談到了一個話題：      

 “我和有些人討論問題的時候，發現他們喜歡經常會把不同意義的詞句按照他們想當然的方式，看心情隨意組合，隨便用，然後最後講着講着發現他的意思又完全不一樣了，完全詞不達意。跟這種人講話，真是糟心啊！”        

     我説：        

  “這些人講話出現你所説的隨意使用語詞和概念，然後意思突然改變的情況，一般有兩種原因：第一，他可能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同一律要求，同一個概念在同一思維過程中，應該保持同一個意思，否則會導致話題轉移或者論證無效。比如我們學校有一次辯論賽我當評委，而這次的辯題是“勞心者對社會的貢獻大，還是勞力者對社會的貢獻大？” 那麼主張勞力者的貢獻大的那方就舉例説：許多非常重要的技術發明，比如種植水稻啊、造紙啊、鍊鐵啊，都不是專門的知識分子、科學家做出來的，而是勞力者在生產實踐中做出來的。那你猜主張勞心者那方怎麼反駁的？”      

   “她們怎麼説呢？”   

   “她們啊，居然説：這些發明造紙鍊鐵的人，既然在做事的時候動了腦子想了問題，那他們就是勞心者。言外之意就是：他們的這些貢獻還是勞心者的貢獻。所以你看，這就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因為這個辯題顯然要求，社會上既存在着勞心者，也存在着勞力者，勞心者以勞心為主，勞力者以勞力為主，然後我們再來辯論誰貢獻大——而這是他們自己的一辯在解釋本方立場的時候也承認的——可是按照他們在反駁對方舉證時的説法，只要工作時動腦子就是勞心者，那麼，即使是勞力者，他工作時也不是無意識的，也是要動腦子的，那豈不是所有的勞動者都是勞心者，而沒有勞力者了？所以這裏他們就是自己篡改了自己的概念定義，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當然了，也違反了辯題本身的要求：比如我們辯論中國比美國好還是美國比中國好，你的立場是美國比中國好，但理由卻是：其實中國根本不存在。那你這就並沒有論證美國比中國好，而是直接砸了雙方的場子，等於讓辯題作廢了。但是，平時説話，有些人為了和別人抬槓，往往就喜歡這麼來，習慣了之後，就把這種做法也帶到正式場合比如辯論賽上，那就造成一種前言不搭後語甚至自相矛盾的混亂的論述了。”       

  “那還有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其實沒有違反同一律，但是他對某些概念實際上下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定義，但又沒有明確説明。然後他在論證中一直是使用這個非常尋常的定義，但是你沒有意識到，還想當然地以為他這個概念就是大家約定俗成耳熟能詳的那個意思。那麼這個時候，他自己的概念倒是前後一致的，沒有違反同一律，換言之，矛盾不是發生在他自己對同一概念的兩番定義之間，而是發生在你預想的他的定義和他實際的定義之間。

    比如他説：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宗教。你以共產黨員不相信神明為理由反駁了半天，卻突然發現，原來他是對宗教作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定義：在他看來，所有終極性的信仰都是宗教。這個定義，顯然和我們認為宗教必須是有神論的信仰這個通常約定俗成的定義不同。

   又比如他跟你説：毛澤東是不喜歡上學的人，是被他父親逼得上了一師。你又反駁説：奇談怪論！毛澤東那麼好學的人，怎麼會不喜歡上學呢？結果弄了半天你才明白，他説的“不喜歡上學”，是説毛澤東不喜歡呆在那些層次太低滿足不了他求知慾的學校，但一時又沒有找到好學校，所以曾經退學在省立圖書館自修了半年。所以他所説的“不喜歡上學”根本就不是你想的也是大家約定俗成的那個“厭學”的意思，你反駁了半天等於白搭，而且很可能你壓根和他就沒有不同見解，因為你們其實都是認為毛澤東很好學，而且不喜歡受無理的拘束。

   尤其現在，有些網絡媒體為了賺點擊率，總是利用這種“不同尋常的定義”搞些低級趣味的噱頭，比如刊登一篇回憶某個名人生平的文章，他偏偏要來個標題“某某名人身邊的女人回憶某某名人”，大家一看“某某名人身邊的女人”，還以為這個名人有什麼桃色新聞，結果一讀，這個所謂名人身邊的女人，就是他家的保姆啊、護士啊、普通下屬或親友之類，整篇文章三觀正得不能再正了，卻偏偏頂着那麼一塊歪門邪道的招牌。”     

  “對！現在網絡上的確充斥着這類語言和邏輯。看來無形中很多人都受了影響。”    

  “是的。所以要把問題有效地討論起來，一是要遵守形式邏輯的同一律，自己不要和自己打架，因為你自己和自己打架的話，就等於你好像人格分裂了，有好幾個不同的你，人家就不知道到底是在和哪一個你討論問題了，這當然就混亂了；二是假如你對某個概念使用了和約定俗成的定義迥然不同的定義，那你一定要預先説明，否則討論了半天根本爭不到點子上，也容易失去意義。”    

  “是的。有些人討論問題，就喜歡不按常理出牌，結果不但繞暈了別人，恐怕自己都繞暈了。” 

  “對啊。其實你所説的常理，或者説常識，以及普通人約定俗成的習慣，大家默認的意義，很多時候是我們討論和分析問題的時必須接受的背景，不應隨意地懷疑或否定。西方的有些哲學家，比如後期的維特根斯坦，就非常注意這一點，認為面對很多無意義的懷疑，我們並不是用證據去直接反駁，而是要求那個懷疑者回到常識，回到大家都接受的某些慣例。今天不講維特根斯坦——不過，你記得一部香港警匪片《法證先鋒》嗎？裏面有個案例很能説明問題。”     

 “哈哈。你居然看《法證先鋒》這種片子還思考其中的內容？我可是和吃瓜羣眾一樣，看個熱鬧，看過就忘了。而且這麼久了，兄台你饒了我吧，直接講吧！”     

 “看電視也是個學習啊，特別是偵探片，都是有智力含量的嘛，”我為自己解嘲幾句，就説道：

     “裏面有一集，就是有個女孩在酒店裏的牀上被灌了大量軟性毒品死了。後來法證的布國棟警官查到：

  1. 有人目擊有個富家子在酒店房間裏把一個軟性毒品的藥瓶強塞到死者口裏；

  2.藥瓶有富家子的指紋和死者的牙印。

   警方當然控告富家子殺人，恰巧布警官的夫人周小姐就是富家子的辯護律師。她非常聰明，在法庭上裝作無意的樣子，拿着一個紙杯仰頭往自己嘴裏倒，然後問布警官：剛才我在幹什麼？布警官説：你在喝水。

    然而，律師向法庭展示，她的杯子其實是空的。然後律師説：可見，警方只能證明我當事人把藥瓶塞進死者口中，證明不了我當事人給死者灌藥，請問布警官同意這點嗎？ 

    接着，布警官作了一個讓我印象極為深刻的反駁，他説：  

     我不同意。香港法律的基礎是普通法，普通法是普通人的法律。它承認規則的客觀性，承認大多數人不成文的做法，也就是承認大多數人普通人的經驗、常識、慣例的作用。習慣、對錯、黑白，是普通法法律的基礎。一個行為的意義如此，不僅是我個人的估計，而是來自普通法的基礎，也就是大多數人的正常做法。被告把藥瓶塞入死者口腔，其行為意義，就是逼迫死者吞服藥瓶裏的軟性毒品氯胺酮。      周律師，你剛才將杯子放到嘴邊，頭微微仰起，喉部有吞嚥動作，這一整個過程，在正常合理情況之下，杯中一定有水或是其它飲料，普通人才會做出喝水的動作。當然，有人拿起空杯子裝喝水，這是因為他們他們是演員在演戲——但在本案中，明顯不存在這種情況。所以，你剛才這樣做的意義，是在刻意製造一個貌似合理，但其實是異於常人的理解和做法的假象，是企圖推翻事實的真相。憑我基於普通法法例的基礎而作出的專業判斷，被告把裝有氯胺酮的藥瓶強塞進死者嘴裏逼其吞服導致受害人死亡，這絕對是最接近事實的正確判斷。反之，如果我們離開了一般常識或普通人正常做法這個基本前提，那麼任何證據、證物，都會變得毫無意義。——沒問題了吧，周律師？” 

        

      學習有很多形式：讀書是學習；聽老師講課是學習；進行社會實踐，是學習；與人討論切磋，是學習；上網瀏覽是學習；甚至觀看影視劇，除了娛樂，其實也是學習。——如上所述，觀看警匪片尚且可以學到邏輯推理、心理分析、法律知識、辯論技巧之類的有價值的東西，何況觀看其它更有內涵的影視作品呢？

        這個道理，實在很普通、很簡單：     

      每個中國老百姓都知道“寓教於樂”這四個字；而魯迅等文學家早就指出過，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歷史知識、道德觀念，大多倒不是得自於高文典冊的經書或史書，而是來自於小説，或者不如説來自小説改編的評書、戲文之類的表演藝術作品（因為自古以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百姓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而且即使識字的老百姓，恐怕大多數也更愛聽書看戲，而不是正襟危坐地去聽夫子論道吧）。

      何況，即使是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偉人，也是如此：    

     當年，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期間，閒暇時間就要工作人員給他放映《彼得大帝》、《拿破崙》、《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歷史傳記故事片，藉以瞭解蘇聯和世界各國的歷史。       

     斯大林聽説後，對身邊工作人員感嘆道：        

  “毛澤東真聰明！看歷史影片，是瞭解歷史最直觀，最有效的方法。”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我給同學們放映了影片《孫中山》。但我覺得，有些同學似乎還沒有認識到：觀看電影、電視，其實也可以是一種學習，而且是一種有獨特優勢的、非常好的學習。    

    特別像《孫中山》這樣的經典的歷史故事片，是製作於30年前影視界還並沒有被稱作“娛樂界”的時候，劇本都是精心撰寫，情節於史有據，剪裁考究，人物塑造厚重而生動，鏡頭語言運用精緻考究，和現在的某些用明星臉串糖葫蘆炒作出來的“歷史大片”（當然，這裏是説“某些”，並不是説現在的歷史影視劇都不好）不可同日而語：      

    比如我上課時給大家分析過的，該劇的上集中選取了孫中山領導發動的四次起義來表現辛亥革命的歷程，除了極為生動感人地表了現孫中山矢志不渝，屢敗屢戰的革命精神，其實也是從四個側面在解析辛亥革命的教訓：       

   第一次廣州起義，敗於組織不嚴，走漏風聲，結果胎死腹中，沒有真正發動即被破獲；      

    第二次惠州起義，直接利用三合會之類的“反清復明”的舊式會黨力量而不加改造，終致失敗；  

    第三次鎮南關起義，依靠外力和少數精英，儘管孫中山親自上陣，但最後激戰數日，不支撤退；  

    第四次廣州黃花崗起義，步調不一，時機不當，一場計劃攻佔廣東省城的大起義，最後成了黃興率領百餘名沒有什麼軍事經驗的敢死隊員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       

    這就係統反映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在組織形式（鬆散的革命同盟）、依靠力量（少數精英加上利用個人關係動員甚至用金錢僱傭的舊式會黨）、指揮協調和戰略戰術這幾方面的根本侷限性。     ——這些，只要觀影的時候稍加留意和分析，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此外，比如孫中山的扮演者劉文治，從扮相到氣質乃至舉止、聲音，都與影像資料中的孫中山原貌原聲酷似，只是普通話講得比孫中山本人好些。這不知道他是下了多少工夫閲讀資料，揣摩角色！   

     而現在有些在歷史劇中露臉的油頭粉面的“明星”們呢？演來演去，不是演角色，演歷史，都是演自己，演八卦，生怕人家認不出自己的臉孔，聽説有的甚至不懂裝懂，逼着編劇改戲，好讓自己更“出彩”。      

    很多人不喜歡看現在某些炒作出來的胡拼亂湊的沒有內涵和營養的“大片”，是完全正當的。但同時，他們可能又不自覺地受了這些東西的影響，不能沉下心去看那些需要細細咀嚼、回味甚至需要反覆琢磨的真正的好作品了。       

    有人可能説，我看電影電視，就是圖個樂，不願意想太多。       但其實，即使從“樂”的角度來説，那種不作任何分析思考的“就是圖個樂”的“傻樂”，往往也是極為單調和乏味的。如果只有這樣的“傻樂”，最後的結果，往往傻是傻了，但卻沒有真樂。      

     有內涵和質感的東西，以及那種有思想沉澱在其中的，因而開始似乎有點疏離，有點淡然，有點困惑，有點艱澀乃至有點掙扎的欣賞過程，才能帶來更立體、更豐富、更有韻味和穿透力的愉悦，如倒啖甘蔗，如細品香茗，如慢斟醇酒，如覽雲中月影，遊曲徑花陰。        

    何況，這其中有多少品格的薰陶和心智的成長——在讓自己真正快樂的同時，獲取了那麼多的精神財富，即使用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算計”，也是一件多麼有效率，多麼划算的事情。      

     有人問：連娛樂也想到學習，不累嗎？      

    其實，第一，我並不是説所有的娛樂都得是學習，而是説，所有的娛樂不應該都是“傻樂”，有時候娛樂應該有更多的內涵——“傻樂”誰都會，但寓教於樂，寓學於樂，不是誰都會，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和學習； 

      第二，最重要的是，早就有心理學家指出過：過度的放鬆，並不使我們愉快，只是使我們無聊，而無聊的人更容易感到疲倦、沮喪和不快；       

     人的精力、腦力，就是要運用，並且是自由地、有效率地採取多種形式交替地運用，才最能讓我們愉快。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作為“自由人聯合體”而出現的共產主義社會里，“勞動會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一個重要理由也就在於此：       

    一旦人擺脱了剝削和壓迫，不再奴隸般地服從分工，並且是為自己的真正利益而自由地思想和勞動，那麼他的腦力和體力的充分和豐富的發展和運用，本身就會是他的快樂感和幸福感的最重要的來源。        這就是一種能夠把真善美協調統一起來的，積極、健全、快樂的全新的人。        

   而我們就走在為塑造這樣能夠領略大美大樂的新人而創造條件的道路上。       

    ——所以我一直認為，馬克思主義，不但是社會的真理， 也是人生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