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的事兒，怨不着共產國際_風聞

有一件事情必須要明確，請求共產國際援助物資，那是在求人，施援方和被援方的關係就決定了這事兒肯定是一種主動和被動的關係，主導權基本上是由施援方決定的。

共產國際開始決定從外蒙方向提供援助，交貨地點經雙方蹉商後先定在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同時也表示“中國紅軍不能向新疆方向前進，以免脱離中國的主要地區”。這個態度與中共中央在毛爾蓋會議確定的“黃河以東戰略”相當相近和相當吻合的：民族革命鬥爭的熱點和售焦點地區是在東而不是在西，共產黨人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重大歷史關頭，應該勇敢地迎接歷史大潮，把握歷史機遇，自覺地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領導羣眾，組織羣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同時，擺脱自身的生存危機！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是符合中國革命的大局，沒有任何可以指責之處。

後來，因綏遠抗戰的發生，蘇聯方面考慮到從外蒙施援的路線容易受到綏遠戰事擴大後日偽勢力的威脅，同時也顧慮這種威脅有可能觸發日蘇之間的衝突，影響蘇聯方面專注於西方的總戰略佈局，從而將施援方向改作新疆方向。這從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上來説，也是無可非議的。從中共方面來説，這個改變雖然與中共的戰略方向相悖，但也無法改變——這是在求人，由得了人，卻由不了已。

在共產國際對施援方向作出改變之前，紅四方面軍主力已經西渡黃河。但張國燾目的是“借船出海”，打着寧夏戰役的名頭蠱惑紅四方面軍主力甚至全軍西渡黃河，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後，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卻並不想按計劃去定遠營接受物資，而是將行動方向左旋90渡，要向涼州方向前進——這是他們早就看好的地方。共產國際改變施援方向，正好也給了他們西向之意的一個由頭！這個問題，無論是張國燾，還是徐向前，也是承認的。徐向前本人在改革開放後西路軍翻案風潮初起之時，在與黨史學者廖蓋隆的談話中，也毫不隱諱説明了這個問題。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之初，對奪取涼州建立根據地信心滿滿。中央授予西路軍名義後，也是表求建立根據地和接收物資兩個任務要一肩挑！但當國民黨中央軍毛炳文部渡河追尾後，感到極大的壓力。向中央提出任務次序之詢，而中央回電説明：施援方改變施援方向後，物資準備需要時間，西路軍要繼續向西，必須把屁股坐下來建立和鞏固根據地，解決吃飯穿衣問題（這些問題當時的西路軍首長認為不成問題），“保護東邊迴旋餘地”，同時也通報了西去安西接受物資的路途情況。

為擺脱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後的河東危機，同時也為了替西路軍解除後顧之憂，中共中央率領河東紅軍主力取得了山城堡大捷，很快迫使已渡河追擊西路軍的國民黨中央軍毛炳文部掉頭東返。但西路軍主力並沒有藉機機緣拿下涼州，而是將主力擺在永昌與涼州之間，這説明，渡河後的情況並非他們事前想象和向中央打包票的那般樂觀，也銷磨他們此前滿滿的信心。

他們已經不打算在他們此前看好的涼州蹲下來了。

——請注意，從始至終，中央從沒有催促過他們儘快西去接收物資。

西路軍西進，是在明確知道了共產國際施援方向之後的行動，這個施援方向，再也沒有改變過！所以並不存在所謂“共產國際援助方向多變”的問題。至於物資到達時間，蘇聯也需要根據施援方向的改變作出調查進行準備，這個問題中央也是明確告知了西路軍首長的：幾個月之內不要指望！物資到達中蘇邊境霍爾果斯口岸後，要運到安西也有幾千里路程，安西也在馬家軍攻擊範圍之內。如果西路軍只能在到達安西之後，施援方才敢發貨！如果西路軍到不了安西，施援方是不可能把物資到高台、臨澤來的！而西路軍走到高台、臨澤，是自己發現走不動從而停下來的，並不是《歷史的回顧》所言的：他們正興沖沖地西進，中央突然電令他們停下來的！這個嘛，有當年的歷史文電為證——而且是多年後翻案方提供的。

所以，這個失敗的責任，怨天怨地，只能怨自己，怨不着共產國際！也怨不着中共中央！